菡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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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红楼梦》，你会发现，里面的女孩，喜欢做两样事：一、女红；二、诗词歌赋。女红，手工劳动，缝纫刺绣裁剪；诗词歌赋，一种文学活动，也可叫精神劳动或精神娱乐。
一个手，一个脑，这是它们的分野所在。
就本质而言，均有遮蔽之功。女红应比诗词歌赋诞生得早，人要御寒，要遮羞，便诞生了制衣这种活动。而诗词歌赋属精神御寒之衣。
一个看得见，一个看不见。
诗词歌赋是建立在女红上的奢侈品，属精神世界的连缀缝补。换言之，女红为实用主义，诗词歌赋为理想主义。
我们古代对女子的要求，无论寒门，抑或贵胄，大体只四个字，德言容功，即品德、言谈、容貌、女红。品德第一，言谈次之，容貌居三，女红居尾。品德为基础，言谈为修养、温柔度以及沟通能力。女红是衡量一名女子是否勤劳、心灵手巧的尺码。这里没才华的事，在婚姻的字典里，居家过日子，本就与诗词歌赋无关，属可有可无之物。在农业社会，做一个好女人，传宗接代即可，没人在乎关心你的精神生活。
而大观园，恰恰相反，有着极好的思潮，一浪高过一浪。贾府四春对应琴棋书画，曹雪芹偏偏要给予她们精神生活。诗社结了四五次，海棠社、菊花社、冬雪社、柳絮社，一次比一次精彩，一次比一次人多。大自然的养分，成为精神食粮的仓廪，足见诗词歌赋的魅力。
精神生活，女子独立的第一步，曹雪芹特意拿出来与女红对着写。香菱学诗一节，便是例证。宝钗曾说：“可真是诗魔了，都是颦儿引的她！”可见黛玉非常重视精神生活，并引导了香菱。而香菱对精神世界的向往，尤为迫切，有着极好的审美趋向与敏锐度。所谓诗意，便是发现别人不曾发现之美。
四十九回，宝钗笑道：“我实在聒噪得受不了。一个女孩儿家，只管拿着诗作正经事讲起来，叫有学问的人听了反笑话，说不守本分。”这里有“不守本分”四字。即吟诗，在当时社会，并非女人的正经事，属越界。女红才是分内事。
德言工容这种标准，在中国潜移默化了几千年。女红，对应男人的耕种与科举。
二
大观园分两大阵营，小姐与丫鬟。
丫鬟玩的多半是女红，平日闲谈，议的无非这个刺得精，那个绣得好。拥有一手精湛的手工活，无疑会招人艳羡，亦荣耀，更是择偶的先决条件。包括贾母说晴雯：“这些丫头的模样爽利言谈针线多不及她，将来只她还可以给宝玉使唤得。”一句话囊括了容、德、言、功四样。爽利，便包含“德”，可与袭人的闷与憨对看。爽利人，多半不会背后搞阴谋诡计。晴雯是丫鬟中第一大女红高手，整个大观园只她会界线。五十二回补裘，做了大肆渲染。她德不错，只是坏在一张嘴上，“言”不好，沟通能力差，爱抢白人。晴雯的表现实属正常，有姿色，人长得美，女红又第一，拥有足够骄傲的资本。若有文化，自会压着点，含蓄内敛一点。贾母喜欢重用，宝玉娇惯，故恃宠而骄，言辞激烈，在所难免。
而袭人兼具德、言两项指标，女红也不错，从给宝玉做肚兜，绣鸳鸯那节，可看出。至于她的德言，是伪德还是伪言，姑且不论。最起码，她深谙这种正统的游戏规则，没必要追求更高的精神生活。内里丫鬟大多文盲，也不向往，没多少文化意识。学文化，乃男人之事，而男人学文化，只不过为了为官做宰，这便是她们的想法。
谁都知道，女红是一项硬指标。德是别人界定的，貌是父母给的，“言”乃平日言语态度，不自觉地流露。女孩经过努力，可以达到的，几乎只有女红，如卖油翁，唯手熟耳。天赋只是一方面，平日不拈针动线，不可能一上手，便有绝活。
宝钗的丫鬟莺儿，应算女红第二大高手。宝玉烦她打络子，她随口报出一炷香、朝天凳、象眼块、方胜、连环、梅花、柳叶等花式。对颜色亦有极好的审美。探春也曾烦莺儿打络子，可见求者之众。若自己房中人会，犯不着麻烦别人。我们无法探知晴雯拿不拿手，但确实请了莺儿，可见属莺儿专利。
鸳鸯的手工亦不错，四十七回邢夫人想把鸳鸯说给贾赦，见鸳鸯坐在自己房中，做针线，不由赞道：“你扎的花越发好了。”鸳鸯到怡红院，与袭人谈论的也是女红。宝玉回来，见鸳鸯穿着水红绫子袄，青缎背心，低着头看针线，脖子上戴着花领子。花领子即假领，起装饰作用。可见鸳鸯精于此道。她把贾母服侍得也好，笨手笨脚的，贾母也不会喜欢。包括司棋，给潘又安做鞋，均反映女红是女孩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一环，属日课。
贵胄家不种田，女红便是女人最大的家务活与劳动。
三
小姐里，探春的女红不错，给宝玉做了三次鞋，且做得不一般。不一般到贾政一打眼就不高兴，说：“何苦来！虚耗人力，作践绫罗。”出彩如此，可见玩出了花样，玩出了极致，并非从使用价值出发，而是当艺术品，且不会撞衫。在贾政眼里，已是奢侈品。贾政注意到的是标新立异，赵姨娘注意到的是给外人做，没给亲兄弟环儿做。宝玉难道不是探春的亲兄弟？赵姨娘却不如是想。她的话，本身带有立场性，重母轻父。同父异母便不是亲姊妹？暗含挑拨之嫌，亦狭隘，属自站脚步自话自说。
探春不仅是一名女红专家，还是一位书法家，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一起抓。
三十二回，袭人背后议黛玉：“她可不做呢！饶这么着，老太太还怕她劳碌呢。大夫说好生静养才好。谁还烦她做？旧年好一年的工夫，做了个香袋儿，今年半年，还没见拿针线呢。”
此乃袭人目光，有嫌黛玉懒之意。她认为女红很重要，故拿此挑拣黛玉。并非故意为之，而是眼界所限，用己之目光套人。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着大众目光，认为好女孩理应如此。
而黛玉的女红，几乎只做给一个人，那便是宝玉。做得好不好，当然好。好到宝玉很珍爱，放在衣服里面。黛玉不仅会做，还会裁剪。二十八回，作者顺笔带出：“只见地下一个丫头吹熨斗，炕上两个丫头打粉线，黛玉弯着腰拿着剪子裁什么。”粉线是沾有黄白粉的粗线，裁衣打样用。1600年前，中国便有熨斗，明清时，把烧红的木炭，置于熨斗中，底部热了，用来熨衣。《红楼梦》中写丫鬟“吹熨斗”，即吹里面的炭火。
宝钗进来，见黛玉裁剪，笑道，妹妹越发能干了，连裁剪都会了。即黛玉不仅会针线，还会裁剪。
黛玉做女红，偶尔为之，不可能像老妈子那样日夜勤劳。女红在其眼里，也非女红，而是情的代表，属载体，连着她的喜怒哀乐。若生气，便不给宝玉做，甚至把做好的剪了。剪的也非女红，而是心，也见她不追求女红。
十八回，贾宝玉试才题对额，获得贾政赞赏，众小厮将其配饰一抢而光。黛玉错会她做的荷包也被抢，遂赌气回房，将宝玉烦她做了一半的香袋铰了。宝玉对针线的要求，非常挑剔，书中提及，他不用针线上的人。二十九回，清虚观打醮，宝黛因“金玉良缘”又闹意见。袭人笑向宝玉道：“你不看别的，看看这玉上穿的穗子，也不该同林姑娘拌嘴。”黛玉听了，不顾正病着，夺来又剪。穗这东西，不好弄。莺儿打珞子那次，便在宝钗的提醒下，把玉重新珞了起来。
黛玉的针线，在书里能看到的，几乎皆为宝玉。当然，像薛姨妈过生日，黛玉也会送上两色针线。
黛玉更多时，是在读书。她屋里全是书，把十二钗总起来，把贾府所有女眷总起来，都没黛玉的书多。她自幼充男儿养，刘姥姥曾错会她的寓所，是公子哥的书房，且黛玉写得一手漂亮的蝇头小楷。袭人属盲人，看不到这些，且觉得没用。如李纨品评妙玉，最厌妙玉；宝玉房中丫鬟，亦瞧不起妙玉一样，均不在同一频道。人活在自己的圭臬里，井底之蛙，大多指思想上的井底之蛙，属自恋狭隘所致。
黛玉单纯，爱的唯书、大燕子、落花之类。书乃精神营养，视野与见识；大燕子寓意自由；落花，愁肠百结，乃生命，亦怜惜。所以黛玉是精神信仰与自然文化嫁接出来的女子，无雕饰之嫌，近原生态。
黛玉在《红楼梦》中，是作者的代言人，属理想中人物，有着超越世俗的榜样意义。大自然有足够的宽度广度，书籍跨越时间，具有纵深性，这是黛玉的经纬生活。但这两点，在当时，都不作为衡量一名女性是否优秀的标准。
而湘云和宝钗，多多少少被儒家文化熏染，对功名仕途，表现出不自觉的热衷。宝玉管这叫荼毒。尤其宝钗对女红的高度认可，对读书，吟诗作赋的回避态度。
物质生活是温饱，而精神生活等同眼界与思考，着重点不同。
精神生活又意味着觉醒，而觉醒是那个男权社会非常恐惧之事。
四
宝钗很有意思，一直徘徊在女红和诗词歌赋之间。劝香菱，态度已然明朗，不支持香菱追求精神生活。宝钗自己追求过没有，当然追求过，且看了不少杂书。但她终归循规蹈矩，回至“正途”，在大众目光中行进。不仅自己就范，尚规劝他人。
别人的目光值不值钱，或当时的价值观到底值不值得迎合，得放在大环境与历史中看。现今衡量一名女性，文化才是根本。有文化才有能力，有能力才能自立，才有判断力，才能很好地处理问题。文化和女红哪个更重要，不言而喻。
可那时，不这样。毋庸置疑，现今是开化进步的，而宝玉、黛玉无疑是先行者，起了预言作用。
宝钗把男女做了明确划分。四十五回，她说黛玉，“咱们女孩儿家不认得字倒好。男人们读书不明理，尚且不如不读书的好，何况你我。就连作诗写字等事，原不是你我分内之事，究竟也不是男人分内之事。男人们读书明理，辅国治民，这便好了。只是如今并不听见有这样的人，读了书倒更坏了。这是书误了他，可惜他也把书糟蹋了，所以竟不如耕种买卖，倒没有什么大害处。你我只该做些针黹纺织的事才是，偏又认得了字，既认得了字，不过拣那正经的看也罢了，最怕见了些杂书，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
这段话说得固执，明确表达了宝钗的看法。读书有很强的目的性，辅国治民，即帮助国家治理老百姓。男人耕种买卖，女人针黹纺织，老老实实过日子即可。没必要读书，若读书，得读正经书。正经书，即当时社会认可的书。所谓移情，即有了非分之想，不安分守己了。这便是宝钗的书论。认为若不能“读书明理，辅国治民”，无论男女皆可不读。这段话看似有道理，其实不然，若整体社会，或底层老百姓都不读书，全是文盲，会如何！
五
那豪门女需不需要做针黹呢？
五十三回，荣国府庆元宵，贾母把自己珍藏的一幅璎珞，摆在几上赏玩。此物为姑苏女子慧娘所绣，慧娘亦是书香宦门。此人并非以刺绣为生，不过偶然绣一两件作耍。足见富家女刺绣，只是解闷或当作一种爱好，并非必须，不做就没得穿或用。
探春也说：“怎么我是该做鞋的人吗？环儿难道没有分例的，没有人的？衣裳是衣裳，鞋袜是鞋袜，丫头、老婆一屋子，怎么抱怨这些话！给谁听呢？我不过是闲着没有事，做一双半双的，爱给哪个哥哥兄弟，随我的心。谁敢管我不成！这也她气得？”
话说得明白，虽说的是赵姨娘，也说明小姐做针线，无非兴趣所致，因有下人做，便可以不做。
书中第四十五回，“宝钗因见天气凉爽，夜复渐长，遂至母亲房中商议打点些针线来。日间至贾母处王夫人处省候两次，不免又承色陪坐闲话半时，园中姊妹处也要度时闲话一回，故日间不大得闲，每夜定下女工必至三更方寝。”三更，即现在夜里十二点左右。宝钗说女孩子应以针黹纺织为主，这其实是当时社会对大多数女性的要求，属主流想法。别看宝钗每次说得头头是道，但对这个世界，并没多少新鲜认知，说的几乎都是现成的大道理。从她一天的安排来看，大部分时间都在忙于交际。说请安，说懂事均可。“承色”即看脸色，足见她处处小心，住别人家，应酬而已。
里面暗含的依旧是为自己活，还是为他者活的问题。
史湘云想在大观园做东，请姐妹们作诗，宝钗也曾劝她：“究竟这也算不得什么，还是纺绩针黹才是你我的本分”。宝钗便是这种人，时时教化他人，且身心力行，做给世人看，这也是其不自觉的行为。她每日定下女工，里面有个“定”字，即规定自己，必须做到三更。这不是本分，而是意识没落，固步自封。在书中没见宝玉羡慕那个女孩女红好，倒是一听说哪个才貌双全，便遥寄，比如对大龄女子傅秋芳。傅秋芳，这个名字也挺有意思，秋天的芬芳，老姑娘了。
书里，宝玉和宝钗的价值观，一直是撕裂的。对着写，只是作者表达隐晦。
从《红楼梦》里人物的文化状态看，李纨没文化，安分守己，能追求的无非攒俩钱，培育贾兰。无可厚非，中国父母大抵如此。文化导致她们的行事作风，文化是思想，是进化，并非小资，风花雪月，葬花什么的。那只是表象，实是对生命的疼惜珍视。那个社会是麻木的，贾政老八股习气，因循守旧，被洗了脑，坚守正统。宝玉追求新意识，撕书，对顽固派自然不感兴趣，也自然受到阻挠。精神生活表面看是诗词歌赋，实是对审美，对思想开放的追求，对人性柔软度的渴望，更主要的是思维方式。
那宝钗用不用做女红呢？她家号称皇商，“丰年好的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以钱著称，他哥哥挥霍无度，打死个人，用钱摆平。家里有生意，有当铺，有田，田里有螃蟹。一场螃蟹宴，让刘姥姥算了好半天的账。家里下人也不会少。做女红是她主动做的，给谁做？当然不可能是下人，她的衣服穿不完，压了几箱，无非其母其哥。其母其哥，有身边人做，或找外面针线上的人，根本用不着她。但她愿意熬灯守夜，还弄得很苦，只不过用行为，昭示固守所捍卫的思想。
湘云的女红也不错，袭人曾烦她做了一个扇套。宝玉拿了出去给这个瞧，给那个看。湘云后来做女红至三更，是史家嫌费用大，不用针线上的人，差不多的东西都是娘们儿自己动手。标志着史家已趋于没落，且比贾家衰败得早。
宝玉没说错，结婚之后的女性，便是鱼眼睛。鱼眼睛僵硬固执，本质是物质主义，没精神追求，不再有光，被男权社会，熏染得足够暗淡。
《红楼梦》求新，非形式、题材求新，这只是其一，更主要是思想求新。没情感，再好的文字都是石头，而非冲刷心灵的溪流。
六
诗词歌赋，是大观园的灵魂。在清朝，女子诗社曾盛行一时，有著名的“蕉园诗社”从顺治朝到康熙朝，开了四十余载。《红楼梦》第三十七回，描写第一次结社，由探春发起。探春本为蕉下客，是不是巧合？可见曹雪芹多少是知道的，且嫁接至大观园。
姐妹们咏白海棠，咏菊等。黛玉也独自成社，作《葬花吟》《秋窗风雨夕》，无非抒情，确立自己的精神世界，成为苦闷时的一种释放与解脱。文化，并非谁比谁有文化，而是着力点不同，让生命多一重空间。她的快乐，你不懂，进入另一维度，拥有更有意思的生活。否则，便在俗事上用心。
第一次，海棠社，探春发起。第二次，菊花社，湘云做东。第三次，赏雪社，李纨主事。第四次，桃花社，由黛玉的《桃花行》引起，未果。第五次，柳絮社，黛玉、湘云拟题。形式各异，七律、五言、联句、歌行、小阕，花样繁多。地点涉及秋爽斋、藕香榭、庐雪广、潇湘馆，诗社成员几乎都是小姐，外加宝玉一个男子，队伍不断壮大，没有丫鬟，只一个姨娘香菱在里面。
诗词歌赋抒发的是理想，女孩子可不可以有理想，有精神生活？到底什么是分内事？时间流过了两百多年，现在的女性一一做出回答。告别愚昧，从精神生活开始。走出家门，经济独立，才能掌握自身命运。可惜曹雪芹没有看到今天。但他作为先知，预示了这一天的到来。
物质是必须解决的，但一定得有精神生活的参与延伸。在没有大面积生产制衣的古代，女红，是必不可少的。女人勤勉，方是兴家之道，在哪个社会都不过时。但不能成为永恒定律，以及制约精神生长的原因。
精神生活除了思考，需有艺术行为进行参与，否则便是沙漠。物质是基础，而非目标，钱只是通往精神生活的工具。房子，车子，只是欲望，属本能反应带来的快乐。长久的，真正的快乐，是可以依托的精神生活。视野、格局、安静、独立，才是要追求的，有一个陪伴自己一生的爱好，方不空虚。
没有哪一个朝代是完美的，随着时代的进步，不断完善。而好的艺术，是一个不断放大的过程，会穿越时间厚壁，进而永恒。生产力不同，政治制度和环境便不同。
决定一个人命运的因素，有客观，亦有主观。客观环境在农业社会，大于主观环境。决定行为的是思想，决定思想的是文化，文化从哪儿来？从教育与潜移默化中来，即大环境。客观决定主观，主观又反噬映照客观。所以大环境，也就是社会制度，尤为重要。
曹雪芹时代，正值雍乾时期，我们中国还相当保守，延续着旧视野。男尊女卑，一妻多妾，嫁出门的女泼出门的水，这些思想糟粕比比皆是。社会达成共识，难以改变，“千红一哭，万艳同悲”在所难免。不在谁有多大本事，抛开抄家的连带，那些嫁出去的，也没好的归宿。迎春是被折磨死的，婚都不能离。是不是有钱，便可以避祸，是不是女红做得好，就能得到尊重，非也。所以女人得从闺阁中解放出来。
有人说某某钗是命相，即薄命相。若所有女子，皆薄命，没来人世前，便没必要把册页锁到柜子里，打上封条，预设好。足以说明，乃大环境所致，非算命先生算出来的，而是社会意识造成的。富家小姐尚如此，柴门女若何？
当一个人不能独立，社会不让其独立，便无法掌控自身命运。法律又不保护，你能怎样。现今是否每个女人都薄命，进步，是抗争来的。那些守着旧道德糟粕之人，是不人道的。称其为刽子手，一点不为过，所以鲁迅有了《呐喊》。
薄命的本质，其背后成因，是社会制度。只局限每个人物分析，无疑是肤浅的。
宿命，即那个社会的价值观。
七
一个家族的毁灭，成就了一名伟大的作家。一个人单枪匹马向这个世界宣战，得有足够勇气。能否用一个女人的视角，看一看这个世界，曹雪芹做到了。
过去写女人，大多从男性角度出发，要么沉鱼落雁，闭月羞花，要么春心大动，皆男人附庸。除吕后、武则天心狠手辣，外加几个烈女外，几乎一个模子。男人按自己心意塑造女性形象。而《红楼梦》里的未嫁女，皆纯如水，静如月，善良才情，见识广博卓越。曹雪芹不舍得让其愚昧，变着法让她们智慧。安排香菱学诗，便是想让其除了吃穿外，多一层精神乐趣。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框架，那些当时认为理所当然之事，现今觉得愚昧可笑，裹脚、沉猪笼、三妻四妾。当时之人，认为宝玉是傻子，现在觉其是先知。所谓社会变革，实乃人心变革。
所以精神生活，是思想进步的标杆。
没有平等观念，便没好作品；没精神生活，便无法脱离物质桎梏，此乃《红楼梦》旨意。宝玉、宝钗的分歧便在于此。一个想打破，一个固守。一个激进，一个保守。一个现实主义，一个理想主义。先行者，总是被别人嘲笑唾弃。傅家婆子背后揶揄宝玉，外像好，里头糊涂，是个呆子。无非申明三点：一、宝玉体贴下人。自己烫了，关心玉钏；自己淋雨，关心写“蔷”字的龄官。二、对金钱没概念，“爱惜东西，连个线头儿都是好的；糟蹋起来，哪怕值千值万的都不管了。”三、哭哭笑笑，对大自然呓语。总之与常人价值观相悖。体恤下人体现的是平等意识。对金钱没概念，乃性情中人。对大自然痴迷，意在不在人事上钻营。这便是宝玉。
一言概之，宝玉是个追求平等，远离俗世，热爱自然之人。
《红楼梦》这本书，主要刻画具有艺术气质，没被阉割，充满自由天性之人。即书中第二回说的，既非大仁，又非大恶之人，属“集聪明灵秀之气，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偏僻不近人情又在万万人之下。”的人，陶潜、阮籍、嵇康之流。宝玉是，黛玉亦是，而宝钗属正统范畴的代言人。
曹雪芹一直标新立异，这种出彩，是思想上的，也是对腐朽的抗拒，对生命的关照，这是《红楼梦》一书至今不落伍的原因。腐朽不仅指物质上的贪婪，亦指思想。臭了，禁锢了，也就冷漠了。有人把《红楼梦》与《金瓶梅》对比，说《金瓶梅》高过《红楼梦》。一本书的真正高下，非笔墨，而是对女人的审美。一个看到了肉，一个看到了灵。西门庆喜皮肤之滥，宝玉“意淫”，止于心。一个具象，一个艺术，哪个境界更高？
《红楼梦》是《金瓶梅》的升华版，呈阶梯状。《红楼梦》在女红的基础上，提出了女子精神生活这一昂贵课题。
发《天津文学》2022年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