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中的灵与肉

一、初唐

每当我们欣赏每一篇唐诗的时候，我们只是被诗篇中的某些词语所折服，可是我们往往忽略掉了诗中的意境和作者写作时的心情，并且也大多数人忘却了作者生平时代，这样诗中的重要元素就忘却十之七八，这是不应该的。欣赏到了唐诗的皮肉忽略掉了诗中灵魂就好像走马观花一样，只觉得辞藻运用之精巧，行文如流水等等，可是其中真正的东西比如历史和社会环境就变得与诗无关，如此就枉费了诗人所表达真正意义的心思以及社会状况。我们在欣赏唐诗的时候就应该透过现象看本质，了解作者的生活和思想环境，这样我们才能从中找到历史的落脚点，才可以进一步接触历史分析历史，进而达到思想环境之美轮美奂的氛围。也只有深知作者思想深处所要表现的环境意识，我们才能更好地欣赏唐诗，才能更进一步的体会和传承我国古典文化的创作思路，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继承和发扬我国的历史传统文化。

比如在初唐四杰中，王勃的诗《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这首诗因为王勃出生于（约650年—约676年），他所成长的年代是唐太宗李世民去世之后贞观之治结束之时，并且又生活在古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儒学世家，其表字子安又是汉族人，更显成长环境多别离。王勃写作此诗意在慰勉友人勿在离别之时而悲哀，如果我们只注意到本诗是一首离别送行的诗，并且还只注意到言辞之细腻，那么我们就大错特错了，其实“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描写他本人在送别友人出发地的形势和风貌，又隐含着当时送别时的情意，本诗严整对仗颔联为宽慰之辞，点明离别的必然性，以散调相承，以实转虚，文情跌宕起伏；颈联奇峰突起，高度地概括了“友情深厚，江山难阻”的情景，使友情升华到一种更高的美学境界；尾联点出“送”的主题，而且继续劝勉、叮咛朋友，也是自己情怀的吐露。

这还只是诗中的肉还不是诗的灵魂，灵魂在哪？灵魂就在唐高宗李治永徽元年庚戌年，唐高宗李治册命王思政的孙女王氏为皇后。正月，有洛阳人李弘泰诬告长孙无忌谋反，高宗立命斩之。无忌乃高宗母舅，开国第一功臣，与褚遂良同心辅助朝政，高宗亦尊礼二人，恭己以听，故史称“永徽之政”。百姓阜安之时，朝廷内外政治环境极其融洽，诗中姓杜的县蔚要到四川上任做官，王勃在长安与其送别。政治环境虽然太平，可是两个人的友谊却情深似海，难以分别之情义无以言表，作者不担心姓杜的仕途而只关心两个人的友谊，在那个交通不发达的年月，所以作者说“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只要作者和友人心心相牵，无论朋友去了哪里两个人的灵魂都会在彼此之间陪伴。此诗开合顿挫，气脉流通，意境旷达，被学界公认为送别诗中的不朽经典，如果我们看到标题只是觉得作者想劝慰友人好好做官摆正之间的关系，而忽略掉难以分别的友谊这一重要内涵，这样我们也只是看到了诗中的肉而忘却了诗中的灵魂。全诗虽然仅仅四十个字，却纵横捭阖，变化无穷，仿佛在一张小小的画幅上，包容着无数的丘壑，有看不尽的风景，说不完的缠绵，还有两人分别之后难以再见面的思想安慰，《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这篇诗可以堪称为初唐诗篇的经典，也是王勃的真性情所在亦可认为是他的代表诗作流传至今。

再比如初唐时期的卢照邻，他生于公元约636年卒于公元约680年。他本人出生在名门望族，在他的生平时间内少年时期正处于“贞观之治”，在唐太宗李世民的治国理政下，当时的唐朝经济环境一片大好，可谓是荣华富贵衣食无忧。后来的青年、中年时期又处于“永徽之政”经济环境极其繁荣、政治环境又是那么乐观的时代，其作品《十五夜观灯》也就诞生了。诗中写道：“锦里开芳宴，兰红艳早年。缛彩遥分地，繁光远缀天。接汉疑星落，依楼似月悬。别有千金笑，来映九枝前。”其中作者感概锦里开芳宴，兰红艳早年，道出的是社会之繁荣人民生活富裕太平，正月除夕之后，人们忙着拜节、贺年，虽然在社会繁荣昌盛的时代，新衣美食自不必多言的环境中，人们早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但是在儒家教条的社会环境下特别是在春节时期，对年轻人的行动自由以及生活环境的约束还是比较严格的，在没有太多自由的情况下，锦衣素食已变的唾手可及的时候，人们开始追求精神和行动的自由。

所以作者就写到“缛彩遥分地，繁光远缀天。”这句说明作者对自由的理想就像与天相连的灯一样那么遥远那么纷繁。虽然绚丽多彩的元宵灯火将大地点缀得五彩缤纷，甚至一直绵延不绝地与昊昊天穹连成一片，远处的（ 灯光）恍若点点繁星坠地，靠楼的（灯光）似明月高悬。为这节日增光添彩的，当然还少不了美丽姑娘的欢声笑语，可是作者在游玩的时候心事却是那么沉重，不但概叹繁荣昌盛而且还感叹男女之间婚姻、以及人身自由都是受到严重束缚，“别有千金笑，来映九枝前。”女人的笑声只有遥远的听见，却不能抱得美人归或者与君共枕眠。只有等到宋代以后，宋代元宵节的热闹繁华相比唐朝更是盛况空前，人们不但在节日之夜观灯赏月，而且尽情歌舞游戏。更为浪漫的是，青年男女往往在这个欢乐祥和的日子里，较为自由地相互表达爱慕之意，这就是诗中的灵魂。

历史中初唐时期的诗人杨炯，他的诗也是非常露骨，杨炯生于华州华阴公元约650年卒于约公元693年，他幼年时就非常聪明博学，文采出众，唐显庆四年（659年），应弟子举及弟，被举神童。唐显庆五年（660年），杨炯时年十一，待制弘文馆，待制十六年。刚进弘文馆的时候，杨炯因为年轻，对出仕与否还不太经意。有了“予出身”的待遇，能在弘文馆“待制”，心里已经感到满足。但随着年岁的增长，阅历和学识的加深，“学而优则仕”的信念强烈地萌动起来，期间杨炯创作了《青苔赋》和《幽兰赋》表达自己渴望仕途，却怀才不遇的情志。在一个政治环境安稳的历史时期，并且又是在九岁左右的时候就到弘文馆做了皇帝的顾问，相当于当时官五品，此时弘文馆相当于国家资料档案库，九岁余的孩子在那样的环境中成长，不但在知识的增长或者是仕途的顺利都是非常难得的。可是他本人并非仕途平坦，亦是非常跌宕起伏，正是他的仕途多舛造就了杨炯的文学才华出众，其本人善写散文，尤擅诗。但现存诗作仅30余首，以五言见长，多边塞征战诗篇，所作如《从军行》《出塞》《战城南》《紫骝马》等 ，内容气势轩昂风格豪放，表现了为国立功的战斗精神。在艺术上，对仗工整、音韵合律，既有律诗的严谨之风，又有乐府诗的明快特色。其他唱和、纪游的诗篇则无特别出色的地方，且未尽脱绮艳之风。

在其作品《从军行》“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诗中说“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为什么杨炯在唐垂拱二年（686年）被贬为梓州司法参军时有如此的感叹。本诗是唐垂拱二年之后写成的，当时国内环境属于武则天执政时期，当时的政治环境属于武则天重用酷吏时期，武则天称帝之后，知宗室大臣人心不服，自徐敬业起兵反，尤疑天下多叛己，垂拱以后，遂大兴告密之风，任用酷吏，诛杀立威。凡有告密者，臣下不得问，皆给驿马、五品食，则天亲自召见，授官爵不等，所言不实亦不罪。于是，四方告密者蜂起。则天将被告交付酷吏，酷吏竞造讯囚酷法以邀功。时有酷吏来俊臣、周兴、丘神绩、索元礼、侯思止、万国俊等。彼等造定百脉、突地吼、死猪愁，求破家等酷刑，被告不胜毒楚皆自诬。酷吏索元礼讯一人，必令诬引数十百人。来俊臣私养无赖数百人，专事告密，欲陷一人，令数处俱告，事状如一。俊臣并与万国俊撰《罗织经》数千言，教其徒诬陷无辜。酷吏本性残忍，即遇赦令，亦令狱卒先杀重囚，然后宣示。武则天当时多次对告密者大加赏赐以示皇权威严，所以，大唐之内人心惶惶个个自危。如此那样天下惶恐的环境中胜作一书生就是作者身在官场身不由己的真实想法，此诗也正预示着唐朝从兴盛逐渐转为衰败，不然烽火不会照西京这就是诗中的灵魂所在，而美好的意境雄阔的言辞则是诗中的肉，虽然肉态丰满意境非凡，但却显得平常黯淡，可从历史环境来了解作者的思想，便能很容易将历史联想起来，这样从诗中就会有所感悟。

之后的骆宾王，他本人与王勃、杨炯、卢照邻合称“初唐四杰”。骆宾王其辞采华胆，格律谨严独具一格。长篇如《帝京篇》，五七言参差转换，讽时与自伤兼而有之；小诗如《于易水送人》，此诗短短二十字中，悲凉慷慨余情不绝，遗世存书《骆宾王文集》较为罕见。。出生在婺州义乌（今浙江义乌）的骆宾王，生于约公元638卒于公元684年，字观光，汉族人。高宗永徽中，为道王李元庆府属，历任武功、长安主簿等官职。仪凤三年，入为侍御史，因事下狱，次年武则天大赦天下，调露二年，除临海丞，感觉不是其志向所在便辞了官。当时徐敬业起兵讨伐武则天的时候，骆宾王为其代作《为徐敬业讨武曌檄》。檄文罗列了武后的诸多罪状，写得极为感人。当武后读到“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两句时，也极为震惊，责问宰相为何不早重用此人。徐敬业兵败后骆宾王下落不明，或说被乱军所杀，或说遁入了空门，众说纷纭。骆宾王在《咏鹅》中写道：“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当时作者生平年代处于“永徽之政时期”，唐初魏征和唐太宗多次转引“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之政治观念。见《贞观政要·论政体》：“臣又闻古语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陛下以为可畏，诚如圣旨。”骆宾王在写作该篇时还处于少年时期，他不但细致观察了鹅在水中的动作，而且还能从中领略到自然界的奇妙变化，可谓是少年得志。写作此篇时，年少的骆宾王住在义乌县城北的一个小村子里，村外有一口池塘叫骆家塘，每到春天塘边柳丝飘拂，池水清澈见底，水上鹅儿成群，景色格外迷人。有一天家中来了一位客人，客人见他面容清秀，聪敏伶俐就问他几个问题，骆宾王对答如流，使客人惊讶不已。当他跟着客人走到骆家塘时，一群白鹅正在池塘里浮游，客人有意试试骆宾王，便指着鹅儿要他以鹅作诗，骆宾王略略思索便创作了这首名篇佳作。

《于易水送人》：“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唐高宗仪凤三年(678)骆宾王担任侍御史时多次上疏讽谏，触忤武则天后不久就被诬下了大狱。仪凤四年(679)六月，调露元年秋天，骆宾王遇赦出狱。是年冬，他即奔赴幽燕一带，在军队中谋得职位决心报效国家。《易水送别》大约写于这一时期，从诗题上看，这是一首送别诗，从诗的内容上看这又是一首咏史诗，诗人在送别友人之际，发思古之幽情，表达了对古代英雄的无限仰慕之心，从而寄托他对现实的深刻感慨，倾吐了自己满腔热血无处可洒的极大苦闷。“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这两句通过咏怀古事，写出了诗人送别友人的地点。这首诗题为“送人”，但它并没有叙述一点朋友别离的情景，也没有告诉我们送的是何许人。然而，人们却完全可以由它的内容想象出那种“慷慨倚长剑，高歌一送君”的激昂壮别的场景，也可以想见那所送之人定是肝胆相照的至友。因为只有这样，诗人才愿意、才能够在分别之时不可抑制地一吐心中的块垒，而略去一切送别的常言套语。此诗题为送人，却纯是抒怀咏志，为何“壮士发冲冠”公元678年（唐高宗仪凤三年），藏王松赞干布之孙芒松芝赞赞普派禄东赞之弟大论尊业多布南下，趁虚占领了云南的洱海地区和四川的盐源地区。为什么在唐朝尚处于封建社会繁盛阶段还有外族入侵呢？国富力强，影响着世界的大唐，对世界文化的发展当时起到了巨大作用的时候，一些国家又纷纷效仿唐朝做法，但还被藏王侵略国土呢？因为在和平的环境中国富民安是大势所趋民之所盼，所以发动战争是人人愤怒的事情，壮士怒发冲冠就是对叛乱者的憎恨，作为送别诗的一格，这首绝句可说是开风气之先河，也是骆宾王本人的思想和所要表达的真实感情。

自“初唐四杰”之后，唐朝开始了诗文革新，其中代表人物便是陈子昂，他本人生于公元659年卒于公元702年，表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四川省遂宁市射洪县）人，因曾任右拾遗，后世称陈拾遗。陈子昂本人青少年时轻财好施慷慨任侠，24岁中进士第，以上书论政得到女皇武则天重视，授麟台正字，后升右拾遗，直言敢谏，曾因“逆党”反对武后而株连下狱。在26岁、36岁时两次从军边塞，对边防颇有些远见。38岁（圣历元年698)时，因父老解官回乡，不久父死。陈子昂居丧期间，权臣武三思指使射洪县令段简罗织陈子昂罪名，加以迫害，最终冤死狱中。陈子昂本人确实命运多舛但存诗共100余首，其诗风骨峥嵘，寓意深远，苍劲有力。最有代表性的有组诗《感遇》38首，《蓟丘览古》7首和《登幽州台歌》、《登泽州城北楼宴》等。

其中《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是一首吊古伤今的生命悲歌，从中可以看出诗人孤独遗世、独立苍茫的落寞情怀。此诗通过描写登楼远眺，凭今吊古所引起的无限感慨，抒发了诗人抑郁已久的悲愤之情，深刻地揭示了封建社会中那些怀才不遇的知识分子遭受压抑的境遇，表达了他们在理想破灭时孤寂郁闷的心情，具有深刻的典型社会意义。全诗语言苍劲奔放，富有感染力，结构紧凑连贯，又留有充分的空间：前二句“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俯仰古今，写出时间漫长，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该诗写于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年）。陈子昂本人是一个具有政治见识和政治才能的文人，他直言敢谏，对武则天统治唐朝时的不少弊政，常常提出批评意见，不为武则天采纳，并曾一度因“逆党”株连而下狱。他的政治抱负不能实现，反而受到打击，这使他心情非常苦闷。万岁通天元年，契丹李尽忠、孙万荣等攻陷营州。武则天委派武攸宜率军征讨，陈子昂在武攸宜幕府担任参谋，随军出征。武攸宜为人轻率，少谋略，次年兵败，情况紧急，陈子昂请求遣万人作前驱以击敌，武攸宜不允许这么做。随后，陈子昂又向武攸宜进言，但是没有得到回应，反把他降为军曹。诗人接连受到挫折，眼看报国宏愿成为泡影，因此登上蓟北楼慷慨悲吟，写下了《登幽州台歌》；所谓的前不见古人是说在唐朝开始建国到现在无论从武力还是从政治角度都没有出现过如此奇葩的事情，以后的唐朝能出现武则天这样的女皇帝可能性不会很大。第三句登楼眺望，写出空间辽阔；在广阔无垠的时空背景中，第四句描绘了诗人孤独寂寞苦闷的情绪，怆然泪下正是作者当时的思想感触，从内心悲伤到命运孤独内心也只能哭泣流血。

相对陈子昂，沈佺期的命运相对好些，沈佺期生于约公元656年卒于约公元715年，两人同年出生且比陈子昂长寿，表字云卿生于相州内黄（今安阳市内黄县）人，祖籍吴兴（今浙江湖州），与宋之问齐名史称“沈宋”。沈佺期特别善于作文章，以长七言诗最为精妙。中过进士做过长安迁通事舍人，预修《三教珠英》，转考功郎给事中。坐交张易之，流驩州，稍迁台州录事参军。神龙中，召见，拜起居郎，修文馆直学士，历中书舍人，太子少詹事。死于开元初年。建安后，讫江左，诗律屡变，至沈约、庾信，以音韵相婉附，属对精密，及沈佺期与宋之问，尤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学者宗之，号为“沈宋”。有记录称：苏李居前，沈宋比肩。有集十卷，今编诗三卷。

《独不见》：卢家少妇郁金堂，海燕双栖玳瑁梁。九月寒砧催木叶，十年征戍忆辽阳。白狼河北音书断，丹凤城南秋夜长。谁为含愁独不见，更教明月照流黄。该诗是唐代诗人沈佺期的代表作之一。这是一首拟古乐府之作，刻画了一位对远戍丈夫刻骨相思的闺中贵妇形象。诗人通过环境描写烘托思妇的哀怨，以双飞双栖的燕子反衬思妇的孤独；以寒砧催落叶、明月照流黄来烘托离愁别恨。全诗辞藻典雅，华美艳丽，情景结合，意境鲜明，被历代诗评家认为是温丽高古之佳篇。“谁为含愁独不见，更教明月照流黄。”该诗创作于万岁通天年间沈佺期任右补阙这段时间，着重于景物渲染，更显得余韵无穷。论手法作者多方面多角度地抒写了女主人公“思而不得见”的愁肠。该句取材于闺阁生活，语言未脱尽齐梁以来的浮艳习气，却显得境界广远，气势飞动，读起来给人一种“顺流直下”，作者想到的是女子闺怨思君不见君的心理感受，更进一步透露出作者对贵族少女的同情，难见天日的愤慨，只落得一人独守空房而又慢慢老去的惨淡生活。

二、盛唐

初唐时期涌现出来的初唐四杰，其诗文多重于感情和意境，诗中的魂多具有外敛意义，在诗中其风骨中没有太多的刻画，唐诗的风骨在中唐和晚唐较为明显。盛唐时期稍有体现，例如李杜诗中就有多多少少的凸显。首先，李白生于公元701年卒于公元762年，父母都酷爱读书的家庭环境中，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又号“谪仙人”，他是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人誉为“诗仙”，为了与诗人李商隐、杜牧即“小李杜”区别，历史中杜甫与李白又被合称“大李杜”。据《新唐书》记载，李白为兴圣皇帝（凉武昭王李暠）九世孙，与李唐诸王同宗。其人爽朗大方，爱饮酒作诗，喜交友，这是李白的最大特色，史称诗仙李白诗圣杜甫。李白的出生时代处于701年，则天顺圣皇后长安元年，这个时候武则天太后在宫内召二张、诸武及奉宸供奉诸美少年饮博嘲谑为乐。因为武则天执政后，内宫开始出现变动，不再是曾经的安逸太平，而是从安逸太平开始逐步走上了奢靡酒醉、淫逸享乐。李白本人从出生到武帝去世五年时间，其家庭环境没有太多变化，李白其家世、家族目前皆不详。据《新唐书》记载，李白为兴圣皇帝（凉武昭王李暠）九世孙，按照这个说法李白与李唐诸王同宗，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同辈族弟，亦有说其祖是李建成或李元吉。

如果返回到历史之中，在封建时期不说出身名门就单指“李”这一姓氏就值得我们推敲，因为李氏宗族的江山被武姓氏夺取并且还是位女皇，其本身对李白造成的心理压抑就会很重，然后公元705年武帝神龙元年武则天驾崩去世。李白开始发蒙读书，家族所寄予的希望应该很高，此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有记载云:“五岁诵六甲。”其中六甲为唐朝时期的儿童启蒙教科书，一位五岁的孩子开始读书，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就算将时间扯回到我国近代，五岁男童入学私塾都是很罕见的，更何况是在遥远的唐朝。历史记载开元三年（715年），李白十五岁就有了诗赋多首，并得到一些社会名流的推崇与奖掖，这个时候李白便开始从事社会活动接受道家思想，在道家思想的影响下，在那种思想地驱动下开始练习剑术梦想做一位大侠。开元六年（718年），在大侠梦的影响下就在大匡山隐居读书，隐居期间又经常到附近的郡县游玩，并且先后出游江油、剑阁、州治等地，期间增长和积累了不少阅历与见识，可是李白本人从不以做官为梦想，直到开元十五年（727年）与故宰相许圉师之孙女结婚，可也算是大龄青年。

时间到了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就在其42岁的时候，由于玉真公主和贺知章非常赏识他的才能，唐玄宗接触到李白的诗赋，并且对李白十分仰慕便召李白进宫。当李白进宫朝见唐玄宗时，唐玄宗以改先例下了龙辇便走着去迎接李白，这在历史上都是非常罕见的。因为李白当时只是平民百姓而不是达官贵族，一位皇帝走着迎接一位平民在历史中的确很少见，并且唐玄宗还“以七宝床赐食于前，亲手调羹”。如果李白没有出人的才能唐玄宗也不会这么赏识他。就在这一年李白凭半生饱学及长期对社会的观察对唐玄宗的问话无所不知，这种情况下受到唐玄宗大加赞赏，然后就命李白在翰林做官，其职务是给皇上写诗文陪侍皇帝左右。随后唐玄宗每有宴请或郊游就命李白必须参与，李白利用他敏捷的诗才写诗作赋以记录皇帝生活。李白受到玄宗如此的宠信，为官的一些同僚都极其羡慕，但也有人因此而产生了嫉恨之心。

天宝二年（公元743年）李白为唐玄宗和杨玉环写作《清平调词三首》之后就辞去了翰林院的官位又开始了人生的游历生活，在《清平调词三首》中就能看到李白当时的灵与肉，其风骨也出现了。（其一）：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其二）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其三）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这三首诗把木芍药（牡丹）和杨妃交互在一起写，花即是人人即是花，把人面花光浑融一片，承蒙唐玄宗的恩泽。《唐诗选脉会通评林》：周珽曰：太白《清平调》三章，语语藻艳，字字葩流，美中带刺，不专事纤巧。这首诗中的灵魂就在李白的阅历，李白引用了巫山、汉宫等，如果没有这样的阅历也不会把这样的氛围烘托出不一般的意境，进而再把杨玉环和唐玄宗的爱恋之情表达的淋漓尽致，在这时可怜飞燕四个字道出了李白的真正心思。随后李白本人便开始逐渐厌倦了皇宫生活，一步步变得狂傲不羁，以后便出现了尝奉诏醉中起草诏书，引足令高力士脱靴等等，这样李白就受到了宫中人的嫉恨，同时李白在官场上也达到了人生的巅峰，此后逐渐就有人向玄宗进谗言，在玄宗冷落之下不告而别离开了皇宫又开始了他的游历生活。

天宝三载（744年）夏天，李白离开长安皇宫到了东都洛阳，在这里他遇到了杜甫，就这样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两位诗人见面。此时李白已名扬全国，而杜甫风华正茂却困守洛城。杜甫比李白小十一岁但李白没有以自己的才名在杜甫面前倨傲，杜甫也没有在李白面前一味低头称颂，两人只以平等的身份建立了深厚的友情。杜甫生于公元712年卒于公元770年，字子美汉族人，原籍湖北襄阳后徙河南巩县自号少陵野老，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杜甫虽然在世时名声并不显赫，但后来声名远播，对中国文学和日本文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三别》影响较为广泛。作者写作《三别》时正是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冬，该年郭子仪收复长安和洛阳，旋即，郭子仪和李光弼、王思礼等九节度使乘胜率军进击，以二十万兵力在邺郡包围了安庆绪叛军，局势甚可喜，然而昏庸的肃宗对郭子仪、李光弼等领兵并不信任，诸军不设统帅，只派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使诸军不相统属，又兼粮食不足，士气低落，两军相持到次年春天，当史思明援军到达的时候，郭子仪领导的唐军在邺城大败。

《三别》中的《新婚别》：兔丝附蓬麻，引蔓故不长。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结发为君妻，席不暖君床。暮婚晨告别，无乃太匆忙。君行虽不远，守边赴河阳。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父母养我时，日夜令我藏。生女有所归，鸡狗亦得将。君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肠。誓欲随君去，形势反苍黄。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妇人在军中，兵气恐不扬。自嗟贫家女，久致罗襦裳。罗襦不复施，对君洗红妆。仰视百鸟飞，大小必双翔。人事多错迕，与君永相望。这首诗现实主义的个性化体现了杜甫的语言基本功，将人性在诗中表达的淋漓尽致，诗中简单的人物、景物、感情的离别愁绪，体现出了老百姓的真实生活，诗中的灵魂主线就是体察民情、关心人民的日常生活和思想感受，同时也表达了他本人对“中兴济世的热切，对淆乱乾坤的指斥，对横行霸道的愤慨，对漂泊流离的悲伤，对生灵涂炭的悲悯，对物力衰竭的惋惜，对博施济众的赞美”，而正是这些沉重情感的表达，使得杜诗的语言趋于“沉郁顿挫”。灵魂深处乞求太平盛世乞求人们安居乐业，可是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中是很难成为现实的，如果没有这样的灵魂杜甫也不可能写出流传后世的一个个佳篇之作。如果我这们只是带着对当时社会战乱和人们颠沛流离去欣赏杜甫的诗文，也会出现错误的，比如该诗中“君行虽不远，守边赴河阳。”这句，自己的丈夫只是去河阳驻守，也没什么让人焦灼的，立了战功还能得到封赏，这就好像诗中的肉，从字面上我们得到的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故事，但是为什么发动战争为什么去驻守，自己的家庭就不要了自己的新婚妻子也不要了，这就得我们从历史的角度观察到的。

大李杜后期唐朝仍然处于内乱状态，在这样的战乱之中所造就的诗人中还出现了山水田园派，像王维和孟浩然等一些诗人。从李白的浪漫主义到杜甫的现实主义，这些都是社会现象促成了他们的成功，在唐诗中我们还会发现除了淫逸、战乱还有一小部分的宁静，这就像王维的一些诗。王维本人生于公元701年卒于公元761年，基本和李白同一年出生仅比李白大一岁，其实对于王维本人还有历史记载说其生于699年，河东蒲州（今山西运城）人祖籍山西祁县，唐朝著名诗人号摩诘居士。王维出身河东王氏家族，于开元十九年（731年）中状元，担任过右拾遗、监察御史、河西节度使、判官等。唐玄宗天宝年间，王维官拜吏部郎中、给事中。安禄山攻陷长安时，王维被迫受伪职。长安收复后，被责授太子中允，唐肃宗乾元年间任尚书右丞，故世称“王右丞”，这是王位的生平记录。王维本人参禅悟理，学庄信道，精通诗、书、画、音乐等，以诗名盛于开元、天宝间，尤长五言，多咏山水田园，与孟浩然合称“王孟”，有“诗佛”之称，其书画作品又特臻其妙，后人推其为南宗山水画之祖。王维虽然和李白同岁，可是其诗文与李白的诗文存在着截然不同，不但从社会环境还是从诗文意境都存在着差异，李白诗多以游记和物美色和，而王维的诗却以神韵淡远为艺术意境，也是王维诗中画境的灵魂。其作品《鹿柴》云：“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诗中着意描写了作者独处于空山深林，看到一束夕阳的斜晖，透过密林的空隙，洒在林中的青苔上，在博大纷繁的自然景物中，诗人捕捉到最引人入胜的一瞬间，有简淡的笔墨，细致入微地给出一幅寂静幽清的画卷，意趣悠远，令人神往。这篇作品写于唐天宝年间，王维在终南山下购置辋川别业，而鹿柴是王维在辋川别业的胜景之一。

公元742年正月到公元756年七月唐玄宗李隆基执政，唐天宝年元年就是公元742年，这一年皇帝置平卢平节度使治营州，由安禄山为节度使改侍中为左相，中书令为右相尚书左右丞相恢复仆射原名。唐册为三姓叶护，拔悉密、回纥、葛逻禄三部攻杀骨咄叶护，推拔悉密酋长为颉跌伊施可汗，回纥、葛逻禄为左右叶护。突厥乌苏米施可汗败走，乌苏部下许多都投降了唐朝，突厥逐渐衰落大唐恢复平静，朝廷内外出现了暂时的和谐。王维是开元十九年状元，王维在写《鹿柴》这首诗的时候已经是衣食无忧，过起了隐居生活。《鹿柴》诗中用“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来形容当时的朝廷内外，这就是诗的灵魂。因为如果诗人写诗的时候用其他的文字表达就有些不妥，因为那个时候诗歌虽然流行，可是文字狱也是很多的，一旦自己的文章惹上文字狱，那么诗人就会面临灭顶之灾，诗中将当时的朝廷内外用一句“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朝廷由开始的紧张到现在恢复了平静是非常难的，唐玄宗在这年九月花萼楼宴请突厥降者并且赏赐很多，说明诗人心中已经非常的豁然开朗了。这首诗的绝妙处还在于以动衬静，以局部衬全局，清新自然，毫不做作。落笔先写空山寂绝人迹，接着以“但闻”一转，引出人语响来，空谷传音愈见其空，人语过后愈添空寂，最后又写几点夕阳余晖的映照，愈加触发了豁然开朗的感觉。

与此同时与王维一样的田园诗人还有孟浩然，他生于公元689年卒于公元740年，名浩字浩然又号孟山人，是襄州襄阳（现湖北襄阳）人世称孟襄阳。因他未曾入仕又称之为孟山人。孟浩然生当盛唐，早年有志用世，在仕途困顿、痛苦失望后，尚能自重，不媚俗世，修道归隐终身。曾隐居鹿门山。40岁时，在长安游荡，参加科举考试但未考中进士。曾在太学赋诗，名动公卿，一座倾服，为之搁笔。开元二十五年（737）张九龄招致幕府，后隐居。孟诗绝大部分为五言短篇，多写山水田园和隐居的逸兴以及羁旅行役的心情。其中虽然有一些愤世嫉俗之词，但是这更多属于诗人的自我表现。其在诗歌创作的艺术形式方面，孟浩然也有其独特的见解，他主张诗歌要用形象思维，通过诗的语言塑造形象，通过形象显示诗歌的意旨。他在《本阇黎新亭作》诗中写道：“弃象玄应悟，忘言理必该。静中何所得？吟咏也徒哉！”他本人游历开始于四十岁时，要比李白小二十多岁，期间孟浩然入仕不得志，在非常痛苦的心理环境中写作，其作品除却了游历、官宦，这样我们就不难想象其作品多为哪些方面了。李白曾评价孟浩然诗云：“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说明孟浩然的一生不在宫廷只能隐居生活，愤世嫉俗自不待言但是却落了个清白一身。

我们了解了孟浩然的生平和他本人所处的社会创作环境，再进一步读他的诗，就很容易了解其诗中的灵魂和肉体都在哪了。比如孟浩然的诗：《送杜十四之江南》：“荆吴相接水为乡，君去春江正淼茫。日暮征帆何处泊，天涯一望断人肠。”这首诗从写景入笔，通过淼茫春江与孤舟一叶的强烈对照，发出深情一问，对朋友的关切和依恋在这一问中表达得淋漓尽致。诗人遥望渐行渐远的行舟，送行者放眼天涯，极视无见，不禁情如春江，汹涌澎湃。“断人肠”将别情推向高潮，在高潮中结束全诗，离愁别恨，悠然不尽。此诗用散行句式，如行云流水，近歌行体，写得颇富神韵，不独在谋篇造语上出格，自然流畅地表现了诗人对友人的深切怀念，也体现出诗人与友人之间的真挚友谊。诗中的灵魂就是对友人的真挚感情，就像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的灵魂一样，只有感情而没有其他的心思掺杂其中，但是读《送杜十四之江南》这首诗的时候又觉得要比王勃的思想复杂了许多，比如：“日暮征帆何处泊，天涯一望断人肠。”暮色深沉天色已经很晚了，朋友驾着一叶孤舟将停到哪个地方？作者的心却随着朋友一起遥望天涯，无限思念感情使得内心非常的伤痛。而王勃的送别诗却是很单纯的情感流露，他没有孟浩然的思想复杂和对未来生活的担忧，更没有对未来生活的踌躇。

同一时代除了大李杜、王维、孟浩然之外还出现了边塞诗人，这个时代唐朝和突厥方面一直处于战乱，加上武则天使用酷吏乃至安禄山权倾朝野，不少文人就会遭到朝廷的迫害或流放。我们暂且也选择两位代表诗人，比如王昌龄。他生于公元698年卒于公元757年，字少伯汉族河东晋阳（今山西太原）人，又一说京兆长安人（今西安）人。他早年贫苦，主要依靠农耕维持生活，30岁左右考中进士，初任秘书省校书郎，而后又担任博学宏辞、汜水尉，因为做官出事后被贬岭南。开元年间还末返回长安，只是改授江宁丞被诽谤后又遭到贬谪官至龙标尉时，赶上安史之乱被刺史闾丘晓所杀。王昌龄虽然在朝廷做了官，可是却因为其才华出众遭人嫉妒而惹来杀身之祸。王昌龄的七言绝句在内容上可分三类，这三类都自有特色，而其中以边塞诗第一、闺怨诗第二，送别诗第三。他的边塞诗善于捕捉典型的情景，有着高度的概括和丰富的表现力，既反映了盛唐时代的主旋律，又对边塞风光及边关战场场景进行细致描写，同时能够捕捉到将士细腻的内心世界。其诗歌不但意境开阔语言圆润蕴藉音调婉转和谐，且耐人寻味，在发情、造景、写意等方面均有很高造诣。而王昌龄的宫怨诗可与李白争胜，且其诗用意之深、写景之妙、比兴之切、造语之奇，都有独道之处，王昌龄闺怨诗以悲天悯人的精神书写那些久闭深宫的妃殡宫人的悲情哀怨，以细腻的笔触多方面地展现她们的生活和感情世界，揭示她们在残酷的宫殡制度下所遭遇的悲惨命运，客观上批判了封建社会摧残妇女的罪恶。这种思想倾向奠定了其作品的健康基调，洗尽六朝宫廷诗浮艳色情之污秽，有力地扭转了齐梁歌咏的不良文风另一方面，就艺术表现而言，王昌龄又发扬了六朝华美艳丽、精雕细琢的表现手法，继承了其形式美，因此王昌龄被誉为是成功地用七言绝句写宫词的第一人。

在艺术风格上，王昌龄的七绝以委婉含蓄为主要特色，表现曲折，意境深远。其中不少是用比兴、寄托手法，抒写了诗人对现实的揭露和幽怨，因而与屈原的《离骚》在精神上有一致之处。王昌龄诗亦善用典故。他的诗歌从语象选择、句式运用到语句组合三方面都体现了诗人对典雅劲健的语言艺术风格地追求。在语象选择方面，王昌龄多选用大的数词、有力度的动词、准确的形容词来表现有气势的大场景或有气魄的大胸怀，体现出了语言的力量美、气势美。比如《西宫春怨》：“西宫夜静百花香，欲卷珠帘春恨长。斜抱云和深见月，朦胧树色隐昭阳。”诗中说西宫中的夜晚非常清静，只有盛开在宫中庭院内的花朵悄悄地散布着阵阵香气。住在宫中的美人本来想要卷起用珠子串成的门帘出外赏花，却又因无心欣赏而作罢，只有怀着说不尽的怨恨而独守空闺。抱着琴瑟看月亮，发现许多树隐蔽着昭阳宫。这首诗的灵魂就是一个“怨”字，“朦胧树色隐昭阳”，就是她隔帘望见的景色。这一句，既是以景结情，又是景中见情。句中特别值得玩味的是点出了皇帝所在的昭阳宫。这与作者另一首《长信秋词》的结尾“卧听南宫清漏长”句中点出南宫的意义是相同的。它暗示诗中人所凝望的是皇帝的居处，而这正是他的怨情所指。但是，禁闭着大批宫人的西宫与昭阳殿之间隔着重重门户，距离本来就很遥远，更何况又在夜幕笼罩之中，诗中人所能望见的只是一片朦朦胧胧的树影而已。这时透过一层、深入一步的写法，写诗的人想把怨情倾注向昭阳宫，而这个昭阳宫却望都望不见，这就加倍说明了她的处境之可怜。进一步突出了作者对别人的同情和对命运多舛的思想纠葛。这是他本人的闺怨想象，而不是真实再现，往往一位诗人的作品其灵魂的凸显就是想象。

除了王昌龄还有岑参，高适，李颀等这些边塞诗人，他们的诗基本上都没有达到王昌龄边塞诗的高度。比如岑参，他生于约公元715卒于公元770年，这一年代是唐朝处于内外都不太平的时候，虽然属于盛唐时期，他生于荆州江陵（现湖北江陵），又是太宗时功臣岑文本重孙，后来才徙居江陵。他虽然是岑文本的重孙，但是岑参早岁孤贫，从小就遍览史籍。唐玄宗天宝三载（公元744年）考上进士，初为率府兵曹参军，后两次从军边塞，先在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府掌书记；天宝末年，封常清为安西北庭节度使时，为其幕府判官。代宗时，曾官嘉州刺史（今四川乐山），世称“岑嘉州”，大历五年（770年）卒于成都。 岑参本人工于诗歌，长于七言歌行，代表作是《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现存诗三百六十首，对边塞风光军旅生活，以及少数民族的文化风俗有独特感受，故其边塞诗尤多佳作，风格与高适相近，后人多并称“高岑”。 当时嵩阳、颍阳为嵩山东西两峰所在地，东峰太室在嵩阳，西峰少室在颍阳，两室相距七十里，岑参在这两地都结有草堂。嵩山为五岳之一，奇峰峻岭，古木流泉。年轻的诗人在这幽静的自然环境中潜心攻读，啸傲山林，不仅在学问上打下了广博的基础，而且也初步形成了他那种沉雄淡远、新奇隽永的诗风。他早期的作品淡远多于沉雄，出塞以后，沉雄悲壮中亦不乏淡远，岑诗的题材也是多种多样。

岑参诗《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⑵，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匈奴草黄马正肥，金山西见烟尘飞，汉家大将西出师。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幕中草檄砚水凝。虏骑闻之应胆慑，料知短兵不敢接，车师西门伫献捷。这首岑参创作于唐玄宗天宝十三载（754年）或天宝十四载（755年），当时岑参担任安西北庭节度使判官。这期间，封常清曾几次出兵作战。岑参对当时征战的艰苦、胜利的欢乐，都有比较深的体会，曾经写了不少诗歌来反映。这是岑参奉旨西征而创作的送行诗，与《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系同一时期、为同一事件、馈赠同一对象之作。围绕“风”字落笔，描写出征的自然环境。对风由暗写转入明写，行军由白日而入黑夜，风“色”是看不见了，便转到写风声。然后句句紧逼最后引出“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战马在寒风中奔驰，那蒸腾的汗水，立刻在马毛上凝结成冰。诗人抓住了马身上那凝而又化、化而又凝的汗水进行细致的刻画，充分渲染了天气的严寒、环境的艰苦和临战的紧张气氛。“幕中草檄砚水凝”，军幕中起草檄文时，发现连砚水也冻结了。诗人巧妙地抓住了这个细节，笔墨酣畅地表现出将士们斗风傲雪的战斗豪情。这样的军队必然无人能敌。这就引出了最后三句，料想敌军闻风丧胆，预祝凯旋而归，行文就象水到渠成一样自然。这首诗的魂就是唐军的强盛威猛，不可阻拦，也进一步衬托出朝廷面对侵略的态度。

与岑参齐名的高适，他生于公元704卒于公元765年，高适字达夫一字仲武，渤海蓨（今河北沧州）人，后迁居宋州宋城（今河南商丘睢阳）。安东都护高侃之孙，也是唐代大臣、诗人。曾任刑部侍郎、散骑常侍，封渤海县候，世称高常侍。于永泰元年正月病逝，死后被朝廷追封为礼部尚书，谥号“忠”。作为著名边塞诗人高适与岑参并称“高岑”，与岑参、王昌龄、王之涣合称“边塞四诗人”。其诗笔力雄健，气势奔放，洋溢着盛唐时期所特有的奋发进取、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高适诗题材广泛，内容丰富，现实性较强，其边塞诗成就最高。代表作如《燕歌行》《蓟门行五首》《塞上》《塞下曲》《蓟中作》等，诗中歌颂了战士奋勇报国、建功立业的豪情，也写出了他们从军生活的艰苦及向往和平的美好愿望，并揭露了边塞将领的骄奢淫逸、不恤士卒和朝廷的赏罚不明、安边无策,诗中流露出忧国爱民之情。高适也有赞美不义战争、歧视少数民族的作品，如《李云南征蛮诗》等,是这类诗歌的糟粕。其中还有反映民生疾苦的诗，这些诗比较深刻地揭露了统治者与广大人民之间的矛盾，如《自淇涉黄河途中作十三首》之九、《东平路中遇大水》等，真实地描写了广大农民遭受赋税、徭役和自然灾害的重压,对他们的困苦境遇表示同情,他还写过一些赞美“良吏”的诗，从“仁政”思想出发，提倡轻徭薄赋，在当时也有一定的进步作用。其他还有，疾疯诗、伤感诗、咏怀诗等。

高适的《燕歌行》一诗，他用“大漠穷秋塞草衰，孤城落日斗兵稀”勾划凄凉场面，用大漠、枯草、孤城、落日作排比，组成富有主观情感的图景，把战士们战斗不止的英勇悲壮烘托得更为强烈。高适在语言风格上用词简净，不加雕琢。燕歌行（并序）：“（开元二十六年，客有从御史大夫张公。出塞而还者；作《燕歌行》以示适）感征戍之事，因而和焉。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摐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间。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山川萧条极边土，胡骑凭陵杂风雨。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大漠穷秋塞草腓，孤城落日斗兵稀。身当恩遇常轻敌，力尽关山未解围。铁衣远戍辛勤久，玉箸应啼别离后。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边庭飘飖那可度，绝域苍茫更何有。杀气三时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此诗主要是揭露主将骄逸轻敌，不恤士卒，致使战事失利。全篇大体可分四段：首段八句写出师。其中前四句说战尘起于东北，将军奉命征讨，天子特赐光彩，已见得宠而骄，为后文轻敌伏笔；后四句接写出征阵容，旌旗如云，鼓角齐鸣，一路上浩浩荡荡，大模大样开赴战地，为失利时狼狈情景作反衬；第二段八句写战斗经过，其中前四句写战初敌人来势凶猛，唐军伤亡惨重，后四句说至晚已兵少力竭，不得解围；第三段八句写征人，思妇两地相望，重会无期；末段四句，两句写战士在生还无望的处境下，已决心以身殉国；两句诗人感慨，对战士的悲惨命运深寄同情。

全诗气势畅达，笔力矫健，气氛悲壮淋漓，主旨深刻含蓄。全诗气势畅达，笔力矫健，经过惨淡经营而至于浑化无迹。气氛悲壮淋漓，主意深刻含蓄。“山川萧条极边土，胡骑凭陵杂风雨”，“大漠穷秋塞草腓，孤城落日斗兵稀”，诗人着意暗示和渲染悲剧的场面，以凄凉的惨状，揭露好大喜功的将军们的罪责。尤可注意的是，诗人在激烈的战争进程中，描写了士兵们复杂变化的内心活动，凄恻动人，深化了主题，全诗处处隐伏着鲜明的对比，从贯串全篇的描写来看，士兵的效命死节与汉将的怙宠贪功，士兵辛苦久战、室家分离与汉将临战失职，纵情声色，都是鲜明的对比。这首诗的灵魂就是战士的内心活动，其凄恻的战场环境造就了战士不畏死的杀敌决心，也代表作者和人民一样的杀敌报国心思。自唐开元十八年（730年）至二十二年十二月，契丹多次侵犯唐朝边境，边境人民流离失所屡次受到来自外族的侵略和奴役。人民期盼大唐出兵驱赶契丹，营造和平的边境环境。

盛唐时期除了以上几位诗人代表，还有崔颢，王之涣，刘长卿等诗人，由于篇幅有限就不再多叙，还需要读者朋友们自己揣摩。

中唐：

盛唐时期唐诗造诣最高的是大李杜，这是不可争议的，大李杜将中国文化推向了顶峰，大李杜之后虽然出现了不少的唐朝诗人，可是无论从诗之意境还是诗的语言都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沿袭前唐及盛唐诗人的创作风潮随之出现了白派诗人，其代表人物有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等。白居易生于公元772年卒于公元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太谷（今山西晋中），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邽生于河南新郑。和杜甫一样都是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同时也是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唐代宗大历七年也就是公元772年正月，白居易在河南新郑的一个“世敦儒业”的中小官僚家庭出生了。这个时候家乡新郑便发生了战争，由于藩镇李正己割据河南十余州，战火遍地民不聊生老百姓一片哀号。白居易二岁时任巩县令的祖父卒于长安，紧接他的祖母又病故，白居易的父亲白季庚先由宋州司户参军授徐州彭城县县令（780年），一年后因白季庚与徐州刺史李洧坚守徐州有功，升任徐州别驾，为躲避徐州战乱，他把白居易及家人送往宿州符离躲避战乱。在此期间白居易度过了短暂而又太平的童年时光，当时也许白居易受家庭基因的影响，长得脱俗而又聪颖过人，并且他读书十分刻苦，有史料记载在白居易童年到少年时期读书读得口都生出了疮，手都磨出了茧子，然而他年纪虽然轻轻便头发全白了。

前期是兼济天下时期，后期是独善其身时期。白居易贞元十六年也就是公元800年，当时白居易29岁，参加完科举便中进士，先后任秘书省校书郎、盩至尉、翰林学士，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官职。在此期间他写了大量的讽喻诗，像《秦中吟》十首、《新乐府》五十首，这些诗使权贵切齿、扼腕、变色。元和六年公元811年，白居易母亲因患神经失常病死在了长安，白居易按当时的规矩，回故乡守孝三年，服孝结束后回到长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赞善大夫，从此白居易的仕途开始了多舛的命运。然而白居易的诗歌题材非常广泛，并且形式还多种多样，语言还平易通俗贴近群众，在当时的诗界有“诗魔”和“诗王”之称。 元和十年六月公元821年6月，在白居易44岁时，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武元衡当场身死裴度受了重伤。对如此大事当时掌权的宦官集团和旧官僚集团居然保持镇静，不急于处理。当时的白居易十分恼火、气愤，就上书力主严缉凶手以肃法纪。可是那些掌权者非但不褒奖他热心国事，反而说他是东宫官，抢在谏官之前议论朝政是一种僭越行为；于是被贬为州刺史。中书侍郎王涯说白居易母亲是看花的时候掉到井里死的，而白居易写赏花的诗和关于井的诗有伤孝道，并评论说白居易这样的人不配治郡，于是白居易又被贬为江州司马，事实上白居易被治罪的原因还是因为他所写的那些讽喻诗。

白居易本人对中唐时期诗坛乃至朝廷影响都是极大，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都突出强调了通俗性、写实性并且还要用尽全力去表现，这在中国诗史上就占有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从这几句诗中就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写的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他 “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后人重视。于此同时他还提出了他自己的文学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他就早期讽谕诗的创作所感悟到的。他本人的思想综合了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白居易一生不仅留下近三千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与元九书》），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白居易认为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事物，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与元九书》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 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大历（766～779）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作用，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

比如《琵琶行》，该诗通过对琵琶女高超弹奏技艺和她不幸经历的描述，揭露了封建社会官僚腐败、民生凋敝、人才埋没等不合理现象，表达了诗人对她的深切同情，也抒发了诗人对自己无辜被贬的愤懑之情。历史上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秋天，白居易被贬江州司马已两年，在浔阳江头送别客人，偶遇一位年少因艺技红极一时而年老后被人抛弃的歌女，心智情绪极其低落，结合自己路途遭遇，用歌行的体裁创作出了这首著名的《琵琶行》。这首诗的肉体其实就是以讽喻的手法表达自己内心对国家命运的怨恨，可是在如此的幽怨之中自己还必须要服从统治者的统治。因为当时的政治环境所体现出来的就是有才之士被抛弃，不被国家中用反而还要受尽人间的疾苦，我们所看到的只是作者内心的一系列的心理纠葛。在《琵琶行》这首诗的灵魂应该就是告知读者，唤起读者对国家命运的担忧之心，在读这首诗的同时不要把国家命运弃之不理，第四段，诗人贬官九江以来的孤独寂寞之感，感慨自己的身世，抒发与琵琶女的同命相怜之情。诗人和琵琶女都是从繁华的京城沦落到这偏僻处，诗人的同情中饱含叹息自己的不幸，“似诉生平不得志”的琵琶声中诉说着他心中不平。诗人感情的波涛为琵琶女的命运所激动，发出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感叹，抒发了同病相怜，同声相应的情怀。“凄凄不似向前声，满座重闻皆掩泣。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江州司马为什么有如此的悲痛之情呢？他是在哭泣自己的命运和朝廷的昏聩，讽喻在这个时候又进一步证明了其诗的灵魂之存在。被贬江州司马这件事对白居易影响很大，是他思想变化的转折点，从此他早期的斗争锐气逐渐销磨，消极情绪日渐增多。

白派诗人的现实主义促成了这一流派的存在，像元稹他生于公元779年卒于公元831年，字微之别字威明河南府东都洛阳（今河南洛阳）人。唐朝著名诗人、文学家，父元宽，母郑氏，为北魏宗室鲜卑族拓跋部后裔，北魏昭成帝拓跋什翼犍十四世孙。元稹聪明机智过人，少时即有才名，与白居易同科及第，并结为终生诗友，二人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诗作号为“元和体”。但是元稹在政治上并不得意，虽然一度官至宰相，却在觊觎相位的李逢吉的策划下被贬往外地，晚年官至武昌节度使等职，他的命运较白居易好了许多，并且死后还追赠尚书右仆射。元稹平生以诗成就最大，其诗辞言浅意哀极为扣人心扉动人肺腑。唐德宗贞元九年（公元793年），十五岁的元稹以明两经擢第。因为唐代科举名目甚多，而报考最多的科目则为进士和明经两科，不过两科相比也有难易之分，进士科难，而唐代文人也更为看重进士科。元稹为尽快摆脱贫困，获取功名，选择投考的为相对容易的明经科，一战告捷。及第之初的元稹却一直无官，闲居于京城，但他没有终止勤奋学习。家庭藏书给他提供了博览群书的条件，京城的文化环境和他的广泛兴趣，陶冶了他的文化修养，次年得陈子昂《感遇》诗及杜甫诗数百首悉心读之，从此便开始了诗的写作，并且还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元稹因为不是进士科出身，在科举考试中只参加了明经科目的考试，相对于他的诗歌本身的文化底蕴就没有白居易等人的文化底蕴丰富。元稹在散文和传奇方面也有一定成就，他首创以古文制诰，格高词美为后人所效仿。其传奇《莺莺传》叙述张生与崔莺莺的爱情悲剧故事，文笔优美刻画细致，为唐人传奇中之名篇，起到了奠定中国文学史上戏曲的基础，所以后世戏曲作者以其故事人物创作出许多戏曲。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年），太子少保韦夏卿的小女儿年方二十的韦丛下嫁给二十四岁的诗人元稹。这桩婚姻有很大的政治成分，当时二十四岁的元稹科举落榜，但是韦夏卿很欣赏元稹的才华，相信他有大好前程，于是将小女儿许配给他，而元稹则是借这桩婚姻得到“向上爬”的机会，不过两人在婚后却是恩爱有加，感情非常好。以韦丛的家庭背景，下嫁给元稹对于当时的元稹来说就好像天女下凡一样。她不仅贤惠端庄、通晓诗文，更重要的是出身富贵却不好富贵、不慕虚荣，从元稹留下来几首那时期的诗来看，当时正是他不得志的时候，过着清贫的生活，韦丛从大富人家来到这个清贫之家却无怨无悔，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关心和体贴丈夫，对于生活的贫瘠淡然处之。元稹原本以为这只是一个政治上晋升的途径，却没想到韦丛是这样一个温柔的女子、体贴的娇妻。古话说，百无一用是书生，婚后元稹忙着科试，家中的家务全是韦丛一人包办，而婚前她是大户人家的千金、父亲疼爱的小女儿，韦丛的贤惠淑良可想而知，所以元稹在数年以后，总还是会忍不住想起与他共度清贫岁月的结发妻子韦丛。

元稹在《离思五首》中写道：

（其一）自爱残妆晓镜中，环钗漫篸绿丝丛。须臾日射胭脂颊，一朵红苏旋欲融。

（其二）山泉散漫绕街流，万树桃花映小楼。闲读道书慵未起，水晶帘下看梳头。

（其三）红罗著压逐时新，吉了花纱嫩麴尘。第一莫嫌材地弱，些些纰缦最宜人。

（其四）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

（其五）寻常百种花齐发，偏摘梨花与白人。今日江头两三树，可怜和叶度残春。

本诗的（其四）首，首二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沧海无比深广，因而使别处的水相形见绌。巫山有朝云峰，下临长江，云蒸霞蔚。据宋玉《高唐赋序》说，其云为神女所化，上属于天下入于渊，茂如松榯美若娇姬。因而，相形之下，别处的云就黯然失色了。“沧海”、“巫山”，是世间至大至美的形象，诗人引以为喻，从字面上看是说经历过“沧海”、“巫山”，对别处的水和云就难以看上眼了，实则是用来隐喻他们夫妻之间的感情有如沧海之水和巫山之云，其深广和美好是世间无与伦比的，因而除爱妻之外，再没有能使自己动情的女子了。“难为水”、“不是云”，这固然是元稹对妻子的偏爱之词，但像他们那样的夫妻感情，也确乎是很少有的。元稹在《遣悲怀》诗中有生动描述。因而第三句说自己信步经过“花丛”，懒于顾视，表示他对女色绝无眷恋之心了。

这首诗写于唐宪宗元和四年（公元809年），而韦丛20岁时下嫁元稹，其时元稹那时尚无功名，婚后颇受贫困之苦，而韦丛却无无半分怨言，元稹与她两情甚笃。七年后韦丛病逝，韦丛死后元稹有不少悼亡之作，这首诗他的悼王作中的佳篇。这首诗如果用历史环境来思考那就会容易出现错误了，因为那个时候元稹并没有入朝为官也没有什么功名，完全是自己思想深处对爱妻的沉痛悼念之情。这一年成德王士真死，他的儿子承宗为帅主持大局，唐宪宗想从朝廷派人主管成德节度使，而他的长子王承宗起兵叛唐，唐宪宗则出兵讨伐叛军，以革河藩镇世袭之弊。李绛建议先解决淮西。宪宗不听，命吐突承璀讨王承宗。翰林学士白居易等上疏反对用宦官为师，唐宪宗没有听取白居易的上疏，淮西吴少诚战死，部将吴少阳杀少诚子而代之，幽州刘济出兵讨王承宗。在元稹的这几首诗中并没有体现与政治有关的话题，我们也只好撇开政治只分析元稹本人的真实感情。元稹对韦丛的感情的确是历史上很少有的，因为他是在不得志的时候娶得韦丛，韦丛不但没有嫌弃元稹的清贫，反而更加的贤惠，这样在生活这个层面就能让我们想象元稹当时的思想感受，而这首诗的灵魂之处正是这种纯粹的爱情真实体现。我们如果不加分析或者妄加评判与政治环境挂钩，我们所得到的思想内容也许会出现很多的偏差，可是这首诗的灵魂却处于一种孤立无援的状态。之所以会“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是从元稹的思想深处激发出来的悼亡之情，这首诗的诗魂就在于元稹本身的思想感情，以及他对亡妻韦丛的深情。

如果再提起张籍，也许我们对他不是很陌生，其实张籍本人的佳作流传下来的不是很多，他生于约公元766年 —卒于约公元830年，字文昌，和州乌江（今安徽和县乌江镇）人。汉族，先世移居和州，遂为和州乌江（今安徽和县乌江镇）人。张籍诗歌创作大致有3个时期：40岁前为早期，40-50岁为中期，其优秀乐府歌行作品多创作于这个时期。50岁后为晚期。这时生活逐渐安定，除仍写乐府歌行外，多作近体诗。他是中唐时期新乐府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和推动者。其乐府诗颇多反映当时社会现实之作，表现了对人民的同情。他诗作的特点是语言凝练而平易自然，和当时的王建齐名，世称“张王”。其诗中广泛深刻地反映了各种社会矛盾，同情人民疾苦。例如《征妇怨》：九月匈奴杀边将，汉军全没辽水上。万里无人收白骨，家家城下招魂葬。妇人依倚子与夫，同居贫贱心亦舒。夫死战场子在腹，妾身虽存如昼烛。

这首诗借一个征妇不幸遭遇的内心怨叹，反映出当时边患给人民带来的严重灾祸。诗的前四句点明事件，概括而又具体，展现出一幅“城下招魂葬”的悲惨图景；后四句选取征妇作为典型，写她的内心活动，反映其欲生不得欲死不能的悲苦心境，比喻新颖，凄恻感人。在古典诗词中，良人从军、征妇哀怨是很常见的题材。该首诗却别出心裁翻出新意，以其摧心呕血、深至沉痛而卓然不群，享誉后世。“九月匈奴杀边将，汉军全没辽水上。”诗歌开门见山，点明征妇怨毒所由。诗中“全没”二字，力过千钧战况惨烈伤亡惨重中突出事件的典型性，从而生发出征妇哀苦情感。“万里无人收白骨，家家城下招魂葬。”诗人视野开阔勾勒出一幅场面浩大的“城下群哭图”，由面及点迂回入题。“白骨”二字，读来触目惊心。骨骼支离抛荒野，增强了诗歌的形象性。读此句可联及王粲“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七哀诗》）和杜甫“古来白骨无人收”（《兵车行》），一并玩索。“家家”二字，看似寻常，却是暗承“全没”，以哀哭号呼的普遍性，强化了悲剧气氛，为下文征妇之哀作好陪衬。我们在读这首诗的时候就应该注意到一个“怨”字，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就是全诗的整个灵魂，诗歌以小见大，以征妇的哀哭无告，严厉抨击了唐室不恤民情，战争频仍。反战情绪之奔流腾踊、仁政思想之深厚诚挚，洋溢于篇章之中则是整篇诗作的灵魂所在。

类似现实主义诗人在中唐时期还有王建等，他生于公元768年卒于公元835年，字仲初颍川（今河南许昌）人。他本人出身寒微一生潦倒。曾一度从军约46岁始入仕曾任昭应县丞、太常寺丞等职。后出为陕州司马，世称王司马。与张籍友善，乐府与张齐名，世称张王乐府。其诗题材广泛，同情百姓疾苦，生活气息浓厚，思想深刻。善于选择有典型意义的人、事和环境加以艺术概括，集中而形象地反映现实，揭露矛盾。多用比兴、白描、对比等手法，常在结尾以重笔突出主题。体裁多为七言歌行，篇幅短小。他的诗语言通俗凝练，富有民歌谣谚色彩。名篇如《田家行》、《水夫谣》、《羽林行》、《射虎行》、《古从军》、《渡辽水》、《田家留客》、《望夫石》等。他又以“宫词”知名。他的“宫词”百首，突破前人抒写宫怨的窠臼，在传统的宫怨之外，还广泛描写唐代宫中风物和宫廷生活，是研究唐代宫廷的重要材料。其五、七言近体中，有些征戍迁谪、行旅离别、幽居宦况之作，情思感人，但杂有消极颓废思想。他的绝句则清新婉约。还写过《宫中三台》、《江南三台》等小令，为中唐文人词的重要作者之一。

其诗《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该诗以中秋月夜为内容的七绝。全诗四句二十八字，以每两句为一层意思，分别写中秋月色和望月怀人的心情，展现了一幅寂寥、冷清、沉静的中秋之夜的图画。此诗以写景起，以抒情结，想象丰美，韵味无穷。此诗是诗人在中秋佳节与朋友相聚时所作。诗题为“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可见是寄友人杜元颖的。原诗诗题下注云：“时会琴客”，说明佳节良友相聚，并非独吟。这首诗意境很美，由于他本人如是较晚，首先予人的印象是情景如画，而没有官场上的花容月貌，用苏轼的话来说就是“诗中有画”。明《唐诗画谱》中就有以这首诗为题材的版画，但这幅版画仅是画家别出心裁构想出的意境，和王建原作并不一一吻合，而且它对全诗点睛之笔——秋思未作充分表达。在这一点上，诗歌语言艺术显示了它的不可代替性。诗人运用形象的语言，丰美的想象，渲染了中秋望月的特定的环境气氛，把读者带进一个月明人远、思深情长的意境，加上一个唱叹有神、悠然不尽的结尾，将别离思聚的情意，表现得委婉动人。

中唐时期还出现了韩派诗人，最著名的较之于韩愈，他生于公元768年卒于公元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贞元八年（792年），韩愈登进士第，两任节度推官，累官监察御史。晚年后因论事而被贬阳山，历都官员外郎、史馆修撰、中书舍人等职。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的行军司马，参与讨平“淮西之乱”。其后又因谏迎佛骨一事被贬至潮州。官至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伯，并从祀孔庙。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被后人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后人将其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他提出的“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散文的写作理论，对后人很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韩愈本人家族命运坎坷，在那样一个家族中造就了他的文学成就，韩愈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继承先秦两汉散文传统，反对专讲声律对仗而忽视内容的骈体文。韩愈文章气势雄伟，说理透彻，逻辑性强，被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时人有“韩文”之誉。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韩柳倡导的古文运动，开辟了唐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韩诗力求新奇，重气势，有独创之功。韩愈以文为诗，把新的古文语言、章法、技巧引入诗坛，增强了诗的表达功能，扩大了诗的领域，纠正了大历（766年—780年）以来的平庸诗风。在封建思想道德方面，他也有独到的建树，大力提倡儒学，以继承儒学道统自居，开宋明理学家之先声。

韩愈本人的诗作特点之一是“发言真率，无所畏避”，或“鲠言无所忌”，也就是敢于讲话，而且敢讲真话。《答张十一功曹》：山净江空水见沙，哀猿啼处两三家。筼筜竞长纤纤笋，踯躅闲开艳艳花。未报恩波知死所，莫令炎瘴送生涯。吟君诗罢看双鬓，斗觉霜毛一半加。诗的前半部分写景。“山净江空水见沙，哀猿啼处两三家”，勾画出阳山地区的全景。春山明净，春江空阔，还传递出一种人烟稀少的空寂。淡淡几笔，生动地摹写了荒僻冷落的景象。这首诗中的景物，是与作者此时的处境与心情紧密相连的。它体现了这样两个特点，一是静、二是闲。诗的下半段叙事抒情，“未报恩波知死所，莫令炎瘴送生涯。”前句的“未”字贯“报”与“知”，意谓：皇帝的深恩我尚未报答，死所也未可得知，但求不要在南方炎热的瘴气中虚度余生而已。诗人似乎尽力想把他那种激愤的感情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但是又自觉不自觉地在字里行间透露出来，使人感受到那股被压抑着的感情潜流，读来为之感动，令人回味，形成了这首诗含蓄深沉的特点。

除韩愈之外还有李贺、孟郊、贾岛、卢仝等人，其中李贺李贺（约公元791年-约817年），字长吉，是“长吉体诗歌开创者。”唐代河南福昌（今河南洛阳宜阳县）人，家居福昌昌谷，后世称李昌谷，是唐宗室，唐高祖李渊的叔父李亮（大郑王）后裔。有“诗鬼”之称，是与“诗圣”杜甫、“诗仙”李白、“诗佛”王维相齐名的唐代著名诗人。有《雁门太守行》、《李凭箜篌引》等名篇。著有《昌谷集》李贺是中唐的浪漫主义诗人，与李白、李商隐称为唐代三李。是中唐到晚唐诗风转变期的一个代表者。他所写的诗大多是慨叹生不逢时和内心苦闷，抒发对理想、抱负的追求；对当时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和人民所受的残酷剥削都有所反映。留下了“黑云压城城欲摧”，“雄鸡一声天下白”，“天若有情天亦老”等千古佳句。李贺的诗作想象极为丰富，经常应用神话传说来托古寓今，所以后人常称他为“鬼才”，“诗鬼”，创作的诗文为“鬼仙之辞”。有“‘太白仙才，长吉鬼才’之说。李贺是继屈原、李白之后，中国文学史上又一位颇享盛誉的浪漫主义诗人。

《高轩过》是唐代诗人李贺的作品。全诗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写韩愈、皇甫湜二人来访时的气派；第二部分，着重赞颂二人的学识和文名；第三部分，写自己的处境与抱负。此诗一气呵成，结构谨严，跌宕多姿而又富有感情，颇似韩愈的诗风。《高轩过》：（韩员外愈、皇甫侍御湜见过，因而命作）。华裾织翠青如葱，金环压辔摇玲珑。马蹄隐耳声隆隆，入门下马气如虹。云是东京才子，文章巨公。二十八宿罗心胸，九精照耀贯当中。殿前作赋声摩空，笔补造化天无功。庞眉书客感秋蓬，谁知死草生华风。我今垂翅附冥鸿，他日不羞蛇作龙。这是一首应酬诗，诗题下有序云：“韩员外愈、皇甫侍御湜见过，而因命作。”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领袖、大诗人，皇甫湜是韩门弟子、著名古文家，二人闻知李贺诗名，特来一会，并要他即景赋诗。就眼前情景当场赋诗，因而排除了宿构的可能，可见二人是有意考考李贺的真诗才。据研究资料表明，此事发生在元和四年（809），韩愈任都官员外郎，皇甫湜任侍御史，而李贺还只是个初出茅庐的青年。就应酬诗而言，此诗在章句、措辞安排上是十分得体的。全诗十四句，前十句以韩愈、皇甫湜的来访为表现内容，体现了对客人的敬重。第二段四句诗承五、六两句“东京才子，文章巨公”加以生发，对来客作出很高又很得当的赞颂。最后四句以“庞眉书客”过渡，眉目十分清楚。在向客人表达自己的愿望时，语辞诚恳，不失身份。诗歌的另一特点，就是句法、音调、气势与朝愈诗歌很相象，比喻奇特，想象丰富，尤其“笔补造化天无功”一句，议论精辟，千古不易，曾使后人为之击节叹赏。这首诗的魂就在于虽然是一气呵成的，但经过精心的构思，感情丰富，跌宕多姿，想象新奇。

韩派诗人中孟郊（751—814），字东野，唐代著名诗人。湖州武康（今浙江省德清县）人，祖籍平昌（今山东德州临邑县）。先世居洛阳（今属河南洛阳），后隐居嵩山。其作品比较典型的例如《自惜》：倾尽眼中力，抄诗过与人。自悲风雅老，恐被巴竹嗔。零落雪文字，分明镜精神。坐甘冰抱晚，永谢酒怀春。徒有言言旧，惭无默默新。始惊儒教误，渐与佛乘亲。贾岛（779～843年），字阆仙，人称“诗奴”，与孟郊共称“郊寒岛瘦”，唐代诗人。汉族，唐朝河北道幽州范阳县（今河北省涿州）人。自号“碣石山人”。

据说在长安（今陕西西安）的时候因当时有命令禁止和尚午后外出，贾岛作诗发牢骚，被韩愈发现才华，并成为“苦吟诗人”。后来受教于韩愈，并还俗参加科举，但累举不中第。唐文宗的时候被排挤，贬做长江主簿。唐武宗会昌年初由普州司仓参军改任司户，未任病逝。其代表作《长江集》，他本人是失意文人，其语言清淡朴素，以铸字炼句取胜，刻意求工。题材窄狭，缺少社会内容，多为写景、送别、怀旧之作，其实做的灵魂在于情调偏于荒凉凄苦。卢仝（约795-835） ，唐代诗人，汉族，初唐四杰卢照邻嫡系子孙。出生地河南济源市武山镇思礼村，祖籍范阳，今河北省涿州市，早年隐少室山后迁居洛阳，自号玉川子，破屋数间，图书满架，生活拮据，邻僧赠米；刻苦读书博览经史，工诗精文不愿仕进，被尊称为“茶仙”。其性格有书记载：“高古介僻，所见不凡近”，狷介类孟郊，雄豪之气近韩愈。也是韩孟诗派的重要人物。835年十一月，死于甘露之变。代表作：《悲新年》：“新年何事最堪悲，病客遥听百舌儿。太岁只游桃李径，春风肯管岁寒枝。”。

中唐时期的唐代大诗人除了以上这些，还有刘禹锡、柳宗元、大历十才子（卢纶，李端，司空曙，钱起等）、李益，韦应物等一些诗人，像刘禹锡、柳宗元我们都不陌生，在这就不再一一叙述。

晚唐

经过对唐朝诗人前三个时期的了解，不难发现唐朝诗人大多都是仕途出身，李白虽然没有参加科举可是做官也达翰林院，其他未曾提起一些诗人诗作也是很多，但是前唐诗人多以真情而表露自己的内心，简短的语词中透露出真挚、复杂、孤独等等思想凸显内在美。盛唐时期的李杜诗将中国诗歌推向了历史巅峰，是继《诗经》之后中国文坛又一大杰作，中唐之后的一段时期内，同时也出现了许多优秀的诗歌作者，可是他们作品都没有超越盛唐时期的诗歌水平，这不乏让我们引起思考，为什么晚唐甚至以后乃至我们的现当代作品都没有达到盛唐时期的诗歌创作水平呢？那么我们还得从诗人的创作环境，以及诗人的生活时代说起。像小李杜，首先李商隐，他生于约公元813年卒于约公元858年，字义山号玉溪（谿）生又号樊南生，祖籍怀州河内（今河南焦作沁阳），出生于郑州荥阳（今河南郑州荥阳市），被历史称为晚唐时期的著名诗人，和杜牧合称“小李杜”，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李商隐又与李贺、李白合称“三李”，因诗文与同时期的段成式、温庭筠风格相近，且三人都在家族里排行第十六，故并称为“三十六体”。李商隐是晚唐乃至整个唐代，为数不多的刻意追求诗美的诗人。他擅长诗歌写作，骈文文学价值也很高。其诗构思新奇，风格秾丽，尤其是一些爱情诗和无题诗写得缠绵悱恻，优美动人，广为传诵。但部分诗歌（以《锦瑟》为代表）过于隐晦迷离，难于索解，至有“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之说。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年），李商隐登进士及第，曾任秘书省校书郎、弘农尉等职。因卷入“牛李党争”的政治旋涡而备受排挤，一生困顿不得志。唐宣宗大中末年（约858年），李商隐在郑州病故，葬于故乡荥阳。也有人说他葬于祖籍地怀州雍店（今沁阳山王庄镇）之东原清化北山下。

所谓的牛李党争，通常是指唐代统治后期的九世纪前半期以牛僧孺、李宗闵等为领袖的牛党与李德裕、郑覃等为领袖的李党之间的争斗。斗争从唐宪宗时期开始，到唐宣宗时期才结束，持续时间将近40年，最终以牛党获胜结束。以致唐文宗有“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之叹。“牛李党争”是唐朝末年宦官专权、唐朝腐败衰落的集中表现，加深了唐朝后期的统治危机。而李商隐正是在这一时期做的官中的进士，在这样的历史环境及背景下生存，思想肯定会出现一系列的不得志，然而就是在这样的不得志地情况下他写出了许多让人拍手称快的好文章、好诗歌。继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局面的形成，使唐朝皇帝完全失去了对官僚的控制，而以赚取最大利润为目的商品经济渗透到政治斗争中，以各种方法和手段对付一切竞争对手，为了达到政治目的，他们结党营私、行贿受贿、出卖人格和族望等等，所有这一切都为一个目的：争夺权势。李商隐在一个充满污浊的环境中生存，一个清高自傲的士大夫文人在这方面他始终充满了不得志的精神状态。其中李商隐的诗始终表达的是这样的思想环境，在他的诗歌《锦瑟》中这样写道：“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这首诗但并非咏物，不过是按古诗的惯例以篇首二字为题，实是借瑟以隐题的一首无题诗。此诗是李商隐最难索解的作品之一，诗家素有“一篇《锦瑟》解人难”的慨叹。作者在诗中追忆了自己的青春年华，伤感自己不幸的遭遇，寄托了悲慨、愤懑的心情，大量借用庄生梦蝶、杜鹃啼血、沧海珠泪、良玉生烟等典故，采用比兴手法，运用联想与想象，把听觉的感受，转化为视觉形象，以片段意象的组合，创造朦胧的境界，从而借助可视可感的诗歌形象来传达其真挚浓烈而又幽约深曲的深思。全诗词藻华美，含蓄深沉，情真意长，感人至深。

李商隐本人天资聪颖文思敏锐，二十岁出头便考中进士举鸿科大考遭人嫉妒未中刷下，从此怀才不遇。在“牛李党争”左右为难，两方猜疑，屡遭排斥，大志难伸。中年丧妻，又因写诗抒怀，遭人贬斥。此诗约作于作者晚年，对《锦瑟》一诗的创作意旨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或以为是爱国之篇，或以为是悼念追怀亡妻之作，或以为是自伤身世、自比文才之论，或以为是抒写思念之笔。《史记·封禅书》载古瑟五十弦，后一般为二十五弦。但此诗创作于李商隐妻子死后，故五十弦有断弦之意，但即使这样它的每一弦、每一音节，足以表达对那美好年华的思念。“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这一句更进一步透露出作者的怀古伤今灵性深处的无奈，由于晚唐时期的没落以及安史之乱后的社会、政治、以及人民的生活环境都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加上朋党之争所造成的自身压抑，谁都会怀念过去怀念天下太平的曾经，可是在一个皇帝都无能为力的现实中多一分怀念就会多一分伤感。作者写道：“此情可待成追忆”，只能说作者内心深处的感情只能当成自己对过去美好的回忆，可是这又是什么情呢？是对过去的伤感还是对未来的希望？如果这么理解那就出现问题了，作者是说过去的所有事情已经过去了，然而现在却又想起来了，现在想起来又有什么用呢？还去回忆曾经的过去不得不让自己感觉到，当时那个时候心里边太茫然了，这就说明如今再也不是曾经的一无所知，也表达出了作者深深记挂着志向难申的思想状况。

这样《锦瑟》这首诗的灵魂深处，我们会得出这样的答案，由于李商隐本人可能原想置身于牛李党争之外，在他的个人交往过程中有牛有李，诗文中对两方都有所肯定也都有所批评。然而，在政治斗争中想要保持中立，显然只能是一厢情愿，结果是李商隐两边不讨好，令狐绹尤其厌恶他，认为他忘恩负义。在令狐绹官居高位后，李商隐曾多次尝试补救，包括写了一些诗给令狐绹（如《寄令狐郎中》），希望他顾念旧情，但令狐绹始终不理睬他。在这种情况下，李商隐的仕途显然无法顺利，他曾于唐文宗开成四年（839）、唐武宗会昌五年（845）两入秘书省，但只是短期地担任过低级官职。李商隐也在基层政府做过小官（开成四年到五年：弘农县尉；大中二年到三年：盩厔尉），同样短暂和坎坷。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一些外派官员的幕下供职。事实上，无论是“牛党”还是“李党”得势，李商隐从来没有机会晋升。他的政治生涯结束于唐宣宗大中十二年（856），其时他追随盐铁转运使柳仲郢，担任盐铁推官，当柳被调任兵部尚书时，他也随即失去工作。有人说此诗约作于作者晚年，对《锦瑟》一诗的创作意旨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或以为是爱国之篇，或以为是悼念追怀亡妻之作，或以为是自伤身世、自比文才之论，或以为是抒写思念待儿之笔。但此诗创作于李商隐妻子死后，故五十弦有断弦之意（《史记·封禅书》载古瑟五十弦，后一般为二十五弦。一说二十五弦的古瑟琴弦断成两半，即为五十弦）但即使这样它的每一弦、每一音节，足以表达对那美好年华的思念。这首诗的灵魂就在于现在怀念妻子还不如当初对妻子好些，或者说知道现在的自己还不如当初改变自的主意，在属于自己的道路上行走，以达到自己的人生目的，就不会流落到如此难看的境地。

而杜牧生于公元803卒于公元约852年，字牧之号樊川居士汉族人，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杜牧是唐代杰出的诗人、散文家，是宰相杜佑之孙，杜从郁之子。长庆二年(822年)，杜牧20岁时，博通经史，尤其专注于治乱与军事。杜牧23岁作出《阿房宫赋》。25岁时，杜牧又写下了长篇五言古诗《感怀诗》，表达他对藩镇问题的见解。此时的杜牧已经很有名气，作品流传。唐文宗大和二年26岁中进士，授弘文馆校书郎。后赴江西观察使幕，转淮南节度使幕，又入观察使幕，理人国史馆修撰，膳部、比部、司勋员外郎，黄州、池州、睦州刺史等职。因晚年居长安南樊川别墅，故后世称“杜樊川”，著有《樊川文集》。杜牧的诗歌以七言绝句著称，内容以咏史抒怀为主，其诗英发俊爽，多切经世之物，在晚唐成就颇高，杜牧人称“小杜”，以别于杜甫，“大杜”。与李商隐并称“小李杜”。杜牧的文学创作有多方面的成就，诗、赋、古文都身趁名家。杜牧主张凡为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采章句为之兵卫，对作品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有比较正确的理解。并能吸收、融化前人的长处，以形成自己特殊的风貌。杜牧的古体诗受杜甫、韩愈的影响，题材广阔，笔力峭健。杜牧的近体诗则以文词清丽、情韵跌宕见长。他的古体诗受杜甫、韩愈的影响，题材广阔，笔力峭健。他的近体诗则以文词清丽、情韵跌宕见长。七律《早雁》用比兴托物的手法，对遭受回纥侵扰而流离失所的北方边塞人民表示怀念，婉曲而有余味。《九日齐山登高》却是以豪放的笔调写自己旷达的胸怀，而又寓有深沉的悲慨。晚唐诗歌的总的趋向是藻绘绮密，杜牧受时代风气影响，也有注重辞采的一面。这种重辞采的共同倾向和他个人“雄姿英发”的特色相结合，风华流美而又神韵疏朗，气势豪宕而又精致婉约。

杜牧的古诗受杜甫、韩愈的影响，善于将叙事、议论、抒情三者融为一体，气格紧健，造句瘦劲，如《感怀诗》、《杜秋娘诗》、《雪中书怀》、《落中送冀处士东游》、《送沈处士赴苏州李中压招以诗赠行》等，都是非常典型而又非常富有文化特色的例子。其中最常见的则是夹叙夹议似的散文体诗歌。杜牧受韩愈诗歌的影响在古诗中喜好发表议论，但有时他用比喻、形象的语言进行议论，富有抒情意义，杜牧的古诗往往别有境界写得古朴纯厚，雄豪健朗如《池州送孟迟先辈》。晚唐诗风气格卑弱多是律诗、绝句，很少有人能像中唐时期的诗人那样作长篇古诗，杜牧的古诗在中晚唐时期的诗坛上也是出类拔萃，他的这一类诗作和以“俊爽”见称的律、绝佳作，构成了他诗歌创作的三个主要方面。杜牧的绝句数量与律诗相当亦有很高成就，在当时诗坛享有很高的盛誉。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序例》云：“杜紫微天才横逸，有太白之风，而时出入于梦得。七言绝句一体，殆尤专长。”贺裳《载酒园诗话又编》云：“杜紫微诗，惟绝句最多风调，味永趣长，有明月孤映，高霞独举之象，余诗则不能尔。”沈德潜认为杜牧绝句“托兴幽微”，可称盛唐绝之“嗣响”，把其特色概括为“远韵远神”。

杜牧的七绝成就最高，意境幽美、议论警拔、韵味隽永。咏史绝句立意出奇史识高绝。杜牧的写景抒情绝句，意境幽美韵味隽永，于盛唐七绝之外别开妙境。杜牧善于捕捉自然景物中美的形象，用绝句体小诗加以描写，含蓄精炼情景交融在短短的四句中，写出一个完整而幽美的景象，如《江南春绝句》宛如一幅图画。杜牧的律诗数量较多，在《樊川文集》中约有一百余首加上《樊川外集》与《别集》，约为一百六七十首。他的律诗在全部诗作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其艺术成就也很高。杜牧诗歌俊爽峭健、雄姿英发的风格在律诗中最为突出。后代诗评家都曾指出，“拗峭”是杜牧律诗的特点。宋代刘克庄《后村诗话》云：“杜牧、许浑同时，然各为体。牧于唐律中，常寓少拗峭以矫时弊。”明代杨慎云：“律诗至晚唐，李义山而下，惟杜牧之为最。宋人评其诗豪而艳，宕而丽，于律诗中特寓拗峭，以矫时弊，信然。”杜牧在律诗中之所以“寓少拗峭”或“特寓拗峭”的原因就在于如清人赵翼所说的：“自中唐以后律诗盛行竞讲声病，故多音节和谐风调圆美。杜牧之恐流于弱特创豪宕波峭一派，以力矫其弊。”。拗峭，一方面是指用不依律体格律而加以变化的诗句所造成的陡直峻拔的气势；另一方面是指在律诗中所表现出来的与古体诗有某种相似的豪宕雄浑的意境。杜牧在律体中故作拗句或出以古意，表现出一种劲直峻峭、气力健举的气势，以力矫诗坛平弱圆熟之风。杜牧的七律有较强的现实性，此外，杜牧的律诗时用古调，豪宕缠绵中别有一种古朴潇洒的风韵。

《江南春》一诗：“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诗中不仅描绘了明媚的江南春光，而且还再现了江南烟雨蒙蒙的楼台景色，使江南风光更加神奇迷离，别有一番意趣。这首诗的灵魂就是迷人的江南，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中，朋党之争各自为王，就如同相同的一个颜色，但是这样的景色使人想起了南朝的寺庙，依然还在风雨中顶着各方的压力，可是经过诗人生花妙笔的点染，显得更加令人心旌摇荡。这首诗四句均为写景语，有众多意象和景物，有植物有动物，有声有色，景物也有远近之分，动静结合，各具特色。全诗以轻快的文字，极具概括性的语言描绘了一幅生动形象、丰富多彩而又有气魄的江南春画卷，呈现出一种深邃幽美的意境，表达出一缕缕含蓄深蕴的情思，千百年来素负盛誉。“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诗一开头，就像迅速移动的电影镜头，掠过南国大地：辽阔的千里江南，黄莺在欢乐地歌唱，丛丛绿树映着簇簇红花；傍水的村庄、依山的城郭、迎风招展的酒旗历历在望。迷人的江南经过诗人生花妙笔的点染，显得更加令人心旌摇荡了。摇荡的原因，除了景物的繁丽外还在于这种繁丽，不同于某处园林名胜，仅仅局限于一个角落，而是由于这种繁丽是铺展在大块土地上的。因此，开头如果没有“千里”二字，这两句就褪了色，但是明代杨慎在《升庵诗话》中说：“千里莺啼，谁人听得？千里绿映红，谁人见得？若作十里，则莺啼绿红之景，村郭、楼台、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对于这种意见，何文焕在《历代诗话考索》中曾驳斥道：“即作十里，亦未必尽听得着，看得见。杜牧特别擅长于在寥寥四句二十八字中，描绘一幅幅绚丽动人的图画，呈现一种深邃幽美的意境，表达一缕缕含蓄深蕴的情思，给人以美的享受和思的启迪。《江南春》反映了中国诗歌与绘画中的审美是超越时空的、淡泊洒脱的、有着儒释道与禅宗“顿悟”的思想，而它们所表现的多为思旧怀远、归隐、写意的诗情。

经过对大小李杜的了解，其实这个时候的温庭筠的诗歌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品读的。温庭筠（约812年—约866年），本名岐，字飞卿，唐代诗人、词人。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温庭筠是唐初宰相温彦博之后裔，出生于没落贵族家庭，富有天赋，文思敏捷，每入试，押官韵，八叉手而成八韵，有“温八叉”之称。然恃才不羁，又好讥刺权贵，多犯忌讳，又不受羁束，纵酒放浪。因此得罪权贵屡试不第，一生坎坷终身潦倒。唐宣宗朝试宏辞，温庭筠代人作赋，因扰乱科场，贬为隋县尉。后襄阳刺史署为巡官，授检校员外郎，不久离开襄阳，客于江陵。唐懿宗时曾任方城尉，官终国子助教。温庭筠精通音律。工诗，与李商隐齐名，时称“温李”。其诗辞藻华丽，秾艳精致，内容多写闺情。其词更是刻意求精，注重词的文采和声情，艺术成就在晚唐诸词人之上，为“花间派”首要词人，被尊为“花间词派”之鼻祖，对词的发展影响较大。在词史上与韦庄齐名并称“温韦”，其诗今存三百多首，有清顾嗣立重为校注的《温飞卿集笺注》，其词今存七十余首，收录于《花间集》《金荃词》等书中。其诗歌以《过陈琳墓》：“曾于青史见遗文，今日飘蓬过此坟。词客有灵应识我，霸才无主始怜君。石麟埋没藏春草，铜雀荒凉对暮云。莫怪临风倍惆怅，欲将书剑学从军。”为其代表作。

从温庭筠开始唐诗开始将词与诗区别发展了，这首《过陈琳墓》是温庭筠创作的一首咏史怀古诗，是唐诗中的名篇之一，是作者凭吊陈琳墓有感而作。此诗贯穿着诗人自己和陈琳之间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际遇的对比，即霸才无主和霸才有主的对比，青史垂名和书剑飘零的对比。全诗文采斐然，寄托遥深，既凭吊陈琳，又自伤身世，堪称咏史佳作。“曾于青史见遗文，今日飘蓬过此坟。”开头两句用充满仰慕、感慨的笔调领起全篇。古代史书常引录一些有关军国大计的著名文章，这类大手笔，往往成为文家名垂青史的重要凭借。“青史见遗文”，不仅点出陈琳以文章名世，而且寓含着歆慕尊崇的感情。第二句正面点题。“今日飘蓬”四字，暗透出诗中所抒的感慨和诗人的际遇分不开，而这种感慨又是紧密联系着陈琳这位前贤来抒写的。不妨说，这是对全篇主旨和构思的一个提示。其中“莫怪临风倍惆怅，欲将书剑学从军。”文章无用，霸才无主，只能弃文就武，持剑从军，这已经使人不胜感慨；而时代不同，今日从军，又焉知不是无所遇合，再历飘蓬，想到这里不能不临风惆怅黯然神伤。这一节，将诗人那种因“霸才无主”引起的生不逢时之感，更进一步地展现了出来。全诗贯串着诗人自己和陈琳之间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际遇地对比，即霸才无主和霸才有主的对比，青史垂名和书剑飘零地对比，文采斐然寄托遥深李商隐咏史佳作不差上下。单从咏怀古迹一体来看，不妨视为杜甫此类作品的嫡传佳篇。

继温庭筠之后许浑、章碣、雍陶，也有佳篇留世，许浑公元约791卒于公元约858，字用晦（一作仲晦）唐代诗人润州丹阳（今江苏丹阳）人。晚唐最具影响力的诗人之一，其一生不作古诗专攻律体，题材以怀古、田园诗为佳，艺术则以偶对整密、诗律纯熟为特色。唯诗中多描写水、雨之景，后人拟之与诗圣杜甫齐名，并以“许浑千首诗，杜甫一生愁”评价之。成年后移家京口(今江苏镇江)丁卯涧，以丁卯名其诗集，后人因称“许丁卯”。许诗误入杜牧集者甚多。代表作有《咸阳城东楼》：“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鸟下绿芜秦苑夕，蝉鸣黄叶汉宫秋。行人莫问当年事，故国东来渭水流。”这首诗大约是许浑于唐宣宗大中三年（849年）任监察御史的时候所写。此时大唐王朝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际，政治非常腐败，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一个秋天的傍晚，诗人登上咸阳古城楼观赏风景，即兴写下了这首七律。颔联写晚眺远景，寓意深远。诗人傍晚登上城楼，只见磻溪罩云，暮色苍茫，一轮红日渐薄远山，夕阳与慈福寺阁姿影相叠，仿佛靠近寺阁而落。就在这夕照图初展丽景之际，蓦然凉风突起，咸阳西楼顿时沐浴在凄风之中，一场山雨眼看就要到了。这是对自然景物的临摹，也是对唐王朝日薄西山，危机四伏的没落局势的形象化勾画，它淋漓尽致而又形象入神地传出了诗人“万里愁”的真实原因。云起日沉，雨来风满，动感分明，“风为雨头”含蕴深刻。此联常用来比喻重大事件发生前的紧张气氛，是千古传咏的名句。

承上不得不以及章碣，他生于公元836年卒于公元905年，字丽山汉人，睦州桐庐人章孝标之子，乾符三年（876）登进士。乾符中，侍郎高湘自长沙携邵安石（广东连县人）来京，高湘主持考试，邵安石及第。章碣赋《东都望幸》诗讽刺之：“懒修珠翠上高台，眉目连娟恨不开，纵使东巡也无益，君王自领美人来。”表达了对科场制度的不平，广为人们传诵。著有《章碣集》等，章碣一生创作了“变体诗”，在律诗中，一变通常只需偶句押韵的格律，要求偶句、单句平仄声各自为韵，一时赶时髦者竞起效仿。《东都望幸》是唐代诗人章碣创作的一首七言绝句，诗的头两句写：居住“东都”（洛阳）的宫女们懒得梳妆打扮，佩带珠翠，登上高台，盼望皇帝临幸；她们那双像初月一样美的弯眉，也因为怨恨而紧锁着。对于她们这样神情黯然、满怀怨恨的原因，后两句诗作了说明：原来她们知道，即使皇帝从长安东巡到洛阳来，也是要领着他的“美人”来的。也就是说：她们盼望临幸的愿望是要落空的。从字面上看，这首诗写的是“宫怨”，是东都宫女对君王的怨恨；实际上，这是一首隐喻诗，它的主旨不是“宫怨”而是“仕怨”，即准备应试的知识分子对主考官的怨恨。《东都望幸》:“懒修珠翠上高台，眉月连娟恨不开。纵使东巡也无益，君王自领美人来。” 据五代王定保的《唐摭言》卷九“好知己恶及第”条云：“邵安石，连州人也。高湘侍郎南迁归阔，途次连江，安石以所业投献遇知，遂攀至整下。湘主文，安石摧第。诗人章碣赋《东都望幸》讽刺之。”可知这首诗为讽刺唐代科举制度中拘私舞弊的情形而作的。全诗文情自然，比拟切至，妙用隐喻，而能使人心领神会，感到含蓄有味。诗的语言也颇有特色。三、四两句自然流畅，犹如口语。一、二两句瑰丽多姿，雕饰工巧。“懒修珠翠”、“眉月连娟”等寥寥几字，把宫女姣美的形貌和懒洋洋的情态描绘得惟妙惟肖。愈写出宫女之美，愈显出“君王”之恶，是富有表现力的。诗中形象优美，除别有寓意外，仍然具有作为宫怨诗的完整的意境。方干《赠进士章碣》诗云：“织锦虽云用旧机，抽梭起样更新奇”，这首小诗用的虽是传统的比兴手法，却写得新颖别致，也可以说是“用旧机”织出新“锦帛”。

雍陶也是晚唐诗人，字国钧生于成都（今四川成都），但生卒年不详，约公元834年前后在世工于词赋。主要作品有《题君山》《城西访友人别墅》等。雍陶出身贫寒，文宗大和八年（834年）进士，曾任侍御史。大中六年（852年），授国子毛诗博士。大中八年（854年），出任简州（今四川简阳县）刺史，世称雍简州。一年曾多次穿三峡，越秦岭，在江南、塞北许多地方游历过，写过不少纪游诗。后辞官闲居，养疴傲世，不知所终，工诗。《人问应举》：“莫惊西上独迟回，只为衡门未有媒。惆怅赋成身不去，一名闲事逐秋回。”在晚唐时期依然还有一大部分诗人，这些诗人有的开创了新的诗体，有的诗歌作品还具有划时代开创性的意义。晚唐时期像韦庄，他生于约公元836年－卒于约公元910年，字端己汉族长安杜陵（今中国陕西省西安市附近）人，既是晚唐诗人、也是晚唐词人，五代时期前蜀宰相。文昌右相韦待价七世孙、苏州刺史韦应物四世孙。韦庄出身京兆韦氏东眷逍遥公房。早年屡试不第，直到乾宁元年（894年）年近六十时方考取进士，任校书郎。李询为两川宣瑜和协使时，召韦庄为判官，奉使入蜀，归朝后升任左补阙。天复元年（901年），入蜀为王建掌书记，自此终身仕蜀。天祐四年（907年），韦庄劝王建称帝，任左散骑常侍，判中书门下事，定开国制度，举荐张道古等忠直文人。官终吏部侍郎兼平章事（宰相），卒谥“文靖”。宋代张唐英撰《蜀梼杌》曾高度评价：“不恃权，不行私，惟至公是守，此宰相之任也。”韦庄工诗，与温庭筠同为“花间派”代表作家，并称“温韦”。

其诗多以伤时、感旧、离情、怀古为主题，其律诗圆稳整赡、音调浏亮，绝句情致深婉、包蕴丰厚发人深思。其词多写自身的生活体验和上层社会之冶游享乐生活及离情别绪，善用白描手法，词风清丽 。所著长诗《秦妇吟》反映战乱中妇女的不幸遭遇，在当时颇负盛名，与《孔雀东南飞》、《木兰诗》并称“乐府三绝”。有《浣花集》十卷，后人又辑其词作为《浣花词》。他的一首体画诗《金陵图》：“谁谓伤心画不成？画人心逐世人情。君看六幅南朝事，老木寒云满故城。” 这是一首题画诗，所题之画的作者已不可考，这位画家并没有为晚唐统治者粉饰升平，而是写出它的凄凉衰败。他在画面绘出许多老木寒云，绘出危城破堞，使人看到三百年后的金陵，并非什么郁郁葱葱的帝王之州，倒是使人产生伤感的古城。当他看了这六幅南朝故事的彩绘之后，韦庄想：真个是画不成么？这六幅南朝故事，不是已把“一片伤心”画出来了吗？于是他就提起笔来，好像针对高蟾反驳道：“谁谓伤心画不成？画人心逐世人情。”为什么就画不成社会的“一片伤心”呢？只是因为一般的画家只想迎合世人的庸俗心理，专去画些粉饰升平的东西，而不愿意反映社会的真实面貌罢了。

晚唐五代诗人韩偓生于约公元842年卒于约公元923年，乳名冬郎字致光号致尧晚年又号玉山樵人，陕西万年县（今樊川）人。自幼聪明好学，10岁时曾即席赋诗送其姨夫李商隐，令满座皆惊，李商隐称赞其诗是“雏凤清于老凤声”。龙纪元年(889年)，韩偓中进士，初在河中镇节度使幕府任职，后入朝历任左拾遗、左谏议大夫、度支副使、翰林学士，其诗多写艳情，称为“香奁体”。其诗《醉著》：“万里清江万里天，一村桑柘一村烟。渔翁醉著无人唤，过午醒来雪满船。” 前两句为一幅画，着意表现平远的画面，诗人连用了两个“万里”，来描写清江的开阔绵长和天空的广阔无边，又连用了两个“一村”，来表现平野的广阔和村落的连续不断。诗中点到的景物不多，只有“江”、“天”、“村”、“桑柘”和“烟”，但它们却恰到好处地交织在一起，互相映带，构成一幅清新明朗的画面。又犹如一幅长卷，把万里清江及其两岸的景色都一一再现在读者面前。这当中也巧妙地嵌入一叶渔舟在江中移动的情景，显得轻松自然悠然神远。“万里”、“一村”的有意重复出现，不仅使诗句读起来流利畅达，在声情上也造成轻轻的跳跃感，宛如小舟在水中轻轻飘扬，顺流而下与诗情画意十分合拍。至于后两句中的另一幅画，作者则重点在描写山川寂寥，点出的景物更疏少，只有渔翁、小舟和大雪，这和雪后四望皎然、茫茫一片的景色是完全吻合的。作者用最精炼的语言，用最节省的笔墨，把诗情画意准确而生动地表现出来，可谓为山水传神写照。这首诗的灵魂则在于作者对待生活的态度，“万里清江万里天，一村桑柘一村烟。”也是自己的心情写照，在短暂的时间联系和强烈的对比中，流露出了诗人的内在情绪，造成了他对待生活孤寂的人生观，加上他本人生活的时代处于晚唐灭亡，五代开始的战乱时代，在那样的家庭环境中又在一个混乱的时代，自己却是有知识有文化的文人，自然会感到孤独。

晚唐时期也出现了不少的杰出诗人，比如：郑谷，吴融，司空图、罗隐、杜荀鹤、皮日休、陆龟蒙。可是这些诗人他们的诗作带有针砭时弊的文学创作特征，总之唐朝诗歌创作是我国古代较为鼎盛的时期。就在这个时代许多诗人的作品虽然好，但是更好的作品依然层出不穷，就这样在一个诗歌鼎盛的时代，就会转向其他的问题，因为诗歌体的饱和，造成了晚唐开始向词的转变，我们把这个时期以及将来出现的作品称为：“唐诗宋词演化期”，其实唐诗宋词就是从初唐到晚唐一直经过五代，直达宋朝初年而经过诸多文人共同努力形成的新文体，词的出现也开创了我国又一文学体裁的巅峰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