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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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绪不宁。我渴望着遥远的事物。我的灵魂在极想中走出，要去摸触幽暗的远处的边缘。呵，“伟大的来生”，呵，你笛声的高亢的呼唤。我却忘了，我总是忘却了，我没有奋飞的翅翼，我永远在这地点系住…… - -——泰戈尔
久未联系的小星来电说：“我要结婚了，请你喝喜酒，酒席设在耀达，是五星级宾馆。你一定要来！你看，我小星终于要结婚了，你说过的，不要等你儿子结婚了，我还打光棍一个，哈哈哈……”不容我反应过来，电话那头连株炮似的发话。他特别强调“五星级宾馆”，大概想证明自己是一个成功人士。北漂二十多年，五十好几的小星终于要结婚了。听得出，他极度兴奋。我能想像，一个初婚老男人内心的雀跃和激动。
那段时间我的脸上长了一块疙瘩，几次去省城就医，都说要动手术。心情极差，也懒得出门。我不想脸上挂着刀疤去会一些多年没见过面的老朋友。尽管小星再三邀请，我还是谢绝了。小星终于有了一个家，真的替他高兴。不去参加他的婚礼，心里感觉有些愧疚，于是就说，等我伤口愈合了，一定去看你。
再次听到小星的消息，却是噩耗。朋友说，小星没福气，新婚妻子的被窝还没捂热就走了。从被确诊肠癌晚期到离世，就短短几个月的时间。而与小星数有往来的朋友都说没接到过喜宴邀请，也就无法印证婚礼的热闹场景和小星幸福的样子。也许小星走得急，最后连婚礼也来不及办。同在一城市，之前我竟然没有听到他得病的任何消息。一直梦想轰轰烈烈过一生的小星，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走了。
我与小星之间的交情缘于二张电影票。
三十多年前，县城电影院就一两家，看电影一票难求。每天，太阳还挂在西边的天空，影院门口就挤满了人，售票窗口外排起了长长的队伍。窗口大概也只有四十公分见方的样子，与其叫窗口，还不如叫门洞。如果想看清里面售票员的脸，只能猫起腰，把头贴在窗边侧着头看。遇到热门电影，排队到了窗口，你得站稳脚，赶紧把钱递进去喊着：几点的，我要几张。对话必须十分简洁、短促，如还在磨蹭，就可能被后面的人群挤了出去。至于里面售票员是谁，实在没必要瞅，肯定是那个四十多岁腿脚不便的女人。她是县城的名人，几十年了，多少人想坐这个位置，都挪不了她。县城里的百姓或许不认识县委书记，但必定认识她。自打懂事起，我便知道这个叫秀梅的人，挺厉害的，谁都想巴结她。只要与她有点熟，远远看见都热情地上前打招呼：“秀梅，吃了吗？”。那时还没有电视，更没有ktv、酒吧。虽然电影不当饭吃，但忙碌了一天的人也就是看电影这点消遣了。
那天，与老周约好去看一场电影，我几次排队临近窗口，都被后面的几个粗壮男人剔出来，而老周却远离人群，站在边上观战。我气不打一处来正要发作，一个小个子男人晃悠悠走过来，笑嘻嘻地从衣袋里掏出二张电影票递过来说：送给你吧。看我有点懵，便转过头指了指站在老远的老周说，你可能不认识我，但我认识他。我叫小星，就在这家电影院工作。然后又提高嗓门笑着说，诗人嘛！可能不好意思在这里挤。
我们就这样认识了，他与老周同年，都属虎。
认识小星后，我们想看电影就方便多了。有好的片子上映，小星总留几张给我们送来，并带几篇自己写的文章请老周“指教”，小星的文字基础较差，老周倒挺用心帮他。接触多了，我们对小星的了解也逐渐加深。高中一毕业，小星就顶替父亲招工到电影院工作。父亲是电影公司总经理，虽然不能直接安排他到行政岗位工作，但派个技术活是可以的，于是小星成了影院的电影放映员。小星形象平平，文化人嘛，打扮却新潮。留着大背头发型，老早就用上花格子羊毛围巾。尽管没有“上海滩”里的许文强那样高帅，但那条挂在胸口的长围巾向肩上一甩，便是倜傥、时尚的象征。在电影院工作不仅体面，最大的福利便是能免费看电影，好片子一场不漏，如想帮朋友买个票，不用排队，还能买到好位置。电影院这个单位，多少领导干部想着把子女往里塞。
小星虽年过三十，却有着“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的梦想，放电影对他而言不过是个谋生手段。小星说自己无非是一个“放映客”，他总喜欢把客字的念成Kàn，尾音拖得很长，表示对电影放映员这个职业的轻蔑。他最初的理想是当一个记者，后来想当作家。但在一个县级电影院工作，至多也就写几篇影评，这个天地实在太小，小星要写大文章。他经常感叹，我这只虎，岂能甘愿卧伏在电影院？
心里装着文学梦，自然对搞文学创作的人很崇拜。他不屑与官场人交往，说官场的人很虚。老周虽说也是官场上的人，但小星认为他不一样，老周更像是文化人，没有官场里那种居高凌人的气势。小星就喜欢与文化人打交道，嘴里时不时会蹦出一连串当地的文化名人。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不认识的就争取去认识。自己兜里揣几张电影票，碰到熟悉的文化人，就送上几张，这样就拉近了关系。文化人大多喜欢看电影，当他们接过票，连声道谢的那一刻，小星才有电影放映员这个职业带给他的优越感。
刚进单位时，小星还有点新鲜感。新影片上映，第一时间看，偶尔还能看到一些不对外公映的内部片子。但每天坐在机房看电影，准确说应该是听电影，时间久了，便厌烦了。电影银幕虽然很大，机房内放映窗口很小，电影拷贝挂上机后，放映员想看会电影就得弯腰对着放映窗口看，太累了，几天过去，小星不想再看了。一档排片五六天，电影里的对话，小星几乎都能背。后来连新片也懒得看了，闲着没事，小星就翻看文学杂志，一本接着一本，任凭放映机自转，等到外面座椅上发出噼哩呖啪啦的声音，才发现银幕上银光闪烁，上半部放完了，下半部的拷贝忘了挂上去。差错多了，领导对他的批评多了。小星父亲原来是教育别人的，现在儿子老被别人教育，觉得脸上很无光，免不了要数落他一番，这愈发催生他离开影院跨出家门到大城市发展的念头。
那年头，辞职下海的人如潮水般一浪高过一浪，从八十年代商人南下淘金，到九十年代文化人北上镀金，充满激情和梦想的年轻人，都想在大都市充分展示自己的人生价值。而大多数人淹没在茫茫大海中。
小星毅然加入了北漂行列。老父亲急坏了。自己当几十年的领导，对电影放映行业有着特殊的感情，虽说不曾有望子成龙的奢望，但希望子承父业，将来能从影院调到电影公司谋个职位，安安稳稳地过日子。“现在儿子放着好端端的工作不干，非要去外面的世界闯荡。北京人才济济，你去干嘛？从未写过像模像样的文章，还想到北京做记者？做人就不能现实一点？实际一些？三十好几啦，好好找个对象，结婚生子才是当下最重要的。”老父亲一万个想不通，找到老周，想请他帮忙做工作。平常老周的话小星能听几分，但这回心意己决，没人撼动得了他的决心。
小星在北京究竟混得怎么样，谁也说不清。有一点是肯定的，从事正儿八经的文字工作，小星很快乐，也很自豪。隔三差五的，会给我们来电话，通话内容大都是在北京的一些感受和我们平时听不到的小道消息。譬如某电影明星又曝风流逸事了；与某某大腕在某次聚会碰见，并相互交换了名片等等。而老周总不忘叮嘱一句，年纪老大不小了，你可别等到我儿子都结婚了，你还光棍一条。
起初，他每年都会回老家探望父母几次，后来也就春节前后回来一次。小星留下的名片，密密麻麻正反两面印得满满的，看得眼花缭乱。最让小星自豪的是，结识了一大批文人墨客，得意时他便甩出一大叠名片，个个很牛。有总编、名记、作家、文化公司老总等，这可是身份的象征。这些名人的成就，小星介绍起来如数家珍，就像在炫耀自己的辉煌成果，兴致勃勃喋喋不休。
北漂十几年了，小星名片上的头衔换了一个又一个，而他的装束却一成不变。脖子上挂着那条格子长围巾，一件又长又大的灰色羽绒衣罩在又瘦又小的身上，一副阔边眼镜挡住了半张白净而没有血色的脸。老周经常等小星聊完后便撩起他的衣襟说，你看，还是去时的那这身行头，多少年了，袖口都磨破了，该换换了，别那么寒碜。趟若想回来，我可以帮你找个合适的工作。“我没有混出个名堂，怎能回家？再说，这里那有合适我的岗位。至于生活，我从不讲究，我追求的是精神上愉悦。”老周无言以对，就调侃一下他，你是不衣锦就不还乡？追求精神愉悦，也是一种生活态度，无可厚非。都四十了，你恐怕现在还是童男子，这也不妥吧？难道真想做一辈子苦行僧？小星“呵呵”二声，似乎是否认，却又像是在苦笑。还早呢，你家儿子才上初中，肯定赶在你儿子结婚之前。
小星的老父亲找上门了，倒了一肚子的苦水。“亲戚朋友给他介绍了很多对象，都嫌他在北京没有固定职业。也不知他这些年都在干些啥，眼光还老高，说什么现在交往的都是大明星，文化名人，老家的姑娘还看不上。你说，哪个女明星会看上他？这不是瞎扯！北漂漂了这么多年，也没见漂出什么，连个老婆都没漂到。我知道他有些好高骛远，不靠谱，哪里知道他这么不靠谱。现在只希望你能说服他，该收收心了，回老家找个工作好好过日子。”老父亲一声叹息，眼里满是无尽的忧怨与无奈。而小星却说，他是瞎操心，什么叫“靠谱”？就是混口饭，生个孩子？他是父亲，我也不怪他，但燕雀安知鸿鹄之志！
一天，小星寄来信了，是一封挂号信。我有些纳闷，什么重要东西，用得上挂号寄来吗？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张报纸《经济时报》，整个版面的采访报道，就挂小星一个名，显然是他独立完成的。老周说，这个报纸我知道，还挺权威的。小星能写出这样的文章，看来这几年在北京也没有白混。
秋天到了，老周要去北京出差，第一时间告诉了小星。电话那头，小星高兴得快要跳起来，硬是要来接机。老周说，你别来，告诉我住址，我去看你。那天下了飞机，老周还没走到出口，便远远看见小星高高地举着牌子，兴奋地站在那儿四处张望，老周的名字赫然跃在上面。见老周走出来，“嗖”一声跑到跟前，抢过行李说，我们到门口再叫Taxi。怎么？都讲英文了，老周又调侃他。小星笑了，在京城总要会几句洋文。老周说，你不用Taxi了，有人来接机，你就乘我的车，晚上跟我一起吃饭。小星迟凝了一下说，唉！本来应该由我请客的，估计你在北京的行程都排得满满的，恐怕留给我的时间也不多，那好吧，我就跟你蹭饭。刚说着，小星突然仰起头，举起右手向前方挥了挥手，然后与老周说，碰到个熟人，是某报社的记者。那神态，完全是在北京呆久了的派头。
饭后，小星跟到老周的住处，那天他们聊得很晚。这几年，小星换过很多工作，现在给中国第一大报的一个大记者当助理。老周连连点头说，这个大记者出过好多书，久闻大名了。讲到北京、讲到创作，小星滔滔不绝，生怕别人插话，大有一副志在必得的样子。尽管是编外的，工资极低，但这不影响他对美好前程的无限憧憬。老周问：你现在生活如何，住在哪？空了我去你那坐坐。小星含糊其词，然后说，北京流传这样一句话听说过吧？“人在北京漂，哪有不挨刀”，北漂不容易啊！我只是个潦倒的文人。你说我现在算不算文人？现在应该是了吧？说到“文人”两字，小星提高了嗓门，说完便开心的笑了起来，那笑声极爽朗。老周说，那你离衣锦还乡只有一步之遥了？小星露出不易察觉的忧伤。不回了，你看我都快奔五了，你们的儿子都上大学了，而我还刚刚刚起步，这老家恐怕我是回不去了。
说好第二天晚上与小星再碰面的，可老周打了N次电话都无人接。后来小星回电说临时接到任务跑去采访了，这些天可能都没空。小星老早就说，假如你秋天来北京，我们就一起去看香山红叶。现在老周来了，黄栌叶红得像火焰一般，而小星却“没空”。其实他是有意回避，他不愿让老周看到他的真实生活。
后来，老周调外地工作，就很少与小星碰面。小星曾专门去看望老周，老周依旧问，你还一个人？漂了这多年，也可以回家了。小星的眼里写满笑意：我要调北京了，马上成为一名真正的记者。下一次若到北京，我一定好好招待你。想不到，那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不知什么原因，小星终究还是没有调成，满怀希望寄出去的档案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一切举动不过是一种执念，一种即便没人看，也要骄傲地完成这场戏码的执念。在北京的小星，我们了解得很少很少，所有的信息也只是他自己传递给我们的一些碎片和我们自己的猜测。有人说他住在地下室，还有人说他一直住统铺，生活很窘迫，但没人去考证。
小星曾说，假如我是一颗天上的星星，那怕是一颗流星，在天际划过的那一瞬间，它是闪亮的……
半生缘，一世梦。
在京城漂浮了二十多年的小星终于回老家了，魂归故里。而他穷尽一生的追求和梦想永远留在了北京。一直想给这个世界留下印记的他，最终却把自己抹得一干二净。没多少人会记得他，而我依然不时会想起我们的最后一次通话。
冬来了，落叶飘零，繁花落尽，而冬的阳光是温暖的。小星，我们曾经约好的，我来看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