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些年，早些事

  早些年，早些事

现在来写那些事，心中颇有感触。近四十年了，一段不算短的历史，从一个豆蔻少女到步入中年，再慢慢走向老年。无论你承不承认，年轮无法抹去 ，无论你同意不同意，四季急着交替。而四十年最大的变化，便是从梦想未来到回忆过去 ……


      80年夏，当接到高考成绩通知单时，我的心几乎跌入了冰谷。名落孙山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高二（1）班，五十多个考生全军覆灭，那些平时成绩远远好过我，并让我仰望的优秀生个个落榜，这个结果彻底断了我高复的念头。离“中榜”有多遥远？复读二年、三年？显然，我既没底气，也没有决心。
   那年头我家没有沙发，如果有的话，定会关上门把自己连同沮丧的心情一起深深地埋进里面，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什么人也不要进来打扰。虽然我拥有一个属于自已的小房间，高考结束后，便没有理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父亲经常会借打扫卫生的名义进入我的房间，顺便带些《青春万岁》《钢铁是怎样练成的》等名人名著放在我的书桌上。尽管他什么也没有说，而每一次意味深长的回头，分明感受到他的余光在审视我。我勉强打起精神来面对家人对我的鼓励、期许，还有几分失望。
   七月的炎热，让人难熬。窗外的知了没完没了吵个不停。硬绷绷的棕棚无法让我舒服地窝在床上，便盘起双腿坐在床上，一手翻着那本厚厚的《上下五千年》 一手不停地摇着蒲扇。但我并未感受到蒲扇摇出来的一丝丝凉意，脸上的汗水还是一滴滴往下滴。干嘛关心什么上下五千年，现在我最应该关心自已的当下。

   四十年前的就业不像现在有那么多的选择。 没有私营企业，除了机关事业单位，就是国营企业、集体企业、社办企业。所有企业需再用工，都得由当时的内务局统一招工，招工的名额层层分解一直到户。长子长女可以优先招工，多子女家庭如有两个已经去支边支农的，也可以分到一个招工的名额 。
   兄妹弟姐妹之间，把就业的机会让给谁，就意味着把美好的前程与幸福让给谁。这是一次灵魂的考验。
   隔壁老李家分配到一个去内蒙古支边的指标，老大体弱多病，老二彩虹是个女孩，倒是一腔热血，主动请缨到祖国的边疆接受考验。走的那天，锣鼓喧天，场面热闹非凡。彩虹兴奋地站在一辆军用大卡车上，胸前佩戴红花。她的脸犹如她的名字，在太阳的照射下熠熠生辉。前来送别的居委会主任拉着她手千叮咛万嘱咐，而老李夫妻却躲在家里相拥而泣。母亲说，内蒙古在很远很远的地方，老二去了，怕是回不来了。那一年，彩虹十八，我九岁。我真怕长大，怕长大后的我，也会像彩虹一样被送出去很远很远……
   那时候兄弟姐妹多，房子小，挤在一起免不了磕磕碰碰，大家盼着自己快些长大，离开家到外面的世界闯一闯。可真的有一天，突然要作出决定，谁到边疆？谁下乡务农？谁留城招工？这是个残忍的决定。就如《唐山大地震》，当母亲说出那句“留弟弟”的那一刻，母女情份也化作了一辈子的怨恨。所以很多家庭就出现兄妹间抓阄决定命运。尤其是支边的，对于父母来说，这就是一个“死阄”，哪个孩子抓到，都会心疼得肝肠寸断。

   我高中毕业那年，“支边支农”的政策已经取消，再也不用担心象彩虹一样被送得很远很远。按当时规定，长子长女还可以“补员”进父母的单位。我家就兄妹二个，倘若我享受了这个待遇，弟弟以后就无法招工，而他考上大学的机率比我还小。如果放弃这样的机会，则意味着我就要变成“待业青年”。
   十六岁，之前从未考虑过什么人生，那年，潘晓的《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了全国六万多人参与探讨，突然把我也推到思考人生的境地，并开始怀疑自己的人生。周国平先生说：“优秀的人都有孤独的一面”。潘晓是优秀的，所以她对社会、对事物有更深刻的理解和探究。人性和社会关系、个人的价值、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让她陷入苦恼和孤独。我并不优秀，没想过深奥的人生哲理，但我也孤独了，因为我不知道脚下的路应该怎么走。 越想，心越慌，对未来美好的憧憬和幻想，顿然间变得虚无而遥不可及。
   就在我对自己的前途充满迷茫和恐慌时，父亲带来了好消息，全县将组织一次国营企业大招工。城镇户口，或下乡支农青年，只要高中毕业都可以参加考试。这无异是天大的喜讯。
   人生的路呵，无论是宽还是窄，我们总要走下去，或许当你走着走着，路便变宽了。
   那一年，工业、商业、银行、卫生等各个系统全县联动，招考上千人。现届高中毕业的、往届毕业在家待业的、支农还没有回城的青年全都加入了浩浩荡荡的招工考试大军。就如现在公务员招考一样，考生先选择报考单位，再由录用单位按统考的成绩自上而下录取。这次考录政策对本系统的职工子女有一定的照顾。我报考的商业系统，无论你的父母是领导还是普通营业员，报考的都加三分。所有的“福利”都摆在桌面上，这可能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公开、透明的全社会国企招工考录。
   又进入紧张的迎考阶段，奶奶房间里那台十二寸黑白电视机也停业休息了，家人连走动都变得轻手轻脚，他们怕影响我的学习。一切都静悄悄的，仿佛空气都凝固了。一个人考试，全家进入备战状态，我已无路可退，只能背水一战。
   后来父亲告诉我:其实并非无路可走，你努力了，就算没考中也没关系，因为弟弟更适合去当兵。我若“补员”，或许还能直接进父亲所在的机关，而通过考试入职，只能分配到下属公司，顶多能坐个办公室。我成不了凤，但父亲一直有望女成凤的情结。他觉得应该给我加压，靠自已的能力进去，对我以后的成长有好处。
   考后的一个多星期，似乎特别漫长。终于等到成绩出笼，那天下午，父亲回来得很晚，我知道他在办公室等结果。父亲进门的那一刻，我的心跳加快，甚至不敢直视他的眼睛，直到父亲笑着说：“上线了，明天就会放榜。” 我心里那块悬着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红榜贴在桥亭头，当天晚上，黄岩广播站滚动播报着放榜通知，但同学们仍然奔走相告，怕谁落了这个消息。
   青年路和解放路是黄岩老城的主街道，而桥亭头就在这俩条路的交汇处，是黄岩最中心最热闹的地方。黄岩的标志性建筑，站在顶上一览全城风貌的钟楼、有着千年历史，史上新任的县令都要前来参拜的孔庙、还有县里最大的新华书店都在这里，因此，桥亭头是黄岩县城的人文集散地，县里的重大消息都在这里发布。
   第二天一早，我们几个高中同学相约直奔桥亭头。远远望去，桥亭头人头攒动。宣传栏下，人群一波又一波往里挤。一起参加考试的同学们早已挤进人群，一些榜上无名的万分沮丧地退出来，而榜上有名字的同学仍然兴奋地站在前面指手划脚，迟迟不肯离去，寻找着其他同学的名字。
   尽管已经知道结果了，但必须亲眼见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红榜上，我压制内心的雀跃，掰开人群使劲往里挤。报栏上红彤彤的一片，密密麻麻写满了字，每个名字都是用黑色毛笔手写的，非常工整的小楷。一千多的名字，让人看得眼花缭乱。我迅速找到所报考部门的区块，然后从上到下看了几遍，都找不到自己的名字，顿时血液往上涌，惊在那不知所惜。直到边上的同学拽了我一下：“你的名字在下面！”我弯下身一看，果然！听说这次名单是按分数排序的，高分的都在上面，显然我是属于低分的。虽说名字已挂在红榜上，但兴奋之余心里却掠过一丝凉意，我便拉着同学从人群里钻了出来。

   从一个吃父母饭的学生就要变成了上班攒工资的同志，那份喜悦无时不写在我们的脸上。为期一个月的新上岗人员集中培训结束，马上就要各奔东西，同学们纷纷提议：就要告别学生时代了，合影留下这段美好的记忆吧。今天我们还是同学关系，分配到单位，那就是同志关系了。那些年，互称同志，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我们每个人对自己的未来都充满期待。欢跃之余，我却有几份遗憾和失落。尽管招工时考试成绩是挽着“茅坑沿”上线的，但这并不妨碍我对上大学的憧憬。
   我的 “大学梦”破灭。校舍里的上下铺、拿着洗脸盆走在过道上与同学嘻笑，这些最平常不过的学生集体生活都让我羡慕不已，甚至幻化于其中。我一直相信自已也会走进校园，成为这些学生中的一员。但现在工作了，就意味着永远止步于校园里的青葱生活。
   第一份工资22元。当我用刻好的私章去领工资，在红印泥里重重地截一下，然后盖在自己的名字上时，那种自豪无以言表。工资单上每一项明细都看得很清楚，其中一项是互助储金会，扣款2元让我很好奇。后来听说，扣下来的钱存在公司工会，以后谁碰到困难，都可以申请借支，单位就是个大家庭，有困难，同志们都会互帮互助。一个学生，最大的依靠便是父母。而进入单位，不仅有组织依靠，也有责任和能力去帮助别人，我的心里突然涌起了一股暖流，产生了从未有过的使命感。

“理想、抱负”，现在年青人很少去谈这个话题，而那个年代，却是我们的精神粮食。没有什么饭局、酒局，更没有酒吧、 KTV，几个人围坐在一起，谈读书心得，写影评。“法官的儿子永远是法官，贼的儿子永远是贼”，印度电影《流浪者》的经典台词几乎人人会背。我们激情满怀，对美好的生活充满希冀；对社会的阴暗现象，心中都藏有一份救世情结。

八十年代初，高考恢复没几年，而参加高考的不仅是应届高中毕业生，还有各类未就业的人，年龄从十几岁到四十多岁。但院校招生名额很少，高考便象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谁家儿郎金榜提名便是一大家子的荣耀。因此，电大、函大、刊大、夜大、自考，“五大生”应运而生，有脱产的、半脱产的、自学的，各种学习形式都有。当时，走上工作岗位后再学习的风气非常盛行，落榜的有志青年纷纷重拾书包，加入了“五大生”行列。

白驹过隙，曾经的青春转眼即逝。翻开那些旧照片，一张张略带羞涩的笑脸既熟悉又陌生。一个个瘦瘦的，前额刘海烫得卷卷的，拍个照也不忘斜挎着书包。或许因为匱乏所以渴望，这便是我们这一代人对知识的崇尚和膜拜。当我们羡慕当下的年轻人有这么多的机会和选择时，我依然感恩和怀念那个纯真年代，质朴而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