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今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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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的时候，在松子胡同，以及方圆好几里地，胡同东口一号院里的老柏树都是一个讳莫如深的话题。大人们有时在一起窃窃私语，看到小孩子过来，便马上封了口。有一次，我隐约听到“柏树精”、“家破人亡”这样的词语，便跑回家问我奶奶。哪想我奶奶眼一瞪，抬起手来佯装要打我：“小孩子家家，胡说什么！”
但越是这样，我们就越好奇，尤其在每次路过一号院的时候，眼光都忍不住在老柏树上多停留一会儿。听说这棵柏树大概有一百来岁了，比院里纪奶奶家的房顶还要高出一倍。它枝叶繁盛，像一把密不透风的大伞，并且一年四季都是苍绿苍绿的，以至于一到老师布置什么“观察植物”、“观察季节”的作业，我们住在东口的孩子就要一趟趟跑到西口去观察那棵梧桐树。一去600多米，回来又600多米，小时候觉得好远，我们真恨不得有一天这老柏树也能生出点什么变化来。
后来，老柏树终于变了——它死了。就在纪思京一去不返的那一年。
那年，我和纪思京都是25岁。没有人知道她去了哪里。后来她妈纪姨精神出了问题，老柏树也死掉了，大家才慢慢明白发生了什么。
纪思京是10岁的时候跟着纪姨从东北回来的。纪姨是知青，插队在天寒地冻的黑龙江，几年之后被组织上安排给了当地林场的一个老工人为妻。老工人一喝点酒就打纪姨，纪姨就疯了似的想回北京，跑过好几次，但都被抓了回去。几年之后，纪思京出生，纪姨不忍心抛下她，就咬着牙在深山老林里继续等政策，终于在纪思京10岁那年，纪姨办好了回城手续——那年她带着一身伤痕和一瓶敌敌畏闯到林场派出所要求跟老工人离婚，几经周折，终于如愿。
办完离婚的当天晚上，纪姨就带着纪思京坐上了回京的火车。
纪奶奶，也就是纪思京的姥姥，有三个孩子。纪姨是老大，下面有两个弟弟。大弟，也就是纪思京的大舅，自幼痴傻，每天穿着满是涎水印的脏衣服，顶着鸡窝一般蓬乱又散发着臭气的头发，吃喝拉撒全要靠纪奶奶照料。我对他最深的记忆就是又白又胖大的他每天坐在院门口，往过路人的身上扔石子。如果路人稍有不满或做出回击，傻大舅便破口大骂，虽然口齿不清，但仍能听出语言肮脏至极，直骂到路人投降而去。倒是没人会恋战——谁会真的跟一个傻子计较呢？
纪姨还有个小弟，智力正常，却天生是个驼背。他一米五左右的个头，左背上有个很大的凸起，所以他的头总是向右歪着，脖子几乎看不到，走路的时候总是一脚高一脚低的。那时，胡同里的孩子们谁要是没个站样，大人们便会关起门来教训：“站直了！要不以后就跟一号院的罗锅一样，背上长个大包！”以至于我们小时候都以为纪家小舅是因为小时候站不直才变成那样。
因为残疾，纪家小舅被安排在街道的一个小工厂，每月工资三十块钱。因为家里条件太差，他一直娶不上媳妇。他很少说话，除了上班也很少出门，除非胡同里响起卖豆汁儿的吆喝声——他一准儿出来买一碗回去。
纪家有两间房，纪奶奶带着傻儿子住北面那间，驼背的小舅住另外一间。纪姨母女回来之后，只能在小舅的房间里用砖头和木板又搭出一个双人床。柜子不够用，衣服就都在屋里拴根绳挂着，从这头走到那头，仿佛要穿过好几道衣服帘子。阳光，好像永远都照不透这间屋子。
纪姨的工作问题好久都没解决。纪家全家本来就只有小舅一个人上班，这回又多了两张嘴，局促和困苦可想而知。
纪思京第一天插班到我们班上学的时候，头一直都不敢抬起来，一头长发胡乱地系在脑后，散发着一种难闻的味道，她干瘦干瘦的，衣服明显已经小了，露出了脚腂。同学们都不愿理她，她就那么一天一天蜷缩在座位上，不动也不抬头。
我奶奶心善，看到纪家的窘状，常给他们一些生活用品，还让纪思京来我家写作业、吃饭，带我去洗澡的时候也经常带她一起去。纪思京从不开口求人，也不懂得说谢，叫她就跟着，不叫她就站在院门口看着。
有一次学校演出要求穿白裙子，纪姨一直没给她买，我妈妈知道了以后，带着纪思京去买了一条，还给她买了她一直想要的长筒袜和一朵簪着黄色花朵的发卡。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纪思京笑，虽然笑得很羞涩很胆怯，但能看出她是真的高兴。她穿着白裙子、长筒袜站在我家的镜子前转来转去，拿着发卡在头上左左右右地比划着，突然，她背出了刚学的两句诗：“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然后问我：“沫沫，你说杭州是不是真的那么美啊？”
“应该是吧？”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她又背了一句，然后喃喃自语：“要是能离开这里，去看看西湖，该有多好啊！”
“长大了就能去了，到时候你就穿着这条裙子，去照一张漂亮照片！”
她就又笑起来，用力点了点头。她皮肤很白，细眉细眼，笑起来还蛮好看的呢。
我们又一起上了中学。
初二的某一天，纪思京突然在课堂上大哭了起来，老师吓了一跳，但无论怎么问，纪思京也不说话。老师只得让她提前回家去了。
到了晚上，我左思右想放心不下，就跑到一号院找她。刚进院，就听见了低沉压抑的哭声，我停住脚步，依稀听出是纪姨。我站了一会儿，没敢敲门，悄悄地回家了。
第二天，纪思京没来上学。
第三天，听说纪姨来给她办了退学手续，说纪思京不想上学了，要去酒店当服务员。
后来我就很少见到纪思京了，她住在酒店的宿舍。街坊们最初还常问起纪姨和纪奶奶，说孩子怎么说不念就不念了，还劝她们说以后的社会还是多念点书好。后来大家感觉到纪家人并不愿谈起这个话题，也就不说了。随后大家发现，平时邋里邋遢的纪奶奶上厕所时开始用酒店那种方方正正、雪白柔软、还带着香气的餐巾纸，对别人投来的微微诧异的目光很是有些掩不住的得意，好像对纪思京去了大酒店还有点自豪。
大概是一年之后的一个周末，我在路上了遇到低头走路的纪思京，她长高了，头发洗得干干净净，但身材还是干瘦干瘦的，眼神也还是那么躲闪。她好像并不愿意被我叫住，这让我有些隐隐的不快。
我问她：“你真的不上学了？”
她不说话，抬眼看了看我的校服和校徽，又把眼帘垂了下去。
我突然有些恼火：“不就是能挣点钱吗，当服务员有什么前途？”说完，我转身就走。
“沫沫，”她在后面叫我。我停住脚，但没有回头。
“我真想变成你啊！”她突然说了这样一句话，声音很轻，却好像在我的心上用力捏了一下，我猛然转过头去，可她没再多说一句话，转身向远处跑去。
我突然就有些后悔，纪思京自小活得悲苦紧张，她一定是受够了逼仄拥挤的小平房和手心向上的窘迫，才不得不牺牲了学业，我还那样挖苦她。
后来，偶尔会听说她的消息。我大学毕业那年，纪思京结婚了。没办婚礼，她甚至都没有回到松子胡同，还是纪姨来送了一些喜糖。
再后来，听说她怀孕了，又流产了。
她出走之前，来了我家一趟，给我奶奶和妈妈买了炸鸡腿，还让她们转交给我一个包裹。打开之后，是那条白裙子和那个黄色的发卡。
我当时有种很不好的感觉，但怎么也想不到，那就是最后的告别。
纪思京就那么走了，没给纪姨留下任何话、任何线索，只有一张写着“我走了”的纸条。
再后来，纪姨终于挺不住，疯了，关于纪思京和纪家的秘密才一点点浮出水面。
那时，纪奶奶和纪思京的大舅都已经去世了。纪姨才五十岁，就已经头发全白，身形佝偻。她已经没了工作，六号院的赵二姑曾经叫她一起去卖盒饭，她去了两天，身体吃不消，只能回家继续吃低保。
据说有一天夜里，街坊们听见纪姨和驼背小舅歇斯底里地大吵，还有“砰砰”的声音，在深夜的松子胡同里显得格外刺耳——他们似乎把那个本就破破烂烂的家都砸了。之后，据说是天还没亮，驼背小舅就开始砍那棵老柏树，一边砍还一边骂了无数句难听的话。
纪姨就从那天开始胡言乱语起来。
有时候，她胡乱拉住一个街坊，告诉人家，“小京要接我享福去了。”
人家若问小京在哪里，在做什么，她又目光空洞，答不上来。
很多次，她说着说着就突然哭起来，语无伦次：“我不该回来啊，就应该老死在北大荒……小京他爸，不喝酒的时候也给闺女买糖吃……我挨点打算什么……我小京命太苦，她那么喜欢上学……老天爷你睁睁眼吧！”
街坊就安慰她：“等小京回来，让她好好工作，总会好起来的。”
纪姨忽然又放声大笑起来：“好、好……姑爷不是人！他赌钱、打小京，把小京肚子里的孩子都给打掉了……”
街坊们都不忍再劝。
最后一次有纪家的消息，是纪思京消失五年之后。一天夜里，纪姨用菜刀砍断了驼背小舅的脖子。奶奶告诉我，民警问纪姨，为何要杀了自己的弟弟，披头散发的纪姨长时间看着已经被自己咬烂的手指，最后只说了一句话：“他欺负我小京……该死！”
后来我终于知道了老柏树的故事。那时纪思京的姥爷还没成婚，有天夜里，姥爷的父亲梦到床前站着一个老人，穿绿色长袍，自称是柏树精。他告诉姥爷的父亲，他家祖上得过不义之财，要姥爷到百里之外的一户人家为人家父母尽孝方能赎罪，否则便会殃及整个家族，克儿克女，家破人亡。
姥爷的父亲惊醒后，在柏树枝上发现了一个绿色的布条。他马上把儿子叫来，讲了这个梦。但纪思京的姥爷不肯相信，家里人当然也不愿意儿子自此离家，便没有强求，只是开始三天两头去庙里烧香，逢年过节还在柏树下摆上香炉水果以求庇佑。
这件事，胡同里的老街坊们都知道。
没有人愿意相信这个预言，但年复一年，大家悲伤地看到，纪家的生活每下愈况，家里的每个人对生活都毫无还手之力，直到他们的生活全部完结。
我倒宁愿相信这是原罪昭昭、天命难违，否则我真的不知道该面对驼背小舅犯下的恶和纪姨的愚昧软弱。纪姨曾有的抗击不幸的力量似乎全部耗尽在了东北的林场里，她带着女儿回到日思夜想的北京，却依然逃不出苦难的漩涡，痛苦天天啮噬着她过早苍老的心，她再也无力反击。
纪思京在她25岁的美好年华，一个人走向了不可知的未来。那种无法弥补的损毁，永远停留在它被毁坏的地方，像一道永远长不好的伤疤。
纪思京，你在哪儿？心里如山一样沉重的那些痛苦，你从来没有吐露过半分。那些年，你还那么小，你是怎样扛过来的？
这么多年，我每次到杭州，都会去西湖附近转一圈，有意无意地看着那些游人，尤其是碰到穿着白裙的女子，我总会多看两眼。会不会，会不会她多年前悄然来到了这里，成为了她希望成为的另一个人呢？
如果生命真有轮回，请许她西湖美景，许她清静洁白，请许她月光如炬，许她风止雨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