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菡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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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
2020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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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婆

 一

见好婆前,素素画了张线路图,我依图寻至梅台巷一座老旧宿舍的三楼。

此巷因康熙朝兵部侍郎张可前而得名。他酷爱梅,原是他的一座府邸——梅园,现今拥挤成一片杂乱的市井。

楼道逼仄简陋,站在老式红漆铁门外,敲了敲,无人应。试着喊了声“好婆”,声音刚落,隔壁也有人喊了声“好婆”。

“来了!”声音干净利落,底气十足。

我有点讶异。

开门的正是好婆,黑绒呢上衣缘着枣红边,满头银发,一簇簇打着卷。黑细边眼镜,长而略宽的脸,整个人清整肃穆。她笑着邀我进屋,眼神明亮,腰板直直的。我握住她的手笑道,您怎么可以这样年轻,让我好生羡慕。

去冬,素素从外地回来,说父母都病了,需每天去给他们做饭。那几天冷,路上滑滑溜溜。我问伯母多大年纪,她说九十多了,继父也是。心里便想着一对鲐背老人的凄凉晚景。

居室简朴,乳黄色木门窗,厨房、卫生间铺着小块马赛克,墙壁贴着豆腐块白瓷砖,典型的上世纪八十年代装修风格,但角角落落,纤尘不染。

好婆谈吐有致,思维敏捷,坐在客厅沙发上,面前淡绿保温杯干干净净。给我倒的一杯白水,也恍若水晶。我没喝,怕落下口红。

墙上挂着老式黑框装裱的兰草四条屏,小竹椅靠在门边,包浆很好。房间朴素温暖,更有家的味道。

好婆喊我进卧房看她的影集,半新不旧的布纹床单,泛着绵软可亲的手洗感。床头摆着女儿素素及重孙女的小相框。

秋阳悠悠,洒落一屋,宁静的空气飘缠万道金丝。旧,真是一条曲径通幽的路,暖暖一照,很多细节就复活了。

   好婆出生在丝线街,沙市有名的一条古街,几乎全是商铺。光绪开埠后,日本的丝绸和英国的呢绒源源涌入,这里便成了丝棉麻生意集散地。两侧屋宇高耸,红灯点点,从早至晚,市声不绝。上下门板声,小心火烛,打梆子的“橐、橐”声,引车卖浆者苍老的吆喝声,又为其平添了几分苍凉。

   好婆家原籍孝感,有几百亩田地,是那方有名的乡绅。沙市热闹后,带着一坛坛银圆,乘船沿水路迁来。在沙市置地建屋,盖起大片房舍。清一色砖木结构,徽式风格,券廊影壁,雕花门窗,应有尽有。1932年徐源泉带领十路军修中山路时,几乎全部割去,只剩下一条尾巴留给了他们。

那时拆迁不给钱,只拆不迁,徐源泉手里有枪。

余下的两座楼,典型的前店后坊。门脸是座两层建筑,一楼两边是门面,中间曹门。二楼,一半堆米,一半堆烟叶。后面的三层楼,住着一大家子人,外带四五个帮工,操作间也设在那。

 好婆出生时,父亲已然去世,爷爷理事。她四岁发蒙,请了私塾先生,与此同时爷爷溘然长逝。叔叔爱赌,抽大烟,不务正业,被分了出去,改由小脚母亲支撑家业。他们家经营烟丝生意,店堂内横着长木柜台,经几代人磨损,已油光锃亮。柜上放着一座青白石头狮子,尺许高,十多斤重,一张张黄色包烟纸压在下面,是摆件也是镇纸。中堂一米长的门梁上雕着凤冠霞帔的“红楼”人物。柜台里除货架外,还有个老木头钱柜,一层放大洋,一层放铜钱,每日叮叮当当,不绝于耳。只要它响,就意味着日子可以无限美妙下去。

隔三岔五会有一车车烟叶回来,穿短打的伙计们一捆捆抱进来。晚饭后,一家人团坐在昏暗的油灯下,撕烟叶。梗做梗,叶做叶。门厅有盏包灯。包灯,包月的灯,一月一交钱,晚七点到九点供电。电来自江边打包厂的发电机,供给市政机关、路灯以及部分商家用。沙市是座浪漫之城,幸福指数高于其他黑黢黢的城市。至少对三年没见过电灯的日本兵是这样,仿佛进了天堂,有种大城市的梦幻感。

剥好的烟叶,放在烟坪上翻晒晾干。叶子焦酥后,用手抄松,喷上香油,拌上梗粉,让其回潮变软,再压成烟砖,送上烟榨。烟榨很大,高至房顶,圆木有一人粗,利用杠杆原理,转动绞轮,缓缓压下。一尺厚的烟叶可压至三寸,直至出油,变成烟板。在烟板的基础上,切成整齐的七八块,工人们用绳索勒紧,挤成龙骨。结实如木后,放在刨烟架上夹紧。大哥骑在上面,用烟刨子由上至下均匀刨削。刨刀很快,银锋闪闪。细如毛发,黄灿灿的烟丝便纷纷而落,细腻柔软润泽,满屋金荡荡的。香油成缸成缸靠在墙角,香腻腻。院内晒满烟叶,融融大院,一派灿然。

门庭肃然,递烟接钱悄无声息,伙计们处事泰然,笑容可掬,毕恭毕敬;买者彬彬有礼,偶有喧哗,瞬间便消失。而生意总是络绎不绝,井然有序。生意人也有生意人的端庄,和气里带着几分刚硬。

家里请了四个帮工,大哥带着他们做事。那些毛烟丝用包烟纸分半两、一两、二两、三两、四两包好。包烟颇讲究,两纸合叠,包成挺括的长方体,上面盖上周镒丰印章。镒,钱的意思,二十两为一镒。再用细绳拎着,至此方告一段落。那时沙市水运发达,外埠商客往来频繁,乡下小贩也纷至沓来。周家虽批零兼营,但以批为主。这条街几乎均如此,斜对面有卖洋胰子、洋灯、洋锅、纽扣、针头线脑的,旁边也有小酒馆和药铺。生意鼎盛时,每日流水颇丰。大家族人多手杂,柜上曾被盗,陆陆续续遗失的大洋,发现分缝在几床棉被里。屋里人做的手脚,也就不了了之。

烟生意利润高,加之原来家底殷实,周家在这条街上最富裕,也最低调。大小家人衣着朴素,出入谦恭。

好婆的娘,每日最早一个起床。天蒙蒙亮,边在腋下系扣子,边把小脚伸进尖尖窄窄的绣鞋里,一摇一摆往外走。终日一件蓝布袍衫,从后面看像鼓鼓的喇叭,每个星期浆洗一次,板板的。绾巴巴头,圆髻上插枚翠簪,算是鲜艳的地方。任街上旗袍长长短短,头发直直曲曲。

生火做饭,管理账目,照顾一大家子,大事小情均由她操持。分出去的三叔,本性难改,败光家业后,弄得没米下锅。天黑后,脸上长着星星点点雀斑,饥饿难耐的三婶,常牵着孩子们站在后门外轻扣门环。好婆的娘,背着婆婆,偷偷放他们进来,吃罢饭,再悄悄送她们离去。搁米也会多抓两把。

  新修的中山路宽阔美丽,两旁尽是高端大派的中式牌坊和哥特式建筑。洋风吹拂,礼帽长衫或穿夏白布汗衫,脚蹬小圆口布鞋,摇折扇的,比比皆是。也有西装革履,戴金丝边眼镜,拄文明棍的绅士。他们大多端坐在人力车或马拉黄包车上,马蹄踏踏,悦耳的铃声从马路这头响到那头,恍若异国,故沙市有小上海的称谓。

挽着手袋,穿丝绒旗袍,外罩巴黎时尚毛呢大衣,扭着高跟鞋的时髦女郎也渐至涌现。除清政府在全国首批设立的邮局,还有老天宝银楼、同震银楼、聚兴城银行、教堂等,一大批风光门庭落户于此,也夹杂着百货店、饭庄、文具行等。林林总总的长方条幅,旗帜般竖挂在半空。

好婆那时五六岁,已入教会学校读书,需要纸笔便到中山路“良记大盛纸号”去买。老板清雅,一袭灰衫在铺子里踱来荡去。柜台一角摆放着黄铜喇叭留声机,每日咿咿呀呀。徒弟端坐凳上,配着京胡,老板于静日午后总要亮上一嗓。学的马派唱腔,人站在太阳的灰影里,嘴一张一合,配着手势动作,风韵气度也就出来了。

门厅幽暗,好婆飘进来,踮着脚,趴在柜台,举着两枚铜钱买上几本喜爱的竖条纹线装本,是件开心之事,家里写春联的纸也到这里买。老掌柜人和气,瘦骨嶙峋,头发花白,举手投足尽显仙气。每日在二楼染纸,偶尔下来,碰见好好,总是笑眯眯的。哑着嗓子问,好好姑娘来了!那嗓音像烙了铜的黄昏,悠长悠长,好好九十岁时,仍在耳边回响。好好忽闪着大眼睛嗯嗯应着,老掌柜的眼睛愈发眯成一条缝,空气里满是欢喜慈爱。

老掌柜亲自给好好递纸拿砚,接钱找钱。好好两条辫子油光,额前打着整齐的刘海,素格夹袍,皮肤白皙,像被月光养大一般。

  “良记”的门脸很大,两旁玻璃橱窗。柜外有两米空荡,柜内倒有四五十平方米的回旋余地。货柜靠墙,摆着各色纸张和文化用品。好好那时就知道一刀纸一百张,眼睛一眨不眨,瞅着伙计们一五一十地数,速度实在惊人。一米宽的过道通向后室,里面堆满了纸,山样高,一摞摞码至棚顶。靠右的木质楼梯通向二楼,是刷红纸的作坊。

纸需先漂在胶水里,再挂在木杆上阴干,一排排可好看。刀具很大,比菜刀快十倍,老掌柜不让碰。纸被裁得整整齐齐,案板又大又宽,齐到好好的鼻子,木材厚而重。泡纸的水槽,胶水发黄,纸在槽里荡来荡去。红色粉末写着外文,是德国货。阳光很好,沉沉筛落,满室光影。好好在挂的纸下穿行,与尘埃一起浮动。窗前有个凉台,可以望见繁华的中山大马路街景。

  少奶奶细致文静,不大来铺子。好好有次买完本子出来时,遇见她下黄包车,湖绸软蓝旗袍外,罩了件黑绒呢大衣,幽幽的领口衬出一截白腻腻的脖子。低头找钱时,真是日月无声。人都说她好看,说话轻,走路也轻,绿竹绣鞋睡着了一般。伙计们喜欢看少奶奶,眼睛直直的,又不敢抬头。

那种素,素得艳光四射。

 少奶奶年轻时叫简姑娘,大户人家小姐,喜欢栀子,家里养了许多盆。曾把两枝带露水的白腻栀子,插在好好的头上。

好好常去中山公园玩,那时公园人少。夏季的早晨,阳光透过小叶女桢树叶,斑斑点点落在干净的路上。绿树成荫,要多清静就有多清静。公园的后半部尚荒凉,古刹里曾有棵桃,每至春天,香风淡淡,好好跑去采些桃胶回来粘东西。

武汉沦陷后,大批难民涌入,盘缠花光,便把随身携带的衣物,花花绿绿摊在中山大马路上卖。也有长衫礼帽者,夹几卷画轴折进烟铺,踟蹰再三,问道收不收。伙计们请出好好的娘,画在柜台上徐徐展开,黄沉沉,灰而旧的纸。稀疏的柳荫下,坐着位仕女,笔法淡远古逸,绘得极有教养。铺里曾收下过几轴美人图。

这些外地人,为躲避战祸,滞留于此。拮据后,不得不把随身携带的珠宝字画卖掉,以充店资路费,再设法转道重庆。那时沙市只五万人,难民就成千上万。

日本兵进来时是1940年,端午节前夕。好好已十一岁,空气日渐凝重,连日轰炸,整个城市已近瘫痪。漂亮的中山路坑坑洼洼,老城区鳞次栉比清秀的黑瓦房,也渐成废墟。好好娘崴着小脚,先是把棉被抱到八仙桌上摊开,敌机一来,便让他们躲到下面。又让大哥二哥连夜在院中挖个很大的防空洞,卸块厚实门板盖上,警报一响,便往里面钻。

日子不消停,每日轰隆隆,听说炸弹投在东区,好好随着大人们跑去看。是燃烧弹,人已烧成锅样大,黑焦的一坨,还冒着烟。也有半边脑袋,淌着脑絮,或一截大腿挂在树枝上的。她哭喊着回来做噩梦。炸弹曾落在同街一户正在做满月的人家,五口人,连同怀中婴儿顷刻丧生。

荆州城里穿蓝衫黑裙和青年装的学生,开始涌上街头。开埠后,沙市崛起,富裕人家纷纷迁来,城里几乎是座空城,1934年时就只剩下几百户。学生们扛着座椅板凳徒步走到沙市,在晴川书院门前,两个课桌一拼,横块板,站上去演讲,或指挥着大唱《九一八》。

教会学校依旧授课,好好坚持念书。一日放学,大街上一片混乱,很多市民抱着被子纷纷涌向码头,吵嚷着日本兵要来了。

  她回家对二哥说,我们也去打包厂吧!两个人挎着一篮子刚煮好的粽子、盐蛋,扛着两床棉被就往江边跑。篮子是篾编的,椭圆形,有盖。整个打包厂闹哄哄,住满了人。他们寻至四楼,才找到一块空地。敌机在头顶盘旋,轰隆隆飞过去,投掷的方向是好好熟悉的中山公园,庙样的中山纪念堂在那次轰炸中毁灭。

  江边林立着海关、仓库、领事馆。打包厂建于民国16年,比好婆长两岁,是汉口一位商人与英国人合办的,属沙市最早的现代化工厂,也是转运站。每年吞吐八九十万担棉花,湘鄂北的棉花,在此打包后运至武汉上海。棉花泡,压实便于运输,故叫打包厂。四楼的楼顶平台上画着一面大大的英国国旗,日本敌机不敢轰炸,是这个城市最安全的地方。

母亲和大哥也来了,家里成了一座空宅。

日本人真正进城的前一夜,整个城市死掉一般,没路灯,没警察,家家关门闭户。黑黑的夜空,是沉睡的,也是清醒的。后半夜,忽有胡琴响起,来自刘家场一带,先是穿云渡月,清幽的曲调,继而悲凉,渐至呜咽。好好坐起身,仔细听着,断断续续,若有若无。母亲一把拉倒她,搂进怀里。

第二天,日本兵从荆州城那边过来,马蹄嘚嘚,慢悠悠行进在空阔整洁的中山大马路,打量着两边恢宏,颇带洋味的建筑。这条平日香风细细的街道静悄悄的,店铺全部歇业。不少人贴着门窗缝,窥视着这些骑着高头大马,拿着刺刀的士兵。

生活未卜,碎成镜片,看不到希望。

好好他们在打包厂住了几天,外面逐渐安静。胆大的跑出去回来说,看见了日本兵,好好和比她大两岁的二哥也偷跑出去。

 一排日本骑兵正跷着腿,躺在堤坡草地上睡觉,皮靴锃亮,军服笔挺,面料像雨衣布料,光滑不进水。好婆说,质量比现在的军服还要好。不吓人,黄种人,和自己长得差不多。两个人往回走时,迎头碰到一个日本兵边喝酒边唱歌,把喝空的瓶子送给了他们。是清酒瓶,细细长长,他们抱着回去。

   二哥又跑回家去看,家里的门已被砸开,住满了日本兵。二哥胆大,走了进去。家里镶骨头、雕门楼子的红木衣柜,已劈成柴扔进火苗乱窜的炉膛,好端端的柴堆放在墙角,并没动。一大缸香油封的腊肉见了底;坛里的皮蛋,掏出来,摆了一地,灶上还黑黑煮了一锅。不知怎么吃,以为是土炸弹,见到二哥比比画画,让二哥吃给他们看。

整个中山路全部清空,成为日管区。上段是军事区,中国人进入格杀勿论。好好娘常告诫她和哥哥姐姐们,不要去中山路,老天宝门前的电杆经常挂着血淋淋的人头。下段为“日化区”,即日本兵的生活区。宪兵队、警备队、汉奸稽查队、日本军商会馆全设在那。附带咖啡馆、小酒馆、慰安所一系列配套设施,是日本人寻欢作乐,歌舞升平的地方。

有户商贾,携带细软想连夜逃走,被抓回来全家杀掉。一颗颗人头挑在老天宝前的电杆上示众,后叫“刺柱”,日本人行刑的地方。

稍微完好的建筑都被占了去,好好已不能再去读书。毗邻中山公园,她就读的美国教会学校,几栋红色屋顶的小楼,住满了日本兵。学校停课,昔日环境优美的校园,成了他们的操场。

沙市沦陷后,黑云压境,整个城市日渐苍凉。烟铺维持不下去,伙计们四散回家。日本人设了关卡,加之土匪出没,乡里与外埠的路基本阻断,进货出货的路径也就死了。青壮年不敢出门,怕被抓去当劳工,修碉堡炮楼,两个哥哥只能待在店里做事。

家里已被日本人洗劫一空,一大家子人等着饭吃。乡里人不能进城打货,只有把烟丝送下去。梅雨季节,雨,下得心事重重。好好娘站在檐下,望着潮湿阴暗的天井一筹莫展。

这条街已有不少老人孩子结伴挑货下乡。漆黑的夜晚,好好娘注视着灯下温课的好好,狠下心将她的辫子剪掉,变成男孩模样。再穿上二哥的对襟褂,脸抹黑,挑上两担烟丝随开杂货店的项伯他们一起去岑河。每日天不亮出发,这个时辰盘查松,只一两个哨兵端着枪晃荡。每次过岗亭,好好紧贴着项伯,低着头,不作声。

在岑河姑妈家住一夜,第二日赶早摸黑挑两筐鱼往回返,母亲拿到早市上去卖。姑妈心疼好好,搂着她,摸着她的光头,眼泪扑簌簌。一担鱼25斤,好好咬紧牙,一路趔趔歪歪,六七十岁的项伯得等她。肩膀磨出血,脚也磨起泡,疼得直掉泪,又不能耽误大家。

一到下雨天,好好就坐在门口哭。娘疼在心里,细脚伶仃不停地在屋里打转,哥哥也抱着头。

岑河离沙市十多里地,要走过大片荒地坟茔。道路泥泞,雨丝弥漫,好好深一脚浅一脚,走不动,拉着项伯担子的绳子,项伯自己担两筐货,还要回身牵着她,两人全身淋透。过了岗亭,过了竹桥才是姑妈家。

一天挑烟,看见几个中国人往芦苇荡方向跑。有小孩也有妇人,有的顶着棉被,后面日本兵边追边射击。子弹打在被子上,黑洞里冒出青烟,两个人倒了下去。

有次天没亮就到了承河,岗亭上杀气腾腾,满是日本兵。退不得,进不得,保长站那训话,说,赶马台炮楼有个日本兵被杀了,知不知道谁干的。老老小小一队人,战战兢兢,低头不语。坡下满是高高矮矮经年的坟冢,五六只健硕皮色光亮,卷着猩红舌头的狼狗。

日本兵气急败坏,挨个搜身,搜到咬脐,发现他腰间捆了截半新不旧的日本军用皮带。大眼睛咬脐是药铺老板的独子,生的时候,脐带绕颈七扣,小脸憋得黢紫。他娘来不及拿剪刀,一口咬断了脐带,所以叫咬脐。哪来的,日本人吼道。咬脐哆哆嗦嗦说是捡的,哪捡的?日本兵啪地掴了他一掌。咬脐捂着脸,支支吾吾。话还没说完,就被一脚踹飞,提溜起来,扔到坡下拴狼狗的位置。

好好低着头,不敢啜泣。一声声惨叫,嗷嗷传来,声音直直的。是九岁的咬脐,她的同伴,药店老板的宝贝儿子。

日本人仍对着队伍喊叫,看到了吗!说不说,谁干的,知不知道?好婆不记得怎样回的家,过没过关卡,只记得项伯后来在坟堆里爬,撕心裂肺哭喊着咬脐,头磕在石碑上,满脸是血。

这段故事,素素在自己的文里,也曾提到。

好好每次挑鱼回来,晚上还要到邓述清办的学习班补习功课。小学五年级就是这样读完的。悠长的黑夜,好好写作业,娘在一旁陪着,或做针线,或识字,慢慢也能看些书。

好好考取了沙市中学。路边紫云般的泡桐花,开了又落,落了又开。好好又考取了荆州中学,成了大姑娘。日本人仍旧盘踞在此,不少同学奔赴重庆。地下工作者把在荆州拍的照片传到前方,印成画报,再带回来,同学们藏在课桌底下传看。日本兵比赛摔孩子,三四岁的孩子从九米高的城墙往下摔,每摔一个,旁边的士兵就举枪欢呼。

战争疯狂,并不曾疲倦,不单单掠夺,更是变态。

好好的学费成了大问题,没饭吃,经常饿肚子。家里由娘和大哥维持,二哥也在这所学校读书。她想去重庆,二哥死命拦着。冬天来了,瑟瑟的北风肆虐着这座百年校园。天开始降雪,阴沉沉看不见一丝光亮。好好已两天没吃东西,肚子里咕咕地叫。为节约体能,只能披着被坐在宿舍里温书。

周好好!有人找。她听见一阵上楼的脚步声。修长的身影挡在门口,瘦削的鹅蛋脸毫无血色,清水摇曳的眼底却漾满笑意。是二姐!嫁到武汉的二姐!她迟疑了下,扑过去,有点昏厥。孔雀蓝布包里,有他们需要的吃食。二哥狼吞虎咽的吃相,让她有点不适应,母亲每每教导他们吃饭不出声。二姐当即把身上的皮袍子脱下来,当了几块大洋,自己做件棉袄穿上,余下的银圆留给他们做生活费。二姐走时,泪眼婆娑,抱着好好说不出话来。俏丽笔挺的希腊鼻,像美术室里的石膏像。

好好回沙市度寒假,简单收拾了几本书和衣物。含水的空气,灰而沉重,风扑打着墙上的标语,“建设王道乐土”“大东亚共荣圈万岁”“中日提携,维护东亚和平”的字样异常触目。好好裹紧围巾,低下头,寂寞的长巷似乎只有她一个人。雪花黏在睫毛上,湿乎乎,分不清是什么东西,心里的潮湿似乎比这个霜冻的小城还绵长。生意萧条,偶尔掀起的门帘,传出里面播放的流行小调。

窗前的小白杨异常落寞,一片片掉着枯叶,光秃秃的枝干像无数饥饿的手臂伸向风中。吃饭时,母亲告诉她,良记纸铺的老掌柜走了。她没抬头。直挺挺,一双白苍苍的脚,没穿袜子,母亲继续说道。她不语。死在亲戚家,脸上挂着泪,不肯闭眼。他儿子跪在身边,安抚他,让他安心去。好好仰起脸,怕一低头,两行泪也会挂下来。母亲又叹道,吃不进东西,说不出话,是颜料害的,房子又被日本人占了去。很多年后好好揣测着是喉癌。母亲又道,良记风光时,老掌柜做六十寿辰,一副对联就有席,乞丐都坐了五六桌。末了叹了口气,善人啊!

好好依旧不语。好多善人都死了,项伯、春节戴着毛茸茸瓜皮小帽耍着长枪大刀玩具的咬脐,还有四五岁的孩子。

这之后,好好没再去读书,到教会学校找了份差事,没工资,教会学校那时都没工资。我问管饭不?好婆摇摇头,好像不管饭,走着回家吃。她语气不确定地说,也许时间久了,记不得。

至此以后她教了一辈子的书。

 抗日战争结束后,日本人撤离,沙市成为最早一个被接管的城市。街头依旧游荡着一些日本兵,颓废的样子,似一具具活着的尸体。日本眼药、仁丹的广告依旧铺天盖地。

这座昔日贵气的城市被他们祸害得破烂不堪。战争不仅关乎真相,还关乎道德信仰,人性的分裂和腐烂。

好好家后面的三层小楼,一直被日本兵和汉奸占着。汉奸欺负他们孤儿寡母,始终不交出来。好好娘请了律师,官司打得异常艰难,无法取证,地契被带走了。好好娘颠着小脚多次上门讨要,最后在黑褐色墙板壁夹缝里找到。

官司打赢后,除了支付巨额律师费,剩下的钱,只够给孩子们一人做身新衣服。房子依旧是别人的,二楼与三楼的过道,挂着把大锁,几十年没打开过,素素成年后尚如此。

打官司时,法院的一位书记员对她家多有帮助。河北人,原是士兵,南京大屠杀时,侥幸突围出来,和部队失散后,流落至荆州。因会识文断字,在法院当了名文书。

初春的水面,异常孤寂,有只小鸭独自滑行,身后留下一道寂寞的水痕。虽小,却成了画面的主角。好好结婚了,和那个可靠踏实的法院文书,高高的影子遮过来,像温煦的春风。

大自然还没有吐绿, 黢黑的巷口,好好的双眼盛满月光,内心烛光摇曳。所谓春天,只不过是路上一盏盏提灯的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好好参加了文宣队。烟铺一直经营,一大家子人挤在一起。分出去的三叔家蚀掉了房子,又搬了回来。店子里的老木头钱柜仍在,只是换成纸票,不再叮叮当当。公私合营后,烟铺交了出去。六十年代中叶,随着纸烟普及,彻底消失。

两层楼的黑木头房子依旧热闹,素素几姊妹渐渐长大。1968年时,素素的哥哥十八岁,把家里红木太师椅的贝壳,全部挖了出来,美人轴也被扔进炭火里,一寸寸烧掉。

七十年代末,吉他热。素素的哥哥和一群哥们,又把红木柜子上的板子撬下来,一人做了一把吉他,充当文艺青年,弹着忧伤的歌曲。

素素从小和外婆颠倒睡,总摸外婆的小脚。外婆逝于八十年代,活到九十四岁。骨头跌断,医生说岁数太大,不能手术。在家躺了四年,生褥疮,屁股、大腿、后背都烂了,一声不吭。

外婆死后,老宅被处理掉。清理时,里面依旧留有做工精良的日本武士刀和战靴。好婆抱走一坛用了四十多年的泡菜水,是唯一能留下的财产,承载过一个家族曾经的岁月,酸酸甜甜苦苦辣辣。

九十年代时,好婆在九十埠一家烟铺门前,看见了当年“良记大盛纸号”的少奶奶。她已是位八旬老人,清瘦,白净的脸上闪着薄光。寻常装束,短发,慈爱地偎在一把小竹椅上晒太阳。脚边的绿铁皮蜂窝煤炉子煨着汤,黄荡荡的光罩下来,极不真实。好婆打招呼,她已记不得,提起往事,有点茫然。眼底闪过一丝亮光,随即黯淡下去。

冬日很静,马路上的青石板光秃秃摇晃起来,她让好婆坐,自己进去拧毛巾擦脸。毛巾依旧雪白,这是她唯一贵族的标志。十五平方米的门面,别人横个柜台卖烟,她在里面存宿,一月一百元钱。独居,不愿意麻烦儿女们。当年那个睫毛垂下,似钩浅月的简姑娘不复存在,没退休金,靠孩子们供养的一点零用度日。

影集一页页翻过,好婆结婚生子后,教会学校七改八改,她成了一所中学的语文教师。丧夫,独自抚养孩子。成分不好,孩子们只能做搬运,在码头拉砖。晚上回来,依旧在15瓦的灯下学习至深夜。后来素素和她两个哥哥都考取了大学。

七十岁时,好婆找了个老伴,是她的中学同学。八十岁,学生们回来簇拥着给她过生日;九十岁她去看画展,在展厅门口为自己留了影,洗出来,摆在床头。

秋日芬芳,金色的暖阳镀在她的银发上,分外雍容。好婆很漂亮,端正清朗。我走时,掏出笔,撕下一页纸,写下手机号码。说,您有事,无论什么事,哪怕寂寞了,随时都可以找我。

素素给我留言,说她母亲今天特别开心,说了那么多的话,问我什么时候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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