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新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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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的冬天似一幅水墨，黑白色调，却又泛着黄，略带些微暖意。这种感觉很奇怪，不用刻意，只要想起，就是这样子。
但彼时的冬天真冷！砭人肌骨的那种。
不知何故，记忆中，下雪往往在晚上，于人们的一枕黑甜之中悄然装扮大地。第二天一早，睁开眼，平时幽暗的屋子里如果泛着朦胧的白光，必定下大雪了，大人们管这叫“下偷雪”。冷则冷也，却有一份不期而至出乎意外的快活。
老屋旁是通往凉水井的大路，清晨挑水的保栈房人踏着积雪，“咔嚓、咔嚓”的声响，沉重而单调，保持着一个节奏，似压抑的叹息声在旷野中弥散。然而，挂着沉重水桶的扁担却随了脚步上下轻微起伏，悠然，甚至带着几分戏谑的意味，生活的不易遂带上了一抹幽默的色彩。
楼下，姐姐在生煤火，柴和煤的烟透过宽窄不一的木壁缝隙，在屋子里袅绕，逐渐凝结成厚厚的一层，有浓郁的草木香，但眼睛受不了，又酸又涨。
床上挣扎一会儿，终于狠狠心，哆嗦着套上单薄而冰凉的黄棉衣裤，打开门，呀！耀眼的白夺目而来，沁凉的空气不由分说，刹那间灌满胸腔。
近处的田野显着臃肿，垄沟的痕迹已不甚分明，雍容地
起伏着。
倾斜的黢黑山石成了白头翁，面目倒还清楚，一如既往的漠然。
园子坎上的金竹失去了往日萧然的风姿，疲倦地弯着腰，毫无规律的欹斜着。
场坝前大苹果树枝杈向天，得意洋洋，它才不管虬曲主干上落了多厚的雪呢！
层层铺展的远山模糊了轮廓，透着浅灰，空灵而淡雅。
长坝沟的水结冰了，冰面下却有气泡，随着暗自流动的水流缓缓向下方拉长、拉长，倏忽间又弹回，抖动几下，再次拉长，再次弹回，不断重复。
而老屋的夯土墙，我们家的、爷爷家的、六叔家的，却依然保持着本有的黄，倔强着，似要努力给单调的天地添上几笔带点暖意的色彩，至少也给出点希望。
屋檐上吊着长长的冰凌，晶莹剔透。用石子瞄准把冰凌打下来，是我们不倦的游戏，看谁的靶子准（准头好）。石子击中冰凌，断裂的脆响就是对我们最高的奖励！
土家人稍有博彩之习，且自陈“小赌怡情”，虽小小孩童也不例外，但其实那时无钱可赌。小孩子唯一的赌博是打“本儿”，“本儿”用废报纸或者是烟盒叠成（书纸是舍不得的，太珍贵），方形。我至今不理解为什么叫这么个名字。一方置“本儿”于地，另一方以己之“本儿”击之，翻面即算击打者赢，可将对方之“本儿”收为己有，不翻面即换一方开始。我算是其中高手，往往赢得对方一个不剩，眼泪汪汪。大冬天，一场“本儿”打下来，身体暖暖和和，不用烤火。大人也就乐得让我们去玩，免得围在火边上“讨嫌”。其实白天的炉火周围也不逗人待，不是在做饭，就是在煮猪食（几乎要持续到天黑），逸散的少许热量也要被稀疏楼板处不告而入的冷风吹散，故大多时候，只要有伴儿，也愿意在室外疯。
逮麻雀当然是少不了的。与鲁迅先生描述的有所不同，我们的诱饵一般是苞谷，场坝雪地上扫开一块，洒在短木棒支撑着的竹筛下，长长的绳子一端系着木棒，一端握于手中。远远躲在屋里，屏住声息，眼瞅着饥饿的麻雀进到竹筛正下方，快速一拉，竹筛即倒下罩住麻雀。用麻袋贴着地面连竹筛装进去，慢慢取出竹筛，麻雀就装进了麻袋。其实我对逮麻雀并不是很热衷。小小身躯握在掌心，你能感觉到它剧烈的心跳，乌黑的眼睛透着惊恐，张大的嘴徒劳的想啄你一下（我倒是被啄过）。我时常心有戚戚，觉得好“造孽”。小伙伴对我的行为颇为不屑，因为那时的麻雀是“四害”之一，几乎人人喊打。已经忘记了那些被捕麻雀最后的命运。那时虽生活艰辛，物资贫乏，却没有吃麻雀的爱好，多年以后知其属大补食材的信息也只是惊诧，并无遗憾，如果重来一次，我依然不会把它们置于鼎镬。
屋后的大水田（约为五亩大小）成了一整块冰，如磨砂玻璃，模糊地倒影着树梢云影，为冬日单调的原野增添了些许不一样的色彩。搬一条高板凳，面朝下，脚朝天，一人或几人坐其上，一人后面抓住凳脚推动（脚上需绑稻草绳防滑），即可在冰面高速滑行。转弯时，板凳却易倾倒，人也就随之滚在冰面，不用担心会弄脏衣裳，惊叫声、笑骂声混在一起，寂寥的冬遂有了活力在肆意张扬！
竹哨子是我的最爱，去爷爷屋后竹林找一根不大的竹子，猛踹一脚，快速跑开，待雪落，用刀砍下拖回。裁取一截，长约两至三寸，一端削成斜面，一端平面，斜面一端用刀居中开一小口，插进剪成长方条形的竹叶就成了，含在嘴里一吹，发出呜呜的声音，或高或低，不成调，就听个响，却开怀不已。但做哨子也有风险，实在是太冷了，手冻得木木的，裁竹子时不注意就砍到手指，但却不怎么疼，因为冻木了。记得有一次被砍，出了血。母亲正好看到，也许是想博得一点安慰，咧嘴哭起来，母亲问：“疼吗？”老老实实答曰：“不疼”。母亲笑着说：“不疼哭些么子！”二哥三哥大笑不已。
二哥三哥是双胞胎，头脑聪慧，动手能力也极强。学校放寒假，作业之余，找父亲要了三个废弃不用的轴承，一大两小，做成三轮车，前高后低，“丁”字形方向盘，取名字“弹子车”。从老屋旁到水井有一条百余米的坡路，较陡。驾着车往下滑行，飞快！弹珠摩擦的“哗哗”声传出老远，往往吸引邻居的大人小孩都来尝试。虽然返回时要扛在肩上爬上坡喘粗气，但为了飞速滑行时带来的快感，依旧乐此不疲。不过，挑水的人们对此颇有微词。因为冬天路上有冰凌，本就不好走，弹子车反复滑行，使路面更滑，挑水行走时极为艰难。母亲遂阻止我们，但我们还是偷偷玩，尤其是在家里有老表们来拜年的时候，父母碍于情面，不好申斥，我们也可无所顾忌。后来挑水的人们自己采取了防滑措施——给脚上绑草绳、隔不多远挖一个半个脚掌大小的坑，才勉强解决这一困扰。
农耕时代，冬天较闲，当然就有喝酒的理由，尤其在下雪的晚上，听着屋外咆哮肆虐的风雪，就着不再被大锅小锅遮挡的嫣红炉火下酒，最有感觉。父亲回家的日子，偶尔会小酌一杯。当然只能偶尔，只能小酌，因为酒不易得，金贵得很。见父亲喝得有滋有味，我也有样学样，常用一个约三钱的小小瓷杯抿上一小口，然后伸着舌尖哈气，父亲并不阻止，只看着我的窘态好笑。在那一代人的思维里没有小孩子饮酒伤害脑子一说。下酒菜最常见的是红衣花生米和一些腌菜，荤菜极少，除非有客人。小时的印象至深，以至于如今每到雪天，我都有饮酒的欲望。遗憾的是父亲已作古二十余年，没有老人家在座的酒宴，即使有那时无法企及的下酒菜和酒品，也品不出多少滋味，似乎舌尖的味蕾已随父亲的离去变得木讷，只剩思念如海潮般在脑海里跌宕不休。
严寒的冬天，有着其他季节不可得的乐趣。然而凡事皆有两面，如天地之分阴阳，生活不总是美好，冷硬的一面也贯穿日常，不管你愿不愿意，喜不喜欢。
上学，放在冬天，是难受而又不得不履行的义务。自屋后的猴子包小学撤销后，我转到数公里外的稻池读小学三年级，大约一小时左右的路程。冷冽的风裹挟着雪花扫过衣着单薄的身体，即使脖子缩进衣领，双手抱胸，手掌夹在胳肢窝，蜷缩身体，也依然瑟瑟发抖。但这种滋味尚可忍受，最煎熬的是穿着解放鞋的脚，根本无法抵御严寒，冻得“像狗子啃”，常常患冻疮，皮肤乌紫，又疼又痒又肿，那种感觉莫可名状。我们弟兄还算稍好，有一双解放鞋，祝家梁子有几名同学更是赤着脚，沿脚边皴裂开密集的口子，走得急了，时常渗出血珠，令人望而心颤。教室内不生火，即使那时学校周边就有小煤洞。部分同学提一个小烘炉，烧少许黑炭取暖，父母好像不太关注我在学校冷不冷，没有准备，对此我只有流着清鼻涕羡慕的份，一下课赶紧拉上一班同学找门旮旯“挤热乎”。
苕窖是老家的恒温贮藏室，放置夏秋收获的红薯、土豆、南瓜等易腐烂的食材。深两至三米，口小肚大，口沿（较周边稍高，便于排水）用包谷杆围成尖顶棚遮挡雨雪（也有直接用斗笠覆盖的）。积雪映衬下，窖口显得格外黑暗。下苕窖取东西的体验可不算美好。小小身躯顺着独木梯下到黑咕隆咚的苕窖里，随着光线逐渐变暗，熟悉的世界在眼前消失，身心似乎逐渐沉入无边的未知深渊。就着朦胧的光线哆哆嗦嗦捡拾半框红苕，迅速顺着楼梯爬上来，飞奔回家，总担心身后会跟着什么东西。但烧熟的红苕诱人的香味短时间内即可冲淡恐惧感。
冬的冷硬虽然映像深刻，但对当时的我来说，快活还是占据的极大的成分。玩具虽陋，自己动手的快感无可替代；游戏虽简，贴近自然尽情释放天性的人生体验却不可多得。
老家的冬天才有冬天该有的模样，有冰有雪有凌。而如今，却难得看到一场雪。偶尔下一场，不多长时间就渐渐消融，田野、山上斑斑驳驳，少了一份独属于冬的大气、雍容，还有内敛。屋檐上没有一溜吊着的冰凌，少了一份山居的灵性，土墙青瓦的老屋也显着孤独无趣了。
山居风雪夜沉沉，酒阑人醉听鼠声。老家的雪一直在我的记忆里飘落，无声无息，伴着嫣红的炉火，伴着油灯昏黄的光，伴着绵延铺展的远山和广袤而孤独的原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