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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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评价一部文学作品，不仅要看它是否做到了“否定与探索”，即原创性的完成；是否在尽可能的艺术高度上抵达了我们的民族或所有人类的终极精神或精神尊严的内核，即文学性的完成；而且还要对其与社会现场的互动能量、参与社会的深度和广度及市场价值进行考察。作家杜鸿的小说文本表象所显现的“极限伦理叙事”背后所体现的，是作者从人本个体出发，通过基于启蒙性的女性主义和非启蒙性的“平民主义”的“个人化”的叙事姿态、文化立场和道德价值判断倾向等叙事伦理质素，进行了一种知识分子身份的精英主义文化和市场经济下的“欲望化”叙事以及“潮流化”的大众平民文化有效对话的尝试，即文学性与可读性双重向度的确立。作为小说中文学精神的强效载体，它以其强烈的尖锐性与破坏性，不仅带给我们精神及心灵的巨大冲击与震撼，而且满足了读者市场对文学文本“陌生化”的阅读期待。这样的尝试既挑战着传统意义的的伦理叙事，也挑战着读者和评论者的审美习惯、阅读期待与思维定势。比如有人说，杜鸿的小说是在糟蹋女性，他笔下的女性大多不是偷情、乱伦就是纵欲、变态。也有人说，杜鸿的小说潜意识里带有“妻妾成群”的封建男权主义思想，所以他纵容小说中的男人们纵欲滥情。还有人说，杜鸿的小说根本就是所谓的“下半身写作”，如果删除小说中的“性”描写，这些作品将一无是处，破碎成不堪入目的瓦砾。然而，在细读杜鸿的小说文本的过程中，我发现源远流长的父权制社会的糟蹋女性、纵欲滥情才是这个社会真正的真相；而杜鸿所做的，仅仅只是出于文学的良心与作家的良知将这些真相大白于天下。他基本上是按照“人”的“本性”在思考，在思考与对话中关注女性和男性的生存变迁与精神走向，即作为个体的“人”的生存真相。这样的思考与写作，不仅与90年代以来自西方渐进的“全球化”风潮所导致的“个人原子化”生存情境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政治文化背景的相对宽松互为指涉，更和当下男性学者与女性学者彼此拒绝对话沟通而女性追求独立自由的种种活动似乎成为女性学者们自说自话的女性主义演绎的学界现状不无关联互证。然而，对话既不是同一问题不同意义范畴内的扯皮,更不是一厢情愿式的自言自语,对话应该成为一种精神或者一种存在方式的追求,正像巴赫金在解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之后得出的结论:真正的对话,不是花里胡哨故意为之的对话,也不是文学中假定性的对话。言下之意就是作者和他人平等地处在理解和批判的对话关系之中。
第一章、 女性的真相
在被无数似乎有些愤世嫉俗的批评家命名为“欲望化”时代的当下，人们更多感受到的是“欲望化”生存图景，膨胀着“物欲” 、“情欲” 、“性欲”的人左右奔突，构成了目前时代语境中较为醒目的“欲望化”景观。当大众文化终于在诸多合力的作用下借机与精英文化、国家意识形态文化形成互渗互峙的三足鼎立之势，“性”的自由反叛叙事也因此成为大众文化形态的主导文本样态和借以反击其他文化形式并逐渐“征服”大众的文化策略。在现实生活层面，自90年代以来在我国各大都市中发展着一种“性趋向”我认为，这样的“性趋向”在90年代以来并延续至今的作家创作理念中得到积极的反馈书写，其中女性的写作潮流始终是一道亮丽的文学景观，林白、陈染、徐小斌等人以“私人化”的叙事姿态回到女性生命现实和生存现实本身进行着力图颠覆男权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的反叛书写，卫慧、棉棉、竹影青瞳等人则以“本体化”和“物象化”的性爱追逐与沉沦的极致表达演绎着纯粹欲望的勾引诱惑游戏。而我思考的是，当我们排除了“商业蛊惑”的意味之后，这样的“潮流化”的欲望叙事为当下的知识女性以及底层女性们带来的是真正意义上的作为个体“人”的自由抑或是无法自拔的滑行至媚俗乃至沉沦的轨道？
毋庸置疑，女性自由的获得，并不完全取决于女性性爱心理白描式叙事以及女性个人隐私炒作式写作，而真正取决于女性作为“人”的解放与自由。相反，在某些男性作家的小说文本中，“旁观者”的身份也许会使他们更为冷静、清醒且深刻地透视女性在历史和现实中的处境。杜鸿的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身上，就充分体现了作家本人对女性生存的历史及现实境遇人本主义的“个人化”思考，即更多地从个体的“人”的角度去考量并反映女性的生存现实与生活现实真相。也许有人会站出来质疑：身为男性的杜鸿，何以能够通透女性的真相？我个人认为，恰恰是其作为男性的身份，让作家能够跳脱“女性主义”矫枉过正的蔽障，站在“人”的高度关注女性的解放与自由，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注意到了杜鸿小说文本中知识分子身份出发的女性主义叙事立场的伦理诉求以及从人本个体出发的道德虚无主义或伦理相对主义的价值观念。
第一节、 在爱与牺牲中挣扎的母亲
母爱及母性的力量是杜鸿小说中多次出现的核心叙事主题之一。然而杜鸿小说文本中对于母爱及母性的书写却不同于历史书写中的温馨祥和与崇高伟大，相反却充斥着“人性”的苦痛、挣扎甚至似乎是对传统母爱与母性的叛离和颠覆。当我们对小说中这些极端的性爱伦理叙事样态展开分析，就不仅可以洞察作家道德伦理价值倾向，而且能够透析作家的文化立场选择和文化心态。
首先被我拿来举证的典型文本，就是“和《百年孤独》一样耐人寻味”的《一个白痴统治的村庄》。在“作为青年”的白痴生命中的第六次死亡来临的时候，白痴的母亲——娲娘抱着“即使是死也一定要让儿子幸福”的愿望，“被迫”跨越伦理的禁区与亲生儿子相交合。这里对“被迫”的强调，是因为娲娘自始至终都是在朴素且纯洁的“母性”的指引下让儿子“那具生命的根源，重新回到他的来源之所”。“她只觉得救了儿子一命，这比什么都重要。作为母亲，为了儿子活命，死都值得，更何况她只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在拯救儿子。”这位母亲过于极端的做法的确有悖于伦理道德传统中的母爱，可是她也的确是在尝试了种种解救儿子于死神手中的办法而不得，在万般无奈的危急之中不得已而为之。让包括娲娘在内的所有人没有料到的是，白痴垂危的生命竟然在母亲的怀里再次复苏，甚至还意想不到的获得了新生。可是接踵而至的还有娲娘心底深处“伦理的重担”，所以她会把遭受雷击的事实，归咎于死神对她“乱伦”之举的“惩罚”。 然而，为了儿子在失去母亲的庇护之后仍然能过上衣食无忧的幸福生活，她坚持要白痴以预言自己母亲死亡的方式来成就自身。于是，娲娘成为白虎庄“最辉煌的死亡者”，同时也使白痴一举成名为白虎庄村民供奉的神灵。这样的癫狂的母爱救赎也许有悖于常理，而如此纯粹的母爱牺牲在现实中却比比皆是，《一个白痴统治的村庄》就是以这样一种“自然游离”的方式使作品中“魔幻与现实”的“性”的成分统一在“无序状态中”。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黑痣》中哈星的母亲秋官儿，在上个世纪那个“饿肚子的时代还没结束”的70年代末，与“掌管着全村800余人赖以生存的粮食”的保管员王克格保持着一种暧昧不明的关系。尽管哈星因无意间目睹了母亲的背叛与粮食保管员的“侵权”而怀恨在心甚至不惜亵渎自己同父异母的妹妹以为父报情仇，但是这样的关系仍然持续着，一直到哈星的父亲即将出狱。因为这种或许可以被称之为“交易”的关系可以让由城里的师范教师下放至乡村劳动的母亲秋官儿不再下田插秧，可以让我们一家五口不再为粮食断顿而发愁。这样表现母爱牺牲的文本在以往的小说叙事中并不少见，但是不同之处在于杜鸿笔下的母亲秋官儿，似乎并非迫于无奈而又仿佛期待着这个在丈夫入狱期间代为行使丈夫职责的男人，并与其亲密纠缠于肉体或者情感，甚至多年后在提及远走他乡的王克格时仍然唏嘘不已。作家没有简单地把这种母爱的牺牲以及肉体与情感的复杂纠葛归因于特定的意识形态与时代语境，他只是把这一情景真实地再现于我们面前，而作家自己却消隐了个人的道德评判。但这并不意味着作家本人就失去了道德伦理的立场，没有表明立场同样也是一种立场，作家隐遁了对文本中女性“生存”与“幸福”的历史真相进行简单粗暴的道德价值评判，是希望以一种更为“人性化”的视角观照女性的扭曲与挣扎，同时也体现出创作主体的叙事伦理诉求。
以上在爱与牺牲中苦苦跋涉的母亲无一不处在人性与物性的苦痛挣扎之中。也许有人会认为，这些都属于变态伦理。可是变态的现实在生活中无处不在，而杜鸿不过是充当了一个对真相努力发言的作者。文本中的“性”爱场景因与小说中人物的个人化精神体验状态和现实生存途径紧密相连，所以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和现场感。萨特说，存在的即是合理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人”的存在所必需的就是合理的。个体“人”的合理需求是为了实现“人”的生存，而社会伦理、道德律法的诞生则是为了保护“人”的生存利益。可是，当这些文明化与社会化的产物与个体“人”存在的自身合理需求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时，我们是应当打破文明化、社会化了的人类加给自己的太多精神枷锁？还是应当压抑“人”的自身“存在”的合理需求——哪怕这种压抑可能会导致自身的扭曲甚至毁灭？杜鸿在他的小说中提出的，正是这样一个看似简单而又难以抉择的人生悖论。在道德伦理价值趋向上，以上关于母爱、母性的极限伦理叙事体现着叙事主体伦理相对主义或者道德虚无主义的价值观念。在文化立场选择上，又体现着创作主体在当下时代语境中“平民主义”或“非精英主义”却不失女性主义或者人本主义的“精英批判意识”的文化立场选择。
第二节、价值“异化”的中国式女性
中国几千年的文学历史长河中，存在着很多“人”的个性被封建性或者其他意识形态“异化”的文学典型，不用我们一一历数。就即便在新时期文学中，也依然活跃着一大批以牺牲精神为自豪的“新”女性,如张洁《祖母绿》中的曾令儿,在她的坎坷生平中为了那个压根就不值得爱的男人所做的种种牺牲究竟是一种什么意识在主导着她的内心呢?这样的作品在男性作家笔下就更不胜枚举了,如曾经轰动一时的刘心武的《爱情的位置》和陆文夫的《小巷深处》等,宣扬的依然是比传统社会中对女性所施加的更加规范严苛的要求,甚至到了张贤亮的笔下,臆造出了马缨花、黄香久、李秀芝这样的女性形象,她们的存在甚至仅仅只是在知识分子落难时的一种肉体上的主动却无有言语的补充或安慰工具,而且招之即来,挥之即去。这样不但使落实了政策的知识分子避免了累赘,又没有了后顾之忧,作为女性自身而言,这毋宁被说成是一种“美德”，不如把它看作是一种“人”的自我价值的“他者化”或者是“异化”?
这里所说的“异化”，实际所指乃是个体自我价值的“异化”。事实上，在现阶段，“人”的价值尤其是女性自我价值的这种“异化”现象依然很突出地普遍存在。这并非一种体制或制度所导致，而是一种根植于本民族数千年精神泥土中的历史心理惯性。中国男性心目中理想化了的“天使”与“贞女”，则成为这种异化最深重的载体，或者说她们的异化表现得极为典型。这种纯洁、美丽的理想女性或天使实际上都是在回避着自我，或者说回避着自我价值的实现。她们的主要行为就是向男性奉献或者牺牲，而这种献祭注定她们走向死亡。这是真正的死亡的生活，是生活在死亡中。
在杜鸿的小说文本中，这种价值“异化”的典型中国式女性不在少数。《刁民李梦醒的家庭隐私》中七个姐姐为了家里传宗接代的独苗弟弟李梦醒，不惜牺牲自己的女儿之身。《幻想中的树》中的局长夫人理惠由于缺少自我价值的建设成为传统的弃妇似乎也在情理之中；而韩大麻子的花瓶妹妹马丽莲则无疑是其哥哥处心积虑埋伏的女性陷阱。《那个三个风花雪夜》的浪漫之后的田蜜蜜最终还是因为失去贞洁的缘故而成为典型的处女膜悲剧。《尔雅书院》里的黑荷虽身居清清静静的深宅书院却依然逃不脱在男权下被毁灭的命运。《一枪二弹》中的同胞姊妹思春和思秋身上阴魂不散的从属性。杜鸿的笔就是要展示、暴露这些被强大的父系文化观念“改造”并进一步“同化”的女性内心深处的苦难——“只有生活在男性生命的周期里，作为男人的侍奉着、拯救者、安抚者、牺牲者，为男性的生存和成长服务才有价值”，而且更可怕、可悲的是，她们也已经把父系文化观念对自身的种种规定性积淀和内化在自己的潜意识中，成为父系文化观念的修补者、维护者。在女性成长的历史中,女性作为男权社会的“同谋”和“帮凶”是并不鲜见的,有作为“婆婆存在的,也有作为“媳妇”存在的,当我们翻开萧红的作品《呼兰河传》就能一目了然，而且谁又能说在鲁迅所诅咒过的“看客”的一群中,就没有女看客存在呢?她们最致命的弱点，除了社会行为、道德伦理上的束缚，就是来自于自身内心的“价值异化”要求。这不仅成为导致“女性意识”难以确立的心理障碍，而且成为男权主义者一意孤行的口实。
杜鸿小说文本中极端的女性伦理叙事范式，不仅与当下“现实生存”互证，而且是创作主体叙事伦理观念转变的直接反映，并体现其现实生存指涉性的叙事意旨及文化立场，即女性主义不能只盯住父权制度与男权话语不放，而更应该着手拯救女性苦难的内心，这才是真正现实意义上的女性主义。
第三节、逃离之路上的坠落或毁灭
杜鸿笔下的这类似乎异常偏离父权伦理纲常规约的女性，普遍都被裹挟在都市文化消费时代汹涌泛滥的激情与欲望之中，她们的精神世界与情感追求一律见出强烈的消费意向并日渐轻盈。她们力图用自己的肉体消遣并“突围”父权文化观念对女性的束缚与歧视，同时也消遣、放逐着自己的精神与灵魂。比如《请你入画》中在包括“性欲”、“物欲”、“情欲”甚至艺术创作的等等欲望的肆意宣泄中自我毁灭的芭芭拉，个人精神虚弱之下的逃离自我内心的真实并挣扎、坠落于现实商业背景上的杜拉斯；《怀孕的男人》里在个人命运的偶然与现实生存的必然合力夹击下跌跌撞撞、浅性呻吟着的余另；《耶利哥的玫瑰》中被欲望化的现实图景抽离了个人对“善”的信仰与坚守而只剩下金钱与女色相互纠缠的无灵魂生存的诗黛。
许多都市女性在消费时代过度的狂欢自纵与欲望盅惑下，人格往往会趋于严重分裂并陷入一种自我宣泄、自我迷失甚至是自我毁灭的状态。物质与商业的异化使这些女性们只是在欲望本能的驱使下被充分“性化”与欲望化而游离于社会文化层面之外，其存在本质上仍然是一种被包围在男性观赏、占有、把玩的目光之中的“非人化、非历史的存在”而未能摆脱在逃离与陷落中徘徊的宿命。这成为杜鸿小说文本中女性生存的又一处真相，同时这样的真相也传达着创作主体的叙事伦理诉求以及文化价值理念。如果可以进行以下的比较的话，在我们并不陌生的卫慧、棉棉的身体写作中传达的所谓的“前卫”的女性伦理意识和道德观念到底是什么呢?她们的写作在社会的传播和运作过程中,早已经脱离了她们写作的初衷,因为这种写作已经为发展起来的商品经济的社会权力所奴役,在表面上看来前卫的面孔下,实际上是一颗世俗的心。掩饰不住的内心的虚弱正好中了媚俗的圈套。并不是没有人认识到这样的问题,关键是在于文学和商业掺杂着的文化政治氛围中,处处存在着“共谋”关系,甚至就连批评也会在不经意之间就坠入了“共谋”的陷阱。
对于一直处于社会文化边缘的女性而言，仅仅从肉体上进行自我救赎是相当不完整的，或者说是不长久的。肉体虽逃离，可是精神上仍然依附于以所谓“男子汉”为中心的父权社会的强大内驱力使得女性放纵与逃离的结果只能是重新跌落到原来的状态，甚至还可能会在逃离的路上走得太远而导致自身的毁灭。所以，女性必须学会从肉体和精神两个向度对自己实施双重救赎，而只有真正实施了自我的精神救赎，才是真正实施了完整的自我救赎。
《黛瓦园》中的张花残是一个性格相对复杂的女性形象，值得我们展开相对细致的分析。小说中张花残的人生轨迹呈现出“堕落――回归――堕落”的回环往复，而这样的人生际遇又必然和她人生之中每一阶段的“生存现实性”形成关联互证。张花残一开始就是被作为“欲望化场景”之中的一个“堕落天使”而出场的，她不仅“觉得女人的胸天经地义地就是给男人准备的”，而且在不断地“ 想撕裂自己”的欲望中和身边一个个被她魔鬼般的外表所诱惑的男人进行着早“已经习以为常”的权色或者钱色交易。然而当她在作家“男朋友”杜桥树小说的冥冥指引中和身为领导的“情人”丁国强一同来到那个神秘的黛瓦园所在的千岁小岛上的时候，尤其是当她明了了自己身为“革命后代”的身份之后，她的言行举止逐渐由放荡的野性向纯洁的透明回归，她决定离开虚伪而又不动声色的“领导”情人留在岛上。可是上黛瓦园干净纯粹的“红色革命旅游”已经到了朝不保夕的危急关头，为了挽救革命遗址，张花残不得不“重操旧业”像癫狂的下黛瓦园一样身陷泥淖。当一号楼重新扶正之后，张花残带着花仙子，永远离开了黛瓦园镇。在叙述主体近乎道德虚无主义的的叙事姿态下，张花残的堕落抑或回归都与自身的道德无关而仅仅指涉着道德伦理与价值观念变迁后的时代真相和生存本质。这样的叙事意旨实际上反映着作家站在女性主义立场的叙事伦理诉求，即女性的堕落甚或回归并不和女性自身的道德伦理价值趋向构成互证，相反却指向道德价值伦理失范、混乱、迷失中的“当下现实性”。
总起来看，杜鸿小说中有关女性生活与生存真相的伦理叙事都被设置在当时文化语境和生存状态中进行关照，印证和言说着道德、伦理、价值等文化观念变迁中的时代本质和生存本相。作为其小说文本基本叙事素材的女性之“性”也承担着作家本人的叙事功能和诗学品质的属己性特征，这使他小说中的“性”爱场景同作为道德伦理、文化符号、审美对象和诗学策略的“性”鲜明区分开来，而成为具有知识分子身份的女性主义精英文化和市场经济下的“平民主义” 大众文化对话的强效载体，它所承载的文学精神、文化立场、伦理诉求、价值观念具有强烈的尖锐性与破坏性，而且因与当下社会“人”的多元化存在的现实境况和“人性”的历史、现实存在相互指涉，不仅满足了读者市场对文学文本“陌生化”的阅读期待，而且带给我们精神及心灵的强大震撼。
第二章、男性的真相
持有女性主义立场的文学批评从理论上很清楚自己要抗拒的是几千年的父权制文化，但往往不自觉地把“男性”当成它的载体而加以排斥、抗拒。可是，如果父权制文化是一面哈哈镜，那么，男性和女性都应该是它的被照之物，只不过面对女性时，它的功能是缩小；面对男性时，它的功能是放大。不管是放大还是缩小，都已经不是本来意义上的男性和女性，女性因被缩小而沉默屈从，男性因被放大而扭曲变形。只有拆解掉父权专制文化强加在男性和女性身上的层层遮蔽，男性和女性才能真正认清自己和对方，才有沟通、对话的可能。杜鸿怀着深厚的人间悲悯情怀而让身为男性的自己立足于女性主义叙事立场但却并不至于此，实际上他是站在“人性”的高度关注由男女两性共同组成的人类社会，因为他的小说不仅解构了父权中心文化遮蔽之下的女性真相，而且还解构了它所制造的女性缺位下的男权膨胀、男性异化及其所带来的父权沦丧的“多米诺效应”。
第一节、 女性缺位下的男权膨胀
历史上，父系社会对女性个体和社会价值的种种规定性，自然是为了排除女性的威胁而完成自己的统治；但是女性本身又是无法被排除的，她的存在甚至是父系社会存在的前提。戴锦华在《浮出历史地表·绪论》中曾借用克里斯蒂娃的字眼说，父系社会的建立源于一场“性别之战”，而父系社会的体制乃是以控制、奴役、压抑女性为其内在的结构性特点，它的所有礼、法、价值伦理体系无不针对女性这个“性别之敌”而设置，从而将女性置于“父系统治秩序里一个最保险的角落”，父权与男权意志因而得到了过于充分的保障和无约束的释放以至于出现不可避免的“出位”。而这种“失度”的男性权力意志的膨胀，对男性个性心理的正常发展亦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
《尔雅书院》中的秋儒、宝爷和《黛瓦园》中的丁国强、刘城共同构成了不同历史时空之中相似相仿的男权符号，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视女性为“非人”的“物”，不仅将自身高高凌驾于其上并且将其玩弄于股掌之间。可悲的并不仅限于女性的被“物化”，也不仅仅止于我们伟大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之中的百禁不止的痼疾，而更表现在这些父权神话抑或男权意志中透映出的“失度”的男性中心权力膨胀与发酵。温文尔雅的秋老爷背后的粗鲁、骨子里粗俗的宝爷做作的文质彬彬与儒雅斯文的丁国强暗夜中的癫狂、作威作福的刘城的狂放不羁同样都是一种人性病态的再现，即女性缺位与“物化”导致的男权膨胀出位、男性真实自我的迷失。
另一个女性缺位的温床培育出来的的怪胎就是，《刁民李梦醒的家庭隐私》中的刁民——李梦醒。老实巴交的李可根含辛茹苦的短暂人生就是为了盼来一个儿子好为李家延续香火，而李梦醒的七个姐姐也都是为了完成父母的遗愿而不惜出卖自己纯洁的女儿之身来满足他的一次次合理甚或不合理的要求。“我们七姐妹，在李梦醒跟前，没有自己的，我们就是他，我们前生就欠他的……”“他将来要是有了大出息，我们七姐妹也多少跟着沾点光哩，至少可以对人说，这就是我们拉扯大的亲弟弟李梦醒。”七水儿的想法其实正是其他几个姊妹的想法，同时也代表了女性自我价值“异化”的那一类女性的想法，同时也正是这样的想法编织成培育了无数像李梦醒一样的男性“刁民”的温床。表面上看，李梦醒的“刁”是因为他如同那只在古老故事里被东郭先生伸出援手相救的狼一样知恩不感反而恩将仇报；然而，李梦醒的悲剧却不在于他自身的“刁”，而在于他的之所以成为“刁民”其实根本就是被他的父母亲以及七个姐姐亲手造成的而他自己却觉得这一切根本就是命运。如果我们只把这个故事看作一个知恩不报命运轮回的传统叙事，那的确有些曲解了创作主体的叙事意旨。李梦醒的七个姐姐以为姊妹们含辛茹苦就能不负父母遗愿拉扯大李家唯一的“续香火人”却亲手成就了弟弟的“刁”并且自身反受其害，这只是悲剧的一层；而李梦醒被他的姐姐们造就成“刁民”却反以为这是“好”、这是“命”， 这也只是悲剧的一层；然而更令人费解的是，这个典型的家庭悲剧故事中的所有人似乎都可以被认定“无罪”，那么真正的“罪人”是谁？又是谁犯下了这个错误该为此而承担责任呢？也许没人能够回答得上来。而这，才是悲剧的真正所在。
《一个白痴统治的村庄》里的能够将生命的来路与去向皆了然于心的白痴也不例外。透明的生命首先带给白痴的就是肉体的枯萎，然而当他关闭心灵的眼睛和关注未来的目光而只开启欲望的双眼、浸泡于与他所拥有的100个貌美如花的娲娘的爱情与性欲的芳香之中的时候，，他神圣的地位甚至超过了古老民族中的皇帝。尽管是娲娘的话“让她儿子的心灵从透明的时间水池里爬了出来”，但是对“我之所缺，人之所有”的欲望的追逐、把女性视为财富与所有物的内心使他不仅凌驾于白虎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之上，而且更掌控着100个貌美如花的年轻女性的情欲与幸福。“你们崇拜我，奉我为王，是因为你们崇拜我身上无休息的缺陷，人的缺陷。因为我是缺陷的化身。我的一切意志，就是缺陷的意志。”白痴在他被活埋前的最后告别演说中，道出了其中的真谛——人的缺陷、人生的缺陷，就在于权欲的过度膨胀以及对物欲、情欲、色欲的无止息的追逐，在膨胀与追逐中逐渐迷失了自我的心灵从而使自己成为人生中无数欲望的牺牲与祭祀。
在父权与男性中心的文化历史框架中，女性的生活体验、思想感情从来都是被排斥、被歪曲的；然而，当我们从这个被排斥、被歪曲的角度去反观男性的时候，男性的生活体验、思想感情也会是扭曲而不真实的——男性自我、男权意志被过度强化而变形。为了颠覆这一传统，找回男性的真相与找回女性的真相具有同等重大的意义，“可以帮助使历史上主要为男性利益服务的文化价值系统具有人性和得到平衡，也就是说，它能够有利于带来文化的男女双性”因而有利于整个人类。
第二节、 女性缺位下的男性“异化”
当女性主义把对女性充分关注的目光毫不偏狭地投向男性的时候，就会注意到这样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当自我价值出现空白的时候，女性势必会全身心地依附于男性并把自身的全部价值投射在男性身上，而这必然会造成男性所应该承受和必须承受的生存压力、精神压力过度加大，从而导致男性生存现实的变轨甚至导致个性心理发展的变异。比如，《怀孕的男人》里发生了以怀胎为符号的女性化的警察杜红；《耶利哥的玫瑰》中由于诗黛的女性自我价值缺位与“异化”导致俞翰新陷入了男权内部的争斗与倾轧而被控入狱；《困兽》里的商业白领尹俊峰在两性地位的困惑以及爱情与事业的矛盾之中煎熬，并在意外事故中与自己的梦中情人一起走向生命的终结；《马小树的爱情》中的马小树从男权的非常回到平常的“不正常”。以上这些处于生存现实的极端化伦理情景之中的男性，其生活轨迹的变化以及心路历程的波动都具有极强的现实生存指涉性，即创作主体在进行男性真相的伦理叙事的时候，其叙事姿态是日常性和世俗性的并与时代文化语境和现实生存状态互相指涉，这样的伦理叙事烙印着每一个特定时代的道德伦理风貌和精神文化印记。
这里值得我们展开分析的是，《一枪二弹》里的警官朱森和《幻想中的树》里保安团团副杜纸。
朱森参军入伍来到武警某连队的之前，还只是一个把成为养猪万元户然后再娶一个曾经相中的女孩子让她给自己“生上几个娃娃”天天在猪的叫声里过一种“美滋滋”的幸福生活当作自己人生目标的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乡村学生，然而朱森这一辈子再也无法实现他最初的理想。表面看来这似乎是一种进步，或者说是成长，因为我们都会简单地认为一个农村学生转变为拥有少尉军衔的派出所所长当然是值得欣慰的，可是武警中队里多年行刑的经历却让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生活再也无法平静，甚至内心世界也难以安宁。无论是每次行刑之前梦魇一般的幻境，还是走在午夜的大街无端被人劈下的一砖，其实反映了叙事主体在生命的最末稍处亦真亦幻灵动飘渺的心灵舞蹈——善与恶的微妙区分和定义。而这样的叙事意旨及伦理诉求，正来自于创作主体的走向人本主义的女性主义叙事立场和叙事姿态，关注女性和关注男性一样都是在关注“人”的生存与生活、关注“人性”。
在《幻想中的树》这部奇异的小说文本里，作家真实地再现了保安团团副杜纸在追逐男权峰值过程中，被惯用权术的韩大麻子和似乎无常的命运百般捉弄最终将自己先前愿意肝脑涂地报答的恩人肢解而自己也被枪毙的惨烈一生。对于权力的追逐，使得小说中的男性彼此倾轧而女性则成为男人们争权夺利的战争中的肉体炮弹，或者还可以说，站在女性主义的立场去关注每一个作为个体生命的“人”的时候，故事里面不论男性抑或女性，都不是真正的赢家。然而作家本人并未在小说中明白地表达自己以上的伦理诉求与道德意志，这种道德价值判断隐匿的先锋派试验性表达似乎显得有些冷漠或者说冷血，但的确给了我们一种更为“客观化”的深刻印象。
对女性主义立场矫枉过正式的过度强调，恰恰容易导致女性将自身至于男女不平等的延续状态，只有站在“人”与“人性”的高度上对男性和女性进行双向度的关照，才能让我们摘下传统文化意识形态传下的“有色眼镜”，更为客观化、理性化、人性化地去看待女性以及她的身边不可或缺的男性的生存与生活真相。文学如果离开对男性社会真相的剖析、对两性关系的探讨，信奉绝对的“女性主义”，就会导致短视和残缺。所以，女性主义必须充分注意到女性与男性之间的互动、互容，才能有效地解构父权中心思维对性别的二元论建构，寻求更符合女性主义政治的性别话语，在两性之间架起一座合理沟通的男女双性文化价值体系的桥梁。
第三节、 父权沦丧的“多米诺效应”
特权是一柄双刃剑，男性在享受它所带来的优越感的同时，也必然会遭遇女性由于权利及地位的不平衡、不平等或者自身价值的难以实现所导致的反对、抗争乃至颠覆，甚至还可能遭遇同样在森严的父权等级专制之下的男性同类的反戈一击。而这样的反对、抗争或者颠覆，必然会产生父权专制传统沦丧下的“多米诺效应”——使反抗中的男性和女性与被颠覆的神圣父权一同成为这场旷日持久的“性别之战”的陪葬与祭祀。杜鸿的小说文本正是在揭露这种反对、抗争与颠覆中，嘲弄了严格划分等级同时以传统伦理观念的建制压抑、毁灭自由人性的父权体制的荒谬与可笑、冷酷与无情，瓦解了父权专制文化所创造的男性神话。
《春情萌动》里，一直缺乏母爱的朱小猪在青春期里被似是而非的爱情击中，在莫名的彷徨之中来自芦苇身上母亲般的关怀和成熟女性特有的女性魅力，诱发了朱小猪的恋母情结及其作为男人的原始欲望。纠缠于两种情感而不能自拔的朱小猪，选择了借用父亲的把柄消遣着父爱才有的宽厚与包容，他折磨自己的亲生父亲——芦苇的真正爱人以进行近乎疯狂的爱情复仇。作家杜鸿的主旨并非仅仅在于演绎一种“青春期与外界的综合症候”，他甚至还把笔尖延伸到了关于“人性”拷问的境界。小说一开始就以父亲为儿子移植器官的情节设置了一个隐喻。当儿子逐渐强壮父亲逐渐老去，关于“父”的一切将成为一个飘忽不定的影子而留存记忆，留给现世界的唯有儿子的不可一世，“父亲”这一字眼也将在隐喻中风光消逝无尽悲哀地变作儿子的历史。朱小猪与自己的亲生父亲因爱生仇的故事，处处浸透着父权在新旧更迭交替之中“人性”的侵占与被侵占的痛楚。而芦苇的丈夫老理，作为朱小猪父子之间爱情战争中的点缀，则处处透露着男性的悲哀、虚弱与无奈。
另外，还有在《黑痣》中为父报情仇、亵渎自己同父异母的妹妹的哈星。当复仇和粮食象毒药一般在哈星的幼小且过早成熟的心灵里被种下的时候，它们就开始不断地生根发芽、茁壮长大；然而，作为一个孩子，或者说作为一个正常“人”的“人性”，在哈星的心里已经不再有位置，或者至少是被挤占在少年心灵的角落之处。实际上，叙事主体为我们展示的，并非一个简单的复仇与所谓的“乱伦”的故事，而是作为个体的独立“人性”被父权传统挤占后的心灵废墟。
《请你入画》里的沉河，则是在另一种社会商业背景下的自我突围中左奔右突最终陷于沦丧并被无情毁灭的典型形象。作家杜鸿把“沉河”作为这一人物的名字，的确是富有深意的。我的理解是，这一人物沉溺于光影艺术与商业现实之河。他希望自己的梦幻剧组能够通过一些具有强烈冲击力的创意而成为“这个城市真正的精神空间”；但是，在现实中仅有对于光线的创意是远远不够的，对光与影有着惊人的独特理解与处理的沉河面对“帐上欠水”的窘迫状况却现出无奈与无能。他身上的艺术气质使他拒绝了被他吸引的“有着一幅绝妙的身体和长相”的美女主持杜拉斯却又被“来自传统，却又早已走出了传统”的辣妹画家芭芭拉深深吸引或者说迷恋。应该说，他利用了“容易满足”的杜拉斯色相与感情使其投怀送抱于某老板从为自己的新项目筹措经费，同时自己也被借艺术之名反抗男权专制社会的芭芭拉利用为作画的材料以嘲弄这个“艺术无能”的社会的“道德无能”。小说文本中的男男女女都是挣扎与现实商业背景上的个人，创作主体将自身的叙事意旨直接指向现实人群的商业化生存哲学。沉河这个颇具反讽意味的人物身上，投射了叙事者强烈的现实生存指涉意图——男性与女性在极端“欲望化”的现实商业图景中互相利用、彼此毁灭。小说结尾处作家杜鸿借身陷囹圄的芭芭拉之口流露出自己的道德价值理念与叙事伦理诉求，“身体是自由的，可是灵魂受到最大的限制……身体步入了最低位之后，心灵相反得到了最大的自由空间”。我想，这已经不单单是指涉某一个性别。女性主义叙事立场下对于“人本”个体的关注，对当下现实商业与物质社会中“人”的生存状态的逼近勘察，使得作家杜鸿始终把自己的男性作家身份放在“最后位”、“最低位”而坚持向作为个体的每一个作为“人”的男性和女性内心世界深处开掘。
存在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无论男性世界还是女性世界，都不可能是一种孤立的存在。因此，女性主义“只重视对第二性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对女性存在真相的研究实际上也关联着对男性存在真相的研究、对人类存在真相的研究。历史上和现实中对于女性意识的泯灭以及女性地位的贬抑，不仅过度膨胀了男性的权力，而且还过度放大了男性的压力；同时父权制对女性的压抑与压迫会在部分具有反抗意识的女性身上形成一股力图颠覆男权的反作用力，这股反作用力与父权专制社会内部森严的等级压力合并为一股合力，使得男性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性别之战”中与广大女性一样成为受害者。形象的理解为，当父权制的宏伟大厦轰然坍塌的时候，倒向的是在它下面包括男性和女性在内的所有人。西蒙娜·波伏娃在其被誉为“女权主义的宝典”的著作《第二性》中用存在主义的观点对女性进行了生物学、心理学的考察,认为 “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变成的。这一思想,直接影响了另一部女权主义经典著作凯特·米勒特的《性政治》。此书中,米勒特从诸多方面对眼前的父权制社会进行了考察,并以大量不容辩驳的事实证明,在当今社会中,男性和女性无论是在心理气质还是社会角色或者社会地位上的差异,都不是先天的,而是后天文化作用的结果。我们可以由此推导出以下论断：男人和女人，都不是天生的，而是被造成的。所以，女性主义要解放的不仅仅是在历史和现实中长期居于“第二性”的女性，而应该是禁锢于父权专制与等级压制之下的所有人类及其自由人性。许多男性凭直觉和经验武断地反对女性解放，是因为他们并没有意识到，男性的进一步解放与发展有待于女性同等程度的解放与发展。所以，无论男人还是女人，终极的人生理想都不是性别主宰的胜利，而是人类的合理生存和自由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地球上的任何一种“性别”的人尚处于不自由中，另一种“性别”的人同样不会得到真正的快乐与自由。女性主义唤醒的不只是女性，更重要的是唤醒整个人类社会对平等的“人”以及自由“人性”的充分尊重。
第三章、极限叙事伦理
从艺术创作学的角度来看，小说文本呈现为何种特征风貌皆是作家的叙事立场、叙事意旨、文化选择和道德价值判断等叙事伦理质素和相应诗学诉求“综合”作用的结果，小说文本中的伦理叙事样态是作家叙事伦理的能动反映。我接下来谈的问题，就是对上述论述的纵深延展，那就是杜鸿小说中的伦理叙事样态映现了作家怎样的叙事伦理理念，或者说作家杜鸿以怎样的叙事伦理建构了他的小说文本中关于那些极端的人类伦理的叙事风貌、成就了其作为男性作家的女性主义叙事立场。
第一节、伦理与叙事的互动式理解
通常意义上讲，伦理（Ethics）和道德（Morality）常常被视为近义词或同义词，但在伦理哲学领域，自康德在其后期伦理学著作《道德形而上学》将伦理和道德进行区分之后，伦理和道德从此被划分为具有不同内涵的两个概念。伦理被界定为自然意义上的诸多关系，而道德则是从诸多伦理关系上人为建立的具有普遍意义和内在约束性的信念规范。所以，在伦理哲学领域，伦理具有社会本体论的意义。在深层生成结构上，伦理关系体现为实然性和客观性的一切社会关系。从伦理哲学和叙事学角度考察，作家的文学文本就是诸种伦理关系以叙事话语形式进行的叙事呈现，源自作家主体的叙事行为是对诸种伦理关系以文本形式进行的艺术展现过程。这也意味着小说文本的叙事特征和文化精神分析应该建立在叙事了何样的伦理关系和如何叙事这种伦理关系的互动阐释中。本人在此正是希望通过对杜鸿小说文本中有关极限关系的叙事伦理的阐析，获得杜鸿小说的相对完整的文化精神镜像及其对女性主义批评的相关启示。
极限叙事，或者称之为极限伦理的叙事，在本文中是指作家杜鸿的小说文本中所描绘的人类的极限体验，或者说是表现了人与人之间非常态的、混乱的极限伦理关系的体验，在其小说文本中外化为对我们久已为常态的伦理架构、道德意识、价值观念的叛离或者超越。这种“不熟悉”的“陌生化”体验，对我们的视觉审美和精神审美都带来了强烈的“震惊”。它构成了相当的视觉和市场冲击力，同时也挑战了传统审美的阅读期待。
而叙事伦理，“是讲述个人经历的生命故事，通过个人经历的叙事提出关于生命感觉的问题，营构具体的道德意识和伦理诉求”。对于刘小枫所界定的“叙事伦理”概念，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对创作主体借助其文本叙事样态彰显道德伦理诉求或者建构自我道德伦理意识的分析阐释。
本文中“极限叙事伦理”的内涵并非将极限伦理的叙事与叙事伦理这二者简单地叠加或拼凑，而是进行了有机的整合。这就在根本意义上打破了小说叙事学研究中将“说什么”和“怎么说”截然分离的对立研究方法，将其统一在体现了作家主体性的叙事伦理层面进行互动式理解。
叙事伦理在“极限叙事”中建构和彰显自身，是对杜鸿小说中“怎样进行极限叙事”和“为什么如此叙事”的阐释与评价，而我们希望从中把握作家杜鸿的伦理诉求、道德意识、价值理念以及文化立场等叙事伦理质素及其相对完整的文化精神脉搏。
第二节、叛离与超越的叙事伦理
如上文所述，伦理是一个具有社会本体论意义的哲学概念。在伦理哲学领域，伦理关系在深层生成结构上体现为实然性和客观性的一切社会关系，它往往是在“未经选择的前提下被给予的”，因而具有“超越个体选择”的某种规定性。必须追问的是，既然伦理是未经个体选择且超越了个体选择而“被给予”个体的，那么个体的个人意志与利益将如何体现？或许可以回答，社会的意志与利益将代表个体的个人意志与利益。然而以个人生存状况与精神心理状况的差异性及繁复性，个体的个人意志与利益又如何能抹平其中的不一致与矛盾的地方而被纳入社会的意志与利益之轨道？个体无外乎两种抉择：一是主动地抹平那些不一致与矛盾的地方；一是被强制性地抹平。人本身就有一种不断超越的本性，要超越自身的日常经验而到达彼岸。所以，当客观的伦理现实与个体的自身超越无法协调同步时，个体的自主意志若不是被强制或非强制性地压抑着，就必定会成为伦理与道德传统的离经叛道。
杜鸿的小说文本及其所映现的作家的叙事伦理理念，就好像是这个离经叛道的魔鬼，他的思想触角总是会在我们不经意间碰触、渗透到每一个具有独立自由“人性”的个体对伦理传统的反叛与颠覆之中，将一般人不敢挖掘又隐藏很深的叛逆与悖反血淋淋地抖出来，用孤独和苦闷给人灌输着一种思想和理念的疼痛，倾诉着一种事实存在却不被我们注意过的愚昧、苦难，甚至是身旁掩藏不住的肮脏。这是一种毁灭美丽的方式，它控诉着现实的悲哀和注定无力的拯救，因而总让人感到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逼着人去作一些人性、伦理与道德层面的思考。“上苍连肉体都没赋予我一个完整的，我自然不需要它那块散发着臭味的所谓天伦。如果它在我面前，我会对它说，所有的天伦，所有的道德，所有的原则，对我而言，都是虚无。”《一个白痴统治的村庄》里的这段文字，表面上反映了白痴对伦理的诅咒，实际上却隐含了作者具有人文意识的伦理相对主义或者说道德虚无主义叙事意旨。《刁民李梦醒的家庭隐私》则在进一步开掘“家庭悲剧”的角度上“对传统显示出非常尖锐的批判锋芒”，并流露出作家“善非善报”、 “善恶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分界”的人声叹息。而《请你入画》是一部“观念小说”，在文本的符号与隐喻、现象与本质之间融入了叙述主体对自由之于“人”的心灵和肉体的相对、绝对关系的微妙感悟。在上、下“黛瓦园”错综迷离、荒谬绝伦的浮世相中，作家以写实主义的叙事理念真诚地言说着当下现实并以此建构了对“欲望化”现实处境的无声批判。
叛离意味着个体仅仅是背离了伦理传统的种种规约而走上了一条与传统相左的道路， 虽然对传统产生了一定的颠覆作用，但仍然不过是与其背道而驰而并未有所超越。只有对诸种实然性和客观性的一切社会伦理关系进行人性视角的关注、思考、重新考量与定位，才能超越出传统伦理给定的种种规约使其也具有“人性化”的色彩和意味，使个体的个人意志与利益得到相应的独特呈现。而在更深的层面，这样的超越也是在试图求取一种改变现存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可能性，力图建设能够符合人类健康发展时代要求的新型伦理规范与文化价值体系，或者如杜鸿本人所言致力于建构一种贯通古今中外新思想的精神内核的“新哲学”。在《一枪二弹》中，杜鸿把自己的思想压在一个“杀手”身上，文本中既看不到他疾恶如仇的宣言，也不存在心向冤者的悲悯，但他用“一枪二弹”的方式出卖了自己对传统道德理念的解构和对“善”、“恶”的区分和定义。而《春情萌动》则在一个与医学无关的纯粹隐喻中拷问着传统伦理中关于“人性”的架构，在“不透明的诱惑”之中引导着人们对“人性”的重新考量与定位。
在杜鸿小说文本中，有许多充满着无限意味的具象化象征符号，每一个符号在小说文本中制造了不可替代的“隐喻”效果，增强了小说的文本内质，拉紧了叙事语言与被讲述的故事、叙事的想象空间与叙事的本质内涵之间的内在张力，读者的阅读期待在熟悉的“陌生化”与不熟悉的“陌生化”之间形成一种极具冲击力的审美体验甚至是审美挑战，作家个人的主体性在这里得到了充分地体现与展示。比如，《一枪二弹》中朱森独创的“一枪二弹”。在杜鸿的笔下，这是朱森在死亡最末尾的位置制作的一种极其特殊的似乎比法律更精确的衡量善恶忠奸的尺度。在文本之内，我们看到的是朱森的“法则和秘密”；然而在文本之外，我们明白这其实是作家主体自身力图超越现有伦理传统、价值立场的“法则与秘密”。《春情萌动》里朱小猪“借”自父亲的那个“弟弟”。这个“隐喻”制造的问题似乎是现有的伦理传统所无法回答却是不可避免的，一方面儿子的逐渐强大和父亲的逐渐老去暗示着父权的“沦丧”与新旧更迭，另一方面存在于儿子体内的来自于父亲的“弟弟”却在另一个意义上“继承”着传统的“父法”。《怀孕的男人》中警官杜红肚子里怀的那个“孩子”，这个和医学知识无关的纯粹文学隐喻符号似乎在向我们暗示着，在那场旷日持久的“性别之战”中，男性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非正常的“女性化”或者说是“异化”。而《黑痣》中和粮食保管员纠缠之中的秋官儿脸上被哈星在观念中有意识地添加上去的黑痣，其实已经成为其内心与“仇恨”、“耻辱”相互关联的隐喻象征。还有《请你入画》里芭芭拉以情人沉河与其捕获的狼为材料的那幅主题为“情人与狼的混合物”的画，等等。这些意味无穷的“隐喻”符号，是作家为规避宏大叙事的“启蒙”与“教化”而采取的诗学手法，并以此建立了一种伦理相对主义、价值虚无主义的批判性叙事理念，它们不仅建构而且彰显了作家主体对于现实生存中的伦理传统、道德传统、价值传统进行拒绝和超越的极限叙事伦理。
第三节、从叙事伦理到文化精神
杜鸿小说拒绝与超越传统的极限叙事伦理，具体而言体现为在以下三个叙事维度上的坚守：“人”的当下生存真相、日常经验与伦理相对主义。本文上述对于极限叙事与其叙事伦理的分析也分别印证了这样的叙事伦理理念。而以上叙事伦理特征的建立，不仅源自于作家本人具有“人性关怀”的女性主义叙事立场，而且在更深层次上寓言了后现代社会以大众文化为主导的多元文化共存共生的文化格局中消解“宏大叙事”的深度模式、雅俗趋于合流的文化诗学精神。
从现代性具有启蒙精神的宏大叙事转换而来的消解深度精神，是后现代文化精神的主体模式，同时也是对注重深度诉求的现代性精神的巨大反叛。在杜鸿的一系列小说文本中，作家的叙事理念是当下生存性和日常经验性的。在极限伦理的叙事中，作家将极限伦理本身还原到当下伦理道德价值判断多元化的文化现实中，小说中的极限叙事体现着非精神化和非神圣化的日常性和世俗性的一面，这表明作家已然将“人”的当下生存和日常经验作为小说创作的重要叙事向度，鲜明的体现着作家个人化的当下生存性和日常经验性表述。这样的叙事伦理特征还从小说诗学方面凸现出来，具体表现在叙事时空设置上强化空间、淡化时间甚至将其消弭的叙事结构样态；同时韦恩·布斯强调的“显示大于讲述”的叙事话语样态也在杜鸿的一系列小说文本中得到了印证，这在一个层面上可以理解为是作家在直面当下生存与日常经验的叙事伦理上放弃了意识形态性和宏大能指叙事理念。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站在平民主义的文化立场上，放下了精英主义的启蒙者权威身份和启蒙式叙事姿态，在一种直面当下生存与日常经验的叙事中进行了具有后现代“人文关怀”的女性主义精英文化与大众平民文化有效对话的尝试。90年代以来的小说普遍宣布着“主体已经死亡”，无主体的场景化叙事空前强化，从而以“故事中心论”或者无中心的物象主义叙事模式消解了传统现实主义“人物”中心论叙事模式，更意味着作家精英主义“启蒙”叙事姿态的消弭，作家有意识地规避了深度模式而不再以俯视视角作为小说叙事的主导性叙事姿态。杜鸿小说中表现出的关注“人”的当下生存和日常经验的“现场叙事”趋向，是作家本人对于多元文化时代生存本相的“在场式”目击和叙说，即便是在一些貌似回溯历史的叙事中最终依然是以将当下生存拼贴进虚拟历史时空的手法抵达了当下生存状态的真实。这实际上是对以“政治伦理”和“精英伦理”为主导建构的宏大叙事模式本质意义上的颠覆和悖离。杜鸿的小说文本正是在以“拼贴”的形式重构着文本之外的男性和女性的当下现实生存图景，并实践了消弭时空二元对立的深度模式，共鸣了时间空间化的后现代主义文化诗学特征，呼应了走向人本主义的女性主义文学发展趋势。
在叙事学意义上，雅俗趋于合流的文化精神，也是消解深度模式的一种叙事表征。詹姆逊在《后现代主义与消费社会》一文中谈到后现代主义艺术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一些主要边界或者分野的消失，最值得注意的是传统的高雅文化和所谓的大众或通俗文化之间的区别的消弭”。［］在杜鸿的小说文本中，作家以其伦理相对主义的叙事理念将伦理传统、价值选择、文学诗学传统不断颠覆和反复消解，同时建构了自身消弭雅俗界限的世俗性通俗美学品格。通俗美学是一种与众为善的美学，它与作家自身的“精英主义”与“平民主义”对话的叙事文化立场相连，在注重“人”的当下生存与日常经验的叙事中现实着对于现代性“崇高”美学风格的悖离。伦理相对主义，主要是指小说文本中蕴含的传统伦理价值判断解构化的叙事倾向。在杜鸿的小说实践层面，具体表现为作家反叛性、颠覆性和超越性的叙事姿态和文化立场选择，这种叙事姿态和文化立场的建立不仅意味着对于文学传统叙事范式的颠覆和消解，同时还包含着作家通过其极限伦理叙事颠覆着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包蕴的伦理道德观念、世界认知理念、历史哲学观念和传统价值载体，体现了作家对文学现实性表述和真实性表述的尊重。在传统伦理价值体系已然崩溃、新的伦理价值体系正在形成的人性动荡迷失伦理价值传统变迁迷茫的时代，彰显着作家杜鸿个人化的、极具“人本”精神的女性主义叙事立场和文化意义选择。从创作主体的叙事行为角度分析，伦理相对主义叙事伦理表现为作家伦理价值判断“声音”的表象化缺席和知识分子批判性精英叙事立场的悄然转换。在杜鸿的小说文本中，作家的批判声音和批判立场并没有实质性的消失和缺席，只不过作家开始转换到平民主义叙事立场进行发言，体现了创作主体目击现实和言说现实的真诚艺术态度和“此时无声胜有声”的现实性批判精神。
布迪厄曾经认为，“每一种体裁都趋向于分为两个市场：一个探索的领域和一个商业的领域。应该避免在这两个市场之间划一条明确的界限，这两个市场是两极，在同一空间的对立关系中并通过这种关系被确立。”［］可以说，杜鸿的小说创作实践最大限度地消弭了小说体裁“艺术探索”和“商业价值”之间的“明确界限”。从小说艺术发展的角度看，极具“故事性”的小说文体形式被作家所强调，“能否讲一个好故事”这个本属于俗文学衡量标准的价值参数指标，在作家杜鸿这里成为重要的小说考察维度，文学的商业性的一面被其强调出来并与艺术性一起成为衡量作品价值的重要标准。“故事性”的强调意味着文学向通俗性靠拢，所以，杜鸿的小说文本也印证着雅俗文学合流这一90年代以来文学重要文化精神特质。
并非结语的结语
本论文的主旨，就论题而言，应当是对作家杜鸿小说文本中女性主义叙事立场以及其中显现的有关性别问题展开重点分析与阐释。然而，性别与文学的关系是复杂而深刻的，决非一目能够了然。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性别对文学并不构成直接的和必然的关系，它是文学作品的一种非结构因素，并不直接构成文学的结构要素如人物情节、环境、语言等。性别与文学的关系通过有性别的作者功能这个媒介来实现。……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这不同的性别内涵，对于有性别的男读者与女读者来说，其意义并不是一种现成的自明的性别姿态，而是潜藏在文本之中，是一个有待发现和分析、阐释、显现的过程。”所以，归根结底，文学作品的生命力不可能仅仅只关乎作者、批评者或作品主人公的性别、性别观念及性别立场，而是取决于作品本身丰富深厚的生活内涵能否在尽可能高的程度上得到完美的艺术表现。因此，本文不仅对杜鸿小说中隐含于极限叙事伦理表象之下的走向人本主义的女性主义叙事立场进行了大量的文本解读，而且还对其中蕴含的后现代文化精神——消解深度模式与伦理相对主义理念展开了适当的分析与阐释，并希望它能够成为在文学批评研究实践活动中将小说主题学意义上的伦理叙事与创作主体意义层面的叙事伦理进行整合并展开互动式解读的一个有效的文本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