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长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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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怀旧心理的指引，也许是文学情怀的复苏，我最近读了一些年轻时候读过的文学名著。当再读《人生》的时候，感觉与第一次阅读所产生的共鸣有明显的差异。我第一次读这部小说，是在吉林省农业学校上学的时候。那时候读后感觉，这是一个爱情故事，是个悲剧故事。曾经指责过高加林的忘恩负义、移情别恋和脚踏两只船，也同情过刘巧珍的痴情和悲惨遭遇。强烈地感到，这部小说是对社会转型期的人们，特别是青年人关于爱情、事业和生活的积极探索和深度思考。
《人生》是路遥创作的第一部经典长篇小说，原载《收获》1982年第三期，获得1981—1982年度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这部小说的发表和获奖，标志着路遥的文学之路开始步入巅峰，也奠定了他在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这部小说的时代背景，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陕北，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或称为新时期初始。作为主要矛盾的阶级斗争被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所取代。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户家庭有了自己能够支配的剩余农产品，使农业商品交换成为可能，同时国家也恢复了农产品集市贸易。这样，商品经济的逐渐活跃沟通了农村和城市两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单元。具有现代文明的城市越来越对曾经困守在土地上的农民产生出强烈的诱惑，特别是在农村青年心中引起巨大的骚动。他们开始对自己的生产生活及周围的世界作重新审视，并大胆向往和追求城市的工作生活方式。
这部小说以改革初期陕北高原的城乡生活为时空背景，成功地塑造了高加林、刘巧珍和黄亚萍等青年形象，叙述了以高中毕业生高加林从回乡务农，离乡进城，再回乡务农为事业主线，以高加林同农村姑娘刘巧珍、城市姑娘黄亚萍之间的感情纠葛为爱情主线，两条主线时而矛盾，时而契合，最终导致高加林事业和爱情的双重悲剧的故事。
高加林高中毕业后，回到本大队当上了小学的民办教师。这个既能体现他的才能又充满希望的职业，使他很满足。好景不长，他被有权有势的大队书记高明楼的儿子顶掉了，重新回到生产队务农。正当他失意无奈，甚至有些绝望的时候，美丽善良的本队姑娘刘巧珍闯进了他的生活。刘巧珍虽然没有文化，但是却质朴纯真地爱上了高加林这个"文化人"，以那种充满激情而又切实有效的作法表达出来。爱情的力量，使高加林安于现状，积极主动参加生产劳动，连进城掏粪的活都能够接受。他试图改变家乡的贫困落后面貌，一度成为高明楼心中的潜在对手。
高加林叔叔的出现，给高加林的事业带来新的机遇。通过“走后门”，高加林被招工到煤矿，调任当上了县委通讯员。他非常珍惜这个职业，并且很勤奋地干着，干得很出色。他贪黑撰写的抗洪前线的报道，被领导一字不改地送到县广播站播发，刚好播音员是他的高中同学黄亚萍。与巧珍相比，黄亚萍无疑是位现代女性，她开朗活泼，却又任性专横。她对高加林的爱炽烈大胆，又有一种征服欲望。高加林的确与她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他们有相同的知识背景，又有许多感兴趣的话题。当他们俩口若悬河地侃侃而谈时，高加林已经进入一种艰难的选择之中。当高加林隐隐地有了这种想法时，他的念头很快便被另一种感情压下去了，他想起了刘巧珍那亲切可爱的脸庞，想起了刘巧珍那种无私而温柔的爱。在经过反复考虑后，他接受了黄亚萍的爱，可同时意味着这种选择会无情地伤害刘巧珍。当他委婉地对刘巧珍表达了他的这种选择后，刘巧珍含泪接受了，但她却并没有过多地责怪高加林，反而更担心高加林以后的生活。
高加林通过关系来到城内工作这件事，终于被黄亚萍前男友的母亲告发了，他被退回原单位。当他带着理想抱负如同过眼云烟失去的遗憾，灰头土脸地出现在家乡人面前的时候，家乡人给他的不是嘲笑，而是各种安慰的话语。他感动得不知说什么了，只是拿出他随身带着的烟散给乡亲们。此时刘巧珍已嫁人，即便如此，刘巧珍依然去求她姐姐的公公、村支书高明楼，求他给高加林安排去教学。德顺爷爷感慨地说道："多好的娃娃啊！"此时的高加林已经泣不成声，趴在热情的乡土上大声痛哭......
如果说第一次读这部小说的思想感情共鸣是强烈的，那么再读这部小说所产生的思想感情共鸣就是深沉的。这种深沉是对原有思想感情共鸣的修正、完善和深化，是回顾和总结式的飞跃。这部小说不仅是写高加林的事业、写高加林同刘巧珍、黄亚萍的爱情，而且通过刻画从农村到县城形形色色的人物，包括为人正直、勇于担当的人民公仆，投机专营、趋炎附势的势力小人，还有克南妈式的小市民心理、黄亚萍式的极端利已主义、张克南式的人格萎缩，实际上是在引导我们去体验隐藏在以德顺爷爷为代表的广大乡亲身上的，纯朴善良的伟大情感和优良品德，肯定在以传统美德为行为准则下的不断进取的追求意识和奋斗精神。
这部小说艺术地反映了新时期解放思想过程中人们的思想变化实际情况，契合了多数人的生活需求，发出了时代呼唤，印证了人民心声。这部小说没有为当代农村青年指出一条铺满鲜花的人生坦途，也没有描绘一个令人神往的灿烂前景，更不是励志或展示出人生荆棘丛生的坎坷之路。这部小说把命运与选择摆上了突出位置，让青年人在机遇和挑战面前，做出人生的抉择。而且把这种抉择放在两难境地里，放在似是而非的“走后门”境地里，放在人生起步关键阶段的复杂环境里，种种充满不确定性的安排，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不确定性的缩影。
这部小说尽管写的是悲剧结尾，但在整个故事进程中却充满喜剧色彩。这种喜剧色彩，显露着对变革现实的热烈期待和深情呼唤，揭示出在开放与固守的冲突中民族文化心理的演变。这无疑激发出读者对美好事业、美好爱情和美好生活的向往，并作为梦想去切实追求。然而悲剧的结尾，又对这种追求的结果进行了否定。这种感人肺腑的悲剧结尾，洋溢着浓厚的黄土气息，民族传统的道德观念、劳动人民的人格美以及人物身上潜在的传统关系，在悲催的事业和爱情中，显得那样的无能为力。让读者在痛惜后，痛定思痛地冷静思考，思考自己在改革大潮中的心理准备、胆识素养和人生规划，避免像高加林和刘巧珍那样的生活悲剧在自己身上重演。
这种矛盾的呈现，必然给读者带来思想感情的强烈而深刻共鸣，使读者结合自己的政治面貌和地位、经济实力、文化程度素养和社会关系等情况，积极探索和深刻思考自己的人生，思考人生中的职业事业、爱情婚姻和学习生活，在机遇和挑战到来的时候，得出各自不同的方向性大体结论。
我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经历，和路遥很相似。我生在农村，是吉林省东辽县足民乡强国村人。1981年考入吉林省农业学校，熟悉吉林市郊区九站的城镇生活，更熟悉家乡的农村生活。说实话，我的人生选择和追求，是有这部小说的启示的。当初我也认为，高加林离开农村，是对卑贱的农民职业的抗争。确实有很多人瞧不起农民，认为农民卑贱，但大多数农民却没有认为自己卑贱。路遥笔下的高加林也不认为农民卑贱，他不想当农民，主要是一种人往高处走的志向选择。现在我觉得，高加林离开农村，是好男儿志在四方的实现人生价值的大胆尝试。
当初我还认为，高加林走进县城，是对城乡二元结构的控诉。城乡二元结构，在公有制条件下，是必要的制度安排。试想，如果没有城市壁垒，那些在解放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建国后又身居要职的干部，很多人会把自己的七大姑八大姨，通过“走后门”的方式，安排到城市的委办局、学校、工厂商店等机关企事业单位。那样，城市早就会人满为患了，机关、企事业单位早就会人浮于事了。即使有城市壁垒，也出现了城市知识青年就业难问题，不得不上山下乡。
历史地看，城乡二元结构，并没有给农民和工人带来多大差异。农民在守望土地、喜获丰收的同时，要承受来自恶劣自然环境、封建陈规陋习和某些城市人高傲所带来的深重痛苦和屈辱。悲苦不仅来自物质层面，更主要来自个性压抑、理想受阻和精神苦闷。农民和工人的这些差异，是城市社会化大生产和乡村几乎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状态造成的。高加林等农村知识青年是要走出这种固守田园的藩篱，走向更广阔的城市天地，他们的家乡情结没有丧失。
读这部小说应当思考啥？我认为是对人生面临机遇和挑战时，对不确定性问题的思考，并做出自己的抉择。刘巧珍知道自己和高佳林能否结婚具有不确定性，她依然爱着高佳林。高佳林知道自己的通讯员职业能否长久具有不确定性，他依然认真干好这份工作。
我中专毕业后，分配到东辽县农业局蚕业站，一路走来，虽然转换过8个单位，但总的来说是顺利快乐的。到去年以正高级农艺师职务退休，行政级别为副科。我想过这样的不确定性问题，以我的德才，我“走后门”的话，能不能当上正职？当上正职能不能贪污受贿？最终能不能安全退休？这些都没有答案。有答案的是，我对我现有的退休待遇很满足，对我现有的生活状态很满意。如果允许选择的话，我倒想变回农业户口，回农村获得一块宅基地，盖一座砖瓦房，种点绿色食品，养点鸡鸭鹅猪，过上一段田园诗般的优雅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