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那一年,我回至小城。清寂的空气,分不清是早春还是残冬,同样清寂的还有我的蓝布碎花上衣,它是新的,异常安静。父母带着我们从很远很远的地方回来,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绿皮车厢里满是东倒西歪的乘客,困了,我们三姊妹被塞进座位底下睡觉,每转一下身,身下的报纸就会发出纸张特有的窸窣声。
回家去是喜悦的,母亲的缝纫机要突突几夜,做不完的衣裳;车票也反复拿出来看了又看,是免票。不安的空气里,躁动着慌乱的气氛,兴奋是个藏不住的东西。
我们要回家,这是一个伟大的命题,一个家族内部的节日。
在北京中转时,宽大的候车厅墙壁上,挂着两位领导人的巨幅照片。1976年,我八岁,第一次乘电梯,第一次坐地铁。父亲扛米背面,母亲也是大包小包的,我们三姊妹怕冲散,手拉着手。那些包,是母亲连夜拆了雨衣,翻个面用缝纫机扎成的。草绿色,当时的流行色。
那个冰冻的小城异常安静。在此之前,于我的记忆,它是真空的,尽管我出生在那。爷爷家住在二道街的胡同里,宽大的院落,有花有草,累累的海棠压满枝条。它们是谦卑的,和无数在外漂泊的游子一样,躬身于这片土地,亦像无数个宁静繁茂的日子。
外婆家距城里八里地,俗称街边子,属近郊浅地,需走着去。父亲提着包在前面大步流星,母亲和我跟在后,中间隔着一截距离,各走各的,并不说话。那样的状态,更像赶路。弟弟们呢?已记不得。八里地,我迈着稚嫩的脚步,不停地走,要坐在路边的石墩子上,歇上几歇。骑自行车的叔叔阿姨,也会停下来询问,要不要捎上一截。
姥姥家很好找,出城顺着马路一直走,拐进一条土路便到了。那个屯叫妖屯,母亲出生在那。薄薄的村庄笼罩在虚烟里,空气里满是鸡鸭鹅的味道和玉米秸清凉干燥的气息。它是白的,和若干年后,看到的俄罗斯边陲小镇忧郁的画作一样,同属一个格调。
(二)
外婆家是纸窗还是玻璃窗,已然忘记。我坐在窗台上,闻得母亲归来,挤了一屋子的人。母亲是家里的老姑娘,手脚勤快,有眼力见,大家都喜欢她。
那时我头发乌黑,厚而密,鼻子挺,眼睛毛噜噜的。一个叫桂琴的19岁女孩,说我俊,非要带回去给她娘瞧瞧。桂琴在姥姥家的村当民办教师,她的母亲是我大姨,住在另外一个叫邢家窝棚的地方。那里穷,不是普通的穷,下雨涝,天晴旱,颗粒无收时也是有的,距外婆家约30多里地。
很远很远的路,坐马车去的。桂琴搂着我,身上围盖着一件蓝布制服大衣。空气清冷,北国的雪气浸淫在每一粒氧分子里。有风,她戴着一条红围巾,脸红扑扑的,非常好看。若干年后,当母亲说起她叫“丑姑娘”时,我很诧异,人的记忆竟能如此不同。
大姨家有二个姑娘五个儿子,灌风的房子,异常冷清,炕上的席子破着大洞。我在那住了七天,印象里度日如年,每天不知道他们吃的些什么,黑乎乎的一锅,现在想来是野菜。就我一个人是白米饭,用铝制饭盒蒸的,上面还有条小鱼。即便如此,我还是一个人瞅着窗外抹眼泪。一次被四表哥看见,告诉了他娘,说人家城里的孩子住不惯,还是赶快找个车,送回去吧!我就天天盼着能有马车,把我拉出去。
农村讨个媳妇金贵,何况那么穷的地方,得哄着。大姨的大儿媳,曾向大姨要台缝纫机。大姨手头紧,没钱,说秀儿,不急,等咱秋天分了红再买。谁知到了秋天,欠收,连吃饭都成问题。媳妇就把一锅正在蒸的黄灿灿的豆包,扣到了地下。
大姨夫脾气暴,年轻时没少打大姨。刚结婚时,大姨一趟趟回娘家,他一趟趟来接,大姨一次次妥协。孩子多了,眼泪哭干了,这种日子,还得将就着过下去。
后来大姨老了,丧失了劳动能力,生活依旧没多大改观,五个儿子为赡养老人的问题相互推诿。大姨的房子给了儿子们结婚,自己挨家住,一家一个月,月头月尾是交接日。兄弟间,常为多一天少一天,大月小月闹意见,甚至打仗。有次大姨正病着,患的肝昏迷,在一个儿子家住到月尾,该接的没去接。大姨便被弄到架子车上,盖床被,推到另一个儿子的院门外。冬天,干冷干冷的,大姨在外面冻了一夜。早起六点多钟,天蒙蒙亮,一个拾粪的村民踩着积雪,吱吱嘎嘎走来,隐隐听到哼哼声,以为是头猪。近前一看,才发现是人,捶开门,大姨的儿子才睡眼惺忪走出来,说忘记日子了。
轮不下去后,大姨曾到大姑娘家住过一段时间,久了,女婿有点不愿意。她大女儿和二舅一个村,大姨便被二舅接去。二舅妈是个爽快人,说大姐,我家条件虽不好,住的位置还是有,我们吃啥您吃啥,别挑就行。大姨在那住了半年,怎奈她的五个儿子走马灯似地来,让二舅苦不堪言。
她的两个姑娘合计了下,一人出一千块钱,在大姨他们村买了间平房,让大姨一个人过。谁知烟筒一冒烟,大姨的十几个孙子孙女就端着碗来了,大姨的饭根本吃不到嘴里。
大舅很气愤,调解多次无果后,便把他们五兄弟告上了法庭。每人每年给大姨两百元钱,情况好转没一年,钱又开始不能到位。
大姨死在一个寒冷的冬日,低垂的云朵,回旋在飞扬的大雪中。天地一片寡淡,觅食的乌鸦呼号于村庄上方。三个舅舅非常痛心,觉得这样好的一个人,一天好日子都不曾有过,就坚决要求拉回自家祖坟地,像对待没出阁姑娘那样厚葬。可后来的一天,人家五个儿子连夜来车,悄悄把他们娘的棺椁又起了回去。
就像一场可悲的人间闹剧,在吵吵闹闹中落幕了。一个连温饱都解决不了的地方,生存的尊严无从谈起,纸糊的人生,那么薄那么薄!
大姨活着时,如果有出差或做生意的亲戚路过我家,讲起大姨的近况,不等母亲开口,父亲便从兜里掏出所有的钱,让他们帮忙带回去。
母亲常感慨,可惜了你大姨那个人了。我们五姐妹属她最漂亮,又高又白,性情也好,竟一辈子没得好,死得又早!要是你大姨还活着,我就把她接来,给她养老送终。母亲絮絮叨叨,一辈子说的最多一句话,便是要给大姨养老送终。
但天堂没有假设,人的生命只有一次。
(三)
母亲有八姊妹,她排行老六。我出生时,业已各自成家,有的在省会,有的在其它的地方,只有二舅和外婆生活在一起。
二舅妈非常喜欢我,每次来看我,又抱又亲的。我生怕被她抢走,飞也似地逃进屋,关上门,隔着门上的玻璃摆手让她离开。任她在外面百般央告,就是不开门。她很执拗,依旧一趟趟地来,夹个小包,烫着头,像城里人一样时髦,老远就笑嘻嘻的。
到了晚上,我一边给鸟喂食,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和爷爷说话。
“那个陈韵香又来了,真烦人!”
爷爷就捋着胡子,笑我没礼貌,说得叫舅妈,不能这样小大人。
二舅是一个老实人,木讷,傻傻的,有点憨,只会干活。每个星期天照例也会来,来了就知道冲我笑。我三言两语就能把他打发走,没让他进过屋,喝过水,往往手没离自行车龙头,就调转回去了。
舅舅长得很漂亮,大眼睛,双眼皮,白白净净的。每次来,穿件藏青色崭新的呢子中山装,推辆凤凰自行车,一点都不像农民。
若干年后,每当忆起这些,都满心惭愧。想他放下手中的农活不干,收拾得这样停当,郑重来接我,每次都无功而返,回去还要受姥爷姥姥的数落。也只有接我时,才会登爷爷家的门,平素赶着马车上街,穿得破破烂烂,是不会进爷爷家胡同的。即便碰到我和同学逛街,也只是傻笑下,扬鞭过去。
小时,母亲和父亲一直在外地工作,自八岁那年起,我便留在爷爷家,同两个未出阁的姑姑一起生活。这样的日子持续有四年,小学五年级才返回父母身边。在老家的日子,母亲每年都会回来,每次回娘家,我一般都拒绝同往。现在想想那条小路,对于远在异乡的母亲是多么热切,而于我却十分冷漠。
二舅妈出了名的手巧,许多人求她的针线,包括城里的姑妈们。每年换季,她都会送来许多新衣裳,自己结婚八九年一直没孩子,便把几乎所有的爱都给了我。常听她对人说:“你看,老姐又不在,一个孩子家的,可怜见的。”但那时,我并不觉得自己可怜,反而觉得她很可怜。
若哪次她能把我接回去,便是桩喜事,带着我游遍全村。逢人便说,这是老姐的孩子,城里的姑娘,斯文着呢!
每次回外婆家,都非常热闹,亲戚邻居都会来,也会带来一些自家的海棠和樱桃。第一个进门准是二姨,二姨是那种老远就能听到声音,风风火火的人。说话办事响快,家里收拾得窗明几净,被里洗得雪白,不比城里人差。每次还硬拉我到她家过夜,那时她的子女们都已参加工作。晚上躺在床上,二姨常讲些鬼故事给我听。
(四)
二姨命苦,解放前,嫁给一户地主,对方下了100块大洋做聘礼。婚后不久,一个风雪弥漫的冬日,她的公公出去收账,几日没回。丈夫骑了匹白马,挎着钱袋子去找。访到一户人家,别人留他过夜,说第二天带他去。那户人家磨了一夜的铁锹,在离村两里地的路边挖了个大坑。清早巴早喊二姨夫上路,走到坑边,一闷棍夯下去,推到里面就埋了,得了马得了钱。据说和胡子有关,那几年正闹胡子,土匪猖獗。后来二姨他们去那户人家闹过,案子破了,但公公和丈夫也没了。
她婆婆接受不了这样残酷的现实,迁怒于二姨,说她克夫,把她撵了出来。那时二姨已身怀有孕,回娘家后,赶上大舅回来结婚,家里多了个吃闲饭的,大舅妈话里话外便透着不愿意。外婆又刚生下两个最小的双胞胎舅舅,尚没满月。二姨看实在呆不下去,只想找个容身之处,明知道后来的二姨夫患有严重的类风湿,一辈子只能坐在床上往外望,等于半瘫。家里还有两个年幼的女儿,还是挺着大肚子,毅然决然把自己嫁了。嫁过去后,里里外外全靠二姨一个人。她勤劳,日子过得还算顺风顺水。先房的女儿,一个六岁,一个三岁,二姨视为己出,吃穿用度先紧着她们。她的亲生女儿经常到外婆家告状,说她妈偏心,把好吃的好穿的都给了别人,自己总捡剩。姥就会说:“纹呀!你想穿啥吃啥,姥给你买。”
那时割资本主义尾巴,不能养猪,养一头交一头;养两头,可以留一头。二姨没钱,只能养一头,但又不想交,颇犯难,又怕杀猪猪叫,被人举报。半夜喊来姥爷和母亲帮忙,插上院门,关死门窗,一棒子一棒子夯下去。撵得猪在屋里乱跑,直到昏死过去。第二天早上,二姨挎个篮子,装些猪下水,到大队部说,猪病了,死了,只得连夜杀了,孩子们等着学费吃穿嚼货呢。队长一听,是病死的,也就算了。
二姨是个公认的好人,村里村外没有不交口称赞的,先房的孩子一直敬重她,相处和谐,没红过脸。她自己的三个孩子也培养成人,两个儿子,一个当了民办教师,一个考学去了省城。二姨夫死后,子女们陆续结了婚,二姨也去了省会,在那生活了三十多年。去世前有点老年痴呆,走失过一次。没办法,儿子上班,只得把她锁在家里。母亲回去看到后,心疼得不得了。回来经常唠叨:你看,人老了就是不中用,你二姨那么刚强的一个人,现在不也这样!
晚年时,二姨看我妈回去,兴奋得一夜夜不睡觉,窸窸窣窣到处找钱。说老妹子待她好,总给她买东西,她现在有钱了,给老妹子带着路上花。翻遍床上床下都没找到,最后在枕头瓤子里找出一千多块钱,硬塞给母亲。母亲只好先拿着,走时,再压到二姨的电视机底下。
我曾问起过二姨的一百块大洋。母亲说,当年二姨出嫁时,姥姥家留下20块置办嫁妆,余下的80块,她自己带着。那时大洋不值钱,四元一块。她再嫁后,小儿子上学,卖掉过20块,是母亲陪她去的,那时母亲也就十来岁。子女们结婚用了20块,死时还剩40块,为这40块大洋闹了不小的意见。二姨主张几个孩子平分,小儿子不干,说二姨一直跟他过,属一家人。他照顾了二姨三十多年,应该留给他。二姨则说,给他带孩子做家务,帮了他三十多年,这笔账也就算不清了。
二姨性子烈,赌气找出家里所有的药全吃了,幸好抢救及时。二姨看死不成,又去撞墙,撞成熊猫脸。最后绝食,躺在床上,滴水不进,把嘴撬开,方能喂进点水。
那年,父亲的大妹,也就是我的大姑妈病重,躺在长春的铁路医院,要见自家哥嫂。父亲和母亲赶回去,将将碰见二姨也咽气。母亲握着二姨的手,问认不认得她了。二姨点了点头,一颗泪珠从眼角滚落,顺着脸庞一直流到青筋暴露的脖子和头发上。母亲不停地擦,二姨不断地流,嘴唇嚅动着,就是说不出话来。人已瘦成柴。儿媳近前,她用眼睛狠狠地剜。母亲说她的儿媳妇也不易,上班管家拉扯孩子,二姨当家时,也没少受委屈。
摩擦让亲情不断降温,甚至生出仇恨。
(五)
三姨嫁的是长春一户王姓人家,天津人,有名的天津王。大地主,院落多,规矩多,婆婆说一不二。桌子要轻拿轻放,筷子需摆得整整齐齐,吃饭不能出声。儿媳妇不能上桌,得站在地下伺候。三姨性子倔,农村出身,野惯了的,受不得憋。
三姨夫是抗美援朝的老兵,1952年复员,在姥姥村锻炼过半年,喜欢上了三姨。三姨白净,人好看,即便现今90岁的人,也清清爽爽的。母亲家基因好,都俊。三姨夫追三姨时,姥爷不同意,嫌他出身不好,大地主家的后代;又是复员军人,怕再上前线。但三姨夫待三姨好,三姨也愿意,也就嫁了。
三姨的小姑子是个瞎子,三姨得给她梳头,洗来月经带血的短裤。平时站在墙边立规矩,向婆婆早请安,晚汇报;夜里给婆婆端痰盂,早起倒尿罐。有次,婆婆给她一对白纱手绢,上面绣着淡粉桃花。三姨夫带三姨到公园玩,两个人坐在草地上,把手绢垫在屁股底下,走时忘了。回来后,被老太太训了一顿,罚他们的跪。那时已解放,新思想早就吹来,三姨自是要反抗。
她婆婆便让他们离婚。三姨夫应承下来,带着三姨到哈尔滨玩了两天。老太太气不过,把他俩撵了出来。两人没位置住,把三姨夫单位一个废弃的厕所填平,住在那,孩子也生在那。自此,与婆家鲜有来往。后来王家受到冲击,也就零落了。三姨夫的大哥,是国民党军官,随老蒋去了台湾,他的嫂子,一直守着老太太过。三姨夫出来的早,又是抗美援朝下来的,故没受到牵连。
三姨夫待人好,体贴三姨,一辈子让着三姨。三姨年轻时,经常派儿子姑娘坐火车给姥姥姥爷送东西。姥姥姥爷走后,她很少回去,主要嫌农村脏,去了不吃饭、不喝水、不上厕所,坐一坐就走了。三姨孤介,性子冷,待人不热络,这点,我有点随她。三姨现在还健在,姑娘儿子一大堆,过得挺好的。
还有一个未曾谋面的四姨,很早就离开了人世,成为母亲心头的痛。四姨年轻时嫁到长春,爱人是个银行职员,在四姨怀孕期间,有了外遇。四姨没吵没闹,也没和家里人说,生下孩子,就把婚离了。一个人抱着吃奶的孩子回娘家,在火车上,把孩子送了人。回至家里,一病不起,不吃不喝,问啥啥都不说,一个月后就死了。
死前,躺在床上,断断续续对外婆讲,怕拖累家里,把孩子弄没了,心里愧得慌。自己神情恍惚地上了车,木呆呆坐在那。邻座一位太婆瞧着不对劲,问道:“姑啊!有啥心事?”她摇了摇头。老太太喜欢那孩子,一路上没少逗。她谎称上厕所,让帮忙抱下。车开走后,方后悔,沿着铁轨疯也似地追,怎么也没能追上。
失魂落魄地回到家,也就病倒了,是脑膜炎。
四姨死后,按东北的老规矩,嫁出去的姑娘,发丧不能走门,否则会影响以后儿媳妇进门。那时两个双胞胎舅舅尚没娶亲,姥爷就把窗户凿开,喊着号子,抬了出去。四姨埋在姥姥家村口的一块坟地里,前几年我归乡,跪那上过坟。坟里的她,永远年轻着,天堂里,如花的生命永不倦怠,也不会被辜负。
(六)
外婆去世在1979年,母亲知道时,已是八十年代。有天中午,我们放学回家,家里冷火秋烟的,死般沉寂。那种凝结的空气,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父亲从里屋走出来,摆摆手,示意我们出去。小声说你大舅来信了,你们的外婆走了。然后递给我们饭票,让我们自己到食堂打饭吃。记得母亲足足躺了两天,不说话、不吃饭、不上班,家里也没人敢高声说话。
大舅在信里对母亲说:“妈已经走了一年半了,没告诉你,是怕你着急。考虑到山高路远的,你的三个孩子又小,等你坐三天三夜的火车赶回来,也来不及了。妈临死时,让我们把她荷包里的两百多块钱掏了出来,说是老姑娘给的。你寄的两批白布也当了孝布,全用上了……”
母亲每每讲到这些,都会感念父亲的好。说那时她每月给家里寄十块钱,父亲出差路过,也会给外婆搁下点钱。布是节约下来的布票买的。
我就觉得父亲特男人,重情而豁达!
外婆死时,我刚上初中,我们三姊妹皆不懂事,一滴眼泪不曾掉过。倒是成年后,一次次在梦里,走向那条通往外婆家的小路,一次次把自己哭醒。
记忆里,外婆家依在,依旧干净,箱子柜擦得锃明瓦亮。墙上一排镜框,镶着黑白照,有妈她们姐几个站成一排拿毛主席语录的,有外公外婆穿着黑棉袄黑棉裤,抱着两个双胞胎舅舅的,还有许多孙男娣女的,当然也有我。小时候够不着,踩着小板凳踮着脚,仰着小脸看。院子里有马车,外屋有井,家里有鸡鸭鹅猪。最喜欢那一筐筐白生生的鹅蛋,蹲在地上用小手不停地摸。门前有菜园子,菜园子滴里嘟噜结了一堆。黄瓜比小孩还大,没见过,特稀奇,抱回来给这个看那个看,姥爷就笑我摘了他留的种。现在外婆家早没了,90年代初就被工厂占了。
外婆长得端庄,慈眉善目。小脚,在垄上一摇一摆,走路像风。冬天盘腿坐在炕上,叼个绿嘴长烟枪,磕得火盆啪啪响。烟嘴是玉的。母亲的爷爷很有派,梳着大背头,是过去的私塾先生,赶着车来过姥姥家。马车一进院,母亲就忙着喂马,撮马粪。太姥爷夸她聪明,眼睛里有活。
外婆走后,外公也走了。母亲回家的心也就淡了,但对亲人的思念却愈发强烈。每次提及外公总是自豪地说,你姥爷多能干!我们家当时在村里数一数二,人人都羡慕。我出嫁时一分钱的聘礼都没要,你姥爷倒陪了四铺四盖,外带27套衣服,拉了满满一马车。在城里最困难的时候,是你姥爷把一袋袋粮食码到你爷爷家的地中央。他那时上街送公粮,大冬天,省下的钱给我们买麻花吃,自己揣两个大饼子,一咬掉冰渣。每次回来胡子眉毛都是白的,像个冰人。
每每听到这些,我的眼泪就会唰地掉下来,会想起外公的好。如果冬天去,他也会把我冰冷的棉袄棉裤,放到他被窝里捂热,再拿过来给我穿。对母亲说的这些,深信不疑,清晰地记得母亲陪嫁的缎面棉袄,我高中时还能穿,尚是新的。
小的时候,到了寒暑假,爷也会说,他们天天来接你,你就去看看你姥姥姥爷吧!并让带上五斤通红通红的国光苹果,四角九分钱一斤,我和爷爷去买的,用网兜提着。姥爷他们一个都没吃,我一天一个,走的时候,全吃光了。二舅妈总说,人家老爷子怕委屈了孩子,都是自己带的吃的。现在想想,万分惭愧,少年如风,并不懂人间疾苦。
每次去,二舅都到街里买一麻袋的菜,猪肉粉条一倒倒一地。即便他们吃粗粮,我也是白米饭。
后来二舅离了婚,那个美滋滋,不能生育的舅妈走了。不是二舅不要她,是她有了人。二舅老实,笨,和她唱不到一块去。二舅后来娶了新舅妈,对方带来一个孩子,又给二舅生了一个。姥姥姥爷去世后,苦扒苦干的二舅没能把生活过好,家道逐渐败落。二舅拉过煤、水泥、瓷砖,扛过气坛子,也拉过死人。马受惊,把肠子拖出来过。后娶的二舅妈性格豪爽,但不事家务,脏乱差,把钱借给娘家,也就音消了。晚年的二舅异常困苦,得了血癌,无钱治,死在家中。弥留之际,我回去过,风干的身体,佝偻在床上,只剩下一双可怜的大眼睛。再也不是当年那个白白净净,挺拔健硕的二舅了。山河垂泣,为一个普通的农民,我那苦难善良敦厚的舅舅!
时光天真,并不曾恩惠人间,很多亲人都走了,外婆家这棵大树上的枝叶逐渐凋残。但他们身上的人性光辉优秀品质依在,并在母亲身上得以体现。即便母亲16岁做列车员时,赶上61年大饥荒,每趟出车,发的十个面包,自己饿着,一个都舍不得吃,全带回长春给大舅的孩子们。我在老家时,如此不谙世事,尚能得到诸多亲人的喜爱,也是因为母亲的爱泽。婚前我没做过家务,皆因母亲勤劳,记忆里她总是最后一个上桌,手里端的是家里的剩饭。
现在每每说起大姨的那碗白米饭,母亲就会说,那是借的!借的!我便无比惭愧,觉得那是吃到的含金量最高最昂贵的一碗饭,因为她自己的孩子们只能眼巴巴地看着。
发《散文》2020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