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真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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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以为自己触摸到了一点点核心的东西，当我看到沈从文站在阳光之中，四周的枝叶里滤过来的是深浅不一的彩色色斑，我自以为领悟到了一点点关于沈从文在那个瞬间想表达的、不想表达的，或者是在发动机怒吼背后，他轻轻叹息那声中的，核心的东西。
“魇”这个系列能把我看到哭，一丁点都毫不夸张。后知后觉的泪让我心里一咯噔，“糟了，关于这个系列的论文怕是写不成了”。太有感触而没办法忍受太多支离破碎的分析，然后总想着写点感触去致敬——如果冠冕堂皇的模式化分析是来自我的话——我没有十年功力不敢乱说话，不敢在这个浅薄的功力上有的没的扯一把，如果按照这个套路把文章写成这样，这样子和沈从文先生对话，如此向崇高致敬，我有罪。
读不懂，这个系列是真的读不懂，但另一方面我又觉得当我读到某处的时候，“叮当”一声隐隐约约已经懂了一部分。其实，对我来说倒不是象征或者指示太多，而是因为我总觉得每一种意象都隐约指向了同一条路——孤独。
这个系列在我看来就是一种孤独——那种我很难用准确的量尺去衡量、去梳理的东西，一如混沌宇宙的爆炸，迷雾一般扩散，俨然要吞噬什么的紧迫，沈从文站在这一团迷雾之间，不停地自言自语，我知道他在梳理给自己听，不是说给任何一位听众的——但从这一点来说，他真的够孤独了。
说能懂的那部分是因为，我喜欢这种风格、这种类型的文章，它让我觉得更靠近当下的我们，不比那些城啊、山啊、水啊、镇啊的，因为那些指向的是一种更为外在的东西，尽管和我们是有关联的，但人类这个物种，但凡不涉及自我内在性利益或者切肤一类的情绪，那些感慨大都容易模糊，所以“魇”这个系列直指到核心，因为那些“精神”“困顿”“思考”“美”“神性”或多或少我们都思考过，或者在一瞬间有那么深入过，在今天无信仰的存在，让这些问题更为普遍，让这种混乱和孤独更为寻常，所以它让我找到了当下的共鸣。
我们一如见到一位前辈，他的家国宇宙让我们趋近又驱离，因为乔伊斯的作品告诉我们了，混乱才是伟大的开始——“魇”这个系列在我看来，有人评论它说它乱、抽象，我想所以它才伟大吧，至高到宇宙，又低调到沈从文自身。
一、孤独何在——天地之间独我一人
所有的孤独想必都是从“独”开始的。如果孤独可以言语，那必然不再成为孤独，如果孤独是一种可以宣泄可以呐喊的情绪，孤独便不再是孤独，那是一种寂寞。孤独应该是一种“不可说”的心情，它会让人愈发内在丰富化、抽象化。
一如沈从文在《黑魇》中说：“我于是渐渐失去原来与自然对面时应得的谧静。我想呼喊，可不知向谁呼喊。”——这本身来说就是一种孤独，无人可诉。
这种独我一人，无人可诉从始至终都体现在这一阶段沈从文的笔下。
在《绿魇》中：“我的心这个时节就毫无用处，没有取予，缺少爱憎，失去应有的意义。在阳光变化中，我竟有点怀疑，我比其他绿色生物，究竟是否还有什么不同之处。”单单看这句似乎一点都不会生疑，他在讲生命，一种普天的生命意义，发出这样诘问的或许不只沈从文一个，然而结合全篇看下来，能够将这种普天的生命意义寓于一个“绿”到朦胧的意境之中的，只有沈从文一人。
换句话说，评论一致认为《绿魔》抽象的原因是文本在进行着形而上对生命对美学的思索，而采用的思维漫游、情绪流动，即作者“用脑子走路”[1]，这种说法在我看来不见得有无道理，而是深究下去，不过是一种孤独内化之后必然的结果——他不停的去将脑袋里的声音记下来，整理的时候毛毛躁躁，因为那是一种自我对话似的酣畅和凌乱。
有一句讲得好，“痛苦的人才写作，快乐的人都唱歌”大概如此。沉痛并不是孤独，但孤独却是一种沉痛。
文章到最后，“从二奶奶话语中，我好象方重新发现那个在绿色黑色和灰色中失去了的我”，那一瞬间我仿佛和沈从文一起看着灵魂突然回到了窍里，透过二奶奶的眼睛，我们去看着漂泊流离的人生百态，被压制的快速更替的故事被生活场景化，似乎是人生的一个个片断。在此之间沈从文不停去细数生命的形式，似乎就在这一瞬间因为这一声叫喊带上了凡尘烟火，回归了人世。
我一直在想，到底什么样的人才会去究极宇宙的本源意欲窥视生命的终极，沈从文在这阶段无疑是痛苦的、挣扎的，他在《绿魇》中所描述的，世事变迁中上演的一幕幕或令人嘲讽、或令人悲痛、或令人无奈的战争阴霾下人的生存挣扎，衬托二奶奶这种不变的充满生命神性和庄严的生存状态。但如果是这样，那么当作者被“绿”所困惑时转向黑处寻找，他在黑处寻找什么？是这种如《赤魔》集中满老太太的那种“俨然与道同在”[2]的生存状态吗？
《烛虚》的题一记引用了周作人的话：“查明人类之狂妄和愚昧，与思索个人的老死痛苦，一样是伟大的事业，积极的可以当成一种重大的工作，在消极的也不失为一种有趣的消遣。”可是，《烛虚》中用周作人的“静”来沉淀一切，而《绿魔》时，沈从文似乎失去了这种理性的状态而陷入了梦魔的恐惧挣扎中。
从1943年开始的“梦魔”题材的创作，有的评论说这主要是一种自剖和自省式思考过程的呈现。作家的日常生活、杂乱的人事遭际、形形色色的社会现象等，被统一在一个孤独地思考的作家形象当中。而这个企图把社会人生像牌一样重新安排的人，则近乎一种梦魔状态，始终无法获得安宁。这大概是这些作品均以‘魇’为题的原因。
所以当沈从文说：“我需要一点欲念，因为欲念若与社会限制发生冲突，将使我因此而痛苦。我需要一点狂妄，因为若扩大它的作用，即可使我从这个现实光景中感到孤单。不拘痛苦或孤单，都可将我重新带近这个乱糟糟的人间，让固执的爱与热烈的恨，抽象或具体的交替来折磨我这颗心，于是我会从这个绿色次第与变化中，发现象征生命所表现的种种意志”，这一段的时候，我是不相信的。如果他没有说谎，那么就是我们过于解读了文本，沈从文先是作为一个人，才是作为一个作家，而作为人的那部分对于这混乱的人生状态，对于在40年代这样一个时局人心都动荡的时代，他孤独是因为求“静”而不得，再反过来加深这种“独我一个”的孤独。
不过好在，这样孤独的时刻造就了另一个沈从文。
二、孤独何在——混乱和对抗
这一系列的文章不仅仅是和其他作家有着不同的创作风格，与他自己前期所写的文章也不相同。当我们去说“异类”的时候，我们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一种孤独。因为战争和对抗，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孤独，它已经不是上个阶段所说的那种“独我一人”的孤独，而是处于群体之中然而却格格不入或者奋起而攻之的凛然，这样的形态所带来更是孤独。
《水云》中写到“成功与幸福，不是伟人的目的，就是俗人的期望，这与我不相干。值得歌颂的是青春以及象征青春的狂热，寄托狂热的脆弱中见神性的笑语与沉思”。他在说“神”，也在说“人”。在那个时候，对于一个讨论“神性”的人来说，这种感觉就像是他在《从文自传》中说的“我的心总得为一种新鲜声音，新鲜颜色，新鲜气味而跳”一样的特立独行。
他在对抗什么？我想首先应该是一种生存状态。
从湘西的山野进入北平、上海、昆明这类现代都市，从自然人的生存形态进入以商品交换逻辑为主导的现代社会，沈从文就像沃林格所说的原始人一样，充满了恐惧、不安、迷茫乃至厌世，“生命已被‘时间’‘人事’剥蚀快尽了”。放眼所见，尽是庸庸碌碌为物质功利而奔忙的人群；思想所触，亦是浑浑噩噩近于麻木僵滞的状态。如何超越现存的生存形态来思考人自身的生存价值与意义，这是每一位有向上追求的人的必然。沈从文清醒地看到，“政治、哲学、文学、美术，背面都给一个‘市侩’人生观在推行。由于外来现象的困缚，与一己信心的固持，我无一时不在战争中，无一时不在抽象与实际的战争中”。他在自己的心中发动了一场“战争”，追寻“由无数造物空间时间综合而成之一种美的抽象”，企盼着以这种简洁、纯粹的抽象之美来战胜“实际”中那些世俗的凡庸与杂乱。
一旦确立了这种战争，在浩瀚无际的宇宙空间、杂乱无章的世间万物、变幻无常的命运悲欢、混沌迷茫的物象事理、充满偶然性的神秘的生存空间里，你就注定成为一名战士，为意义而战。
这一时期，抗战爆发，沈从文随同北大教员一起南逃至昆明，战争触动了他的创作。与此同时，沈从文的作品屡生事端；在外滇西战事渐起，昆明日益紧迫，在内家中的九妹因佛事陷入了精神危机，沈从文只觉得：“我这时节什么力量都用完了……可不许我哭出声来。”
是这种不知所措一般炸裂的情绪，如同解不开的毛线团，绝望和希望交织，而沈从文自身对于环境的对抗又如同无数触角伸向生命的各个领域，任何一声叹息或者浅笑都如同文中多次出现的发动机声音，足够扯痛人的神经。
这里其实并不是那种所谓的“极高的艺术天分”标签，尽管我们承认沈从文具备着超出常人的对各种情绪和色彩也好、气味也罢，凡是平常人习以为常的细节，有更高精度的把握；在这里，我们仅仅想体悟一下他的孤独，是那种生命摆幅摇晃到另一个极端的反抗。
一开始，我们从文本本身走向文本本身，从沈从文本身走向沈从文本身；后来我们从文本走向沈从文，才发现那些所谓的“封闭”“抽象”“重构”其实统统指向了一个活生生的人，他有他的喜怒哀乐，有他的恐惧与喜悦，我们关注了文本，有时候忘了关注这个人。沈从文是一个文学、思想如神一般的存在，然而他又是一个有着哀乐，会孤独的再寻常不过的凡人。
一九五二年一月，沈从文在给张兆和的信中谈到人与历史：“万千人在历史中而动……一通过时间，什么也留不下，过去了。另外又或有那么二三人，也随同历史而动，永远是在不可堪忍的艰困寂寞，痛苦挫败生活中，把生命支持下来，不巧而巧，即因此教育，使生命对一切存在，反而特具热情。”
用来作结，想解释什么，又觉得什么都不用说。
[1]吴立昌.沈从文作品欣赏.“用脑子走路”——<绿魔>片断赏析[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88.7
[2]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0卷）.赤魔[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