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同事“刁老师”

文/黄建明

人们常常把有一些脾气古怪、遇事有意为难，甚至刁难人家、有点另类的人叫做“刁民”。在我工作过的学校，同事们就把像“刁民”一样的教师称作“刁老师”。跟我曾经一起共事的人，有两位被大家称为“刁老师”。但是，我却与这两位“刁老师”相处共事还好，还有心生出相见恨晚的感觉呢。可是，我是“出污泥而不染”，并没有被大家划为他们的同类，与他们一段一段的往事留在我人生记忆里，永远不会忘记。

一九八一年七月，我中等师范学校毕业，就懵懵懂懂地走出校门，在毫无任何准备的情况下，踏进社会的大门。刚刚涉世，真有点刘姥姥第一次进大观园的感觉，一切既是那么新鲜，又是那么陌生，那么茫然得不知所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计划经济笼罩着华夏大地，我们属于计划招生、组织分配，也就别无选择地听从组织安排，“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我被分配到一个离家比较远，需要先到羊角古镇乘轮船，再转乘汽车，海拔有一千二百米，冬天十分寒冷的高山学校。这所乡中心小学校，有二十来个教师，大多数同事都是待人谦和，乐于助人，相处和睦。其中，有一位至今跟我还保持相当好关系的同事很真诚地待我，我初入社会的许多常识得益于他的关照和点拨。当然，据说也有一位喜欢考验年轻人、性格有点古怪、不合群的同事，他被同事们都戏称为“刁老师”。

这位“刁老师”姓肖，也是我初到那所学校接触时间较多的第一位同事。

当时，由于学校教师宿舍十分拥挤，同我一块分到这所学校的有另一位同学，我们都只有跟单身的教师同住一间房子。恰好我被安排到所谓的“刁老师”住的屋子里，这位同事时年三十三、四岁，看上去高挑的身材，不苟言笑，脸上神秘的表情给人一种捉摸不透的感觉，待人似乎有些冷漠，对人比较苛刻，遇事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几乎都要探个究竟，骨子里透射出凡事都很认真。他家就在学校附近，离学校有二三百米，属于“半边户”，妻子在家种地，平时他都住在学校里，周末或者有事情才回家去。刚去的头几天晚上，我的床铺没有准备好，只好跟这位同事同床共枕，记得一起住了整整一个星期。经过“亲密的接触”，他待我还算过得去，比较关心我，这对于涉世不深，缺乏敏锐的观察力我来说，并没有觉得这位同事像人们说的“刁老师”那样不好。

改革开放不久，那个是一个缺乏知识、缺少人才的年代，学校有戴帽初中，缺少教师，尤其是初中教师，所以他担任了初三数学教师，每次在学校集体食堂吃过晚饭，或者晚上统一坐班之后，我们回到房间里，他总是要打开初中几何书本找一些证明题，用比较平静的口气向我提问：“你认为我这道题的思路是不是最简洁的？”、“你觉得这道证明题能一题多解吗？”我还带有许多学生气，跟他探讨起几何题的多种证明方法，有时候也遇到一些难题，尽管会费一些时间的冥思苦索，但是仍然可以寻求到正确答案。在那个缺少娱乐的时代，业余生活除了打打篮球、乒乓球以外，就是探讨教学业务上的事情。在他教学初三数学那一学年，我俩的时光几乎是在探讨初中数学问题里度过的。后来我才发现，当时他表面上是跟我探讨问题，实质是有时候，他拿出一些自己胸有成竹已经知道答案的难题来试探我，检验我的数学能力，摸摸我的底细。那个时代学校缺少资料就像那个年代医院缺医少药一样的普遍，他是“文革”时期毕业的中师生，可以说，“文革”耽误了他们那一代人。安排教初中数学着实有些难为他。的确，也有一些是他找不到答案而又解答不出来的题目，期望我帮他找到答案。可他万万没想到，我读高中时是班级数学科代表，每次的数学成绩在年级稳居首位，尤其是完成几何证明题算是我拿手好戏。多年后，我都还能够跟初中学生补习几何知识。经过这一些交往，也许是经过“检验”认可了我，或许还有一些佩服吧，他很乐意跟我交往也十分关照我，我俩成为好朋友，现在偶尔碰到都会相互嘘寒问暖。

一九九零年七月底，我被选调到区级教研部门工作，遇到一位姓龚的同事，也是单位的人们被称作“刁老师”。他瘦弱的身材高挑，很喜欢抽烟、睡懒觉，经常会有一些伤风感冒，身体有一些虚弱。他语言很丰富，能言善辩，处事比较圆滑。曾经跟他一起工作过的我一位同学，描述他举过这样一个例子：在同一个屋子里，把一个杯子从一张桌子端到另一张桌子，一般人讲这个事情，就会简单地说，我不费吹灰之力完成了。而他就会说，我花费了好大的力气，花了许多的时间、废了好多周折、千辛万苦才完成了这件如此艰难的事情。我与他共事的时候，我就带着同学给我的这副“有色眼镜”警惕着他。他跟我们所在科室领导年龄相当，能力各有千秋，所以，领导安排事情他总是有点推诿、拖拉，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有时甚至跟领导“顶牛”，给领导难堪。但是跟同事合作时，他会看人办事，对有的人他会跟配合，对有的人他不会理睬。我刚到新单位，不管是同事还是领导，都十分客气和尊重。在我面前，老龚算是前辈，跟我同为数学教研员，我俩各自负责小学低、高段的工作。在有交集的工作时，我会做好准备工作，主动与他联系，征得他的帮助和支持，充分尊重他的意见，我俩的配合还算过得去。我在学校工作时，曾担任过校长和教导主任，也对教学做过一些研究，在省级刊物上也发表过文章。到教研部门后，我挑灯夜战，加快学习，刻苦钻研，尽快熟悉业务。工作有半年时，我又在省级教育刊物发表论文多篇，倾力做好教研，工作上有了比较大的起色。老龚跟我接触、交流的时间更多，我俩工作配合默契。尽管选调来之前，我跟科室领导十分熟悉，关系很不错，而且几乎成为忘年之交，跟老龚仅仅是认识而已。但是，老龚没有计较我跟领导的友好关系，跟我也同样的做好朋友。记得我有一次下乡去老龚的家乡学校，我的一位老同学给我讲起这样一件事：老龚在我老同学面前谈起我，说我工作积极、主动，脚踏实地，爱学习、肯钻研，业务能力很强，尤其是对小学数学课本吃得透彻，知识脉络了如指掌，教学方法研究得细致，他大大的表扬了我一番。我听完同学的讲述，心里十分感动，对老龚的敬意更添几分。

我俩相处久了，老龚会给我摆一些知心话儿。他是地属农校中专毕业，对于做教育工作来说，算是游击队，但是，他能够在众多教师中赶上了“正规军”，脱颖而出，足以证明他天资聪明、才能过人。二十世纪九十年中期，他农校一位龙姓同学调任我们县的县委书记，这位同学有意思提拔他，说什么老龚就是不愿意。他跟我说，算是看破红尘，不想再去做那些过眼云烟的事情。其实，在“文革”中，他这位同学是红卫兵组织头目，老龚是这个红卫兵组织的军师，负责出谋划策，所以这位同学很赏识他。这些都是我从别人的闲谈中知道的，我面对面与老龚求证都属实。

在退休后的前两年老龚患病是肝癌晚期，他仍然保持平静的心态，报以乐观的态度，坚持锻炼身体，积极配合治疗，他的绝症得到了明显缓解。患病都有已经九个年头了，老龚的精神状态还不错。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祸兮旦福。今年年初，老龚的儿子在单位负责联系招投标、物资采购等工作，在这些经手的过程中吃了回扣，被纪检部门先是“双规”，后被调查问题严重，现已移交司法部门进入司法程序，后果不堪设想。当我在上班路上，偶尔遇到外出走路锻炼的老龚，我小心翼翼地跟他打过招呼以后，我都会有一些揪心，暗自在心里为他打气加油：老龚，挺住！

其实，人的好与不好是相对而言的，好人与不好的人同样是相对而言的，这就看用什么标准去衡量人的好与不好、好人与不好的人。在我看来，这两位被同事们称之为“刁老师”并不是不好的人，仅仅不是更好的人而已。

曾经的缘分珍贵而美好，友谊常驻，我爱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