大米饭的故事

徐天安

在这物资极其丰富的年代，亲友聚会或喜事庆典聚餐，不少人往往在酒醉菜饱之后不思吃饭，甚至有些酒席上根本就没准备米饭。可对于我来说，“世间万物米最珍”，大米饭永远是那么香甜可口。

我的故乡在赣鄂两省交界的大山深处，那里山高水冷，土地贫瘠，水田极少，而且产量很低，那时每亩田只能收100公斤左右稻谷。我出生于50年代，童年时期，家里人口多，负担重，粮食紧缺，吃的粮食几乎全是红薯和玉米，甚至这些都还不够吃。对于我们山岭上的人来说，大米饭就是稀奇的食物，只有逢年过节一大家人才能饱吃一顿大米饭。平时，家里如果来了稀客，妈妈才会把珍藏得像宝贝似的一点大米拿出来用瓦罐煮成饭招待客人，而我们自已却照样吃着红薯或玉米粑。只有客人没吃完的饭，妈妈才会分给我们孩子吃。

 小时候，妈妈由于白天要忙着到山上干活，没时间在家照顾妹妹，就常常哄着我带妹，答应过几天煮大米饭给我吃。为了能吃到大米饭，我便尽职尽责地带妹妹。那时，在我心里，大米饭就是天底下最好吃的美食了。

1971年，我到溪口高中读书。从我家大源山到溪口中学有80多里山路，那时还没通车，80多里路全是步行。读高中就像是现在读大学一样，一去就是一个学期。这么远的路程，在校读书的粮食主要靠父亲从家挑玉米或干薯丝到港口粮站换大米指标，然后凭大米指标再到溪口粮站买米。但100斤玉米或干薯丝只能换60斤大米的指标，而且还限量换。因此，大米仍然比较金贵。我们在校读书好多时候都是蒸在家带去的玉米粉或干薯丝吃。即使蒸饭也不是净米饭，要加一半以上的薯丝在里面。有时星期天放假，老师的食堂里如果有剩饭，我们常常邀两到三位同学凑点米去和工友商量，把一碗蒸了两次的饭用米换来大家分了当零食吃。虽然没有菜，但饭在蒸笼里一直保持着热量，当我们把它端出蒸笼后，那种米饭的气味闻起来真香！不大一会，几个人就狼吞虎咽地就把饭分着吃光了，碗里几乎不会留下一颗饭粒。那种香喷喷的滋味会让我们回味好一阵子。

1976年上半年，我在本村的三联小学教书。从家到学校大约六七里路，每天中午只能在校搭中餐。那时，我们家乡大米依然缺乏。每年所吃的大米绝大部分都是靠回供粮。由于离校比较近，所以，到农历的二、三月份，还常常带红薯到学校蒸着吃。我们家乡都是把薯窖挖在自家房子里的地底下，因为是山上，不会进水，所以保鲜的时间比较长。这个时候的鲜薯很好吃。有一种“南瓜薯”，皮薄肉嫩格外甜。但我们当地人吃得太多了，也还是吃腻了。心里面总是向往着大米饭。恰好湖北省通城县麦市有几个在我们那里搞副业的人也在我校搭中餐。物为稀为贵，由于他们长期吃大米饭，每餐看到我蒸的南瓜薯就“抢”着吃，而把他们蒸的米饭留给了我。并且还边吃边说：“山里人由于吃得薯多无论男女都长得雪皮白肉的，很漂亮。”我正巴不得他们用饭换我的薯吃呢！当时感觉真的好像是从天上掉下了馅饼。用现在的话说叫做“双赢”吧！至今还记得当时我很风趣地回答他们：“人的皮肤和所吃食物的颜色是相反的。你们经常吃白米饭，所以皮肤长得黑，而我们吃的红薯和玉米都是深颜色的，所以皮肤才长得白。”当时在座的都大笑了起来。

记得在家乡三军庙教书时，一次，我端着一碗白米饭对在座的几位老师说：“人生在世，如果每餐都能有一碗这样的白米饭吃，那是多么幸福的事啊！”

如今人们的生活富裕了，我也早已实现了每餐都能吃到大米饭的愿望。特别是应该感谢袁隆平院士精心培育的杂交水稻良种，使我国的杂交水稻大面积亩产已达到900多公斤的高产，据说在云南等地还创下过小面积亩产1200公斤的历史记录。人们早已不再把大米饭看作是稀物了。但每当想起那些往事来，我就感到大米饭的滋味更加香甜可口。我也更加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