杏林春暖

儿时的我体弱多病，是诊所的常客。在汕头外婆家寄养那些年，每周基本都要到诊所报到，以至于那里的医生，在往后十余载间，还常会向外婆问及早已回到潮州的我之近况。

第一次见到雪华姨，是我回到潮州后十二岁那年。那天，我又有些发烧，父亲将我驮于自行车后座上，急急穿过夜幕笼罩下那长长的街道。我将穿着的棉衣外套帽子套住脑袋，拉链的领口竖立着遮挡住我整张小脸，只露出眼睛。我仰望夜空，繁星密集，如颗颗冰粒散发道道寒气。我体内五脏六腑的温度瞬间似乎“嗖嗖”升高，却又不禁打了个冷颤。我缩了缩脖子。

终于，来到一间诊所。一股浓烈的药材味穿透我厚厚的棉衣，直冲鼻腔。我怯怯地缩在父亲背后。一位穿着绿色棉衣的清瘦阿姨，笑着从里屋走了出来。父亲与她寒暄几句后，将我从后面扯了出来，让我喊“雪华姨”，告诉她我发烧了。只见刚还挂着笑容的雪华姨，立刻关切地细细询问我的情况，从红木色长方桌上的银色铝罐中那几根体温计中拔出一根，帮我夹在腋窝下。体温计挥发淡淡的酒精味，冰凉的感觉让我抖了一下，雪华姨帮我把衣服捂紧。一会儿，她拿出体温计一看：“确实发烧，需要打针。”我一听打针，立刻从凳子上弹了起来就要往外跑，父亲一把将我拖住。

以前，喝那碗黑黄的苦中药我不怕，却最怕打针。那时的针筒，不是现在的一次性塑料针筒，是消毒处理后的循环使用的玻璃针筒，会逐支被放置于一个密封的长方形金属盒中。每一个金属盒，里面铺着一层白色的医用棉球，棉球上躺着一支针筒与针头。玻璃状的针筒，与长尖的银色针头，在白色棉球与夹着浓烈酒精味道的金属盒里，透出惨白的寒光。别说打针，那金属盒子只要一拿出来，我就恐惧。豆大的泪珠在眼眶中游动，脸已如同棉球一样毫无血色。

雪华姨瞥了我一眼，笑着问我，有没有看近期很火的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一说到电视剧我可就来劲，本来还在惊恐中呆若木鸡，立刻口若悬河，与她交流里面的剧情。说到剧中许仙与白素贞同为“杏林圣手”时，她问我，这诊所像不像许仙的“保和堂”？我抬眼一望，除了没有剧中“保和堂”那么宽敞之外，摆设倒是真像：黑木色壁橱，一格格小抽屉里边，放着中药材。外边，贴着用一块块同样大小、写着各式中药名的白色标签。壁橱前边，有一个玻璃长柜，柜里摆放着一些大小不一的棕色玻璃瓶。瓶中，有白的、黄的、扁的、圆的、胶囊状的药丸。长柜上，平铺三张正方形暗红色塑胶纸，用于抓中药之用，三张正好三剂。旁边，一把黄铜色锈迹斑驳的小药秤，与一个同样颜色的黄铜盅，铜盅上是像陀螺一样的盖帽药锤。

正当我研究得入神，感觉右手臂像被扎了一下，微弱的痛感向手臂周围分散而去，紧接着一种冰凉的按压夹着酒精香味在手臂上弥漫开来，痛感顿然全无。我转头一看，原来雪华姨已经帮我打了针。回家的路上，自行车仍旧踩过那条街道，抬眼见满天繁星洒下柔和的光，我的身体也没那么炙热了。

自那次后，我对打针已不再感觉恐惧，偶尔生病仍旧会去雪华姨的诊所。也许，医患之间确实有一种冥冥之中的“医缘”，每次生病我只要去到诊所，让雪华姨把过脉之后，自我感觉病便好了过半。每次见到雪华姨，她都是很乐呵，在开药方时，却又那么全神贯注。

现在，雪华姨的诊所已经搬迁，比之前宽敞好几倍。不变的，是里面的摆设，仍保留着当年的模样，越发像“保和堂”。到诊所找雪华姨问诊的小朋友也越来越多，她已是远近闻名的儿科医师。偶尔经过那条西新小巷，都会看到许多拿着问诊牌号的大人们，带着小孩在那里排队等候。一大群身体不适的小患者围在旁边哭啼吵闹，那震耳欲聋的嘈杂声不绝于耳。但雪华姨却从未露出一丝不快，耐心地哄着小患者们，如同当年哄着我那般。甚至，好几次看到有的小患者因为不适呕吐，不但弄脏了地板，还弄脏了雪华姨的衣服。她并没发火，却是关心着小患者，帮他们喂温水，尽快看诊开药。遇到患者太多人手不足时，还见她每每看诊几名后，便亲自抓药、磨药粉，再继续看诊。雪华姨的亲切，让大家都唤她“雪华姨”，反而没人称她为“陈医生”。

人的一生，或多或少会碰上某些病痛。当人生病之时，身心最为脆弱敏感。有时，心理的安慰比身体的治疗显得更为重要。雪华姨的诊所，可谓“杏林春暖”，难怪她能如此出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