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农村的孩子很少有出远门的机会,一年到头,最盼望的就是过年期间跟着大人走亲戚,虽然正月初的天气格外寒冷,但是孩子们依然心心念念地想着盼着。走亲戚,不只是为了吃上几顿有鱼有肉丰盛的好饭,还可以与亲戚家的小伙伴一起“疯”上大半天——毕竟平素大家难以见面。
祖母在亲戚中的辈分大,来看望她的小辈们有十几家子。有时四五家亲戚不约而同同一天来,八九岁、十岁左右年龄不等的男孩子们聚在一起,一点都不感觉生分,当然其中不乏往年见过面的伙伴。他们翘着脚尖儿比个头,大呼小叫地争闹个不停。
父亲是长子,早年就分家另立锅灶了。我虽是长子长孙,但是在那个时代,小孩子是没有资格上大桌子陪客人吃饭的。不过只要我在家,领着过年走亲戚才能见上一面的小伙伴房前屋后玩,大街小巷串,是我的固定任务。
1981年春节,我即将满10周岁。正月初四,祖母家一股脑来了五家亲戚,小孩子就有七八个。男孩子们聚在一起,很快就熟络起来,放鞭炮,拽拉炮,扔摔炮,砸响纸,翻元宝,弹玻璃球,等等,每个人脸上都挂着开心的笑,额角上渗出细密的汗。大家不觉间就玩累了,乏味了,于是大姑家的三表哥强子提议:咱们去看火车吧!
看火车,是我连续几年陪农村亲戚家的孩子玩乐的“保留节目”。虽说他们所住的村子最远的离火车站也不到二十里地,但是囿于年龄小,交通条件差,父母管教严,整年里难得出“远门”,看火车更是一种奢望。即使村子里偶尔路过一辆汽车,孩子们也会追着扬尘躖上二三百米远。在他们心里,火车——这个在课本上才能见到的名词,这个在小人书里才能见到的画面,这个在老师口里、大人们嘴里、同龄人的炫耀里提起过的东西,只有在春节来祖母家走亲戚的时候,才有机会一探究竟。
我们避着家里的大人,抄村东头苇坑南沿的斜坡小道,一溜烟往车站方向奔去。听到去看火车的动静,粘人的秋兰甩也甩不掉,我们只好勒令她“骂誓”,不准和大人说。
老家的火车站东北——西南走向,是京沪线上的一个四等小站,直到1992年的时候每天还有四趟旅客列车停靠。1987年我到外地上中专,就是火车悠长的汽笛声把我送去了“远方”的城市——济宁。学校其实不过一百里路,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根本谈不上“遥远”。京沪线属于交通大动脉,北上南下的火车来来往往川流不息,火车站虽然客车停靠很少,但是临时停靠的货车却多,多数原因是为了让行旅客列车。
祖母家离火车站的距离也就六七百米的样子,大家你追我赶,走走跑跑,不消十几分钟,便气喘吁吁地来到车站斜伸下来的渣石坡道底端。除了强子,人群中还有祖母大内侄的孙子勇子,四内侄的闺女秋兰,五内侄的儿子五子,另外还有祖父外甥女的儿子奎子。强子年龄最大,一举一动也最有主意;奎子和我同岁,正上小学三年级;五子,勇子才踏进小学校门半年;秋兰最小,尚不满七岁。
大家停下脚步,抬头看向坡道的顶端。往年曾经来过的强子、奎子轻车熟路,而初来乍到的勇子、五子和秋兰却是既兴奋,又急迫,眼巴巴地望着我们。正在坡道下面踌躇的片刻,恰有一趟票车(即旅客列车)呼啸而过,脚下土地的震动感,钢轨急促的“咔嗒咔嗒”声,让每一个孩子的眼睛,迸射出或紧张或期盼的目光。
即使是年龄最大的强子,在火车面前,也不敢有丝毫差失。因为我在火车站跟前出生、成长,打记事起就没少到火车站“淘气”,最为了解火车的脾性,所以拥有最大的“话语权”。我小时候体质弱,虽说已经上三年级了,身高仍然是人群中最矮的一个,但是并不因此降低我在一行人中的“老大”位置。面对大家信赖的眸子,我将胸脯使劲挺了挺,神气地一挥手,说了句“跟我来”,便带领大家向坡道的顶端攀爬。
我心里想着:爬上坡道顶部,跨过两道钢轨,就可以登上位于铁路线中间的大月台,如果再跨过大月台彼侧的另外两道钢轨,还能够到达里侧的小月台。从小月台拾级而下,是几棵粗壮的白杨树的领地,它们高耸入云,枝干繁密。院落里有几条长短不一的砖铺道,砖铺道的尽头连接着几间黄色外墙的瓦房,那便是车站的站房了……
还没想完,人群已经来到坡道的顶端,簇拥在路轨道砟外侧人们常年行走踩成的小径上。其时正是无风的晴天,正午的阳光在锃亮的钢轨表面跳跃,晃得人眼睛不由得要眯起一道缝。强子向前走了几步,朝着钢轨两端远处望了几眼,见没有火车,便给大家说了句“过吧,没事”,抬腿就要穿越钢轨。我立即喊住他,向所有人摆摆手,示意大家别说话,人群一下子静了下来。我疾步走近第二道钢轨(最外侧的钢轨属于岔道,临时停车使用),俯下身子,屏住呼吸,把耳朵紧紧贴在冰凉的钢轨上面,仔细听火车车轮辗轧钢轨的声音,推断火车的远近。几秒钟后我立起身子,迅速退回到伙伴们身边,急切地对大家说:“快往后躲躲,火车这就开过来了。”
不到半分钟功夫,从钢轨西南拐弯处的尽头,一辆绿色的燃气机车“偷偷”冒出头来,拉响汽笛,拽着十几节绿皮车厢从我们身边十几米外疾驶而过。伙伴们纷纷折过身子,躲闪着火车带来的噪音、冷风和扬尘。强子兀自胆大,面对着火车又跳又叫,向素不相识的乘客“挥手致意”。
“叔,你真厉害,”勇子一个劲儿夸我:“叔,恁耳朵真灵,教给俺怎么听火车吧!”
“哥,火车里声音真大,”五子说:“震里俺头皮直麻”。
“俺不想看火车了,俺想回去。”秋兰细声细气说。
“上哪去?!”五子凶她:“你要是不听话,以后不带你玩了!”
秋兰撅起小嘴,用右臂上的蓝套袖堵住就要溢出眼角的泪水,委屈地说:“那,那,你得抓着俺点。”
奎子不动声色看了“胆小如鼠”的秋兰一眼,心里或许在想这妮子简直就是一个累赘。
火车刚刚开过去,是最安全的时间段。我招呼着大家,注意道砟里深深浅浅的石子儿,注意两条钢轨间高高低低的枕木,注意双脚不要踩在钢轨上,千万不能磕着绊着滑着。我走在最前面,强子殿后,大家手拉着手,小心翼翼地跨过两道钢轨,你拉我托,爬上大月台。
伙伴们站在月台上,感觉一切都很新奇。月台平整的水泥地面吸引了勇子,他踮起脚尖左左右右走了百十步,然后斜着身子试图在上面“打滑叉”(即溜冰),却着着实实摔了一个跟头。五子侧着身子,目光努力地望向钢轨远处,他或许在想未来的某一天,可以坐上火车去首都北京,去看看天安门。强子始终不得闲,一会儿原地转圈,一会儿蹦起老高,嘴里咿咿呀呀地叫着,吼着。秋兰蹲下身子,将头深深藏进怀里,仿佛还没有从刚才的惊悸中回过神来,不过她的耳朵机灵得很。我在月台上走走停停,不断提醒伙伴们站的地方不能太靠边,免得一不小心掉下去;提醒大家在火车经过的时候更要离远点,因为车体带的风很大,很危险。
阳光斜斜地掠过钢轨,泛起清幽幽的寒光。没有火车驶过或停靠的时候,车站一片寂静,钢轨无声,枕木无声,石砟无声。而我们的心跳,却咚咚地响。
约莫过了十几分钟,一列货车“吭哧吭哧”从东北方向驶过来,蒸汽机车喘着粗气,大口大口地地喷吐一朵又一朵洁白的“云”,在大寒节气里显得那么从容,那么自在,那么美丽。伙伴们的目光被婀娜多姿的“云朵”吸引过去,大家嘁嘁喳喳议论着,赞叹着。
近了,更近了,巨兽般的蒸汽机车从我们身旁“压”过去,发出“哐当哐当”震耳欲聋的声响。秋兰这会儿似乎胆子大了一些,她双手抓住五子的棉袄后襟,翘起脚从五子的右肩膀上面露出一双晶亮的大眼睛,仰脸注视着庞大的蒸汽机车缓缓驶过。
勇子张大了嘴巴,默默数着机车后面一节节装满货物的车厢。突然他用手比划着问我:“叔,车箱子上那个‘上边一横,下边一竖(T)’是么?”
还没待我反应过来,奎子已经开口告诉他:“那是一吨,重量单位,一吨等于两千斤,知道呗?”担心勇子再多问什么,顿了顿奎子又说,“车箱子上的50T,就是……就是十万斤,这一节车箱能装十万斤东西哩!”
“十万斤,娘来,那得多少!”勇子惊讶得不敢相信,喃喃地自言自语着。
“要是十万斤棒子面,你三辈子也吃不完。”奎子打趣勇子说。
“一节车厢十万斤,拢共五十二节车厢子,这一火车能拉几百万斤东西。”强子补充道。原来他也一直在专心致志地数车厢呢!
“火车的本事真大啊!”秋兰舔舔嘴唇说。
“火车的力气才大嘞!”勇子不容置疑地跟了一句。
“俺多咱能捞着坐一趟火车耶!”五子心中默默地想。
“俺得好好学习,考上北京的大学,就能坐火车了!”奎子坚定了奋斗目标。
“将来我要开火车头,天天在钢轨上跑,能看各种各样的火车!”强子对大家说。
伙伴们向强子投过去羡慕的眼神。
“火车再大,再有力气,再有本事,也是工人造的,俺以后要当造火车的工人,造越来越多的火车,拉越来越多的东西。”我早几年就树立了这个远大理想,一直默默埋藏在心底。
“嗯,工人还能挣很多钱,吃国库粮,天天都有肉吃。”我美美地想。
看着货车渐行渐远消失在铁路的西南方向,大家才把目光收回来,兴奋劲儿却一直挂在脸上。
我瞅准时机,带领伙伴们迅速跨过里边的两道钢轨,来到东南侧的小月台。东张西望的时候,看见一位似曾相识的铁路工作人员远远地向我们打着手势,听不清嘴里在喊什么,不过那意思分明是撵我们不要在车站上玩。我们一窝蜂赶紧跑进台阶下的院子,几个人挽起胳膊嬉笑着合抱参天的白杨树。秋兰和五子头一次见到如此好看的红砖铺地,在上面来来回回走了好几遭,又使劲蹦踏了几次。末了大家来到站房的售票室,坐在连椅上,七嘴八舌地说着望见的一切,那种热烈和激动劲儿,把空气中的寒冷赶得无影无踪。
为了避免被工作人员逮住,我没敢让大家多做停留,便领着他们沿着站房后墙的小路一直往西南方向走。上站下站怎样走,弯路岔道选哪条,对于我这个生长在火车站旁边的孩子来说,是一件驾轻就熟的事。
刚刚钻过地面的铁路涵洞,就听到又有一辆票车自东南方向由远及近飞驰而来。我和伙伴们在路基下面一字排开,仰起头,扬起十二只胳膊,挥动十二只小手,呼喊着,跳跃着,致意远行的旅客——祝他(她)们吃得好,穿得好,过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