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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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黄建明
一座寺庙的价值，从历史文化的视角，考量一个地方文化的渊源、文化的DNA、文化发展，对于文化积淀深厚、文化营养充沛、文化符号众多的地区，犹如大海亿万滴水珠一样，不足为奇，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但在崇山峻岭、人迹罕至的大山地区，文化境况就完全就不一样，反过来，如滴水之涌泉，可谓举足轻重，至关重要。
启教寺，一座大山深处的寺庙，对于偏远的武隆、荒僻的白云，如茫茫山野零零散散的一点点星火，闪耀着稀疏的亮光，却是十分稀罕，弥足珍贵。
我是带着这样的认知和虔诚的敬仰，悉心去阅读、欣赏、书写白云的启教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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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春三月，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我有幸参加武隆白云乡的文学笔会，在白云下的李花、桃花、梨花，还有油菜花簇拥着、欢呼着、迎送着，我同一群文人墨客离开了宽阔、平整、坚实的水泥路，踏上去启教寺的崎岖小道，跋涉九龙口，路边野草丛生，松林茂密，清风拂过，清新的空气沁人心脾；行至山腰，穿过一段还算平坦的路，就来到了启教寺。
我猛然抬头，十来级台阶后面，一座大门矗立在眼前，门楣上方“启教寺”三个硕大的字闪现，有门联“佛面犹如净满月，圆光普照於十方”，门厅两重飞檐走脊，巍峨挺拔，大气端庄，高耸如云端。两三分钟之前，一路上还是有说有笑、滔滔不绝、神采飞扬的一群人，突然间，不知道是感到点什么，还是被佛门之地的庄重、肃穆所镇住；所有的声响戛然而止，还原了文人的文雅、矜持、隐忍。这一时刻，仿佛时间凝固一般，那些茂密的山林、鸣叫的鸟儿、飘忽的白云都安静了下来......我心也随之沉静下来，生出许多的敬畏，许多的神秘，许多的好奇，感受到这座寺庙不言自威、自严、自安的气场。
这，是我第一次进入启教寺的震撼，是我进入寺庙第一次的惊奇。
在寂静的时刻，我驻足门前，脑海里想象着寺内的人，想象着寺内的物，想象着寺内的许多许多：一个上千年的寺庙、数万人趋之若鹜的圣地、代表着一方的文化符号，应该是宽厚、气派、豪华的。我曾去过天下闻名的九华山、峨眉山和丰都名山，这座寺庙虽然不是“大碗”、也不入“名流”，即便没有九华山的玲珑秀丽、峨眉山的金碧辉煌、丰都名山的热闹非凡，一定会有宽阔的院坝，别致的亭榭，蜿蜒的游廊，精致的佛塔，气派的殿堂，高大的楼宇......
在想象中，我有些许兴奋和期待，缓缓的移步寺内，环视四周：一块两三百平米的院坝，一座简单的青石功德塔，一座像临时搭建建筑——钟楼，有一口錾刻有许多人姓名的铜钟，有一处瓦木、土石混合结构的房屋，也就是寺庙的主体建筑了，算得上寺庙的一个“大殿”，面积大小不过六十来平米，地面凹凸不平，行走的步伐稍大一点，就会扬起一些尘土；殿内四周供奉着大小不等、形态各异的二十多尊佛像，正中供着释迦牟尼、右侧供着观音菩萨等塑像，据义务维护照看寺庙的杨老师介绍，这些都是解放后供上的，只有一尊连体的伏地石狮雕塑、两尊石雕佛像，在屋里一个角落，安安静静地躺着，这是寺庙唯一尚存的原物......这一切用“极其简陋”四个字概括，一点都不为过。这一片破败、寒酸、没落的景象，真的有些目不忍睹。与我之前的想象相差甚远，现实击败了想象的美好。面对此情此景，我的心阴沉了下去，有些空荡荡的，有些许惆怅、惋惜、失落。
我拖着沉重的脚步游走其间，在屋里的角落，看到了几件幸存下来寺庙旧物件，就掏出手机拍下了这些狮子雕像、佛像。在这三件物件中，尽管狮子雕像有些残缺，仍不失生龙活虎，栩栩如生。一尊小佛像，背靠一根石柱连成一体，整体完整，尽管有些岁月的斑驳，但清晰可见，人物衣冠济济，体态微微前倾，神态和颜悦色，饱满壮硕，双手合一。另一尊佛像身首各异，身子不知藏于何处，仅留下完整的头部，嘴唇微露，鼻梁挺拔，目光深邃，神情专注。
然而，这狮、这佛、这陈旧的寺院，却催生文化的种子，播撒文明的薪火，撩起教化的烟火，她们带着千年的时光，带着千年的沧桑，带着千年的烟火，一路坎坎坷坷走来，一路跌跌撞撞的走来，诉说着这座寺庙的起与落、沉与浮、兴与衰，见证人世间的跌宕起伏、旺盛与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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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启教寺是一处道观，以信奉道教为主，兼有儒教、佛教，可谓是“三教合一”，和谐共生，有极强的开放性、包容性、融合性，在众多的寺庙中，是比较独特的，也是比较少有的。
翻开宗教这部宏伟的历史，我们知道宗教的产生在于人类对自然的崇拜和恐惧，同时产生对自然界的无知，以及多种猜想、假设或无限幻想。也是人们认识自然世界，最初的使然，很是正常。正如吕思勉所著《中国通史》所写道：“原始的人，不知道自然法则。以为凡事都有一个像人一般的东西，有知识，有情感，有意志，在暗中发动主持着。”比如梦境，明明睡在这儿，没有动弹，却有所见、有所闻、有所作为。明明还是这个人，而顷刻之间，有知已变为无知了，好生奇怪；宗教其实质是解决人生的问题。
在我国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宣扬天授神权即为天子，或袭以神的仆人名义，在地行使神权，教化大众，达到统治目的。在人权解放的当代社会，宗教也在不断变革，寻求生存和发展，融入社会，变得更世百俗化，更亲民更缓和。从古至今唯一不变的就是宗教可以作为人内心的一种寄托，战胜对死亡的恐惧，对死后到达美好世界的期望；或永生，或转世。神度真的存在吗？这世上没有一个人能给你答案，也无法给你一个答案。因为不管人的认知如何提高，科技怎么发达，人类只能对存在产生认知，无法对不存在产生认知。在打开未知的世界大门前，每个人都一样犹如在黑夜里尝试、探索、寻觅。
道教产生于公元2世纪的西汉时期，尊传说中的黄帝和老子为创始人，民间信仰随着《太平经》的出现，那些朴素、松散的神仙信仰，在不断流传中慢慢形成了一个普遍的，相对固定的信仰，即“太平道”；这是崇拜诸多神明的多神教原生的宗教形式，以《道德经》为最高经典，讲究“天人合一”，贵生济世，崇尚自然，顺其自然，尊重自然。
儒教，又称儒学、儒家、孔孟思想，发源自尧舜禹的五教。儒学是通过孔子、孟子的创立，董仲舒的完成，直至宋明理学的发展和升华，最终使自己成为具有礼教性与宗教性二重结构的博大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由于符合了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的需要，最终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正统和主干。儒学起源于中国，同时影响及流传至其他周边东亚地区国家的文化主流思想、哲理与宗教体系。
佛教起源于公元前6至5世纪的古代印度，是由古印度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释迦族的王子乔达摩·悉达多（又称释迦牟尼）所创立。佛教认为人有命运，但是不鼓励人听天由命，而是希望人开创命运。佛教主张诸法因缘而生，因此命运也是因缘生法。坏的命运可以借着种植善因善缘而加以改变。命运既然可以因为行慈悲、培福德、修忏悔而加以改变，因此命运并不是必然如此不可更改的。再坏的命运也能透过种种的修持而加以改造。相反地，好的命运不知善加维护，也会失却堕落，所谓‘居安思危’，不能不戒惧谨慎！
佛教信徒修习的目的即在于依照悉达多所悟到修行方法，发现生命和宇宙的真相，最终超越生死和苦、断尽一切烦恼，得到完全的解脱。
显然，道教、儒教起源于我们中华民族的本土，而佛教则是在东汉初，天竺僧人迦叶摩腾.竺法兰经西域来到中国传教。汉明帝派人去西域，迎来两位高僧，并且用白马将佛像和佛经驼回都城洛阳，并在洛阳建起了白马寺，命人修建房屋供其居住，翻译佛经。这就是我国佛教之始。以后，佛教逐渐与我国儒家的封建宗法思想合流，在我国广泛传播。隋朝以后，次第产生了天台宗、华严宗、净土宗、法相宗、律宗、禅宗、密宗等许多宗派，形成了五台、峨嵋、普陀、九华山四大佛教圣地。
在我国历史上，唐代的宗教十分繁荣，积极提倡各种宗教。其流行的是道教和佛教，尤其重视道教。乾封元年（公元666年），高宗下令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玄宗进一步尊老子为大圣祖，令画老子像颁布于天下，要求生徒皆习《老子》《庄子》，又封庄子为华南真人，文字为通玄真人，列子为冲虚真人，以壮大道教势力；玄宗还派人四处搜寻道经，编纂《道藏》三千七百四十四卷。当时，两京和各州府都建有玄元皇帝庙，道观也有很多，仅长安就有三十所，到中和四年（公元884年），全国有一千九百多所道观，道士达到一万五千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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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现实的启教寺，这气派的门厅，方形门柱、门脊的平台、面上的琉璃，还有进门的石梯坎，水泥面的围墙，无不流露出现代建筑的味道，显然是后来修缮和恢复的。
对于这样的历史遗迹，或许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像一道扑朔迷离的数学题，总会引起我等人的兴趣、揣摩和探寻，这也是历史的魅力所在。我在一种好奇、一种新鲜、一种神秘的驱使下，泛舟于史海，拨开历史的层层迷雾，探寻真相，还原启教寺本来的模样。
启教寺又名启醮寺，就其来历有三种说法：其一，《武隆县文物志》（武隆县文物管理所编纂 2012年11月 巴蜀书社出版）描述“启醮寺位于白云乡，建于明代，原占地五亩，古木参天，回环四合，雕梁画栋，器宇不凡，是武隆县首屈一指的古刹。”其二，《文化武隆》（武隆区文联编辑 2018年7月 重庆出版集团出版）表述“启教寺海拔约1000米，据说是因沿用始建于唐朝的启教寺寺庙而得名。”其三，当地民间流传，启教寺兴起唐贞观年间，据考证现存的伏地狮子雕塑系唐代的手法和造型，寺庙包括较场坝一带，总面积达三十五亩之多，但这些均无文字可考。
启教寺到底起源于何时呢？从《文化武隆》“因沿用始建于唐朝的启教寺寺庙而得名”这个说法，很显然原来就有“启教寺”，或者有遗址，或者有旧址，意思是在原来寺庙的的基础上，或修缮或扩建或恢复......参考口口相传的民间说法，我们可以做一些尝试性的探讨或者推断。
从历史的记载，我国唐朝不但国力强盛、社会经济发达，而且文化、艺术、宗教也十分繁荣。尤其盛唐是我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也是华夏古代最繁华的时代；太宗以民为本，用人唯才，广开言路，虚怀纳谏，发展生产，减少付税，奖励学术，对外开放，成就彪炳史册的“贞观之治”。其尊老子为祖先，奉道教为国教，采取措施大力推崇道教，提高道士地位。唐高祖规定“道大佛小，先老后释”，唐太宗重申“朕之本系，起自柱下”，搜集晋魏时期隐流、秘传的道书，普传大道。唐高宗尊奉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唐玄宗积极推动道教内部改革，让道教重返老子的辉煌时代，剔除天师道巫术迷信色彩。发展道家义理，使道教在偏离道家之后，再次对道家的回归。如果说寇谦之对道教改革未完成与彻底，那么唐玄宗时期基本已经完成，道教发展到全盛，社会上的崇道之风发展到极致。
有这样的历史背景，有这样适宜的气候，有这样浓厚的氛围，有唐朝这样多元、开放、包容的时代，有利于宗教播种、发芽、生长、开花的土壤，教义的兴起，寺庙的发端，香火的点燃，启教寺源于唐朝自然就有极大的可能。
从古代交通来看，从唐代武隆塘路（又称驿路或官道）穿行的路线图上，可以清楚地看到，白云启教寺在彭渝路“翻越长岭庙、鹅掌坪、启教寺进入大槽（白云）狭长地带”上，显然是这条古道上的一个重要节点，文化、宗教的火种随着驿路的延伸、信息的传输、适宜的温床，在白云的山间播撒，这给启教寺的兴起同样提供了很大的可能。
现在，在武隆的一些荒山野岭之间，险峻的岩石之下，仍有造型简单、设施简陋、数量众多的土地庙，或者利用岩石的洞穴，供奉着林林总总的佛像，在那些特定的日子，总会有一些人集聚在一起，点上香火，作揖打跪，了却心愿......
我可以推断，在唐朝，在崇山峻岭的白云，启教寺兴起之初，肯定没有那么宏伟的规模、那么大气磅礴。但我相信：那时，在白云山间，一座岩石之下，一处石穴里，某人或一些人供上一尊佛像，点上一炷香，取出一叠纸钱，燃起一缕烟火。从此，白云深处，那座山上烟火缭绕，连绵不断，盘旋上升。
这，也许就是唐代启教寺最早最初最原始的模样。
来历归来历的问题，但对启教寺原来的规模、大小、繁华程度，从史料、出土文物以及仅存的以下这段文字，却不容置疑，没有一点争议，观点都是一致。
启教寺坐落在白云山山脊的九龙口，原由四大殿建筑组成，通过山门进入寺内，历经天井坝，登上十余步石梯，才进入正殿，正殿飞龙盘柱，鸾凤呈祥，供着佛教神像，正中端坐着佛陀，佛陀膝前盘坐一小巧金佛，金佛正面是韦陀菩萨，菩萨座后，铸有一只化钱炉。大佛左右两边是南海观音和窦母娘娘。正殿两旁，列座十八罗汉，或怒目圆睁，或眉开眼笑，或袒胸露乳，或经衣缓带，栩栩如生，各具神态，神采飞扬。因此，这里庄严肃穆，威武森严。正殿前方是诵经楼，楼下左边架着大鼓，右边吊着大钟，取道小山门，入内便是二殿，殿内是一座具体的微缩的十八层地狱，那里鬼神狰狞，凶态百露，演绎着地狱中各种令人恐怖的场面，穿过二殿进入三殿，也就是最高处的“玉皇大殿”，殿内设有13个佛龛，奉供着玉皇大帝、王母娘娘、佛祖弥列、千手观音、送子娘娘以及刘备、关羽、张飞、鲁班、济公和十大阎罗的木雕及泥塑，每位神仙、菩萨和佛像，栩栩如生；尤其是玉皇大帝高高在上、正襟危坐，十分威严。寺院还有普陀殿，殿内以巍峨的普陀岩为背景，岩下葡萄爬上木架，花草芬芳，旁边，送子娘娘、千手观音、窦母娘娘静静地坐着，专等着人们顶礼膜拜、乞子求福，祈愿安康。
寺庙下端建有殿堂，普陀佛、土地菩萨、山王菩萨、狮子神皆列其中。上、下、东、西殿堂内均设有念经堂，外建有焚香台、化钱炉，另外于庙中设有香客居室。
每年的香会，门庭如市，寺外的墙角路旁，满是各色摊贩，琳良满目，来自湖北、湖南、贵州、涪陵、南川和武隆赶香会的人络绎不绝，从清晨开始，走向寺院，烧钱化纸，烟火袅袅，直至晚上还不停歇，烛光钱火通夜明亮，鞭炮炸响五更才停。这是寺院最拥挤最热闹最繁华的日子。
我们可以确定，启教寺发达的鼎盛时期，整座寺庙在高高的白云山，巍峨挺拔，雄伟壮观，建筑金碧辉煌，香火旺盛。
如果我们将这些文字转换成一幅幅画面、一个个场景、一张张照片，完全可以想象出启教寺往日的繁荣与红火、光鲜与潇洒、辉煌与荣耀。
当地百姓说过，鼎盛时期的启教寺，是渝黔湘鄂一带香火最为兴旺的一座寺庙，可以与鬼城丰都媲美。只不过经过岁月的洗礼，丰都鬼城是很幸运的，越来越壮大，名气越来越大，享誉海内外；而启教寺就没有那么幸运，历经磨难，朝着相反的方向行走，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悄无声息，几乎濒临绝境而消亡。这也许就是启教寺历史的宿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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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有关启教寺的来历，在白云当地流传着一些民间故事。
相传在唐朝初年，在南川水江，有一个人们叫他启老爷的人，家财万贯，良田万顷，算远近闻名的土豪。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按当地的说法，启家就是发财不发人，除了祖上几代是双丁以外，一代一代都是单传，到启老爷这一代，妻妾成群，却无一男孩，无疑成为启家人的一块心病。
还好，天无绝人之路，有一年三月，七姨太怀胎十月生得一子，年近花甲的启老爷欣喜若狂，高兴地不得了，对儿子疼爱有加，视为心肝宝贝。
儿子五岁时，启老爷专门给他请了个私塾先生，教他处世为人，识文断字。这儿子非常勤奋，凡先生教过的、眼睛看过的、耳朵听过的，都能一一的记得，还能完整地背下来。人们都交口夸赞这孩子聪明、活泼、可爱，将来前途无量。
有一天，这个七岁多的小孩在屋里认真读书，不知不觉摔倒在地上，一声不吭，不省人事。这急得启老爷像热锅上的蚂蚁，慌得团团转，又是求医问药，又是打卦求佛，眼睁睁看着儿子没有救了。
当启老爷伤心欲绝时，大门外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昨天还活蹦又乱跳的人儿，怎么说没了就没了？”
家人立即打开大门，说话的人衣衫褴褛、污秽邋遢，原来是大家都见过的一个叫花婆；但此时，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启老爷还是有些客气地喊道：“请进、请进来！”
叫花婆毫不客气地跨进堂屋，不言不语，脏兮兮的脸上显得有些急切，很麻利地走进居室，靠近躺在床上的启家儿子，带着有些责怪的口吻：“啷个不快点动手求人呀！”一边说一边从怀里的布袋，取出三颗针，抬起启家儿子双手，一针一针扎进每一个指头，只见每针都见有黑血流出，但还是孩子一动不动。叫花婆拖着疲惫的身子在板凳上坐了下来，一脸的茫然，双手捧着自己的脸低下了头，屋内的人紧张得透不过气来。
沉默了一两分钟，叫花婆忽然站了起来，再拔出一根银针，猛扎启家儿子面部人中，只听“啊”的一声,这孩子苏醒了过来，启老爷“噗”的一下出了口大气，人们终于缓过一口气来。
启老爷笑逐颜开走过去，双手拽着叫花婆右手，感激不尽：“我的大恩人啊，是你救了我儿子的命，救了我们启家的命呀！你尽管开口想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
叫花婆抽出右手摇摆着：“我什么都不要，只愿老爷在白云深处施以教义。”话音刚落，叫花婆离去无影无踪，只留下一顶斗笠；启老爷双手捧起斗笠，只见上面写有“观音”二字，启老爷回过神来，这个恩人就是上天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
于是，启老爷记住叫花婆的话，四处打探，寻找到白云，便花重金，请工匠师傅在白云山上修建一座寺庙，取名曰：启教寺。
另据传，在很久以前，有一个真命天子意气风发，总想再造一座皇城，每年都要到各地一边游玩，一边巡访，寻找新皇城的归宿。有一年，天子微服私访，来到武隆白云山，脚踏启教寺的所在地，爬上白云山顶，眼前群山起伏，峰峦叠嶂，一座座山峰犹如蛟龙出海，跌宕起伏，巍峨壮观；当地人说，有九座山峰，天子兴之所至，伸出指头细数山峰，数来数去仅有八条龙，总是数不出第九条龙来，带着些许遗憾离开了。回到皇城，天子才脑洞大开恍然大悟，原来自己就是那第九条龙呀！然后，派人再次造访白云山，这时此地已经修起一座寺庙，矗立在白云山间。后来，当地人将此地叫做“九龙口”，启教寺也就坐落在山脊的九条山口上。
这两个传说，前一个比较真实可信，还算靠谱，后一个有些玄乎，就当是茶余饭后之谈。但，传说毕竟是传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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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教寺蜗居于唐代的武隆，就其那时的自然、交通、信息、人口等等而言，是难以言表。可以说，武隆是绝域殊方、极其落后的。
武隆，古时候为巴国属地。唐杜佑《通典》称巴国为“古蛮夷之国”。蜀汉延熙十二年（公元249年），置汉平县，隶属涪陵郡；唐朝武德二年（公元619年），涪陵县分置武龙县；明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复置，改“龙”为“隆”，更名武隆县。地处渝东南乌江下游，武陵山和大娄山峡谷地带；属于南方喀斯特地貌，多深丘、河谷，以山地为主。地势东北高，西南低。境内东山菁、白马山、弹子山由北向南近似平行排列，分割组成桐梓、木根、双河、铁矿、白云高地。乌江由东向西从中部横断全境。乌江北面的桐梓山、仙女山属武陵山系，乌江南面的白马山、弹子山属大娄山系。
以乌江为界，北岸有桐梓山、仙女山，南岸有白马山、弹子山，四山鼎力；木棕河、芙蓉江、长途河、清水溪、石梁河、大溪河等大小支流，从大大小小的山倾斜之下，由南北两翼汇入乌江。
显然，武隆的人们生活在山沟、峡谷、河滩地带，四周山连着山，岭连着岭，遮天蔽日，面朝黄土背朝天，刀耕火种，日出而作，日暮而息.......这样的生存环境，恶劣的气候，山高坡陡，土地贫瘠，交通闭塞，生产力不发达，生活条件十分落后。可以说，武隆老百姓的先辈过着极其艰难、艰辛、艰苦的生活。
武隆人口有据可考的是清代康熙七年（公元1668年），武隆并入涪州，仅仅只有九万四千多人，而且大多数居住在乌江沿岸，如白云等边远地区的人口，可以说是少之又少。
唐代的武隆，就是一块不毛之地，隶属官吏受贬发配流放之地。
有史料记载，我国古代有五大流放地：一是房陵现属湖北十堰市所辖地区，古时，这里曾是流放帝王将相、达官贵人的地方。先后被流放至此的有两位皇帝、十位王爷、一位驸马和一位丞相。其中，唐中宗李显被流放这里，后来又回去做了皇帝。这些帝王们被流放并举家迁徙时，最多人数达一万四千人。二是海南的天涯海角是我国陆地的最南端，在古代是孤悬海外边陲的荒蛮之地。这里大多是朝臣和一般官员的流放地。从汉朝到明朝，这里就有十五位被贬黜的名相、贤臣、学士，如唐朝宰相李德裕、宋朝宰相丁谓、元朝宰相王世熙、南宋谪臣胡诠及宋代文学家、大诗人苏东坡等。三是潮州现属广东省下辖的地级市，该市境内有个瘴江，因一名人后改为韩江，这个名人就是韩愈。自古以来这里就是客家之地，被流放至此大都是一般官员，最有名气的当属韩愈。韩愈被贬到此处，没有像其它被贬之人那样精神萎靡、垂头丧气，而是带领当地百姓破除迷信、大搞水利，造福一方。四是名叫宁古塔的地方。现属黑龙江海林市。这里被流放者各阶层的都有。明清两朝有大批被刑罚的官员流放此地，其中就有明末兵部尚书张缙彦。清顺治至乾隆年间，更是有数万之众被发配到这里。五是黔州府曾统领重庆渝东南、贵州铜仁、湖北锷西、湖南新晃、广西玉林等地，这里也是流放皇亲国戚、朝廷重臣的场所。被贬此地的有唐太宗的舅哥长孙无忌、唐高宗太子梁王李忠、唐太子李承干等人。
据《武隆县志》记载，唐高宗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唐代开国元老长生无忌因以反对武则天为皇后，被武则天同党礼部尚书许敬宗等人诬告以“谋反”，放逐黔州；途经武隆江口，逼令自缢身亡，葬于薄刀岭（今江口乌江村）。公元760年，长生无忌平反昭雪，迁遗骨葬于昭陵（唐太宗李世民墓）侧，其原墓地为衣冠冢。
古时候的武隆，走向外面世界的通道仅仅只有塘路、商路和纤道。这不仅是武隆走出大山的通道，也是一个对外交流、开放的窗口。
所谓塘路，古称驿路，又名官道。在古代它只用于传递塘报（即紧急军事情报）、公文。驿道经过的闹市重镇，设有公馆（驿站），以便于接待来往的官吏、差役，后来成为民间商旅的交通大道。
武隆的塘路有彭渝路、彭涪路两条。彭渝路这段古塘路将彭水县城作为起点，途经武隆、南川、綦江等地，终点是到达重庆。在武隆境内一百三十公里，其中由武隆县城出发，往西进发，跨过长途河，爬上万营，翻过野槽坝、白马山、车盘洞，穿过肖家沟（葛溪沟），翻越老鹰咀去凉水铺，经茶园到长坝，也可直至白马铁佛寺，再走大院子、牌坊、大锣溪，趟过石梁河，经过关口到达长坝，在翻越长岭庙、鹅掌坪、启教寺进入大槽（白云）狭长地带，取代青龙洞，下水江，走出武隆。
另一条涪彭路是贯穿涪陵、武隆、秀山等几个地区的通衢大道，在武隆境内有一百二十公里，穿行于乌江的北岸，好像一条巨大的蟒蛇，在武陵山脉中蜿蜒跋涉。从涪陵牛皮箐进入武隆木根铺，经过药林溪、后坪，到达彭水地界。
古时候的商路，又称盐路。宋代，乌江小镇羊角碛置有白马盐场，立四百余灶，为武隆盐业中心。在武隆境内，有五条盐路，分别从羊角碛、白马场、江口三地出发，通往贵州从不同的地区。主要是提供给贵州九府百姓食用川盐，当然也方便了盐路沿线的百姓。
纤道，指的是乌江的人力拉船的步道。乌江流经武隆七十九公里，多为峡谷，两岸壁立陡峭，激流险滩，逆水行船极其艰难，便于纤夫拉船，在沿江两岸开凿高约两米、宽一米的小道，即为纤道。一般都是在沿江的险滩、要塞处修凿石槽纤道，时断时续。据《武隆文物志》记载，民国二十八年（公元1939年），开凿大溪河口、边滩、小角邦等纤道十三处，长达一千八百米。
现在，让我们穿越时光隧道回到那个时代，翻越重重大山，走进深山老林，看见的是原始荒野，听见的是清脆鸟鸣，感受的是山谷的寂寥......
远远望去，在白云山里九龙口，那点燃的第一道火苗，那升起的第一缕青烟，那敲响的第一次钟声，就是助推干涸的武隆文化之河的涓涓溪流。
可想而知，白云启教寺，这个代表着武隆文化符号的特殊载体，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能在六百年甚至上千年前，存在于在边远的武隆，存在于深山老林的白云，应该是极其不容易的，也是极其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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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翻阅了《武隆文物志》等资料，对武隆境内有记载的寺庙有关情况进行了一些梳理。
在武隆境内，有记载的寺庙或遗址有一十八处，最早建于唐代的是白云启教寺和土坎的福寿寺，明代的土坎东岳庙，清代的有顺治年间的凤来大石箐石林寺、康熙年间的土坎万天宫、平桥灵官庙等八处；另有八处寺庙的资料反映，要么是年代不详，要么是仅记载概况。
这些寺庙，有的改作学校，有的改作乡镇办公场所，有的被撤除；绝大多数寺庙建筑都被损毁，留下的有牌坊或碑记或石柱或石佛或石刻或遗址；而启教寺是建成时间最早、文字记录最详细、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现存虽然有些简陋，但还算有一些古代寺庙的味道，延续千年的烟火，供信男善女如期朝拜。
其中，有三座寺庙在这里需要做一些特别的叙述。
一座是福寿寺。位于土坎镇五龙村，建于唐代，背靠狮子岩，面朝乌江，其为佛家僧人讲经说法圣地，历史上香火极旺，历届方丈道行高深，八方信徒都来朝拜。据传，福寿寺的建筑工匠，与鬼城丰都的建筑工匠是同师一脉相承；有“土坎福寿寺乃人生前朝拜之地，丰都鬼城乃人生后必去之地”的说法。
据一位幼年曾在福寿寺做过工，现已年过九旬的老人讲，当年福寿寺四周古木参天，红砖墙围，以九宫格布局，有太阳、观音、山王、雷神、玉皇等十多个大殿和一个练功堂。寺门前，有青石阶梯，二十级踏道，拾级而上，有重达一点五吨的一对巨型石狮子日夜看护着大门。整座寺气宇非凡，辉煌雄伟。
这座寺庙处于乌江边，算是武隆人口集聚地；后来，因人为因素所致，寺里僧人尽散，整座寺庙消失在历史的烟云中。
另一座是石林寺。这座寺位于武隆西部的凤来乡高楼村，始建于清朝顺治年间，是在武隆的清朝寺庙中，最早的一座寺。寺庙依山而建，星罗棋布，错落有致，起伏于山间。从下至上有无常殿、夫子殿、黑神殿、老君殿、观音堂和玉皇殿等十多个殿堂。殿堂与殿堂之间相距很近，衔接别致，或廊道，或石级，或桥洞，沟有沟的妙处，岭有岭的韵味，坡有坡的力道，坎有坎的律动，真是别具匠心。
更有趣的是整个寺庙原来有四十八块碑记、三十五副楹联；有的碑记的文字从来无人能读通、读懂、读透，不解其意，留下千古之谜。还有，寺内的正殿曾有一口铜铸大钟，声音洪亮悠远，远在数十里之外的笔架山顶都能听见。
这座寺既传统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于一体，儒、释、道三教融合；每年几个特定的日期，涪陵、南川、丰都等地，前来祭拜的人络绎不绝，高峰时多达数万人。
历经三百多年的风风雨雨，这座寺庙的主体建筑群已经荡然不存，但高大气派的大门，仍然屹立于山间。
还有一座是“文庙”。这座寺庙位于武隆区平桥镇，建于清同治十年（1872年），坐南向北，四合院布局，中轴线排列为戏楼、正殿，侧有厢房，院里塑有几十个大小不等各具情态的佛像，是古代劳动人民雕刻画像工艺的遗产。
解放前夕，“文庙”改办为“和平中学”，中共武隆平桥“特支”于一九四九年二月在此地成立，并展开与国民党反动政府作斗争的工作；解放后作为平桥区公所所在地，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历经沧桑的文庙遭到不同程度的毁坏。
二零一二年，平桥镇政府对“文庙”进行保护性修缮、恢复；如今“文庙”成为休闲文化旅游、传承文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精神、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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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是一种文化现象，也是一种文化形态，促进文化的发展、丰厚、繁荣。
在浩瀚的文化大海里，宗教就是一条河流，奔腾不息，流过千山万水，融入文化的海洋，泛起的朵朵浪花。
在唐代，有玄奘西行取经，历尽磨难，坚韧不拔学习域外文化，这个动人的故事。成就了家喻户晓、孺妇皆知的名著——明代吴承恩的小说《西游记》，如果没有玄奘取经的真人真事，就没有明代吴承恩的《西游记》，也没有唐僧西天取经的九九八十一难，更不可能有大闹天宫、三打白骨精、三调芭蕉扇......这样一个绚丽的神魔世界
这些鲜活人物的故事，背后透射出坚韧不拔、勇于抗争、惩恶扬善、豁达乐观的精神，在艺术魅力的感召下，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华夏儿女。
当然，宗教信仰是个人的选择，也是个人的自由。我不信佛也不信教，但很赞同和接受宗教有着积极、向善、向好、向上的正能量。
白云启教寺，是一座寺庙，是一个宗教场所，传播的是一种意识形态，同时也是一种文化形态、一个文化的载体，更是武隆古代稀疏的、零碎的、凤毛麟角的文化星火，对武隆的文化起源、发展、繁荣起到了一定的影响、促进和推动作用。
离开启教寺，我回眸那片山野，淡淡的烟云袅袅升腾，穿过葱茏的山林，飘向蔚蓝的苍穹渐渐地散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