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一生

很早就想写一点关于母亲的文字，只因歌颂母亲的文字实在太多，而自己的母亲又着实普通，一如天下大多数慈祥、勤劳的母亲，故而迟迟未有下笔。父亲过世后，母亲跟我一起生活，时间一久，我对母亲有了更深的理解。忽然觉得，作为一个儿子，我过去并不完全了解母亲。母亲的一生，虽是平凡普通，却有许多人的母亲，没有经历过的往事，犹如江南乡村池塘里的莲花，虽然平凡、朴实，却显洁雅、恬美。

母亲的人生，值得一书。

1

井冈山下的莲花县有个花塘乡，离县城三、四里路远。

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河，悠悠地流过，滋润着这块巴掌大的土地。小河的拐弯处，是一块长满荆草的沙洲，沙洲的边沿，有一个常遭水淹的小村，俗称“漫坊”。

小村的有二十几户人家，大多姓刘，以耕田为生。小村土地少，村民生活都很贫困。土改时，竟找不出一户财主，都是些衣不蔽体，果不食腹的穷人家。

1929年冬，一个天色隐晦，天气寒冷，雪花碟舞的日子。漫坊村有户泥墙土瓦的老房子的小窗口，陡然传出一阵“哇哇”的婴儿啼哭声，划破了沉寂的夜空。母亲，不幸地降临在这户贫苦的农民家庭。加上嗷嗷待哺的母亲，家中已有一儿三女，母亲排行第四，取名“冬娇”。

时值国内土地革命最为残酷的年代，莲花县又恰处红白势力交界地区，国共两党轮番占据，相互报复。杀人就如割韭菜，一茬一茬的倒下，鲜血浸染沙洲，染红了河水……至今，耄耋之人回想起那个年代，依旧胆颤心惊，不寒而栗。

母亲的生父，也就是我的亲外公，姓刘，叫啥名字，我记不清了。母亲也只是简单说过一、两次外公的事，估计也是从外婆处得来得故事。

外公，一位身材高大，性格刚烈的血性男儿。大革命时，也积极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莲花县赤卫大队，成了红军地方武装的骨干分子。红军队伍的成分也很复杂。不知外公得罪了啥人，在红军内争时，被苏区保卫局当作“AB团”成员误杀。当时，不需取证，有人举报就抓，抓后拷打完即杀。错杀的人很多，一个县，起码上百人，当时的子弹很珍贵，杀人都是用大刀砍、梭镖捅，杀戮方式残忍。外公就是这样残死在自己人的手上，而且至死也不知自己犯了什么错。外婆带人去收尸，不知道仇家是谁。

后来，我查阅了井冈山苏区的革命斗争史，才了解这叫“内部清洗”，红军基层根本不存在什么“AB团”分子。来自不同地域的革命者相互排挤，地方党组织领导人之间的性格冲突，更主要是共产党上层的路线争端，无辜地断送了许多仁人志士的性命。这是红军苏区时期的一大悲剧，一大损失，一桩迷案。

解放后，共产党自我纠错，县人民委员会给外公平了反，定为革命烈士。民政局的干部在外婆家的大门上，钉了一块“烈士家属”的小铁皮。每年的春节，都会得到一些谷米补助。

母亲说，井冈山烈士纪念馆的石碑上刻有外公的名字。

母亲的生母姓樊，名叫“冬英”，是一位身材高大，性格泼辣，敢恨敢爱的强女人。旧社会，失去了丈夫的女人是很艰难生存的。一位不到三十岁的寡妇，最有能耐也难以抚养四个幼小的儿女。无奈之下，外婆将四、五岁左右的大姨送给了一户金姓的穷人家做童养媳。二姨，在冬天烤火取暖时，不幸烧伤，无钱治疗夭折。年仅两岁的母亲，也被外婆送给本县下坊乡汤渡崖碧村的一户贫苦人家抱养，做干女儿。四个小孩，外婆只留下了舅舅在身边，孤儿寡母相依为命。

为了生存，外婆安排成年后的舅舅学了理发手艺，招了一位老实巴交的湖南籍国民党逃兵上门入赘，此后过了一辈子的平常生活。八十岁多岁的高龄时，外婆在成群的子孙簇拥中，安详地仙逝。

汤渡崖碧村，溪流环绕碧野，香樟掩映古屋，一个风景很美的小村。母亲的养父姓贺，也是一位苦命的种田人。养母没有生育子女，她把母亲当着亲生女儿来抚养。母亲的名字便由“刘冬娇”改为“贺小莲”。不久，母亲的养父因病去世，养母迫于糊口的艰难，招赘了一位弹棉花的手艺人，也没生育子女。在落后的农村，家中没有男丁常受人欺负。新外婆又收养了一位穷人家的小男孩做继崽，续香火，我叫小舅。解放后，小舅在父亲的介绍下，也参加了革命工作，在乡政府退休。就这样，没有血缘关系的四个人，组成了一个家，艰难度日。

这些，都是我帮母亲填写履历表时才了解的。

母亲和别的老人不一样，平时很少唠叨，也不常回忆儿时经历的苦难。偶尔一次，我好奇地问起母亲小时的生活，母亲沉默良久，说起了一次难忘的经历。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母亲十二、三岁时，已是家中的主要劳力了，田里耕耘收割之事，样样都会，有时还和村里的壮年男子在农活上叫板，有些能耐。农村里仅仅耕耘几分田是难以养家糊口的，村里的人也会做些小生意，弄点油盐钱。有一次，新外婆要母亲跟邻居跑吉安市，做点贩卖鱼干的小买卖。懂事的母亲带着干粮，挑着担子，跟着去了，回家后便对新外婆有些“痛恨”。

莲花至吉安，一百三十多公里的路，途经安福县境，对于一位未成年的女孩来说，简直是一种摧残。解放前，“公路”叫“马路”，没有车，官差和富商也只有骑马。从莲花县到吉安的马路，坎坷不平，崎岖难行。马路的两边是群山，森林浓郁。夜晚，人烟稀少，狗叫狼嚎，常有土匪出没。母亲，一位从未出过县城的乡下姑娘，跟在大人后面，连走带跑。风餐露宿，昼夜兼程，提心吊胆，来回走了三天两夜。多亏邻居的关照，总算没有掉队。回家后，母亲全身散了架，脚上的布鞋磨出两个洞眼，两张脚底胀满了紫黑的血泡，挪一步，肉如针扎。赚来的几个银毫子，浸透了汗渍和泪水。在外，母亲一分也舍不得花，一路上吃的是家中带去的红薯、锅巴。回家后，母亲将钱一五一十地交给新外婆。新外婆噙泪数钱，母亲泣不成声。

故事未有说完，母亲一声长叹，两行浊泪，伤心不已……

从此，我不再多问母亲的往事。痛楚的记忆由母亲独自尘封，或许这也是做儿子应尽的孝道。

2

千年的莲子发芽，万年的铁树开花。母亲的命运逆袭在1949年8月，渡江南下的解放大军犹如洪流滚滚，国民党部队溃不成军，纷纷缴械投降，随军南下的工作队派驻到莲花县的每一个小村庄。老百姓迎来了扬眉吐气的日子。

南下工作队的到来，改变了汤渡村穷苦人的命运，也改变了母亲人生。在乡亲们的举荐下，母亲被工作队的一位女领导亲睐，任命为村妇女主任。

那年，十九岁的母亲，宛如一枝泥泞里煎熬的莲花，终于迎来拂晓盛开的一刻。不识一字的母亲，凭着对新生活的向往和激情，积极参与筹粮筹柴，发动群众协助土改队清匪等工作，发动群众支援部队继续南进，工作干得十分出色。很快，母亲成为了组织着重培养的新苗子。

次年，母亲正式参加革命工作。填工作履历表时，母亲自己改名为“贺哓莲”。不久，加入党组织，被选派参加吉安地委的基层干部学习班，接受政治和文化的启蒙教育。又是自己背着行李，从莲花县走路去吉安市，但这时的心情不一样了。天是蓝的，风是暖的，一路上红旗招展，歌声嘹亮……

从家里珍藏的影集中，有一张泛黄的旧照片，依稀可见母亲当年的风采。身着束腰的女式列宁装，衣袋插着的两枝钢笔，胸口别者校徽，脸上露出莲花盛开似的笑容，犹如“映日荷花别样红”。

学习三个月归来，母亲参加了当地的土改运动，担任区里的妇联主任兼区辖乡的乡长。此时，新外婆以母亲为荣。一位没有生育能力的贫穷寡妇，得到了村里人的尊敬。

母亲回忆，刚参加革命工作时，新外婆是横竖不答应的。新外婆胆小，忌讳阶级报复，怕受牵连，不准母亲做斗争工作，也不想看见自家的姑娘走家串户，四处奔波，不守传统妇道。其实，还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就是新外婆辛苦十几年，喝稀饭米汤把母亲拉扯大，希望母亲和农村女孩一样嫁人，生儿育女，收回一些聘礼，回报养育之恩。女儿一下子被组织要走，好象自家田里熟了的稻子，半夜被别人抢割了去，心中顿觉失落。

母亲说，那位改变她人生命运的人姓郑，是莲花县第一任妇联主任，时任县委第一书记的爱人。一位个性爽朗，满口普通话的北方人。当时，母亲用刚学会的道理，劝说新外婆支持自己的选择，没任何收效。新外婆采取了夜晚栓门，不留饭菜的做法刁难母亲。半夜，母亲开完会归来，好象做了见不得人的丑事，外婆半晌不让母亲进家。母亲软泡硬磨进了家门，橱柜里又没了饭吃，只好饿着肚子过夜。次日，母亲无力工作，无气说话。郑主任察觉后，要母亲带路，亲自来到新外婆家，说了一番革命大道理。可新外婆的思想疙瘩始终无法通窍，采取沉默的办法来固守自己的理念。无奈之下，郑主任掏出腰间的小手枪拍在外婆家的饭桌上，铁着脸“大骂”外婆阻碍革命，要通讯员要把她抓起来作典型批斗。恐吓的方法管用，吓得新外婆哆嗦，哭了起来，保证再也不阻碍母亲的选择……每每回忆起这件事，母亲特觉内疚而又深感幸运。

母亲说，新外婆是位没有出过村门的农家妇女，老实本分得很，哪里见过这个场面，心里惧怕得要命。又说，新外婆保守怕事，倘若领导不是这样恐吓，是永远不会答应她参加革命的。

母亲是幸运的。倘若母亲没遇到那位姓郑的主任，将又是重复一位农村养女的悲哀命运。

3

参加革命工作后，母亲迎来了新的生活。

母亲自由恋爱，组织批准，嫁给了一位英俊，有文化、有个性的热血青年——我的父亲。从此，母亲的命运与父亲牢牢拴在一起，经历几番人生风雨。

解放初期，父亲是莲花县参加革命工作最早，提拔最快的优秀青年之一。但父亲正直的品性、刚烈的脾气，给自己带来了人生的灾难，也给母亲带来了刻骨铭心的痛楚。

母亲和父亲结婚不久，父亲被选调到地委工作，在地委组织部门担任正科级组织员。在组织的关照下，母亲也上调到吉安行署人民银行任副科长。父母的领导大多是一些长征或南下的老干部。

反右运动开始，耿直、率性的父亲得罪了分管领导。父亲不懂政治，不该在会上说出分管领导挂点的村亩产只有六百斤的真话。看似简单的一句话，这等于公开批评了领导的政治品德不好，批评领导说假话。那位副部长设个圈套，会后找人诱骗父亲向组织提意见。父亲很气愤，机敏地回答：“我只对个别领导的说假话有意见，对组织没任何意见。你们不要‘骗老鼠钻酒坛’！”那时，反对领导就是反对组织，对总路线怀疑就是“右派”，虚报产量是一个涉及政治的大事。开了一个星期的批斗会，审干组长逼迫父亲签字认错，父亲在会上强烈抗议。好在，父亲一贯作风正派，工作积极，祖宗三代又没有污点，底气充足，最幸运的是，主要领导明察秋毫，主持公道，没在审查表上画圈。父亲逃过了将要认定“右派分子”的一劫。但是，分管领导利用主要领导外出之机，最终以组织名义将父亲列入了下放劳动的名单。

父亲去了当年彭德怀、黄公略打游击的吉安县东固山拓荒，担任了地区东固山垦殖场一个分场的副场长。为了照顾家庭，母亲一同随行，被安排在东固山另一个分场劳动，担任作业组长。

东固山，现在是一个果木茂盛，风景优美，游人众人的地方。当时的东固山，却是一个原始森林遮天避日，虎豹豺狼出没无常，几里山路不见人烟的穷山乡。白天出门，男人需带刀护身，女人只能与男人结伴而行。记得家中还保存了一把竹蔑做鞘的钢刀，是父亲在东固山时期的纪念物，后来不知丢到哪里去了。

　在垦殖场下放的日子，母亲和父亲一样，年年都是劳动模范。1955年十月，父亲作为吉安地区林垦系统的先进代表，光荣出席了江西省人民政府举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周年阅兵庆典大会。父亲的荣誉，有母亲的一半。

在下放的艰难环境里，母亲失去了两个女儿，自己也差点魂断东固山。

当时，担任农场畜牧组长的母亲生育三次。第一胎是个女儿，三岁时寄放莲花老家爷爷处生活。第二胎，是一对双胞胎女儿。白天，母亲和男同志一道上山拓荒造林，养猪牧牛。晚上，还要照顾两个嗷嗷待哺的女婴。当时，居住的房屋是下放干部自己搭建的草棚。生活条件十分艰难，工作却是异常得辛苦。运离老家的母亲独自肩负着一般妇女承受不了的重荷。

不久，母亲遭受了人生的第一次打击。一个寒冷的冬天，母亲白天劳累过度，回家后疲劳酣睡，两个女婴被捂死在自己的怀里，直至天亮才察觉，孩子已没了气息。在劳动的山坡上，母亲含着泪，和父亲一道，挖了个浅坑，掩埋了自己身上刚刚掉下不久的两块亲骨肉。母亲伤心无语，神情呆滞。父亲为了安慰母亲，连夜动身，走了几百公里的路，回到老家，将大女儿接到山里来。爷爷不同意，说一对孙女被你们养死了，还带女儿上山？父亲说，一定要带走。爷爷无奈，一声叹息。大女儿，送去老家时，大家都说是很秀气的女孩。接回山时，又黑又瘦，头上长满了土豆大的疖子，见了母亲也不认识，一个劲地喊着：“我要爷爷……”，母亲抱着女儿，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坚强的父亲见状，也有些哽咽。

母亲怀第三胎女儿时，每天八小时以上的艰苦劳动影响了胎位，出现难产。小孩的大脚指头先下，年轻的女接生员误为蛇头，吓得大声尖叫，转身跑了。疲惫的母亲大出血，殷红一片，晕死在床上。父亲急忙请来了农场的男医生，一位经历过战火的老军医继续接生。老军医显得很冷静，一看就知道是小孩的脚指头，说：“不要慌！”左弄右弄了大半天，才把小孩弄了出来。等到小孩一声啼哭后，满头大汗的老军医才来抢救母亲。没有药物，老军医要父亲泡生姜水喂母亲，母亲凭借能吃苦的毅力，逃过了生命一劫，几个小时后醒了过来。老军医也惊叹母亲的性格刚毅，生命力顽强。说：“这真是奇迹！”

父亲买来一只土鸡，好不容易到老乡家买到的，想给母亲补补身子。不料，刚要炖开锅时，又被莽撞的父亲一脚拌翻。母亲和婴儿呛了半天，一点鸡汤也没有喝到。母亲只有开水和饭，咬牙坚持着熬了过来……

退休后，母亲还为此常怨恨父亲，说父亲对她不够体贴。父亲说:“不能怪我。当时，四处是森林蔽日，居住的茅屋又矮又黑，白天也昏暗不清，踢翻了鸡汤我也难过”。母亲又说：“她现在年老多病，就是因为你当年没有照顾好的原因。”父亲又辩解道：“当年的穷山沟，有钱也买不到任何补品，怎么照顾？”……

两老争争吵吵，哪个有理与无理，一辈子也没有说清。

其实，在那段艰难的林恳岁月里，所有下放的党员干部都一样，以信念为支撑，率先垂范，以苦为荣，毫无怨言，大公无私。

对于这一段艰苦岁月，母亲的记忆是痛苦伤心。后来，东固山成为全市的旅游风景点时，母亲一直没去看过那个地方。我想开车送母亲去看看那里的风景，母亲总是沉默，没有答应。也许，母亲最不愿意去的地方，就是她心中最难忘的地方。

偶然的机会，吉安县的主要领导，也是父母参加革命工作时的老领导，知道父母的窘况后，先把父亲调入吉安县委监委任秘书，后又将母亲安排在吉安县的横江区委，任命区委委员兼妇女主任。

这段时间，母亲有过一次幸福的时刻。

1962年4月的一个日子，朱德委员长携夫人康克清同志回到井冈山。作为县里唯一的基层妇女代表，母亲有幸参加了接见会，这是一个莫大的荣耀。据母亲回忆，当时规定严格。不准主动和中央首长握手，不准随便说话，只能站立鼓掌。不料，朱委员长突然向母亲提问：“书记对妇女工作重视吗？”母亲由衷回答：“书记非常重视。”朱委员长很高兴地说：“哦，你们领导做得好！妇女工作很重要。”……母亲“违反”了接待纪律，却得到了县委主要领导的表扬。

这是母亲最值得骄傲的记忆。记忆只是留在心里，很少和别人聊起，更没留下点滴文字来吹嘘自己。

几年后，母亲又生下我和姐弟四个孩子，加上保姆七口人吃饭，家庭经济十分拮据。艰苦条件下的劳动，加上不断的政治运动，母亲的身体终于垮了，经常晕到在工作的路上。外出工作十年，父母也有些疲惫，萌发了回老家的念头。在老家，至少还有亲人的照应与安慰。

“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老家莲花县虽然离吉安县并不遥远，但繁忙的工作任务，沉重的家庭负担和落后的交通，使得母亲一年难见老家亲人一面，人与老家距离似乎很远、很远。

1964年，父母回老家工作的梦想终于实现了。吉安县委副书记去老家任县委书记，主动将父母带回老家去的。回莲花后，父亲在县机关工委任书记，母亲先后担任城镇公社党委副书记、县委机关保育院院长、县政府人民饭店副经理。在老乡家租了个房子住下来，飘泊的日子总算安宁下来了。

4

“树欲静而风不止”。时隔不久，“文革”运动爆发初期，大陆进入了混乱的时代。

性格耿直的父亲，根本难以适应日渐微妙的官场。1967年，县委领导分成两派。父亲在县人委办公室任副主任，一直在基层蹲点抓生产，对复杂多变的斗争形势竟然毫不知晓。在一次县委民主生活会上，说了一些客观的意见，又得罪了带他回家的那位主要领导。

这是一位心胸狭窄的，刚愎自用的人，听后满脸愤然，认为父亲的意见是对他不忠，不懂得感恩。由此，上下级结下了一被辈子的梁子。不久，组织上通知父亲去老家的公社任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此时，母亲的日子也十分难过。母亲在县人民饭店工作，刚生下妹妹就要上班。日夜忙碌，接待一波又一波上井冈山串联的红卫兵。

有一次，一群红卫兵因没吃饱饭而闹事，母亲为此被迫停职检讨。不久，父亲也因没有紧跟领导而被被停职批斗后，下放到更为偏僻的山村驻点。母亲也随父亲下放到县罗市村，担任大队的支部书记。父亲是有脾气的人。他被下放到村里后，始终认为自己没有错，发了一些不该发的牢骚。又被小人传入那位领导耳中，从此惹下了大祸。

1969年，黑色的年份。一道“莫须有”的罪名将父亲关入了牢房，没有任何法律手续。可笑的是，当时父亲的提包里，还装有开会用的文件、学习笔记，还有一卷《毛泽东选集》。最初，母亲不知道父亲已进了监狱。诱捕父亲的人是父亲的同事，说是通知父亲去县城开会。后来，听说父亲被人举报参加过“大陆反共救国军”，且担任了一个子无虚有的“88司令部”司令。母亲百思不得其解，气愤地对组织上说：“你们哪个不知道，我家老陈建国前就一心跟党干革命，流血流汗干了十几年，怎又成了反革命呢？！”接待母亲的领导无语以对。

原来，上个世纪60年代，吉安地区又发生一个天大的冤案，人为地制造出了一个“大陆反共救国军”，各地纷纷清查。莲花县也是如此。一个姓郭的老表，长期外出做生意。一天归来，被公社民兵抓去，逼问他外出干啥？是否参加了反革命组织？酷刑下，郭某承认参加了“大陆反共救国军”。接着，民兵逼迫他说出组织关系和同谋分子。没有的事，哪里说得出呢？不说又要挨打。于是，他连报了一串熟悉的朋友。本来，郭某是不认识我父亲的。只因他看见公社的墙面上，贴有打倒我父亲标语，便认为我父亲无疑是反革命分子了。于是，他便报了我父亲的名字，以立功赎罪。父亲得罪了的那位领导，明知父亲受了冤屈，却故意借事整治父亲，以达到排除异己，树立权威的目的。联想到自己生父之死，母亲心里暗暗地为父亲的生命安危担忧。

现在看来近乎荒唐的事，在政治运动频繁的年代，却是最正常不过的事了。

往后的日子愈发艰难。仅凭母亲一个人六十多元的工资，养活五个小孩实在无法支撑。记得，我小时，家中的菜中没有几滴油，五个孩子的饭量特别大，几乎都是舞着筷子吃。这时，母亲常常含泪不语，谎称自己已经吃饱了。

生活困难还可以克服，政治上的歧视更令母亲寒心。白天，母亲要和农民们一道下田耕作。晚上，母亲要参加公社无休无止的政治学习会。当时，除了娘家亲人来过几次外，父亲家的人也不敢登门，就连伯父在家门口赶集，也不敢进来看一眼。父母昔时的同事更不要说，见母亲如避瘟神。好在，当地的村民淳朴善良，对母亲十分同情，常来走走，给了母亲很多精神慰籍。

月明星稀，乌鸦鸣叫。母亲劳作夜归，望着熟睡的五个未成年的子女，不知暗自流下了多少伤心的泪水。有人劝母亲改嫁，说父亲今世是永远翻不了身。倔强的母亲没有吭声，带着大的只十三岁、小的只一岁半的五个子女，艰难度日，默默的期盼着曙光的来临。

　当时，我已满五岁，脑海的深处留下了受辱的记忆。

几经搬迁的家，定格在一个老乡闲置的旧房。蜘蛛爬行的土墙，潮湿不平的黑泥地面，柴火熏得乌黑的楼顶，报纸糊着的窗户……一家人躬身于此，躲避暴风淫雨。

一个漆黑的夏夜，母亲的手无意触摸到一处冰凉，惊醒过来，见一条小蟒蛇同枕共眠。母亲怕它伤害熟睡的子女，悄悄地披衣起床，抄起床边防身的木棍，使劲将蛇打死。次日晨，房东大妈知道这事后，好心地对母亲说：蛇是家里的保护神，只能赶走不能打死的。打死会给家庭带来灾难。素来不信鬼神，敢做敢为的母亲，此时有些像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了，竟吓得上街买来冥纸烧香陪罪，祈求保佑家人平安。可见，此时的母亲，精神已脆弱到了崩溃的边缘。

一个寒冷的冬晨，家里的门窗紧闭，屋子里弥漫着浓厚的煤气，全家人睡得没了声息。迷糊中，母亲忽然意识到是煤气中毒，却无力动弹，嘶哑地呼唤睡在门边的二姐，要她爬起来，打开木门透气。二姐微弱回应：“妈，我也全身乏力。”母亲说：“孩子，你要用力开门呀！不然，全家人要死尽。”二姐从铺上滚在地上，艰难地爬了过去，伸手将把木门打开了一丝缝隙。冰冷、清新的空气吹入，把瘫在床上的一家人刺醒。全家得救了。母亲和儿女抱成一团，泣不成声……

母亲太累了，承担不了五位子女的重压。有好心的老乡上门，劝母亲把只有一岁半的妹妹送走，给村里一户富裕人家做养女。母亲，痛苦地答应了，没有和谁商量，也没有人可以商量。天黑夜沉，母亲哭了，怎能让女儿又重复自己的命运呢？清晨，母亲反悔了，死活不兑现昨天许下的承诺。妹妹，终于还是没有送人。不然，不知母亲后来将如何向父亲交待。

隐约记忆，母亲带着哥哥和我，去过一次县公安局的监狱，去给狱中的父亲送御寒的冬衣。进入公安局的大门，拐了个小路，便见监狱的楼。楼道上，几位位持枪哨兵在游荡，凌厉的眼光，令人不寒而栗。母亲托人说情，有些哀声。我兄弟俩在操场上站着，等候父亲的出现。那当时，我并不知道，父亲呆在里面干什么，也不知道为何来见父亲。父子见面，兄弟俩也只是按着母亲路上来时的吩咐，麻木地唤声“爸爸”。没有激动，也没有难过。而今想来，那时的母亲，承受的压力是多么地沉重。

八个月后，地区派来了解放军代表，宣布一份公安部下达的重要文件：经调查，这个案子从上到下都是假的，派性斗争引发的冤案。打成“反革命”的父亲终于出狱，补发了八个月的工资。清楚记得，那天晚餐，全家团圆的欢喜情景。家里桌上摆满了好菜，有一大钵的红烧肉。哥和我夹了菜端碗在外面吃饭，哥哥把一块油腻的大肥肉扔到菜园里，我急忙跑进屋，向母亲告状，却见母亲坐在父亲身边，豁达地笑。尚小的我不明白，平时严律的母亲为何变得如此宽容。

“文革”过去了许久，家中每一个樟木箱的铜扣上，都留有被抄家时撬了锁的印痕。我想，母亲的心灵深处，肯定也存有磨灭不掉的伤痛。

5

“陆上百花竞芬芳，碧水潭泮默默香，不与桃李争春风，七月流火送清凉”。

四十多岁的母亲胸怀宽广，与人为善，从不计较个人恩怨。持续十年的“文革”动乱结束后，母亲的伤痕渐渐平复，过上了安稳的生活。家迁回县城后，邻里邻舍相处和睦。一些过去见母亲唯恐避之不及的乡下亲戚，时常来家中蹭饭。母亲一如从前，热情接待，无丝毫怠慢。见子女心生埋怨，母亲总说：“不管过去如何，总是亲戚的，来了要接待的。”与朋友交往，母亲更是如此。有一户邻居，曾是父亲的同事。在“文革”期间，这位同事做过一些落井下石的事。父亲心存芥蒂，不愿意与之来往。母亲却闭口不提过去的是是非非，好象把那些痛苦忘却干净，依然和睦相处。这户邻居的儿子结婚，没有场所地举办仪式，母亲主动联系单位的会议室，帮助着操办，热情真诚，一直关系很好。

母亲保留了农村妇女的勤劳本色，也经常教育子女从小热爱劳动。早晚的时间，母亲带着子女，将公房后面的几分园土打理，弄得平平整整，象翻开的几页书。栽上冬瓜、茄子、豆角、白菜，一年四季，菜蔬不断。母亲还把门口的一半走廊，格成猪栏养猪，聊补生计。放学后，兄弟姐妹一起跟着母亲整土、插苗、施肥、剪枝、收获，帮着母亲剁猪草、煮食、喂猪……掌握了一个农村娃应懂的农活。七十年代，家里每年养一口猪，我和哥哥放学后去采猪草喂大的。年终，好心的亲戚说：把两百多斤重的毛猪卖到黑市上出售，要比卖给县食品公司多赚几十元钱。母亲却说：“还是卖给公家的好，不要犯错误”。当时的政策，限制黑市经营。

母亲心地善良，对弱者充满爱心。有户姓李的邻居，一人上班，七八个小孩吃饭，家庭十分拮据。母亲知道后，将收获的一个十几斤重的大冬瓜送去，解决了邻居几日菜肴。还有一户人家，是一家纺织厂的女职工，找母亲帮忙解决困难。当时，母亲在县二轻局任党总支部委员，分管县纺织厂的工作。中秋节前，女工送来两只鸭子、一篮土鸡蛋，全放在家门口，留了个纸条。母亲知道后，连夜把东西送了回去，怕原物送还会引起人家误会，还垫上自家小孩过节吃的两封芝麻饼。当时，一封芝麻饼都是小孩的稀罕零食。母亲对那位女工说：“你家很困难，不能收你的东西。该办的事，一定会办好。”女工听后，感动得流泪，说母亲是共产党的好人。

相伴十几年的邻里街坊，无不被母亲的善良、热情所感动。时至今日，那些老邻居，还经常念叨着母亲的好，也常向我打听母亲的健康。母亲说：“人心是肉长的，你对别人好，别人也会对你好。”

母亲的话很对。八十年代初，政府允许干部建私房。家中子女都长大成人了，两间六十平米的公房实难容下七口之家。母亲思虑着，为子女筑个自己永久的“巢”，免得四处搬迁。当时，父母一辈子的积蓄只有二百多元，仅够买几十根木料的钱。邻居知道后，纷纷主动借钱给母亲。母亲在吉安县工作时，认识过一位姓郭的熟人，也特地从百里之外赶来，送来二百多元钱。对于亲朋好友的借款。母亲一一登记，和子女一道订立还款计划。就这样，母亲东借西凑了一万多元钱。买了砖瓦、木材、沙石等材料。父亲早晚劳作，亲朋好友出力，在一块老乡无偿赠送的荒坡上，搭起来了一栋简陋的房子。

一家人漂泊三十多年，终于有了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

几年后，子女五人都有了幸福的小家庭，父母两老固守着老屋，等待一年一次的春节团聚。一九九五的重阳节，父亲因心脏病去世。母亲跟着子女轮流生活，把家中的什物送给生活可怜的人，说房子也不管了。哥哥提出将房子处理，我没同意。让母亲生前看到自己的老屋，换成一叠不带情感的钞票，几个子女来分，实在有些不忍心。

母亲说：“老屋不卖还是好。大半生借人家的屋住，现在借屋给别人住，也算是一种回报吧！”于是,老屋无偿地给相识与不认识的老表住了十多年，超过了母亲无偿借住所有老表房屋的时间。

直到前年，老屋无人居住，也无人管理，周围长满杂木杂草了，哥哥才将它卖了十多万元钱。母亲对我说，卖屋的钱不多，你们五个子女分了吧。我当即表示不同意。钱必须给母亲养老。母亲平淡地说：“我清贫惯了，开销不大，你们不分，我就给你们留着。”她要二姐将钱存在银行，至今一分钱也舍不用。

（六）

母亲老了，乌黑的头发变得斑白，远远看去象沾了一头冬霜，眼睛也失去了昔日的乌亮，患有白内障的双目有些浑浊，骨子增生扭弯了母亲的腰板，修长的身躯缩短了许多，双腿脚肚隆起的静脉象爬满了几条弯曲的蚯蚓……岁月的沧桑，留给了她劳累过多的许多痕迹。

故乡的莲池历经秋雨的吹打，莲花早已褪尽铅华，残枝如铁。晚年的母亲心如无波的老井，显得豁达、淡泊。然而，信仰与忠诚，早已在母亲的骨子里钙化，哪怕承受过最大的委屈，也永生不变。

七十年代末，政府对历史遗留的问题，大多了落实政策。由于种种原因，母亲的政治待遇始终没有得到落实，与她同时参加工作的人相比，工资少了几百元。我多次带着母亲的材料，去找过老家的县委领导。那些年轻领导总是客套而又圆滑地答复：“非常理解你的心情，过去的事很难办，慢慢来吧！”说白了，新官不理旧事。当时，我有些的确气愤。母亲知道后，平和地劝道：“儿子，不要再提此事。我已是快要入土的人了，何必自寻烦恼。况且，与那些和我一起长大的姐妹相比，已经够幸福了。你们要永远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

母亲的话，朴实、超然，使我的心情释然，心中不平的垒块随风消去，对世事有些大彻大悟了。是啊，人在世界上走一趟很不容易，总有许多的事不遂人愿，要懂得知足，学会感恩，人生才能快乐！母亲，今天满八十多岁了，身体依然健康。这已是做儿女的最大幸福，其它的事，已微不足道了。

　7

母亲很普通，一生忙忙碌碌，没给儿女留下殷实的家产，也没给儿女留下值得吹嘘的荣耀。母亲又很伟大，一生风风雨雨，诠释了一代中国女性的苦难深度与承重力度。

遗憾的是晚年的母亲，不爱回忆，喜欢宁静，尤其不喜欢回忆那些令她深觉痛苦的岁月，因而我无法详细地记录母亲一生的艰辛、艰难与坎坷。况且，用写惯了公文的手笔来记叙母亲的往事，语言实在僵硬，无法生动地描述出母亲的刚毅、善良与豁达，难以淋漓尽致地表达我对母亲的热爱与敬重。

在儿子我的心中，母亲是一本书，记叙着一位命运坎坷的女性故事；母亲是一条河，哺育了一群品清志高的忠诚儿女；母亲是一枝莲，在污泥中永远散发着淡雅清甜的精神芬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