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纷繁的大千世界,人与人的交往讲究缘分。因为在脱贫攻坚、同奔小康的征途上,我跟刘大姐和李小妹两家贫困户,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亲戚”。我的这两个“穷亲”刘大姐家在东边,高山乡,李小妹家在西边,低山镇。尽管两地相距一百来公里,路途算得上不远,也不近,但在我心里,仿佛近在咫尺,没有一丁点距离。
我第一次见到刘大姐,是在四年前村里召开对接见面会上。那时,刚刚进入冬天,高山的风大,天气有些寒冷,刘大姐头上裹着白帕子,一身穿粗蓝布衣服、裤子,显得有些单薄,愁眉苦脸,一米六的个儿,身子颤颤巍巍的,一双不大不小的眼睛,没有一点神采,说话嘴微微颤动,叽叽咕咕的,看上去七老八十岁,一副孤苦伶仃的样子。让人觉得,她有许多苦大仇深,心里有许多苦水需要倒出来一样。犹如一个带有伤痛的人,让人顿生出许多怜悯,但又不忍心去触碰她,去打扰她。刚刚去扶贫点,我虽然生长在农村,但老家处于低山,还算富庶之地,因为工作原因,很多年没有与农民兄弟打过交道了。所以,以为她跟许多贫困户一样,都是同样的状态,这样的她,属于正常现象。
见面会结束,我跟刘大姐一块步行,踏上泥泞的乡村道。我俩一边步履蹒跚的行走,一边聊起她家里的事儿。
刘大姐家所处的文复乡是全区临近外县最偏远的乡镇,所在的兴隆村是乡里最偏僻的山村,所在车盆塘农业社是村里最贫穷最遥远的社,她的家在大山深处,是社里最边缘的一户。
许多年前,刘大姐二十出头,还是个大姑娘,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从邻村嫁到张家,生下一儿一女。她勤劳,能吃苦,还算会持家,尽管地处高山,土地贫瘠,家底微薄,吃的只有红苕洋芋包谷粑,粗茶淡饭,但能够勉强把日子应付过去。人到中年时,丈夫老张患上肝硬化,一病不起,花去一大笔医药费,背了一屁股债,还是没有保住性命,丢下一家老小撒手人寰。
日子再苦再难,生活还得继续。刘大姐一个人起早贪黑,风里来,雨里去,含辛茹苦,把一双儿女拉扯成人。女儿出嫁临近的彭水,不久离异,一个人带着幼小的孩子,远走他乡。儿子读了高中,考上了不错的大学。毕业后,在重庆城区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耍了一个女朋友,未婚同居,生下一个男孩,算是给张家传宗接代了;小两口有比较稳定的收入,过着平常的小日子。这样,儿大女成人,刘大姐的天空总算云开雾散,苦日子算是熬到头,美好的日子触手可及。
我俩缓步慢行,走了一个多小时,到了刘大姐的屋角。站在乱石堆上,我看到一座木结构的房屋,有些破旧,有些瓦片、有些檐椽好像马上要掉落下来了,房屋就像一个耄耋之年的老人,跌跌撞撞的,一不小心就会摔倒似的,令人十分担忧。
我跟随刘大姐,走进房屋的凉厅下,地面有一层松散的泥土,凹凸不平,脚踩在地上,冒出一股尘土来。刘大姐端来高板凳,放在地板上,我屁股落坐在板凳上,板凳一瘸一拐的,我身子打了一个趔趄。走进灶屋,屋里黑黢黢,满地是泥土,坑坑洼洼,灶头上盖了一层灰。我抬头望头顶松散的楼板,黑乎乎的,布满了大拇指一般的洞,可谓千疮百孔,呼呼的冷风毫不客气往屋里钻,房里四壁透着风,我打了一个寒颤,心里凉了半截。
拖着沉重的步伐,我迈过那道通往堂屋的门槛,堂屋里堆放了一些简陋的农具,一些杂物,四壁光秃秃的;走进居室,一架破旧的木床几乎占据了整个房间,床上摊开着一床有些陈旧的铺盖,我随手揭开铺盖,一层薄薄的粗线毯子下面,铺着一床单薄的棉絮。
我跟刘大姐说了一些安慰的话,带着一颗沉重的心,闷闷不乐地跟刘大姐作别。在屋角的草丛中,刘大姐送我出来,久久的没有回屋,那满脸的无奈,那满眼的无助,那满心的无望,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
三个月后,我接到刘大姐的电话,说起最近发生的事儿,电话那头她的声音低沉,显得十分沮丧和落寞。
前些日子,她儿子感觉身子不舒服,去医院检查,结论是患上了严重的肝病,身体每况愈下,不吃不喝,只能靠药物维持着生命,每天的药费高达两百多元,这给刚刚摆脱贫困的家庭,当头一个闷棒,击得刘大姐晕头转向。儿子生病之后,同居女友丢下小孩离开了,刘大姐丢下家里的农活,她只好去市区,跟儿子一块挤在狭窄的出租房里,帮忙料理家务,带孙子,照顾卧床不起的儿子。
屋漏偏遭连绵雨,船迟又遇打头风。在儿子病重期间,刘大姐回了一趟老家,下楼时,不小心摔倒,造成右脚被擦伤骨折,左脚骨质增生也复发,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她只好拖着病痛的身躯,去市区医院治疗,打上钢针,十多天动弹不得。经过两三个疗程的治疗、理疗,恢复得比较好,能正常行走,可以做一些轻巧的活儿。
没多久,刘大姐的儿子病情加重,转化为肝硬化,三十出头的小伙子,终于敌不过病魔的侵蚀,失去了年轻的生命。刘大姐带着无限的悲伤,白发人送黑发人,将儿子的骨灰带回老家入土为安。她失去了心爱儿子,失去了生活的信心,也失去了生活的希望,极大的绝望笼罩着她,包围着她,击垮了她。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面对刘大姐儿子病故,生活举步维艰的处境,我极力帮助她重塑生活的信心,点亮生活的希望之光。我奔走相告,找到村委会,村里的熊支书满脸的不屑一顾,轻描淡写地说,她啥时候摔的?有大学毕业生,家里还困难,我怎么不知道呀!我揶揄道,你这个父母官,村里居然还有你不知道的事哈。熊支书打着哈哈,没有了下文。这个支书成天开着奥迪,叼着“中华”烟卷,忙着自己的打石场,盖着自家的别墅,那会去管老百姓的事呢。后来,这个熊支书借发展集体经济之名,乱砍乱伐,受到应有的惩罚。
帮助刘大姐摆脱困境,看来指望村里是没有戏了。我专程找扶贫单位领导,向乡政府报告,给党委书记打电话、发短信,交流沟通,反映真实困难。尽微薄之力,积极参与乡里乡亲的主动捐款,联系民政救助,缓解了沉重的医疗费用负担。
扶贫得扶志,我多次到刘大姐家,看望她,关心她,开导她,给她加油鼓劲。帮助她联系乡政府,落实低保,发放产业扶持基金;春播季节送去化肥,节日送去礼品,送去热情的问候。帮忙发展产业,将土地转租给她的房族弟弟,种植烤烟;利用自然环境的优势,搞家庭养殖,养土鸡,养土蜂。落实扶贫政策,结合实施扶贫救助,改善人居环境。帮助她修缮木结构的房屋,新建单间厕所,房前屋后,屋里屋外,水泥硬化地板,居住环境大为改观。
蹉跎岁月,经历磨难。现在,刘大姐尽管是一个人,一个家,但脸上恢复了往日的光彩,心情舒畅多了,生活也充满了希望。
去年初,单位的扶贫实行大转移。我离开了文复,离开了刘大姐。但我俩时常电话联系,我会问这问那,她如数家珍地说,家里的土鸡有了一二十只,土蜂四五桶;鸡公长大,母鸡下蛋,土蜂产糖;重庆的客人来家里,买鸡,买蛋,买糖;家里有了自来水,政府还买了医疗保险;每个月有三百多元的生活费,添置了新衣服、新的床上用品,生活有了保障。说起这些,特别的感谢我。我说,应该感谢政府,感谢共产党。
听着她电话里的欢声笑语,我仿佛看到了那张笑得灿烂、洋溢着幸福的脸,想象着她开心快乐的样子,我如释重负,心里也高兴、舒缓,轻松了许多。
去年秋天,在阳光灿烂的日子,我同妻子一块开着车,脚踏青山绿地,享受清新的空气,看望远在深山的这位“亲戚”。车停靠在刘大姐家门前,“嘀嘀嘀”我按了一下车喇叭,“呵呵呵,来啦、来啦!”刘大姐喜笑颜开的招呼着,完全像变了一个人似的,见到我们神采飞扬,拉着我的手,进到屋里,端茶递水,摆龙门阵,叙叙旧情,不亦说乎。
二零一八年元月,文复乡升级为区级重点扶贫村,我们扶贫转向长坝镇鹅冠村石坝社。我结对帮扶的家庭主人姓李,比我小,我叫她李小妹。她四十出头,初中文化,高高的个儿,清瘦的身子,精明能干,能说会道。家里有位八十五岁的老母亲,身体还算硬朗,偶尔生点毛病;有一女儿,二十出头,考上了专科的卫校,学习护士专业,全部减免了三年学费,已经毕业,通过了国家的护士专业考试,获得护士证,在主城的一个牙科医院寻觅一份工作,收入三千多。前两年,李小妹的老公患上肺结核,不能干体力活,经常三病两痛的,失去了劳动能力,这就导致家庭贫困。她老公少言寡语,但憨厚可爱,勤劳本分,和悦的脸上挂着笑容,流露出来的是实诚、善良和友好。他的病经过长期的服药,长期的医治,有了明显的好转。他间或的外出去成都、新疆可以打工,一年下来零零碎碎的也有两万多元。
春天,阳光、蛙鸣、白鹭、绿毯……
我最初接触李小妹,是在她家的一块油菜地里,油菜花开一片金黄,蜜蜂在花丛中飞舞,李小妹在菜地里跟千百棵油菜一样的笑开了花,缤纷烂漫。
我兴奋地走近花丛中,跟李小妹聊家常,规划发展产业,她兴致勃勃的说,种植油菜四五亩,种植玉米、水稻和红薯六七亩,养母猪、生猪八九头,种植养殖齐头并进,还有老公外出打工挣钱养家糊口。
我跟李小妹离开田间,来到水泥公路边她的家,一栋两层小洋楼矗立在眼前,一百多平米的院坝,平坦宽阔,洁净靓丽,天空带有透明的玻璃棚,几净明亮;屋里有沙发,有桌子,有板凳,有热水器,有大冰箱。李小妹领着我手扶不锈钢栏杆,踏上二楼,房间有新式的床,有电视,有衣柜;打开大小衣柜,有牛仔裤,有牛仔衣,有毛衣,有呢子大衣,还有羽绒服;有老公的,有自己的,有女儿的,有老人的,应有尽有。来到厨房,有天蓝色的橱柜,有亮丽的灶台,有哗啦啦的自来水...
夏天,美丽的乡村充满生机。玉米、红薯、稻子郁郁葱葱的生长,装点着这个绿色的世界,蝉儿悠闲地趴在树上,唱着婉转的歌;蜻蜓在田间自由地穿梭,偶尔在叶片上歇息;我走进翠绿的田野,走在窄窄的田埂上,察看生产情况。李小妹在绿油油的秧田里,“稀里哗啦”的薅秧、出稗子,跟禾苗像闺蜜那样亲密的在一起。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李小妹是家里的一把好手,忙里忙外。收获一千多斤菜籽,榨油四百多斤,收入四千多;母猪产仔猪两三窝,收入达到一万二千;种植水稻、玉米、红薯,增收近三千多;老公外出成都做钢棚,收入两万多。年终算起总账来,出尽打净,人平收入七千多,算是一个丰收年。
刘大姐,李小妹,我的亲人啊!携手走在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大道上,“两不愁”、“三保障”,生活如芝麻开花节节高。
(本文首发于《西部散文选刊》202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