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脚印

在我的老家，一直有一种习俗，上了年纪的老人，离开人世前的两三年里，总有一些不同寻常的举动，比如“收脚印”。

 身处异乡的无数个不眠之夜，父亲不时迈着蹒跚步子，走进我梦里。每一次出现和离去，留给我的总是一个背影，没有一句话。我不知道父亲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无法知晓他的世界是否也会有沟坎和磕绊？但我永远忘不了，父亲所经历的风霜雨雪，以及他那深深浅浅的脚印。

 今年的清明节次日，父亲带上我们姐弟三人前往龙岸给外公外婆扫墓。从四堡山脚下的家到龙岸镇下泗潘屯，约有一个小时的车程。经过黄金镇时我们进街备了一些酒菜和祭品。给外公外婆扫墓，记忆里是头一次。之前，父亲是否有过，不得而知。到得泗潘舅家，已是上午九时许，吃了早饭，即随大舅、小舅和几个舅姐，驱车前往离村子六七公里外的墓地。

车子停在公路边上，还得爬一段山路。舅姐和舅舅路熟，步子走得紧，赶在前头，我们几人稍后。父亲的步子已没了当年的轻快，才上到半坡便气喘吁吁。“爸，慢点。”我劝父亲别急，毕竟上了年纪。父亲趁着歇息，与姐姐说着话，并用手对着道路两旁指指点点。父亲过去想必是来过这里的，在他的指指点点间，是否在打捞着某些陈年的记忆？

自从2004年母亲离开人世后，父亲像换了个人，精神大不如前，常会冷不丁跟我说：“你四姑爷那时和我讲，你四姑走后，他也没几年了。看来，我也是这样……”父亲伤感落寞的样子，让人倍感揪心。父亲说的是板坡的四姑母和四姑父，夫妻俩感情极好。“公不离婆，秤不离砣。”在世时，夫妇出双入对，寸步不离。姑母离世未及三年，姑父也跟着去了。这样的话，听了让人很伤感，很不愿听。每听父亲说起，我总是对他说：“您身体好着呢，一定长命百岁。”说完就岔开话题，转移他的注意力。

 父亲与母亲同年，1933年生人，新中国成立前夕都在龙岸德山中学读书。或许是有着相同的家庭背景，父亲和母亲互有好感，经常交流。由同学而夫妻，数十年患难与共，相濡以沫，一辈子相扶相携。倏然间有一人先自离去，对另一半无疑是一种难以承受的伤痛。

今天，父亲特地把我们带来给外公外婆扫墓，是对母亲的一种别样的思念，代母亲尽孝，还是借此告诫儿女辈些什么，不得而知。墓地上的杂树野草，在清明扫墓时已被舅姐们砍掉割除。到了墓地，我们摆上供品，倒酒，烧香，燃烛，稍后烧钱纸，在墓顶再补插几挂白纸。看着眼前笼罩在香烛烟雾里的两座年代久远的坟墓，我心里努力地勾勒着外公外婆的样貌，可始终无法还原一个清晰的模样。这不是我记忆出现了问题，而是打小就不曾见过外公外婆。母亲说，外婆是四堡吉王屯覃家的女儿。至于外公的样子，也从没听母亲描述过。对于他的念想，完全源于我父母的一言一行。

最后一轮祭酒，是父亲给添上的。不知道是刚才爬坡累着，还是想着什么伤心事，父亲添酒时手抖得很是厉害，几次把酒倒到地上，费了好大的劲才将酒斟上。临离开墓地，父亲的步子明显有了几分踉跄，似乎痛苦地克制着某种呼之欲出的情感。父亲的脸上呈现出一种不可名状的凄楚与悲怆，眼圈发红。我小心翼翼护于父亲身旁，生怕出现什么意外。难不成父亲此次扫墓念及和预见了些什么？它或关乎我的外公外婆，或关乎我的母亲，或关乎一些远去的让人触景伤情的物事。母亲在世之时，我的儿子曾随她们在四堡生活。母亲辞世后，儿子和父亲随我到了贵州。在贵州省从江县，我租住了一栋五层的楼房一二两层，第一层门面，经营水泥，第二层住人。房间不够安排，父亲将就在客厅靠西的窗口右侧摆了一张床。对此我很过意不去，感觉对不起父亲。父亲却不以为意地说：“得了得了，睡哪不是睡，比我过去在矿山住得好多了。”父亲说的矿山，是四堡沙坪锡矿和红岗锡矿。红岗矿区与融水苗族自治县三防镇池洞村相邻，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中后期，父亲曾在那一带矿区洒下辛勤的汗水，留下难以磨灭的足迹。对于那一段日子，父亲总是念念不忘。

我家生活的改善，完全有赖于1979年春父亲参加了生产队到沙坪锡矿的采矿组。那时候采矿，是各生产队社员自己报名参加，队里给工分，采到了矿还可以分成。但采矿是危险活，弄不好会出人命。但凡日子过得去的人家，是不愿意去或不敢去采矿的。我家家境很不好，经常是有上顿没下顿。得知生产队成立了采矿组，父亲和母亲犟了一晚，一再坚持要去搏一搏。尽管母亲是有几分不舍，可拗不过父亲，最终还是默认了。“总不能让娃仔一直饿肚子吧？”这是那晚，我临睡前朦朦胧胧听到父亲的最后这句话。

这次采矿的谋生经历，父亲是幸运的。当然，幸运的不仅仅是父亲一个人，也包括了所有人，这次开矿没有发生任何意外。父亲更是幸运地被组里安排做厨师，不用亲自进矿道参加爆破和运送矿石碎渣，少了许多危险，只是睡眠少了些。他必须在工人上下班之前弄好饭菜，早上别人还未起床他就得起来了。晚上，别人鼾声四起时，他还在忙碌。年底，每个人都分到了一千多块钱。当时的一千多块钱，对于大部分农村家庭来说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记得次年腊月，我大哥结婚时家里送出的两百块钱彩礼，是我们那一带最高的。当时肉价一斤八毛到一块，一碗米粉八分到一毛。在我的印象中，父亲拿回的两沓钱，都是五元面额，外加些散钱，堆在大哥房间的书桌上，像两座小山。午后的阳光穿透窗户，将狭窄的房间晃得光光亮亮。父亲看上去格外开心格外精神，母亲笑得很甜很知足，眼睛眯成了一条缝，一家子完全沉浸在一种从未曾有过的喜悦之中。

有了这笔钱，大哥把大嫂娶进了家门，家里因此又多了个正劳力。接下来，国家落实土地承包政策，在一家人的辛勤耕耘下，我们得到了从未曾有过的回报，彻底告别了吃救济粮的历史。那时祖母也分到了田地，让人心疼的是，不到一年，祖母尚未等到真正能吃饱饭的日子，就在一个春寒料峭的夜里悄然走了。

能吃饱饭了，父母不想局限于仅在分到的几亩水田里刨食。经过商量后，他们决定加工米粉来卖。那时是三天一街，逢街日，母亲就会到街上摆摊卖粉，不单是卖烫粉，也卖加工好的那种一斤四小把的干切粉。那时没切粉机，都是纯手工切粉。卖粉的头一年，我14岁，正好小学升初中。父亲通常是不出面做买卖的，就像他当年只管进山打柴，不管卖柴一样，买卖的事只是由母亲和幺姐张罗。如果不上学，我会一整天在粉摊帮忙。上学的日子，我会一大清早挑了锅碗瓢盆放在粉摊，然后赶去学校。放早学了还得到供销社那口水井去挑几担水，供粉摊备用。只要不耽误读书，逢着黄金或宝坛街日，母亲还会叫我去买鸭子回来加工做烧鸭卖，这两个地方卖的鸭子便宜一些。有机会骑着自行车去赶街，对于一个好动的十多岁孩子来说，那是一件快乐的事情。而且，那时的自行车可是个稀罕物，我们七八十户的一个屯，总共不到四辆。我家买的是唯一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借着帮家里做事，又可以名正言顺骑着自行车去赶街兜风，这是我最乐于向小伙伴们炫耀的事。

父亲不张罗买卖并非羞于露脸那么简单，更多是牵挂着家里那几亩水田，以及在水源山新开垦的几片林地。自从国家出台了“谁种谁有”的政策，父亲就经常带着哥嫂往山里栽种杉树、桐油树和茶子树。那些年，家里忙不过来，我们还请了融水苗族自治县杆洞乡苗家的金宝伯爷来帮忙。金宝伯爷和他父亲解放前在我家打过长工，是我父亲打小玩伴，素以兄弟相称。后来我们家因为成分不好，好多亲戚朋友都不敢往来了。金宝伯爷和他父亲念我们家的好，每隔几年，总会来我们家走走，说说过去，论论家常。父亲也经常在我面前提起他这个苗族兄弟，所以我也很上心，对金宝伯爷自始至终有着特别好的印象。

金宝伯爷抽烟很猛，用的是烟斗，抽的是苗家叶子烟，巴掌那么大一张。抽烟时，拿烟叶合于掌心来回揉搓几把，然后用手掐下小指一丁点，夹在手指间来回揉捏几下，摁进烟斗。如果坐在火塘边，他会把烟斗戳进热灰里，抽出时猛吸几下，就点着了。那味道，很不好受，呛得人喉咙痒痒，直想咳嗽。我父亲却喜欢抽清淡一点的烟叶，不用烟斗，随便拿一张小纸卷了抽。父亲的卷烟喇叭形状，头大尾小，一边卷，一边用舌头舔那烟纸。父亲说自己十二岁便开始抽烟，很难戒掉。金宝伯爷呢，可不卷我父亲的叶子烟，说不过瘾，太淡。

金宝伯爷连续帮我家种了两年杉树后，隔了好几年不来。最后一次来，是1988年了。他带了儿子来，不是来种杉树，而是帮附近村民收割稻谷。临离开的头晚，金宝伯爷和他儿子特地来我家里探望。那一晚，我父亲喝高了，平日里只喝二三两酒的他，那晚起码喝了七八两。喝到兴起时，金宝伯爷就高高举起酒杯，两眼通红地瞅着我父亲，喷着酒气，绞着舌头，用壮话说：“他、他侬，瞬（兄、兄弟，喝）！”

一晃眼，三十多年过去了，我常年在异乡谋生，不再见过我金宝伯爷。掐指算来，倘若健在，长我父亲三岁的他，也该九十了。

父亲是个极其念旧的人，在生命的最后两年里，经常念叨退休前在桂林工作的大舅叔卢启纯和在龙岸教书的二舅叔卢启津（卢津），说想去走动走动，叙叙旧。父亲十岁时就离家到龙岸念书，和大舅叔、二舅叔兄弟俩关系非同一般，他们一块上学，一块玩耍。也许是造化弄人，他们表兄弟三人，一个由部队转业后官至桂林市文化局局长，一个退役后教书育人。而唯独父亲，虽有点滴文墨，却毫无用武之地。听母亲说，有年县里下文，要父亲去当老师，可被人给顶替了，因为父亲是地主崽。那顶替我父亲的人，还大言不惭地说：“地主崽怎么能教好书？”错过教书育人机会的父亲，最终只落得回到乡下生产队里当个记分员和会计。一辈子，只能做个老实巴交本本分分的农民，整天在泥巴里刨食。

或许，一个人的命运，与其出生或取名有着一定的内在关联。父亲是个孤寒崽，出生前两个月我的祖父就与世长辞了。他这一生从未见过自己的父亲，哪怕一张画像或照片都没有。父亲出生那天，是俗话说的“四月八，冷死老母鸭”的日子，也是传说中牛魔王的生日。祖母常说我的父亲脾气暴，像一头犟牛。父亲脾气虽暴，却不轻易打骂人。记得有一次父亲和母亲冷战，怄着气，好几天彼此不说一句话。也许是感觉无趣、憋闷，无所寄托，有天半夜里父亲悄悄起来挖牛粪挑牛粪。天大亮时，父亲居然把一栏牛粪通通挑到了水田里。当母亲起床时，看着一身大汗的父亲，嘴巴张得老大，赶忙给他递去了一把毛巾，并报以羞涩一笑。父亲奶名叫梦含，祖母取的。祖母说，她这个满崽呀，就好像梦里得来的。父亲书名启棣，大伯父启华，二伯父启棠。显然，孩子的名字是祖父生前就为他取了的。“棠棣”语出《诗经·小雅》，有着美好的寓意，期望兄弟间彼此相依，和睦相处。

大伯父与二伯父和我父亲是同父异母兄弟。我大祖母是龙岸街周家的女儿，二祖母则是龙岸龙平车头卢家的女儿。周家和卢家在当时的龙岸可算是首屈一指的大户，而我祖父出身在四堡殷实之家，可谓门当户对。曾祖父陈汝襄是前清直隶州州判，所以，我家祖屋直至解放前夕，仍高悬着一块“官宦之裔”的牌匾。大伯父早年毕业于广西省立第四中学，解放前夕任黄金小学校长。二伯父毕业于罗城国立中学，据说考取黄埔军校四分校——贵州独山军校。军校毕业后，投身于国民党某部任团长的其舅父卢文才麾下任副官一职。

历历往事与家族历史交集、缠绕着，仿佛在我眼前织就了一张亲情的巨网，严严实实地把我罩住，让我这颗本就多愁善感的心难以平复，不胜唏嘘。

或许是对父亲太过想念，我曾多次拜读了朱自清先生《背影》，每读一次就感慨一次。最近一次的阅读最为让我不能释怀，一读完我便急步跑进书房去翻找二十多年前父亲写给我的几封书信。当我再次抚摸着熟悉的字迹时，不禁思绪万千，潸然泪下。

那时候，我与母亲和妻儿都在县城居住，老家只留下父亲一人打理 。写这些书信时，父亲已届古稀之年。照理说，这把年纪应当乐享天伦了。然而，那时正值我人生陷入最低谷，生意场上极为不顺的当口。父亲不愿拖累我，不辞劳苦，以古稀之身在老家操持农事。在收完稻子之后，碾了米，亲自给我送来县城。他每次的到来，让我看到的总是卷着纸烟、皮肤黝黑、满脸沧桑的父亲。

眼前，父亲几封泛黄的书信平躺在我的书桌上，悄无声息。它们在经历了岁月的打磨之后，其中一封的一张信纸，已被时光拦腰截断。我找来透明胶，把它小心翼翼粘好，像是粘好一份滋味绵长的思念。

父亲的几封书信中，有一封绝大部分内容是以山歌形式书写的。这些山歌让我真切地看到了父亲独自在乡下老家务农与生活的万般艰辛与诸多无奈。

独自过活真的难，早出晚归门都关

水也无人挑一担，饭也无人煮一餐。

种菜养猪辛苦多，淋肥淋到太阳落；

家中饭餐无人煮，回家七响才架锅。

原来都是共笼鸡，共笼吃米共笼啼；

因为生活各自跑，你住东来我在西。

共个地面共个天，如今二老到晚年；

今日双亲年皆老，指望儿媳处世贤。

青中之年容易过，人生最怕到晚年；

路边花好人人爱，村头狗屎人人嫌。

一担谷子晒三天，要晒三天才干完；

来来去去挑六转，无人帮我挑半肩。

似我之年万万千，人家村头巷尾间；

我今还要做劳动，不是种地就种田。

我今将近年古稀，不入黄泉到几时；

死到阴间一回过，肉化春风骨化泥。

我今不似老人家，好比当初十七八；

我今在世哪更贱，农忙还要拿犁耙。

十个山头九个尖，十条溪水九条连；

我今年老还劳动，枉费生来在世间。

我今生到六十七，不说世上无人知；

一年四季无人问，还要干活到几时？

父亲是个老把式的农民，一天不进山，一天不下田，人就憋得慌，觉得不自在。用我们土俗话来说，就是一块贱骨头。父亲最后的日子里，有空便进山，一棵杉树一棵杉树打记号，上面分别写上“三川”二字——“三”是我们这代人的字辈，至于“川”字或有川流不息之意。过去，我们家的板凳和箩筐父亲也打上这些记号，或分别写上我们兄弟三人的名字。他是生怕有朝一日自己不在了，我们分不清林地界线和哪一棵是自己家的杉树。可以想见，父亲蹒跚着步子在杉树林里移动的身影，是执着又充满韧劲的。父亲这是以自己最后的脚印，印证着“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古训。然而，父亲的“贱”却让我受用一生。那种坚韧与隐忍，不屈与抗争，在我的血液里流淌着，激励着我在漫长的人生路和商海沉浮中愈挫愈勇，百折不挠。我得感谢父亲，感谢他在有生之年给我播下感恩的种子，让我懂得生活的不易与艰辛，亲情和友情的弥足珍贵。

2007年农历8月16日，父亲收拾东西时对我说：“那个也拿走吧，这次回去，也不知道，还来不来。”岂料，一语成谶，父亲离开再也没能踏上贵州的土地，我也再也无缘看到自己最亲爱的父亲。

此刻，站在自己在贵州从江的居所阳台上，我的目光一路向南，不停地翻山越岭。我好像看到了父亲留在大地上的坚实脚印，向着家乡的方向，越走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