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游

一

绿房子静悄悄的，窗外阳光一动不动。

低头翻微时，看见儿时同学，晒出春日图景。其中一张，一眼认出是处机关食堂。三十多年了，它还活着，杂草丛生的院落，有棵硕大泡桐。每到四月，一朵朵开放，再一朵朵凋零。校园里如是，繁茂的花阴遮过走廊，伸手便可以摘到，朴素的花，朴素的香。

那时住校，十一二岁，在食堂打饭吃。机关食堂，一份排骨两毛钱，一名条件好的女生一买买三份，吃不完用炉子炼，在《片片梨花白》里，我写过。那年读初一，觉得食堂特别大，现今看来门脸竟如此之小。两级水泥台阶，红瓦红砖，木头门窗，晒得不能再淡的淡蓝油漆，什么都没改变。

清整的房舍，依旧很有看相。

每次打饭排好长的队，后面的同学在我背上写字，几乎都能猜到。惊讶，不信，再写再猜。伙食真的不错，馅饼、粽子、麻花、油条、米饭。菜，翻着花样，流水牌写着菜名菜价。黑木牌，彩色粉笔字，开饭时往窗口一挂。熘肉段、蚂蚁上树、什锦菜、酥白肉、豆腐脑。豆腐脑是咸的，不像沙市的豆腐脑以甜为主。师傅白衣白帽，油迹斑斑的工装泛着厨师特有的油腻味。舀一瓢，放饭盒里，浇上剁碎的榨菜码子。旁边摆着酱油醋，各色调料随意添加。长方形铝制饭盒，有些男生进来时，拿着勺子，迈着八字步，边走边敲，喇叭裤扫在地面；打好饭，边走边吃，一副倜傥风流，玩世不恭的样子。也有穿吊腿裤，揪揪着短上衣，小平头的老实男生。

有次打完饭，出食堂，碰见大弟拿着饭盒上台阶，穿了一件大翻领、束腰带的黑皮大衣，不由得眼前一亮，有点像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的场景。大弟绰号英俊少年，大衣不知穿谁的，是援助伊拉克的工作人员，从国外免税店带回来的。折合人民币40元钱，校园里不少学生穿。援伊人员很苦，五十多度高温，灰扑扑的路，短裤搓烂，没得穿。

家里每月给我们10至15元生活费，大多家庭如此。不乱花，足够吃。铁路食堂，不赚钱，有时贴。

饭票红色、绿色、黄色，薄薄的长条纸，印着一两二两，一角贰角的面值。用一张撕一张，一般塞在塑料小钱包里，有时夹进词典，然后忘掉。发现时，会惊喜。

那时，爸每月工资70多元，妈拿得多，计件，200多元钱。矮小、秀气，能吃苦，不分昼夜地做，所以我们能过得较宽裕。现在回想，妈都是最好的，因她的勤劳，又总是轻描淡写自己的付出。

妈干的活，一般男人做不了，倒预制板、卸火车皮、拉架子车。我曾说，如果长大了，做她那样的工作，不如去死。说这话时，是20世纪80年代初，不知当时以何种语调，轻而易举就说出了口。那日的余晖，把家属院染得通红，仓房的油毛毡顶，晒着妈用牛皮纸包好的大酱坯，还有给我们纳鞋底打的袼褙。妈迎着光无言地站着，像尊雕像。刚洗完的头发，干净地沥着水。

二

朋友把照片裁剪放大，说，远处是学校，还记得吗？那栋矮一点的红房子是咱们上课的位置，两排树还是原来的。她说之前，我已看到，学校已更名。

H形楼房，两排树当年很细，还是树苗。不知是什么树，有别于乌黑遒曲的泡桐。笔直的小树围了圈红砖，呈锯齿状。

阴凉的过道有黑板，我出过很多期，字并不好，总是斜斜地往上飘。一位语文老师站那儿看半天，说我喜欢画倒笔。自己并不知晓，包括自信，都是一件迷茫空洞之事。

星期一，也会升国旗，掌握不好节奏，没有一次顺顺当当到顶的，不是快，就是慢。有时音乐停了，还差一大截，不得不嗖嗖嗖地往上拉。众目睽睽，难免尴尬，幸好有人做伴，四人升旗，两人配合，两人拉。

星期天起风，黄沙漫漫，地动天摇，吹得对面的人都看不清。是龙卷风，每年春天来那么一两次。寝室的床上蒙了一层塑料布，塑料布上落了层黄沙。心里记挂着国旗，和几个同学跑去，连拉带扯，迎着风拖回宿舍，塞在床下。国旗很大，像行李。

初三时，流行“神秘链”，不知哪个学校发起的，总之在校园里风行。下课后，大家急急地写。一封信，抄六份，寄给六个朋友。每个朋友给寄信人的上线两元钱，再写六份发出去，等下面的下下线给自己两元钱。如此循环，正常的话，每人能得益76元，只需2元成本。与现在的传销类似，一种空手套白狼的金字塔融资方式。2元钱对一个小孩不算小数目，同学们纷纷往学校收发室跑，有信便迫不及待地拆开。收到过钱，也寄出去过。天南海北挖空心思寻觅能写信的人，最远的寄到了松花江。也可以给本地朋友，班上你给我，我给你，最后不了了之。信里说，若不传下去，家里会遭殃，被汽车撞死云云。总之钱在作祟，那年是1983年。

也有不少学生集邮，集邮的钱，多半从口里省下来。放学后，几个人蜂拥至校外的小邮局。我有一本很大的集邮册，里面的邮票，有往来信件上的，也有同学给的，还有妈从出国工作的邻居家要来的。故有许多外国邮票，可能面值不值钱，一长串一长串的。大部分是自己买的，有领袖头像、山水花鸟、开国大典等。翻检时，戴上白手套，用镊子一张张拈。从信封上取邮票，要先剪下来，放在水里荡一荡，慢慢把邮票和纸分开。再晾干，插进集邮册。也和同学交换，一张换一张，一张换两张等。弟弟比我集得多，饿得小腰精细，天天猫猫着。

二本集邮册一直由我保管。后来不集邮，遇到夫家一名聋哑孩子喜欢，便给了他。九十年代，偶然得知被他哥哥拿出去随便换了两千元钱。那些邮票若保留至今，一张都不止这个数目。听到时，很沉默，怅惘是有的，我们曾满怀着爱，极认真去做一件事，并非为了利益，那是青春年少的日子。且对弟弟深深歉意，谁都有拮据的时候。

三

寝室里有个女生叫小宁，短发，齐刷刷的刘海搭到眉毛。眉心有颗痣，头发柔顺，贴着精致的小脸。她不算好看，眼睛细长，皮色白净，平日轻手轻脚。放学后，喜欢抱着纸盒看她养的蚕宝宝。几条白蚕在绿叶间沙沙蠕动，叶子是在学校院墙外沟边的桑树上采的。

我们两家住一起，关系不错。她妈很胖，生了四个姑娘，她老二。可能是想有个弟弟，始终没生到。邻里间有龌龊，常骂他们家“绝户”。儿女双全的，是像我妈这样的人，哪家有喜事，会被请去缝被子。

最后一次见小宁，我已结婚，回娘家，碰见小宁也在。她从另一个城市来机关办事，好像要开一个证明。那几年，爸妈家像转运站，接待天南地北一拨又一拨旧时熟人。妈人好，亲切，身上散发着本质上的热情与温和。晚上我和小宁睡大屋的床，她脱衣服时，露出雪白的肌肤，饱满的胸，有种让人不敢直视的逼迫美。好像她还没正式工作，才结婚，准备去丈夫单位。我们聊到很晚，说了些啥，已忘记。第二天一早，我送她去火车站，在早春蒙蒙的细雨中分的手。

后来听说她生了一个男孩，再后来听说她跳了水库，是自杀。那水库清亮亮的，她的尸体漂浮在水面上。

影集里，至今有她一张斜身黑白照，两个小拳头支撑在腮帮子底下，模样清秀。很多年，我想着她头发散开，漂浮在水面的情景，以及她孤独苦闷，视死如归的决心和温柔可怜不张扬的个性。她比我低一届，死在20世纪90年代，一个充满欲望，浮躁的年代。我甚至不知道她因何而死，对人世背负着怎样的绝望。

她姐与我同届，也住同寝室。长得有点丰腴，穿喇叭裤，绷在大腿上。晚上睡前，喜欢用夹子把刘海卷起，第二天打开，成波浪形。也有女生用烧热的铁钳子烫发的。不知道谁回去说她变坏了，传进她妈耳朵。星期天她回来，在寝室里骂。

寝室里，冬天烧蜂窝煤炉子，有的同学偷偷用电炉子取暖，烤馒头片。不用时，藏铺下，用鞋子挡起。一千瓦的电量，常常造成电线短路，舍监常来查。宿舍的门平时不锁，只晚间插起。星期天，谁第一个回来，去舍监那拿钥匙，黝黑铮亮的圆形木牌，转圈的孔洞里挂满叮叮当当的钥匙，上面贴着医用胶布，用蓝圆珠笔标着几栋几门。

晚上排队到锅炉房灌热水袋，开最小的水流，水咕嘟咕嘟往下流。水淋淋的地面雾腾腾。夏天，寝室外的黑白电视，滋啦啦闪着雪花，看得最多是山口百惠演的《血疑》。教室里有暖气，一到冬天“呲呲”地冒着白气。玻璃黑板，写字发出落叶般好听的沙沙声。

铁路子弟学校，免学费。

八十年代，港风吹拂，为共产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在寝室里与同学有过争论。认为资本主义每个毛孔都沾满鲜血，说，你们去资本主义国家好了，不做包身工，便当妓女。听说邓丽君演唱的《何日君再来》有关某国，便不再喜欢。这首歌最早源于周璇，后被李香君演绎成中日两版，再后来成为邓丽君的专利。

想一想，真是一段铿锵的岁月，幸好漫长的时间河流让自己柔软下来，重新审视一些事物。

四

高一时办报，每个人都要办，写上自己的作文，然后上交。

题目是《文明古国的美德》，写了洋洋洒洒一大篇，画上报头刊花。里面拉扯上谭翤同、文天祥等人，用了许多排比句。与另一名低年级男生到市里演讲，一位河南口音的语文老师带我们坐公交车去的。挺大的礼堂，乌压压坐满了人，腿打没打抖已忘记。

紫红帷幕徐徐拉开，人站在刺眼晃悠悠的灯光下，时不时打着手势，实在渺小孤单。侧面和后台有穿白衬衣，来回踱步温稿的学生。

去之前，班主任让把稿，拿到语文教研室给教研组长看。一直记得他的名讳，姓奔，大脑门，有点像马克思，曾与父亲同事。他在稿纸上划掉一句我引用的话：“宁做社会主义的草，不做资本主义的花”。沙哑着声音不知说了句什么，让我很惭愧。似一个高声讲话之人，一下子遇见了一位极有教养的低语者，我站那窘半天，一句话都没得。后来听过他的朗诵，声音绕过几道溪水，枯竭时又缓缓流出。似幽谷，一排排荡漾的林木；秋风，闭目的海，抑或淋湿的往事，总之带入遥远的无人之境，又在语言艺术的掌控之中。不激情澎湃，也不抑扬顿挫，骨髓里的好。方知道文学或者说文艺可以如此温柔，磁石般演绎着。

前年，听说他去世了，是癌。

得了二等奖，一个书包。后来局领导来视察，又叫我去演讲，和一些文工团的演员一起汇报演出。在处机关俱乐部，本单位的礼堂，能容纳许多人，平时放电影、开会两用。那些女演员很时髦，烫发，裤线笔挺，身上喷着香水。他们在后台化妆，上油彩；也给我化妆，上油彩。演的是新疆歌曲《达坂城的姑娘》，“嫁人不要嫁给别人，一定要嫁给我。”再是《天仙配》，一个人唱双声，一会男一会女。

现在对演讲、表演、朗诵，已没多大兴趣。暗，其实是一种很华贵的东西，宝石样闪烁于黑夜，是对思想最好的尊重与礼赞。后来在学校大会上演讲，竟然卡了壳，脑袋一片空白。良久，学生会主席过来移话筒，算遮过去。丢了一大段，因尴尬，便记得。

还参加过全市的作文比赛，得过奖，题目是《我的老师》。写的初三的班主任，开头便用了“风度翩翩”四个字。老师姓柴，外号叫才大官，抑或柴大官人，真的不清楚，也不知道为何男生给起了一个这样的绰号。或许觉得不太符合劳动人民的审美，有点鹤立鸡群，气宇不凡的清高味道。很板的一位老师，骨子里有硬的部分，用风度翩翩这个词实在不准确。这样的人不随和，像个概念，身段放不下来。吝啬笑，笑起来似假的，却发自内心。

有回，从教室的窗口望见老师踮着脚，扯着腰带上的钥匙，开教研室的门。咋都够不到，一次次失败，便有点扎心，这样的动作实在亵渎了老师。

老师待我不错。晚自习布置作文，来来回回巡视，走到我身后停下，说，好！抬手想拍我的肩，可能意识到我是个女生，便戛然停在半空。本子上，第一句便是“教室的白炽灯下……”正是当时之景。

高一时，柴老师继续教我们语文，课讲得生动。讲《孔乙己》时，画出曲尺形柜台。阔时，拍出大钱；落魄时用手爬进来，垫个蒲包，盘着腿。

很多年后，我在菜市场看见他蹲在一个摊位前选土豆。依旧是大背头，一尘不染的衣裤。后来分了楼房，曾住我家楼下，鲜有来往。父母的家，也是一搬再搬。

五

高中时，教历史的老师姓蒋。个高，魁梧，南方口音，常穿一件洗旧了的灰色中山装。两个指头夹着粉笔不用回身，便在黑板上弯弯曲曲画出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座城市的版图。莱茵河、尼罗河、阿尔卑斯山脉，同样弯曲的河流与三角形小山呈现在粉笔之下。他的南方口音并不好懂，但课好懂，简洁明了，人名地名，起因、发生、发展、结果，几个重点一串便完事。

清晨的校园，许多人陷在薄雾里嘟嘟囔囔背书。我不大背，每次考试，大多用自己的语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两个词用得最多。历史在一个框架里循环，打破，进步；再打破，再进步。淘汰不合理，从矛盾到触点的一个过程，思想亦是。

一百分的卷子常考98分或95分。记忆里，没和蒋老师说过话，也没去过他的教研室。他在二楼办公，斜对着我们教室。考完试，许多同学跑去，围着他办公桌看分数。回来发感慨，说蒋老师拿着我的试卷，掸着说，看看人家的卷子。

蒋老师16岁上的大学，中年后调入我们学校，年年参加高考阅卷。我离开学校后，再也不曾见。他的女儿是我的微友，很优秀，有自己的一方天地，身材颀长，每天迎着朝霞跑步。我去深圳时，她在微信里说，能否出来喝杯咖啡。很遗憾，我正忙乱，未能赴约。

后来得知蒋老师已不在人世，一个立在讲台像塔一样的人。在他手里，我知道了什么是历史。历史是活的，在时间里构筑着人性，尽量往良善的道路上靠，它的前方是文明的曙光，而非一本薄薄的书。

一部历史便是一部战争史、反抗史、发展史、思想史。教的是历史，更多的是认知和眼光，人类一直处在艰辛蠕动中。

教物理的老师姓张，很幽默的一个人。吹口哨，拉手风琴，弹钢琴，粉笔头能准确地弹出去，落在开小差同学的额头上，在大家没被呢道美丽弧线吸引前，继续轻松授课。每次正式上课前，出一道题，再进行新知识点。每个同学写在一张小纸条上，组长收上去，第二次上课再发下来。不是什么难题，只是概念，例如什么叫抛物线运动之类。每次我信心满满答好，往往只得七八十分。概念，便是概念，严谨，不能有一字之误，这是在这位老师手里知道的。我的物理不错。他夫人教我们英语，很白，尖尖的脸，不爱笑，是个美人。也许自己英语不好的原故，觉其不够亲切。因频繁转学，英语发不好音，窘迫而不自信，后来整个放弃。在我的记忆里，她总是杵着教鞭，皱着眉，站那儿。

教化学的女老师有点老，温和白净，走路慢，烫着短发，标准的知识分子形象。浙江人，住在校园里。她的先生很瘦，棱角分明的长方脸，凸颧骨，黄黑皮色，戴副黑边眼镜。每至九月，他们家的水泥外墙，爬满漂亮的紫粉色牵牛花。室内凌乱，不大收拾，吃食堂，一筐筐买馒头。太阳好时，晾出的被子满是地图，大圈套小圈。

高一的班主任是那种矮小，爆发力却很强的人。走路带劲，课讲得有力，子集、并集、交集，奇函数、偶函数，且会作诗。名牌大学毕业。学校组织诗歌比赛，他写，让我们朗诵。女生问，什么是幸福？男生答，不是餐桌上的杯盘狼藉，残羹冷炙；男生说，什么是幸福？女生答，不是身上的绫罗绸缎，华服美饰。

自己散漫，并没有活成老师想要的模样。但想一想，很多年是爱他们的。一个老师，便是学生心中的丰碑，才华智慧幽默的代表和体现。他们曾参与我的生命，给予父母身上欠缺的东西，算是社会意义上更广博的家长。

六

小时候，看书随意，抓一本是一本，不求甚解，读字读半边。带字的都喜欢，一张报纸看半天。弟弟有个小木箱，里面攒了许多小人书。每次坐火车返校，车站外也有小人书摊。一个寂寞的小站，很高的木头架子，一排排，封面朝外竖放着。用小绳一拦。两分钱一阅，摊前有个小杌子。

《红楼梦》属早期读物，十二三岁开始看。白皮黑字，有注释。八十年代初，较为平静单纯的岁月。书是爸的，记忆里较深的一部书。

看到黛玉的《唐多令》“粉堕百花洲，香残燕子楼”便觉得好，少时喜欢明艳悱恻之句。那个暑假，在淅沥沥的雨声中，辗转于这本书。室内幽暗，家属院的房子一家挨一家淹没在苍茫的烟雨里，像一艘艘湿漉漉的小船。那样的船载着我的年少时光。

那时刚硬，小小的心灵露出齐刷刷的锋芒。看到“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便觉得宝钗做作，有野心。言为心声，想到哪儿，写哪儿，也是一种思想反馈。“韶华休笑本无根”这句，现在看来，也符合薛家，无根的飞絮，从头至尾寄居贾府。

同一时期，还看《东方列车上的谋杀案》，人名冗长，恐怖，害怕，坐在屋子中间，面对着门。边看边警觉地环顾四周，好像四面八方都会出现坏人。

夜晚，吓得不敢睡觉，搬个小凳子坐在爸妈房中。妈半夜醒来，惊觉地问：“谁？”黑暗中，我答：“我。”妈欠身说道：“坐那干啥，咋不睡觉？”

看《一双绣花鞋》时，直接把书扔了。不甘心，捡起来再读。窗帘后总有一双隐隐的脚，脚上穿着绣花鞋，那是女特务，阴森恐怖的象征。更夫一梆子一梆子敲着寂静凄惨的夜，似在自己的窗外，吓到惊魂。

高一时，读《三言两拍》和晚清文学家李伯元的长篇小说《官场现形记》。

有次清晨五点多去食堂打饭，天还没亮，端着粥往回走。操场上，影影绰绰有晨跑的学生。快至寝室时，脚边有一长条粉色饭票，捡起来，数了数，大概两块钱。想起“莫把金枷套颈，休将玉锁缠身”，便弃之不取，端着粥直直地走了。真有“富贵五更春梦，功名一片浮云”的潇洒想法。多年后，一直记得那个微薄的早晨。放到现在，是要捡的。

读《官场现形记》，有云水看遍，世道人心不过如此的感觉。一个人的一生，除原生态家庭给予的，余者多半来自书籍。书是个好东西，教坏的可能性并不大。后来，看《张爱玲文集》，太太们千篇一律的生活方式，秀旗袍、打小牌、嗑瓜子、涂红指甲、嚼耳根，消磨无尽的时光，在爬满褶皱的光阴里苍然老去，都是自己暗暗要远离的。那些水面的花，太令人惆怅和浪费。跳出来，方属于自己。

一本书给读者一种想法。这种想法是拒绝，而非接受，这是我一直认为的。人生是个拒绝的过程，所有的接受都在为拒绝做铺垫。对不属于己之物的拒绝，对一种生活方式的拒绝，对来自别人伤害的拒绝和自己不去伤害别人的拒绝。

而写者，一定是觉醒的，只有这样的作品才有社会价值。《猎人笔记》《红楼梦》《官场现形记》均如此，站在自身领域反思，醒在黎明之前。而非处于压迫方的自觉反抗，这是它全部的意义和高明之处。像屠格涅夫，本就是农奴主家庭出身，却反对这种制度。当其动笔时，一只脚已迈出那个不合理的畸形怪圈，朝人类文明蠕动了一小步。

一个不读书思考之人，拥有再多的财富，都是当初父母思想的翻版。只有穿上认知的外衣，才会生出更广博的爱和自律。这些也是我多年后想到的。

七

儿时朋友见我感慨，又拍来处机关大楼的图片。夕阳把整个楼宇涂上忧伤的红，我从来不知道它如此之美。咖啡色墙体，粗大的圆柱，伟岸、坚固、肃穆，比现在的豪华场所所差无几。

那时抓腐败，哪个贪污，判了刑，在机关门口张贴告示。路过之人七嘴八舌，边看边议论。犯罪之人挂个牌子，站在敞篷车上游街。同学的父亲，被关进某监狱喂蚊子，睡草袋子。家被抄，一床毛毯到处藏。

爸因修桥梁去了另外的项目，上亿的资金在他手里过。办公室的黑板上每天有流水。放假时，我常去爸办公室，在黑板上写古诗词。回寝室，给爸写信，若贪污，便断绝父女关系。写好后，贴上八分钱邮票，跑到球场边的小邮局，找个绿色邮筒寄出去。

有年寒假回家，有人找爸办事，推来一辆飞鸽牌女士自行车。在那个年代，算值钱之物。我推到马路上扔了。妈赶出去，推回来，向别人道歉，让赶紧推走。

现在，妈还对弟说，你姐多革命，别人送的烟酒，当着客人的面，就让提回去。妈说这话时，并无责怪之意。反而说，一家人好过赖过，有饭吃，平平安安就好。

家里的钱，几乎都是妈挣的。爸只拿那点死工资，都知道他认真，一颗钉子都不往家里带。我们三姊妹结婚，家里没花什么钱，婚后也是自己勤劳，没用过爸妈的钱，倒常给他们。

少年意气，迷茫刚硬也脆弱。

机关大楼临着马路，围着一圈黑色铁艺雕花栅栏，对面是灯光球场。球场一侧是一级一级的石头看台，每到球赛，围得水泄不通。

多年后，一个比我低一届，长得非常漂亮一说话就脸红的女生，讲起她的初恋。读初中时，夏日常一个人坐在灯光球场的石凳，拄着下巴，呆呆看一个男青年打球。暗恋别人好多年，连姓名都不知道。她说时，已结婚，美得依旧像巴伦博伊姆演奏的《月光奏鸣曲》。

岁月是个好东西，粗粝地扎着人心，又绵软如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