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油灯下

             白德华

煤油灯的年代里,女人的针线活尤为重要。我的母亲七八岁就跟着外婆学习针线活，起初学些缝缝补补的技巧，母亲长大了一些，又学着织布、做衣服、做鞋子，母亲的手不知道被扎了多少次，也不知道在煤油灯下熬了多少个夜，终于在村子里落了个“巧手姑娘”的绰号。

母亲十四岁到了乡豫剧团学唱戏，因为母亲只上了两年学，有很多戏词的字不认识，母亲的个性又强，于是自学认字，剧团的导演给母亲念两遍戏词，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母亲把不认识的字标出只有自己认识的符号，母亲通过勤学苦练，起早贪黑地吊嗓子、唱戏词，一年多的时间，终于成了豫剧团的台柱子，先后学会了多场豫剧戏，每场戏里母亲都是主角，在豫剧《朝阳沟》、《红灯记》、《沙家浜》里分别扮演了银环、铁梅、阿庆嫂主要角色。

母亲19岁和我父亲结了婚，就不再唱戏了，父亲是村里一名民办教师，母亲当上了村里的妇女大队长。我们家是大人口，爷爷、奶奶，几个叔叔和姑姑，有10几口人，母亲是家中长媳，只要一有空，就会不分白天黑夜给家里人做衣服和鞋子，把我父亲的旧衣服改好让我叔叔穿，把我穿烂的衣服打上补丁给弟弟穿，那时候家里没有电灯，没有缝纫机，母亲白天干活，晚上坐在煤油灯下，一针一线的做衣服、做鞋子。村上不少人都会找我母亲做衣服，取衣服时给母亲丢下一兜鸡蛋、一包红糖以示答谢。

母亲从事田间劳作的间隙，就会坐下纺线、织布，纺线车随着母亲的右手转动起来，悠扬悦耳的“嗡嗡”声响起，母亲左手中拿一团弹好的蓬松棉花，对准纺车左边欢快转动的纺针，在母亲的一双巧手舞动下，棉花团魔术般地变成了一根长长的细线，连续不断、慢慢地绕在纺针上。

煤油灯下，母亲穿着红棉袄，一双乌黑的丹凤眼注视着织布机，将绕好的纺线有条不紊的搭在织布机上，穿好梭线，来回的调整拾掇一番，随着“咔嗒、咔嗒”有节律的声响，母亲踏动脚下的织布机踏板，织布开始了，深红光亮的木梭犹如一条鱼儿一样，在母亲左右手的掌控中来回游动，欢快、活跃，日复一日，织布机下的布卷越来越厚，母亲把棉线织成了棉布，然后浆染成色，到了年根儿，把一家老小的衣裤缝制妥当，爷爷、奶奶一个劲地夸我母亲勤快、手巧。

农闲时，母亲把平时做衣服剩下的布块拿出来，给我们兄妹三个缝制了好看的花布书包，我们背着书包爱不释手，母亲把书包放进木衣箱里说：“等你们该上学了，就背着它。”

母亲给我们做鞋是很费事的，她用面粉打好糨糊，把破门板在院子里放平，刷好一层糨糊铺上一层旧纸，再刷一层糨糊，把平时攒的五颜六色的布头儿铺上一层，双手推来推去，直至平整，就这样，铺了一层又一层，铺了五、六层厚，算是完工，我们老家叫它袼褙，把铺的厚厚的袼褙放在院子里晒干。

母亲把晾干的袼褙给我们剪鞋底，一只鞋底厚度需要好几层袼褙，鞋底雏形就算做成了，我们叫千层底。

接下来，母亲就开始起早贪黑地搓麻绳，先把麻苤拧成单股半成品，然后再把两股合二为一，母亲左手续麻皮，把拨楞锤放在膝盖处用力一搓，拨楞锤在空中飞舞，嗡嗡作响，麻绳搓好了，母亲就忙里偷闲地纳鞋底，我躺在暖和的被窝里，探出头打量着煤油灯下纳鞋底的母亲，她左手拿着鞋底，右手先用针锥扎一下，接着将大针插进去，用夹针一拽，大针带麻绳就穿过去了，母亲会在鞋底的中心纳些“双喜”、“福”之类的图案。

一个月过去了，母亲纳了10几双鞋底，放在竹箩筐里，晚上继续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把铰好的鞋帮样纸铺好，开始剪鞋帮，煤油灯头不太亮的时候，母亲用手中的锥子把灯芯左右挑拨几下，煤油灯顿时亮了很多，我看着看着，就呼呼地睡着了。

半夜被尿憋醒了的我起来撒尿，看见母亲正打着哈欠，依然还在在做鞋。

我揉着惺忪的眼睛问母亲：“娘，你不瞌睡吗？”

母亲给我披上衣服说：“快披上，别着凉了，娘不瞌睡，你快睡吧，天马上冷了，一家人都还没鞋穿呢。”

入秋的时候，母亲让家人都穿上了她熬夜做的松紧口布鞋和小口布鞋，入冬的时候，母亲又让家人都穿上了她熬夜做的黑布棉鞋。

后来，家里省吃俭用添置了一台缝纫机和收音机，家里通上了电灯，我们依旧穿着母亲做的布鞋和衣服上学，直到我当兵去了部队。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经意间几十年过去了，步入中年的我每次穿上购买的衣服和鞋子时，就会想起母亲含辛茹苦给我们做衣服、做布鞋的情景，思乡的情绪涌上心头，拿起手机和年迈的父亲、母亲视频一会儿，让满头白发的父亲、母亲看看我穿衣服、穿鞋子的模样，我说，还想穿母亲做的中山装和千层底布鞋，母亲笑着说：“等你回老家了，就会穿上我给你做的棉鞋了。”我听着听着，眼中的泪水就要往下流，我赶紧说要出去，匆匆挂掉了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