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样的爱

    说句实在话，我在三十多年前的中小学阶段确实没有读到多少书，但就是在那样的特殊年代里，老师们默默忍受着身心折磨，用他们的智慧和勇气来抚育我，给了我隐隐约约的希望，至今仍然温暖着我平平常常的人生，让我时时心存无限感激。

那是高喊“不学ABC,照样干革命”口号的疯狂时代。我初中两年学校不开设英语课，英语老师改教《数学》，数学老师改教《工业基础知识》（相当于现在的物理化学常识），到了高一仍然没有英语课本，英语老师就用蜡纸刻印当时最流行的英译政治口号以及教学用语，如“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等等。一个星期油印一张八开纸，教师教得非常认真。到了高二，有了英译的毛主席语录选段课本，内容虽然不多，但也不容易学。课堂上，新任英语教师陈英华补充了很多切合实际的生活用语，鼓励我们课后学习用英语交流，他还经常汉英比较，精心讲授英语语法知识。有一天晚自习，无知无畏的我用英语写了一篇《到农村去》的作文，满满写了两页科作业纸（当时没有英语专用作业纸）。那天恰好英华老师值日，晚自习下课后，他就到学生宿舍走廊督查，他讲课声音洪亮，在木板楼的走道上脚步咯咯有声，哨子也吹成一道道至高无上的命令。我已躺在靠门上铺准备就寝，看他走进宿舍就侧过身来悄悄把稿子给了他（现在回想起来那实在是很不礼貌）。他以为我又写了校刊的宣传稿，轻声地问：“怎么不给老柳（政工组长柳秉芳）呢？”我说：“英语作文。”他说：“好，我就看看。”

第二天上午课间操时，英华老师把批阅过的那篇英语作文还给我，跟我说：“下午把你的这篇作文抄在楼道旁的大黑板上（比现在教室的黑板大些）。”他看出了我的犹豫，大声鼓励我，说：“好作文，好作文！”我看了稿子，他用红笔改了几个地方，大都是动词谓语。结尾一句全改了，原意是“我们是知识青年，回到家乡，就一定要把家乡建设成为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新农村。”他改后意为“我们是知识青年，回到农村去，就一定要用自己的双手把农村建设成为我们自己的家乡，让它成为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堂。”不久，他看了学校宣传栏上我的作文，高兴地说：“作文就要这样，要敢于表现自己的真情实感。”这时候，我才体会到英华老师的良苦用心。今天回想起来，当时说“用自己的双手把农村建设成为我们自己的家乡，让它成为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堂”的话，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啊！我常常敢于直言，不迷信，英华老师就是我的启蒙老师。

英华老师是抗美援朝战场的翻译官。文革后的拔乱反正之初，他就到三明师专创办英语科，担任科长，不久，他又调任福建师范大学英语系执教。

就在同一个学期，有位胖圆脸庞、头发稀疏的老教师常常在晚饭后叫我跟他一起散步，有时也带我到他宿舍看书。他当时教初中语文兼管学校的图书室，名叫陈国柱。有一次，从校园出发，经过石板铺成的街市到文山村，在少有汽车来往的泥石路上，他走着走着，站住了问我：“快毕业了，你有什么感受？”那时候时兴说大话，什么“党叫干啥就干啥”“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需要”“只要党的一声令下，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等等。这些话当然没有错，但是整天挂在中学生的嘴上，不免让人啼笑皆非。在那样的社会环境里，有谁还有心思了解一个中学生的内心感受？他不是我的业师，却认真问了，还站着等我回答呢。“虽说一颗红心两种准备，但我只有回家劳动一条路，在那里扎根一辈子，因为我是农民的儿子。”他听了，很不满意：“世事常新，人生多变，不会永远这样的。不管在那里，都要有爱，艰苦生活更需要爱情，爱是不能忘记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这些在今天看来极为平常的话，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实在是太沉重了。沉重得我承受不起。他又说了：“你不是喜欢诗吧，情诗最优美。正像刘三姐唱的那样，上天能赶乌云走，下地能催五谷生。”我更加不好意思了，只说：“我那村庄太偏僻，世上各种好东西都被大山拦在外面，到不了我那偏僻的小地方。”正如美国著名文学评论家阿尔伯特·苏德尔所说：“人人心中都有色情欲望，而又往往不愿意承认这一事实。”几天后的一个周末，我就悄悄跟一个广播员到学校广播室用电唱机播放电影刘三姐歌曲。那是我当时听到的最美丽的歌，那次偷听“黑歌”也是一向严格遵守纪律的我在高中阶段所做的最大胆的事。

有人说，世象往往最早被睿智的诗人作家道破。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许多作家写爱情小说出名，成了当代文学“春回人间”的名著。《爱是不能忘记的》等一批作品曾经让多少人感动！而乡村教师陈国柱不是作家，也不是诗人，但他关于人生的某些看法要比名作家名诗人道破得早，道破得更为大胆。后来，我一次路过母校想去看望他，一打听，他已作古，真是令我“不抛眼泪也无由”。

农历一九七五年年底，我在一所乡镇（当时称人民公社）中学任民办教师。曾在下放期间教过我一年的陈钟英老师写信邀我到福州一游。我很高兴，那时我还没有到过福州呢。同校福州籍的老师回榕过年，我就随他们一路同行。船减速向苍葭轮渡码头驶去时，同行的一个老师叫我快看，原来钟英老师已经在轮渡码头上等候了。在榕的几天中，她请李延瑞老师给我讲授逻辑知识，自己带我参观了师大校园、图书馆、西湖、动物园、东街口等地方，为了了解学校全景，她叫一位高年级女生带我上楼顶鸟瞰。还去参观了纸制品福利厂，她帮多位盲人阿姨写信，让我了解盲人做工的情景和生活。在师大住了两天，她就带我到她鼓楼区东亚巷的家。

农历年底的福州，天气十分寒冷。晚饭后，她抽了支香烟，把自己高大宽敞的卧室兼书房的吊灯开得通明，天井中那棵小榕树的影子静静地映在隔墙上。我坐在她油光发亮的桐油漆面书桌（八仙桌）的对面，认真听她给我讲数学家陈景润的故事：陈景润厦门大学毕业到北京一所中学执教，不久，回到厦大图书馆，他一头钻进了数学研究的王国。他和所有的天才一样，研究数学遭遇到了许许多多的麻烦，有人说他不关心政治，走白专道路。可是，景润老师不但富有数学天才，而且具有坚韧不拔、挫而弥坚的科学精神。批判会一场接着一场，评水浒，批宋江，批林批孔，批走资派，批校内走白专道路的资本主义的苗子。每一次参加批判大会，景润老师都坐在会场的最后一排。在一个大本子上不停地写着。有一次，大会结束了，他还坐在那里写个不停，别人以为他在整理会议记录，走近一看，才发现他仍然在忙于演算他的歌德巴赫猜想1+2······

我一边认真听着，一边注视着她。她神情庄重，讲得极为认真，她不是在讲一个普通数学家的故事，而是在传扬一种献身科学的不屈精神，在传递一种中华民族的文化人格。过了两年多时间，徐迟发表了报告文学《歌德巴赫猜想》，享誉多多。由此可见钟英老师当时讲述陈景润故事的见识和勇气。可以说，陈景润为了数学科学，“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钟英老师不顾“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恶劣环境，宣传科学精神，不也同样是传递科学火炬的勇士吗？她后来担任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副校长，华南女子学院院长、理事长，始终坚持“受当施”的华南精神，她获得“福建省杰出人民教师”的荣誉，把省委省政府奖励给她的轿车无偿捐献给了华南女子学院。她不但给过山乡愚顽如我辈以别样的爱，更是把她的全部心血献给了祖国的教育事业。“风摧雨绞路迷茫，天降轻舟载我航。两岸花开噙露笑，一江鱼戏带云翔。蓬莱山麓时光短，东亚巷中书径长。最是安人常记取，冰川雪地溢馨香。”（拙作《七律·赠钟英先生》）

三十多年过去了，诸多往事如烟似雾，只有老师们的别样的爱如一条清澈的小溪，在我的心头上日夜不停地流淌，催我告别肤浅，去认识浩瀚无边的海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