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火车

幼儿时期的我就没少乘坐火车，目标却只有一个——县人民医院的小儿科。母亲说我两三岁的时候身体抵抗力差，肺炎、肠胃炎经常找上门来，小小年纪就成为大队诊所和公社卫生院的常客，病情严重的时候，就坐火车去位于县城的人民医院治疗。

挨着村子就是一个四等小站，每天上午下午各有两趟火车往返于县城，对于家住火车站附近的村民很是方便。牙牙学语的我，不懂得大人的焦虑，也没有坐火车兴奋，更不会欣赏车窗外的风景，但是一上火车，听到火车启动后车轮发出的“咔嗒咔嗒”声，我被病痛折磨的无神的眼睛便会立即放出光来，目不转睛地看着母亲，凝神倾听，似乎很“享受”那种声音的节奏感。母亲为此特别高兴，因为我打了那么多的链霉素、庆大霉素、卡那霉素，她总担心我的听力会受到损害。生产队里一个叫“留子”的男孩，就是由于小时候打链霉素变成了哑巴，全家人为之后悔不迭。

而印刻在我记忆里的第一次坐火车，是在一个漆黑的夜里。

1977年腊月二十过后，母亲把养了快一年的家猪赶到三舅家里，在三舅、二舅的帮助下杀掉，然后用猪肉换来的几十块钱置备了一些年货，还有其它吃的用的东西。母亲到村子里的供销社为我和姐姐每人都扯了几尺印花棉布，请小姨帮我们做了过年穿的新衣裳。当时并不知道，母亲会在春节过后带着我们去东北——黑龙江阿城县投奔在那里谋生的父亲。父亲两年前为了讨生活，为了一家四口都能吃饱饭，为了能挣钱给我看病，他和姑母家的两个表弟——我要为之长称的宝珠叔、明叔，顶着“盲流”的帽子一起去东北闯荡。两年的时间不到，父亲已是习得一手好木工手艺，并在彼处的一个村子落下了脚。他给母亲来信说那里的人们热情好客，大家都是来自不同地方家庭出身或者个人成分不好的人，不存在谁看不起谁的情况，人们惺惺相惜之余，在冰天雪地的他乡找到了某种活着的尊严。

1978年春节过后，母亲不动声色，每一天都在紧锣密鼓地做着各种准备，她耐心地等到父亲的来信之后，确认了出发的行程。春寒料峭，动身的那天天气阴沉沉的，温度很低，天刚刚擦黑，月亮还没有升起来，二舅、三舅、小姨夫一人骑一辆自行车，晃着手电筒送我们三口人赶到二十多里外县城的火车站——兖州站。

我清楚记得那是一趟由济宁开往三棵树的长途列车，被生活困顿着的人们，永远都认为只有到外面闯荡一番方能改变自己的命运，虽然是列车始发后的第二站，但是车厢内早已挤满了出行的旅客。兖州站是个大站，在这里上车的旅客更是人挨人、人挤人，水泄不通，车厢门打开后人们便蜂拥而上。列车员一边大声吼着维持秩序，一边无奈地看着乱糟糟的人群争先恐后奔命的样子。母亲、姐姐和我三口人加起来不到150斤，人瘦弱，力气小，虽然二舅他们使出了浑身解数，奈何车厢门口早已堵成了一个疙瘩，又担心姐姐和我小胳膊小腿的不经挤，所以不敢使蛮力，只有跺着脚“望车兴叹”的份儿。“等并不是办法”，怎么办？一筹莫展之际，年轻力壮的小姨夫和二舅、三舅商量了两句，一马当先拼命挤上了火车。他挤到离车门口最近的车窗附近，在二舅、三舅和其他乘客的帮助下，我们三口人被大家连拖带拽，一个一个“钻进”了火车。

后来小姨夫回忆说，当时多亏了他那一身英武的“绿军装”和撇着说的“普通话”。小姨夫春节前刚从部队复员，浑身上下都是军人的打扮，老百姓对解放军有发自内心的崇敬，所以在“绿军装”的掩护下，我们得以“顺利”从窗口坐上火车。

列车剧烈地喘息着，车轮与钢轨发出沉闷的“嘎嘎”的摩擦声，在悠长呜咽的汽笛声里，开启了我记忆中的第一次坐火车远行的历程。

第二次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坐火车，是我离开家乡去外地上中专的那一天。

1987年，我以全县第四名的中考成绩被济宁市财政学校录取。父母欣喜之余，精心为我准备着上学用的东西，满满登登的装满两个化肥袋子。父亲原计划请小姨夫一起骑自行车带上东西到兖州汽车站，然后我们爷儿俩再转坐长途汽车去济宁。不巧临行那天小姨夫任教的学校有急事脱不开身，一大早就赶来和父亲说道了原因。怎么办？“那就坐火车吧。”母亲说，“坐九点多的火车来得及。”

本家的二爷爷几年前调回家乡的火车站工作，父亲去他家央告了一声，二爷爷拍着胸脯，信心十足地说：“请好吧，我负责把俺孙子送上火车，恁俩谁都不用买票！”

我斜背上父亲为我亲手打制，油了好几遍桐油和清漆的桐木箱子，里面散放着了了几件叠得整整齐齐，洗得干干净净的衣服。父亲一肩扛一个化肥袋子，里面鼓鼓囊囊装着母亲和小姨巧手缝制的被褥和棉衣。我上身穿着在县城老大街十一块钱可以买两件的的确良印花衬衣，下身穿的是八块钱从县城百货大楼扯的布，又请小姨受累为我裁剪缝纫的直筒裤。两件衬衣和裤子布料，是姐姐带着我，用她那年高二升高三仅有的二十元奖学金买的。每每想起这些，我都禁不住心潮起伏，眼眶潮湿，这是一辈子都忘不掉的恩情啊！

二爷爷“一言九鼎”，坚决不让父亲和我买车票。他亲自把我们送上火车，拜托他眼熟面花的列车员同事帮我们找了座位坐下。有道是“铁路一家亲”，二爷爷的这位同事，不仅为我们安排好了座位，还小声地再三交代父亲下车后往哪个方向走，就可以绕过出站口。父亲不迭声地表示感谢，从口袋里掏出六毛五分钱一包的带过滤嘴的“玉鸟”牌香烟，抽出一支，敬那位菩萨心肠的列车员。

下车后，父亲并没有听从那位列车员的热心指点，而是带着我直奔出站口，迎面碰上一个左臂戴着“值班”袖章的小伙子，父亲谦卑地问：“同志，俺俩里车票掉了，怎么补啊？”小伙子疏散完旅客之后，把我们领进值班室，告诉我们至少要从泰安站补票，说是按照规定得从始发站开始补，这已经很照顾了！争执不下的时候，推门进来一位胖胖的中年女性，听说话的口气应该是带班的。她先问了几句情况，然后接过我递给她的《学校录取通知书》仔细看了看，抬起头瞥了一眼诚惶诚恐的父亲，又定睛望了望稚气未脱的我，说了一句：“哎哟，农村的孩子能考上个学不容易啊，走吧走吧，下回可别再把车票弄丢唠。”父亲还想解释什么，却已经被这位女同志“撵”到了出站口门外。

1988年仲春，学校团委主办的内刊《财校青年》问世，为此在全校开展了一次征文比赛活动。我把这次乘坐火车到学校报到的经历，一路上的所看、所听、所思、所感、所想，写成了一篇情真意切的抒情散文，刻印在《财校青年》的创刊号上。记得文章的题目就叫《坐火车》，开头第一句是：“列车像一条绿色的游龙，在蜿蜒的铁路上飞驶……”

校团委的张书记找我谈话，着实对我夸赞、勉励了一番，并吸收我为《财校青年》的编辑，第二年又担任了主编职务。自此我一生和文字结缘，断断续续从来没有搁笔。现在想想，之所以能走进文学爱好者的大家庭，与当年坐火车引发的灵感密不可分。

第三次在脑海里挥之不去的坐火车，是1992年的朱夏时节。

姐姐大学毕业分配到胜利油田工作，油田派来的汽车直接开到学校门口接人，并人性化地同意家人可以随车陪同前往。姐姐被分配到油田第三技工学校任教，负责接待的领导说九月初开学的时候再过来上班不迟。顺利办妥报到手续，帮着姐姐把单身宿舍打扫停当后，我们俩便一起乘坐东营到兖州的普快列车回家。我是初中中专，已经于头一年毕业参加工作，这次陪姐姐去胜利油田报到，连父母塞给我的总共带着一千多块钱，姐姐置办生活用品也就花了一个零头。我这个人从小养成了节约的习惯，虽说回程旅途有六个多小时，却未舍得买上两张卧铺票。

火车下午四点多缓缓驶出东营火车站，约莫六点的时候到达淄博。六点钟正是吃晚饭的时间，服务员早已准备好香喷喷的盒饭，推着小车在车厢里来来回回热情地叫卖：“盒饭盒饭，鸡蛋大米瘦肉丝，十块钱一份。”靠车窗坐的姐姐转过脸来问我“饿不饿”？我一边回答说“不饿”，一边心里暗想：“十块钱一份，真够贵的！”姐姐没有说什么，把头转向窗外。快到济南火车站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服务员推着小车又喊：“盒饭盒饭，最后两盒，五块钱一份了，想买的抓紧了。”姐姐扭过身子又问我：“弟弟，你饿了不？”我摸了摸肚子，想着夜里十点多钟就到兖州了，喝几口水就能撑到家，根本没必要花这份冤枉钱，于是对姐姐说：“不饿，不饿。”姐姐似乎轻轻叹了口气，无奈地把身子转了过去。

这件事我很快就忘却了，一点都没放在心上。倒是后来母亲告诉我：“恁姐姐那次从东营坐火车回来，一路子快饿毁了，她说问了你两回，你都说不饿，她身上又没钱，不好意思给你要，我就凶她，‘那是恁弟弟你怕么？’恁姐姐说，‘俺弟弟綳会过，要钱他再生气。’”

哎，这就是宁愿忍饥挨饿也不想惹我“生气”的姐姐，可是彼时的我，不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吝啬鬼”吗？从此我暗暗发誓，之于姐姐，之于所有疼我爱我的人，我永远都不可以做巴尔扎克笔下的那个铁公鸡一样，令人厌恶的“葛朗台”！

第四次铭记于心的坐火车，应该归功于女儿，是她在学习上的刻苦努力，给我提供了机会。

2015年夏季高考，女儿以超过一本线60多分的成绩，被北京体育大学运动心理学专业录取。北京，伟大的祖国首都，是我打记事起就无限向往的地方啊！这一天终于就要来到了。

北京之行，改写了我坐火车的许多个第一次。

2015年9月12日夜晚21时40分许，我和妻子、女儿在兖州火车站一起踏上了开往北京的K52次列车。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去北京，圆了我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心愿，并且因为女儿在北京求学的缘故，将来我也必定会成为北京的“熟面孔”；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坐火车卧铺，尽管是硬卧，尽管在铺位上翻不得身，打不得滚，但是那种或平躺或侧身的姿势已经让人感觉舒服多了；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在火车上躺着睡觉，与小时候在去黑龙江的火车上蜷伏于车厢过道上倒头就睡，或斜卧在车厢连接处的角落里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轻松之旅，没有逃难般的窘迫，没有一囊如洗的贫苦，没有一分钱攥出水来的小小作作，有的是潇洒，有的是从容，有的是踌躇满志，愉悦的心情溢于言表。经过七个半小时的长途旅行，次日凌晨五时一刻，列车到达终点站——庄严、肃穆、厚重、美丽的北京火车站。

女儿在北京读大学的几年间，我先后坐火车去过五六次，有时候是送她开学，有时候是陪她过节，有时候是几口人在北京走走逛逛，多数情况下是从曲阜东站坐高铁往返——迅捷、省时，安全，即使当天打来回趟时间也很宽松。2019年6月下旬女儿的毕业季来临，正是半年工作任务繁重的当口，我担心领导不准假（怕了，有过多次先例），便来了个先斩后奏——先买好车票，再办理请假手续。然后与妻子一道，陪着父母、岳父母坐火车卧铺去了北京。我们一行人亲眼见证了女儿毕业典礼的盛况，为她顺利完成学业送上了亲人们最真挚、最贴心、最美好的祝福。

第五次终生难忘的坐火车，是为了赶赴一场隆重、盛大、别开生面的婚礼。

女儿参加工作不到一年，在一次为闺蜜当伴娘的婚礼上，与一位长相帅气、性情稳重、待人真诚的伴郎一见倾心，瞬间就碰撞出了爱情的火花，演绎成一个“天作之合，人间佳话”的爱情故事。“鱼传尺素，雁寄鸿书”，经过三百多天的相识、相恋、相爱，在彼此的心心相印里，在亲朋好友的殷殷祝福中，两个人牵手步入了神圣的婚姻殿堂。

今年5月16日，农历四月初九，是女儿的出阁之日，良辰吉时，少不了娘家人尤其是父母的到场祝贺。5月13日上午，我和妻子在小区大门口和楼栋单元门口的两侧贴上了又大又红的“囍”字。薄暮时分，喜雨霏霏，内弟开车送我们来到兖州火车站。坐上开往甘肃张掖西站的Z105次火车，开始了长达23个多小时的心愿之旅，欢乐之旅，幸福之旅。火车一路跋山涉水，从海拔只有几十米的孔孟之乡，鲁西平原，绕行徐州后一路向西，向北，向着祖国的大西北甘肃挺近。火车一路铿铿锵锵，有时穿行在崇山峻岭之中，有时凌飞于滔滔黄水之上，有时走“之”字形盘旋爬升，有时一头撞入人迹罕至的戈壁滩……。透过车窗，我看到了一座座连绵起伏的雪山的巍峨，看到了一片片目不暇给的草原的辽阔，看到了苍茫天穹里“千里黄云白日曛”的壮美，看到了农林牧副的协同发展和祖国西部大开发的生机勃勃。

列车像一条在新时代轨道上高歌猛进的巨龙，抖擞地冲进黄土高原郁郁葱葱的丛林，嘶吼着穿越海拔3607米的祁连山二号隧道，欢快地掠过绿草茵茵的山丹军马场，途经清凉、安详、干净的小城民乐，于次日傍晚到达端庄大气、热情好客的张掖西站。上午还是蓝天丽日晴空万里的张掖，此时却是黄沙蔽月，天地朦胧。张掖，这座位于河西走廊中部的历史文化名城，一见面就用它独有的待客方式——铺天盖地的沙尘暴来欢迎我们，拥抱我们。我俩和前来接站的亲家握手，寒暄，奉上随身携带的礼物，谈论着一路看到的夺目美景和初到张掖的特别感受。

回程依然选择乘坐火车，同行中多了女儿的闺蜜——也是妻子同事的女儿贝贝，她应邀出席了女儿的婚礼。在火车上，我们爷儿俩交流探讨了关于读书、学习、求职、工作、恋爱、爱情、亲情、婚姻、家庭等方面的认识与看法，了解到她在成长过程中所承受的精神重压，了解到她急于改变现状追求美好未来而暂时不能如愿的忧心烦恼。我结合女儿求职过程中的不顺，以一个大朋友的身份和贝贝谈了一些个人建议，供她参考。

而今我家所住的小区，离最近的高铁站——2021年年底投入运营的济宁东站仅有4.7公里，离2023年12月28日通航的济宁大安机场不到14公里，离日兰高速、济微高速进出口也都不足4公里。飞机、高铁、普列、汽车等，可以选择的出行的方式有许多种，但是我依然乐意选择坐火车，并且首选到离家7公里，已是112岁高龄的兖州火车站（1912年建成）乘坐普通列车。因为大半生以来，从兖州火车站出站进站的火车，见证了我幼年的孱弱，少年的成长，青年的成熟，中年的幸福，承载了我生命深处永远无法磨灭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