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屋

一

下雨了，空气有点潮湿黏腻。

朋友说附近有两棵很漂亮的老楠树，带我去看。

这几天，在范家渊逛。渊，水深之意，在我看来更像湖，只不过“渊”稍稍古意，比湖深。喜欢这个名字，很老百姓，也可窥见历史端倪。无非当初住的是范姓人家，连这一湖碧波荡漾的水，也冠上范姓。这样的标签虽霸权，却是通俗易懂的地理标识。现今叫范家渊湿地公园，位于城郊，公交已至此。

曲曲折折到那，发现竟是范伯家。二十多年前来过，今是第二次。楠树乌黑笔直，虽粗壮，却优美。从根慢慢往上收，烟花般散开，一片叶子都没有。黝黑的枝杈映着青灰天幕，倒有几分清寂感。百余岁是有的。

这里已快拆迁完，满是残垣断壁，大多房子已没屋顶门窗。铁锈色的藤蔓如巨大蛛网，缠绕覆盖着烂墙。

只范伯家门前扫得干干净净，院落齐齐整整，尚有人烟。

家里静悄悄，一眼压井置于门前。两扇大门紧阖，一对铁门环整齐地挂在门缝两侧，是小炉铁匠用绞扭法锻打的手工制品，现今已很难见。门上的木纹山水很漂亮，当年刷的桐油风吹雨淋，已脱色，泛着老旧的白。青石门槛坑坑洼洼，磨得油光锃亮。

朋友说，前些年乡间很多这种青石。我说这个老些，一望便知是上百年的物件。

拿起门环，扣了扣，无人应。

那年，范伯大儿子结婚，我尚年少，随朋友来参加婚礼。红色捷达车停在门口，新姑娘一条腿从车上迈下，范妈连忙解下围裙，擦干手，拿着红包，满脸堆笑，一颠一颠跑出来。红包方方正正，很厚一摞，用红纸包的十元票子，非现今的专用红包。新姑娘抹着红脸蛋，一身红呢子套裙，垫肩很高，胸前佩戴喜花。头发烫成大波浪，上着硬硬的摩丝，踩着高跟鞋，袅袅婷婷。新郎一身黑西装，红领带。这边表嫂去接的亲，车子缓缓开进村。路旁人家摆着一挂挂鞭，噼噼啪啪，一路咕咚过来，满地红色纸屑，整个村子沸腾起来。进门时，一群人簇拥着新郎新娘，花花绿绿的金纸洒在一对新人头上。1989年底，即将迈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新房靠西首，不用走堂屋，单独的小屋。吊了顶，粉了墙，一水淡黄色组合家具，范伯请木工在家打了两个月。范妈顿顿鱼肉伺候，木工走了，又接漆匠进门，好烟好酒招待。木材早两年便买下，大兴安岭失火那年，范伯跑到湖南购的新挖的松木，顺车拉回，沉入范家渊塘边泡了整一年。捞起，晾干，存放。做时，套上板车，拉到木材厂，刺啦啦，改好的板子撑子再拖回，很费了番周折。

如今四周房舍,人去楼空，一派荒凉。只孤独的柚子树层层叠叠落着果，楝树椭圆形白果也笃自成堆。小鸟啁啾，呼啦啦一群群出没，栖于枯枝，似黑黑的枯叶，忽又飞走。细亮的嗓音，团团簇簇，间或清幽几声，愈发衬托出郊野的静。

站在窗外往屋里看了看，灰扑扑，家具尚在。粗旧的写字台上，陈放着当年的双卡录音机，还有一个带龙头的凉瓷壶，房间依旧保持原貌。

二

第二次去时，依旧阴天。

冬日清晨的太阳，更像月亮，圆圆白白挂在天边。云层有点厚，太阳不时在里面翻滚，偶尔透明一下，也是淡淡的。

范妈顶着一头白发，正吱呀一声开门，拿着筲箕往门前菜园子里走。

来得太早，雾蒙蒙，露水还没散去。园里的菜，碧绿碧绿，嫩得掐得出水。想起一个朋友说的，土里长的东西都是美好的，不禁心中一动。所以，在我眼里，这一方菜园便是无价的。

范妈身材臃肿矮小，穿件长至小腿的蓝色工作服，走路沉重，八字脚，亦步亦趋往前拖。看见我们，笑着停下，往屋里让，说范伯骑三轮车到八层楼菜场卖菜去了。我们度量她还没吃早饭，便说转转再来。

朋友说，这里十年前就开始拆迁，范伯家是钉子户，皮扯了好多年。相关单位来做工作，就是不搬，所以只剩下他独一户。

空地长满横七竖八的构树，大有野丛林的味道。范家渊，只开发出来一半，另一半处原始状态。隔着幽幽水岸，拆迁后新建的金源世纪城似海市蜃楼驮在青绿的水面上。站在枯黄的芦苇荡，像立于深圳湾望香港。

转回来时，范伯已回来，老远就听见他的大嗓门。

他笑声朗朗把我们迎出门，嘴里说着稀客，伸手做出请的动作。

迈过青石门槛，一脚踏进堂屋，竟有种穿越感。内里地面很低，故幽深，一步像走了一个世纪。可见外边地面是不断升高的。我说，范伯您住得真豪华。范伯哈哈大笑：豪华什么，寒素人家。

室内阴暗，有股霉味，收拾得倒也规矩。这种布局，房梁油黄的檩木与板壁，在九十埠、迎喜街常见。明清遗风，朴素渊静。虽灰暗，却浸满岁月的茧，如我们的祖先，端坐在这。通往卧室的门竟也是双开的老旧木门，挂着铜钱般大小两个油亮圆环。环顾四周，这样的房屋比那种朱红重檐的殿堂庙宇，更有岁月感，亦接地气，是小门小户，老百姓的庸常人生，也是大多人家曾历的人生风险与珍贵经验。

我是喜欢衰败的，从新开始，一路喑哑下来，像一个人立于风中，听得到时间的哭声。

房屋布局简单，前排四间，中间夹个院子，后面又是四间。另带厨房、卫生间，侧开一个生锈的黑漆大铁门。

三

范伯家很有意思，三张床。一张范伯父亲结婚民国时的，一张他结婚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一张大儿子结婚八十年代末的。一个时间轴串起三代人。范伯那张横梁上的雕花，破四旧时，被铲平。本要砸烂，范伯拼命护下。

范伯父亲1915年生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结婚。打婚床时，请木匠在家住了二年，又雕又镶，荷莲图、百子图不一而足。

范伯的父亲，虽非穿长衫的识字先生，倒也博闻强识，天下事滔滔不绝。守着范家渊过一生，耕种渔猎，勤勤恳恳。在那雕花婚床上睡了一辈子，死也死在那朱红榻上，包括范伯的母亲亦是，是他们唯一的豪华所在。

这种床叫“车床”，像车子，有门有盖。朋友说并非如此，因床支架的四根立柱，是手工摇动车出来的，故叫“车床”。也叫“架子床”，无非床上方有顶架，另立柱、围栏、横楣板，一应俱全，外加脚踏板。踏板放鞋，下设两抽屉，挂铜锁，存杂物。其实床，便是家，尤其过去的床，有顶有门，等同缩小版房屋，是暗守黑夜，遮风挡雨之处。

范伯父亲的床和范伯的床均如此，只是他父亲的更古意，红色土漆已斑驳泛白，那种白，是荡气回肠的白，旧得柔软，越旧越华贵。床帮正面刻的缠枝莲花，依旧栩栩如生。床腿因潮湿，已霉烂。范伯父亲的床只剩“寡床”，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架子、踏板、柱子被付之一炬，连带家里雕有花花草草的木器尽如此。那日黄昏，拆下来的木头，堆在院中，火光熊熊，透过火苗，可以窥见摇摇晃晃的落日。也就是那年，范伯的父亲一病不起，悄无声息地走了。

“很心疼。”范伯说道。

我笑说：“那您是地主了。”

“么子地主，劳苦人，世世代代自耕自足！”

“那也是殷实之家。”我指着床帮刻的精美花纹，且木头富实。

“中农。过去结婚是大事，也就一张床，像现今拍婚纱照，总得讲究下。”范伯抚着头，竟自哈哈大笑起来。

我摸着厚如枕木，油润的床沿，感慨万千，真有千秋大业之感。

范伯见我喜欢，忽怅然道：“我终究要搬走的，可惜床带不走，进不了电梯房。你若喜欢，范伯送你。”我是想要的，怎奈，也没地方放。过去收过一些坛坛罐罐、木器竹器，最后都流散了。曾想花一百元钱收个风斗车，价都谈好了，最终放弃。在九十埠，也有人送我老床、老柜子，也要不成。倒是希望这些物件能一直活着，老，也是一种风度与境界。

我说，睡在这久经风雨的百年老床上，该是怎样的踏实和岿然不动。可惜搬不走，几百斤的东西。范伯回说，可以拆了，慢慢对上，但我知道家中先生并不支持这些。，

范伯今年八十岁，中等身材，光头，爽朗，谈吐有豪气，且思维敏捷。

他领我们挨屋转了转，敲着大儿子结婚时打的柜子说，家具一代不如一代，这房已是组合的，买了夹板。起先的多牢实，纯实木。老大尽管20多年前已到市里住，还是替他留着，这间房也是他的。

四

我们在后院房中落座，范妈在厨房笃笃切菜。

雨丝缠绵，一条窄窄的砖路把前后房连接起来，旁边是平整开阔的土地。

非常羡慕这样的小院，稍稍整下，种点花草，支张桌子，摆两把椅子，晒太阳、看书、望天,都是不错的神仙选择。何况门口那两棵苍老的楠树，修溜俊朗，遮天蔽日。

范伯说，范家渊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从他记事起，便衰草连天，一望无际，鹭鸶、野鸭成群出没，常捡到一窝窝野鸭蛋。爷爷、爸爸、他，守着这湖水一直至今，台基也是祖辈留下的。

据说古时这里郁郁苍苍，只二老守着一眼井度日。婆婆喂猪，爹爹酿酒。井水甘甜，酿酒后的酒糟喂猪。猪长肥，卖掉，再买谷酿酒，如此循环，日复一日。一日，一个乞丐途经这里，二老礼遇有加，拿出食物款待。临走他在井里放了三颗糯米，对二老说，以后不用酿酒了，井水便是酒，说罢飘然而去。从此二老过上富裕生活。三年后，神仙又至，问如何。二老说，酒倒是有了，就是猪没酒糟吃。神仙听后不悦，指着天吟道：“山高不算高，人心比天高，井水做酒卖，还说猪无糟。”说罢走至井边，脚一跺，井水泛滥，变成汪洋，即今天的范家渊。无非告诫世人见好就收，不可贪婪，与《渔夫和金鱼的故事》相类。只是普希金的童话更柔软舒缓，这个神仙倒显得有点无情。

范伯坐在油亮的小竹椅讲这个故事时，范妈倒来两杯热气袅袅的茶。我端着，外面院子依旧细雨绵绵，几只黄花土鸡轻盈飞跑着。

范家渊形成的真正原因是由于长江溃口，无法考证那时有没有长江大堤。总之江水泛滥，坑坑凹凹的地方都会被填平，水退后，成为沼泽湖泊。由于洪水滔天，也会形成巨大冲坑，实乃湖泊的另一种形成形式。附近还有一个渊，叫木船渊。此渊紧挨大堤，当年溃口，老百姓无计可施，把大木船装满一袋袋豌豆，沉入水里，堵在溃口处，所以叫木船渊。木船渊的形成晚于范家渊，沧海桑田便是这般来的，长江两岸的人民一直与洪水作斗争。

范伯在清理鱼塘和这次大规模修建金源世纪城时，均挖出完整成群的青砖基脚和一层层鹅卵石。范伯说，古时这里便是一个小镇，附近有码头。这片土地，一直处于水、陆交变中。

我问范伯：“范家是大家族吗？”

“不是。”范伯回答得很干脆，反身找出一顶绒线帽戴头上。他们祖先是江西人，填湖广时来此，属移民。“湖广”泛指湖南湖北。黄巢起义时杀人无数，老百姓躲于荷叶下，士兵见荷叶动，便是一刀，鲜血直迸。那时江西人多，湖北因战乱十室九空。范家三姊妹，两个哥哥、一个妹妹来此开疆破土，发枝散叶。老大落户此“渊”，老二相距不远，妹妹在另一方。

范伯说的，我查过。江西填湖广的高潮在元末明初，连年战祸兵燹，湖北大部分地区田舍荒芜，原著居民流散死亡，外来人“插标占地”。军队应是红巾军，一路厮杀，吃人肉包子，而非黄巢起义。当然也相传从晚唐就开始，历经诸朝。

无疑范伯属大哥这支的。

范伯说，他这股有两百多户人家，一个祖先。这个村大部分都姓范，后来有了向姓。范、向可以通婚，但范与范不可以，一家子，千年规矩。这个渊并不是谁都可以打鱼，清朝、民国时是股份制，年终打鱼分鱼或鱼卖钱，范姓人家按股份，向姓的没有，但若向姓人家娶了我们范姓女儿，便有一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范家渊归国有。

范家渊很深，相传里面住着龙王。1959年干旱时，土地裂成小孩嘴，其他塘都干了，范家渊依旧波光潋滟，鱼虾成群。有年国家想抽干，抽了许多天，就是不干。估摸着和长江相通，江水可以慢慢浸过来。范伯娓娓道来。

我没作声，想着可能性。这个塘离江边并不近，若地下水相连，管涌的概率会很大。

五

南方的冬，忧郁在明暗间，像范伯的房子，门脸红砖，后墙青砖。青砖比红砖体积大，一望便知是清朝老砖，勾着糯米白浆。这座房并没多老，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产物，距今50来年。那时计划经济，凭票，不是没钱，而是有钱买不到东西。老房子漏雨，拆了，留下老料，能用的用，包括檩子、木门、门槛石等。

老房子是范伯爷爷清朝时修的，爷爷勤快，打鱼摸虾，种稻谷。为做屋，到窑上背砖，累到吐血。房屋落成后，炸了一天的鞭，大红纸屑堆有一尺高。范伯做屋时亦如此。

当时觉得红砖时髦，便放在正墙与房山，后墙依旧用青砖凑的,等同翻修。

我说那您是可爱的钉子户了。范伯摘下帽子，摸摸头，不好意思笑说,还没沟通好，没沟通好。我笑问想要几套房。范伯有点激动，忽站起说道，最起码得四套，三个儿子，一个儿子一套，我们二老一套。你看到的，他们结婚都在这，分家时，一人一间。东西规规矩矩都在，尽管老大老三搬到城里去了，但这毕竟还是他们的家。

范伯指着前面一排房，那有一百多平方米，后面这排也有一百多平方米。中间这大院子。屋前有菜园，屋后有鱼塘，多大出场！

范伯说的，我都理解，并不觉得过分。在我眼里，范伯家承载几代人的房舍实在辉煌，也许别人认为是破烂，但那种细碎人生，以及苍凉氛围真是无价的。这样的历史和时间，是推土机买不来的。尽管不是大景观大古董，却是民间烟火的至尊瑰宝。

近几年我对拆迁的看法，有所改变。过去也许会用经济价值衡量，但当住腻了小区，对楼上的皮鞋、拖桌椅声，楼下的吵架声，门口森严的门卫，设置的横杆，窒息厌烦后。觉得没有一寸土地是自己的，只是摞在别人的房屋之上，种盆花，晾床被都困难。

这样的院落自不用谈，是令人羡慕的理想之所。能呼吸新鲜空气，听着细如银浪的鸟鸣，吃着自己种的放心菜，便是幸福。

对拆迁也了解一些，范伯说的四套房，尚需自己拿出一部分钱，只是博个好价格。拆迁有两种方案，一是按实际房屋面积对调，平房每平方米尚需加一点钱；二是按户口，给一个便宜价格，老房子折合人民币冲抵，人口多自然划得来。范伯有两个儿子的全家户口在市里，并没迁回，皮扯在这。抛开情感，老百姓，如果不靠拆迁发点财，改善生活环境境遇，真的很难。祖辈的基业，也不是开发商一铲子就可以铲走的。

不便多打扰范伯，他留中饭，我们谢绝。走至厨房和范妈告辞。厨房挂着一溜腊肉，白白的，非熏制那种。这种腊肉纯正，没烟气。我说做你们的儿女真幸福。范伯笑道，幸福个啥，惭愧，老朽了。范妈切了满满一盆红菜薹，一段段很小，用调羹在撒盐。说下雨怕坏，若晴天直接晒外面，腌柔软后，再揉，炒饭香。菜薹这样腌制，还是头次见，倒是萝卜白菜经常如此制作。可见事物是相通的。

范伯带我们往外走，穿过黑咕隆咚的堂屋，豪爽地说：“姑娘，看上啥了，只管开口，范伯都给你。孩子们说这些东西都不要了，我舍不得。”

我也舍不得，怕转身离开后再来，这所房子已荡然无存，就像把珍贵的时间世界从这片土地丢失一样。

范伯要把范妈陪嫁的梳妆镜送我，尽管摇摇欲坠，有残损，积了很厚的灰和蛛网，我还是很喜欢。范伯说，难得你喜欢。我给钱，他不要。我说您不要，我也不要。平时，只带手机，一分现金不揣，今摸荷包，竟有105元，便都给范伯压在老木头桌上。范伯追出老远喊道：“这咋说的，咱谁和谁，东西放你那，我多放心。” 朋友说，看你放哪儿。我说搁哪都不碍事，放卧室好了。

时间是无价的，这些东西对我也无用，但看见，便想留下。

想一想，范妈当初带着这个梳妆镜，一路吹吹打打嫁入范家。对镜理装，皆在卧房，该是怎样的花容月貌。一晃六十年光阴汩汩而过，范妈已满脸沟壑，但性情依好，低眉顺眼，安安静静，当家做主的依旧是范伯。

回来路上，我和朋友站在湖边，冬的萧索有点像花白的头发，意犹未尽。野鸭子划出一条笔直的线，倒扎水里，两脚朝天，又露出头，抖着水珠，悠闲地游走了。

朋友趴在栏杆上说：“你发现没有，有间房，范伯没带你去。”

“是吗？”

“当然，里面床上直挺挺躺着一个人。”

我愣那。她叹口气道：“范伯的二儿子得了白血病，十好几年了，一个星期透析两次。前些年，范伯牵着的那个小胖小子，就是二儿子的儿子，二儿媳早跑了。”

我听后无言。

一个盲人，在练习走路，双手前伸，左右摆动，试探着前行。有吹笛子的，就着清亮水音，竟呜咽起来。

唯愿草木平安。

发《山西文学》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