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深秋的夜晚,路灯像位孤独瘦弱的老人。细雨斜斜,我没打伞,用手遮着头往回跑。路上行人匆匆,雨猝然而至。门面透出的光,薄薄洒落在地,印下湿黄的灯影。
经过朝阳路口时,有两个水果摊还没收。我瞥了眼, 一辆三轮车上推着满满的水果,每个水果都套着纸袋,袋上印着淡粉图案。车上竖着纸板,歪歪扭扭写着:丑柑,五元一斤。我径直跑过去,并没停,但有点心动。喜欢吃这种水果,甜,水分足,不上火,19元一斤在水果店买过,这么好的价钱还是第一次。这几天街上泛滥,据说越南的丑柑大量涌入,造成价格低迷。我迟疑下,煞住脚,想买点,家里已没水果,这时又忽然想吃。
我转身,来至摊子,拿起袋子就装,并不曾留意摊主。她应该是个其貌不扬,脸色蜡黄的女人。我没忘记扒开纸袋,看下成色。不错!我迅速装着,提了提,估摸五六斤,放秤上,催她快点!我怕淋雨,怕感冒,怕诱发咽炎,怕没日没夜地咳。29.5元,她报出价格。29元好了,我说。她不置可否。我从随身散步的小包掏出50元钱,忘记以何种形式给了她——递她手里,抑或放至摊上或秤上。然后站那等她找钱。但她太慢,在胸前斜跨的人造革包里翻了半天,又在上衣口袋掏摸一阵。样子看起来并不慢,可就是没找钱。我耐心等着,雨尽管不大,打在脸上、手上还是凉凉的。正焦急,忽看到旁边摊子摆的香蕉不错,一位老伯蹲地下,正一挂挂往纸箱装,看样子要走。我几步跨过去,边询价,边弯腰拿起一挂放秤上。老伯放下手中事,笑眯眯招呼着,很快称好,装袋,我提手上。如果那个女人动作快点,我不会买香蕉。我等她找钱,好付香蕉款,不免扬声问道,好了吗?她“呃”了声。
听见她向老伯换零钱。老伯拿出5个硬币放她秤上,把盘上的5元纸票收走。我拿走旁边一张10元的付了香蕉款。雨还在下,在昏暗的光线里一闪一闪。我的钱依旧没找完,还差11元钱。好不容易她又在秤上放了一张10纸票,我说,拿走了,看好啊。她说,好!手一直在秤盘上来回划拉那几个硬币。
拿钱时,两个人的手几乎碰到一块,忽发现她的手那么小,像小孩的手。心里不免一动,想着也许发育不良,怪不得人长得矮。忽觉不对,她的手不仅小,还笨,几个硬币来回抄动,就是拿不起来。借着路边门面透出的光,终于看清,她没手指,八个手指齐刷刷连根断掉,只大拇指剩下一个关节。
我开始打量这个女人,应该和我年龄差不多,四五十岁。干瘦,像柴,连头发都是焦枯的,用橡皮筋扎成一束,寂寞地拖在脑后。瘦削的肩,像薄薄的纸。她的脸是贫穷的,毫无血色,羞涩的五官,挤在一起,极为普通。好像她一直没笑过,不像旁边的老伯,尽管七十多岁,头发花白,倒豁达开朗,有着生意人一说一笑的本能。
她并不理会我的吃惊,默默将硬币一枚枚用两个没指头的手掌夹起,在我没看清的情况下,装进衣袋。然后找出一块塑料布把水果罩起,我本能地帮她拉了下。你的手,我终于说出口。她很平静,抬头望向我,木然地点了下头。怎么弄的?机床轧的,记不得这是她第几次开口说话。工伤吗,单位还在吗?有补偿吗?我一连串问着。她目光低垂,并没回答,只是摇头,手里有条不紊做着事。忽说道,好多年了,十六岁时弄的,农村人,临时工。我还想说什么,她已把一个塑料布折成帽子顶在头上,一手扶龙头,一手推车。
看样子,急着要走。
细密的雨珠依旧落着。我提着水果极不情愿地往回走,忽感落寞。遂站住,试着往回走了几步,想回去问下她的家庭,孩子,还有收入。想一想,又停下,我不知道自己想干啥,搜集写作素材吗!我想起波兰作家斯瓦沃米尔·姆罗热克的短篇小说《陌生的朋友》,想起那个戴礼貌,披着黑色大氅,下面毛茸茸兽腿的人,还有那狡黠一笑。
我站那什么都没做,远远望着她推着车,跨上坐垫,拐过路口,汇入北京路的车河。只剩下躬腰奋力前蹬、呼啦啦飘着白塑料布的背影。路已湿透,一辆辆车疾驰而过,桐叶堆积,兀自翻飞着。
自此,我再也没有见过她,但每次经过那个路口,她好像都在。
车灯前依旧闪着细细的雨丝。
发《牡丹》2020年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