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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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黄建明
人间四月天，春意尽芳菲。我随单位机关支部过组织生活，去重庆开州参观刘伯承纪念馆。我们观看了陈列的物件、图片和影视资料片，聆听那些惊心动魄、扣人心弦的传奇故事，缅怀这位军神刘伯承的丰功伟绩。这点点滴滴向一粒石子，投入到我心里平静的心海，激起涟漪，勾起我对绿色军营生活的梦想。
我父亲一九五二年入伍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沈阳炮兵部队，作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后续部队，原地待命，随时准备赴朝参战。后来，韩朝双方握手言和，在板门店划出一条军事分界线——三八线，签订停战协定，抗美援朝战争停止。
我父亲所在部队南下广州，继续学习炮兵知识，练就军事本领。父亲退伍后，去了一个钢铁厂，对工厂生活不太习惯，他主动申请，经批准回家务农。回到村里，担任大队民兵连长。我父亲性格刚正不阿，嫉恶如仇，办事雷厉风行，严肃认真，坚持原则，严于律己；深受乡亲的好评。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得以卸甲。我依稀记得，在“十年动乱”期间，我家里存放有步枪、机关枪和手榴弹，每当大队基干民兵训练时，就扛上这些枪，去野外实弹演练。
当时，我们乡里的还有两人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上了朝鲜战场，打击侵略者——美国鬼子。一名志愿军人姓贺，他右眼被打瞎，左手的无名指被打断，成了残废军人，后来退伍回到家乡，参加农业生产建设。他家庭十分贫困，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是，他从来不跟任何人谈起扛过枪，打过鬼子，负过伤；从来没有向政府叫过一声穷，从来没有提出过任何要求，默默无闻地战天斗地。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家清理登记参战人员，才给这类人员一些补助。另一名志愿军人姓张，他退伍后安排在重庆钢铁厂当工人。他回家乡探亲，当时的花园乡党组织非常缺人，乡里千方百计把他留下来，部队来了好几封信都让乡干部给偷偷压下了。被公社书记强留下来后，他举家从沙坝农业社搬迁到院子村，担任了大队支部书记。他坚持原则，公正无私，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想人民群众所想，急人民群众所急，一干就是三十多年。因此，村里的人们几乎都忘记了他的名字，而是统一称呼他——张支书。
说来也巧，二零零五年，我到韩国旅游，随团去了与朝鲜接壤的板门店风景区。那时，韩朝关系比较紧张，旅游团越过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韩方军事控制区，去到板门店，一条河流汉江将韩朝一分为二，站在距离汉江不远处的山坡上，眺望对岸的朝鲜，有房屋比较新的农家，炊烟袅袅，能看清农民在地里耕作。近观板门店，韩方设置的所谓朝鲜人现在生活场景再现的现场，有学生的教室——简单的黑板、简陋的桌凳、狭窄的教室、匮乏的教具；有农家的屋内设置——简单的木质床、为数不多的炊具、拥挤的房间，这一切好像一个老人在无声地诉说着贫穷的家境。再有导游的大肆渲染，朝鲜是如何如何的落后、贫穷。因而，在我的词典里，落后、贫穷成了朝鲜的代名词。那时朝鲜半岛的敌对局势，可见一斑。我曾经当过教师，还去那教室，拿着竹根做的教鞭，在油漆的木黑板上，指指点点，嘴里大声叫道：“人、口、手”，装模作样的又过了一把教师瘾。这让我想起，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山区农村的那些村小学，那些房屋、教室、教师和学生，以及教学的情景。
父辈将最美的年华，火热的青春，激情燃烧的岁月，奉献给绿色的军营，令我羡慕不已。后来，每每谈论或看到或听到或想到与军人有关的或人或事，就有一股无形的力量驱使着我，激励着我，想象着绿色军营生活，向往着绿色军营生活，渴望着绿色军营生活。年少的我，在脑海里无数次浮现出自己的军人模样，想象自己的军人生活，渴望自己的军旅人生。同时，在睡梦里呈现过自己在军营，或是队列训练，或是实战出击，或是与日本鬼子真刀真枪的厮杀……
我过去的人生岁月里，还有过几次接触与军人有关的事呢。
在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父亲安排我，在春节来临时，给大队的军烈属拟写慰问信，交到支部书记张叔叔手里。后来，稍大一些了，我不需要父亲的嘱咐，每年春节期间，我都给村里的军烈属写一封慰问信，并加入大队的军烈属慰问队伍，敲锣打鼓，热热闹闹到每个军烈属家里问候。然后，集合到岩脚祠堂的大坝子上，其中有一项议程宣读慰问信，张叔叔特地安排我宣读，我会使出吃奶的力气，大声地朗读自己的“杰作”，我心里感到十分高兴，也特别自豪。这样，年年如此，我一直坚持到高中毕业。
在读高中的时候，刚好要毕业的那个春季，某空军部队来到我所就读的中学，从在应届高中生中挑选空军飞行员，学校就组织了我们毕业班学生报考。我加入了报考的行列，参加军检，别提有多高兴呢。第一次体检在学校进行，项目大致是量身高、测血压、称体重以及脱光衣服走“鸭子步”。体检结束前，尽管检验的医生拍拍我肩膀，有些无可奈何地告诉我：“小伙子，你被淘汰了！”不但没有给我带来一点点沮丧和郁闷，反而这样新奇的体验给予我更多的是开心、快乐，让我感到十分好奇、兴奋。后来我得知自己第一关就落选的原因，是由于自己小时候右手的无名指生冻疮，红肿其痒无比，听说人家说用开水可以缓解冻疮发痒，于是自己就擅自用开水烫，即使烫得很疼很疼也竭力地忍受，结果手被烫得破了皮，留下了一块紫色的疤痕。
一九八一年，中等师范毕业，我跟一位姓钟的同学分配到偏远的高山双河乡小学当教师。我高中的同学刘某是那个乡的人，他高中毕业后没考上上一级学校，就回乡务农，当上了一名基干民兵。有一个冬天，乡武装部组织基干民兵训练，每个基干民兵都配有一支半自动冲锋枪，那时候枪支管理不是十分严格，训练完后，每个人把自己的枪带回家里保管。那天训练完后，刘同学来学校找我们玩，回家的时候，他嫌背着枪回家有点麻烦，就放到我的宿舍，挂在墙上。晚饭后，我跟钟同学闲着无事，就把冲锋枪取下来，第一次零距离接触枪支，我俩感到十分新奇。于是，两人蹲下身子，慢慢地把玩着枪支，小心翼翼将枪支一个零件一个零件拆卸下来，放在楼板上一大把，散落一地。我俩仔细地分辨每一个零件的名字，讨论每一个零件的作用，然后重新装上去。拆了再装，装了再拆循环往复好多次，直到记得了枪支的每一个零件都，才甘心罢休。
二零零四年，我儿子高中即将毕业。在高考前，要填报志愿，我极力劝导儿子报考军事院校，这样既可以圆为父的军人梦，又可以缓解家庭经济的压力，以后就业也不成问题，可谓“一石击三鸟”。当时，我心里还窃喜，老天爷总算开眼，看来为父的是没希望实现做一名军人的梦想，能在儿子这代梦想成真也是一件美事。其实儿子不是很愿意报考军校，觉得军校有一些束缚发展。所以，经过我三番五次游说，他放弃了自己的想法，在我的怂恿下，才在提前批次的志愿里填报了收分很高的屈指可数的重点军校，以及自己觉得希望也不大的国防科技大学。
高考分数下来，儿子的考分超过了重点本科线，比军检最低控制线多出十几分。招办的同仁及时地告知了军检这个消息，好似一支兴奋剂注入身体，让我高兴了好些天。于是，我父子俩打点行装，乘车去重庆主城，客居宾馆，到警备区报名交了表册，去解放军歇台子204医院接受体检。军检这天，我跟儿子起个大早，等候在医院闭关的门前，八点钟医院大门终于打开了，出来一个人大声的告知，医院不准许非体检人员入内。检查实行“一项淘汰制”，就像足球的突然死亡法。检查分为好几个科目，包括几十个项目，其中有一项不合格就会被“打出来”（淘汰）。从医院的那门洞里，不时地蹦出一个个垂头丧气的孩子，像一颗出膛的子弹，将一个个家长的希望击得粉碎。我显得十分紧张，心像稻田里的蝌蚪七上八下地乱窜。因为前一天，儿子自己称了体重，离军检标准差一公斤，有人说多几瓶喝矿泉水，有的说把肚子填的饱饱的。虽然我跟孩子探讨过一些应对体检的方式方法，也做了一些打点打点，但还是让人担心。时间像一个蹒跚的老人走得太慢太慢，漫长的等待里蕴藏着希冀。终于，儿子一脸的灿烂出来了，我悬着的心才回落到心窝。在录取阶段，我托人打探消息，时而让人欢喜，时而让人担忧。我的心犹如天空的风筝时高时低。最终不好的消息传来——儿子的分数比录取最低控制线少了十多分，被军校的大门严严实实地挡在外边。当时，我的心就像被风儿遗弃的风筝一头栽到地上，有些许失落，儿子倒是若无其事。后来儿子上了市内一所重本院校——这是他向往已久的学校。儿子如愿以偿了，做父亲的我可郁闷了好久好久。
有一年夏天，我们单位与武装部联系组织集体军训，这着实让我兴奋不已。军训在凉爽的仙女山拉开帷幕，这个地方海拔1000多米，虽然地气凉快，但是毒辣的日头炙烤在地上，让人感到没有丝毫的凉意。我们这批“解放军”身着绿色军装，教官安排了严格的训练时间、训练项目，提出了有点苛刻的要求，百分百的军事化。在教官“立正、稍息、向左转、向右转...”宏亮、干脆、坚决的口令声中，我跟同事坚持队列训练、徒步行走、野外拉练和实弹射击。队列训练时，我还因为走正步时手脚同边闹出笑话，但我仍饶有兴趣认真地学习各个科目。给我印象最深的，也是我最感兴趣的是实弹射击。教官把队伍带到低山一个名叫黄柏渡的沙滩，在茂密的竹林旁，在潺潺的溪流边，摆开了实弹射击的战场。武装部的刘参谋程序化地做了安排，拉出警戒线，司号员选定靶位，安好靶子，教官整理好队列，跟“战士”们讲解射击的要领，演示规范的射击动作，进行了实弹射击示范。“战士”们先后进行了步枪、冲锋枪和机枪的射击，有的射击成绩很不错。我虽然没有“吃烧饼”（一环都没有），但是成绩也是属于下等，也许自己的运动感觉是先天不足吧！结果对于我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享受参与的过程。
尽管我有过这些与军营有关的经历，但是铭刻在心底的军人情愫却挥之不去。如果一个人真的有来世，那我下辈子一定会去生机勃勃的军营，投身于热血澎湃的军人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