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鸿
网站用户
后位写作、性和有关伦理的隐秘叙事
——杜鸿小说片论
罗义华
以写散文成名的杜鸿在1998年突然转向小说创作，并且以惊人的速度写出了《一个白痴统治的村庄》、《石牌保卫战》、《黛瓦园》、《琵琶弦上说》等长篇小说以及《刁民李梦醒的家庭隐私》、《一枪二弹》、《幻想中的树》、《黑痣》、《请你入画》等中短篇小说，成就不俗，虽然备受争议，却不可忽视。杜鸿的小说表现出多样性与丰富性的特征，并且拒绝雷同。《一个白痴统治的村庄》展现出惊世骇俗的面目，让人难以逼视；而《石牌保卫战》、《黛瓦园》、《琵琶弦上说》、《刁民李梦醒的家庭隐私》、《一枪二弹》等小说则表露出更接近于传统的姿态，虽然这种姿态的意义毕竟有限。杜鸿坚持一种所谓“后位写作”观念，他对这一观念的实践使得他的小说接续传统叙事手法却又展现出先锋的姿态。杜鸿小说的叙事经验引来赞誉，但是对“性”无所顾忌的描写又使得他背上“下半身写作”的恶名。究竟杜鸿小说有什么叙事特征，有关“性”的描写在他的小说文本中居于什么位置，发挥何种功能？杜鸿小说有没有给当代文坛提供新的经验，我们又如何看待？本文拟从杜鸿小说文本出发来探讨上述问题。
一、后位写作的先锋面目及其他
到目前为止，杜鸿小说最受人称赞的地方在于他独特的叙事经验。杜鸿认为自己的写作属于一种所谓的“后位写作”。什么叫“后位写作”呢，用他的话说，“就是最传统最后位的写作技术与最前位最先进的小说内容合为一体。追求小说创作原创性，在创作技法上始终坚持后位写作，在后位阅读传统上寻求一种后位上的叙事方式和途径，从而达到终极精神内核与后位写法的水乳交融。”“它是作者在语言，技术，文本构架等诸多元素回到一种最朴素的地方，而在内容上达到最前位。”从这一段文字可以看出，“后位写作”主要包含有两大方面：形式与内容。其中的形式层面则包含三个元素，语言，技术，文本架构。所谓技术，大概是指叙事手段与方法。
“后位写作”是对其叙事经验的一种概括。从文本上看，杜鸿的语言并没有回到“最朴素的地方”， 但它的确没有超越传统语言的基本范畴，又具备了传统小说语言所缺少的一种叙事张力。具体而言，它丰富、细腻而不失跳跃性，非常饱满，充满张力。有的时候，杜鸿小说的语言象水一样流动；有时候它又象清冷的风。但是在更多时候，它就是一种日常叙事的面目：平淡、自然、素朴。实际上想要指出杜鸿语言的基本面目是相当困难的，因为这种充满活力的语言丰富多变、姿态万千。语言内部的逻辑感很强，最重要的是它让文本中的思想与意识活动呈现出鲜活的流动性状态。事实上，在杜鸿尚未从事小说创作之前，他的散文如《感悟山水》、《露天电影》就已经显示出独特的语言特性。但是，他在小说世界里更是如鱼得水了。
杜鸿早些年的小说创作，有较浓厚的魔幻色彩，《一个白痴统治的村庄》就是一个明证。小说中声音、色彩词汇的运用，意象的选择，情感的变形等都显示出魔幻的特性。但在这之后，杜鸿在努力放弃一些基本的技法，取一种日常叙事的态度，但是他这样做的目的并非还原生活的原态。杜鸿在实践他的“后位写作”观念，即以最简单直接的方式进入生活本身，因此文本的架构是传统的，而不是标新立异的。但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生活是经过感觉与体验过滤、变形之后的生活。简单地说，以日常叙事的态度，讲述一些极为个性化、私密的事件，这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叙事之美，由此他的小说在接续传统叙事手法的同时展现出先锋的姿态。
实际上，日常叙事只是一种相对性的说法，杜鸿并没有真正拒绝来自叙事层面的技术性因素。杜鸿的作品里有一些看似空洞的符号，如《黛瓦园》里的“苏格拉底”。“苏格拉底”不是一种东西方文化视野中的文化选择，时常只是作为一种“癔症”，女人或者男人头脑里一种与“性”紧紧缠绕的生命态度与存在方式。这些“癔症”不经意之间出现，却往往改变叙事的路径与方向，因此，在杜鸿笔下“癔症”是一种叙事的手段。这种“癔症”在《一枪二弹》中变成了朱森念念不忘的“猪”，在《黑痣》中就是王克格的那颗“黑痣”。《黛瓦园》中作为小说人物的“李想”是一种空洞的历史符号。“李想”也不过是一个作为癔症的“理想”的具象化。有时候，杜鸿尝试在文本中制造一种对立形态的“互文”，如中篇《幻想中的树》中鸡山县保安团副团长杜纸与长篇《琵琶弦上说》中的鸡山县警察局长副官杜纸，一个为情而杀上司，一个是早期革命党人的重要成员，两者差别之大赫然，但是杜鸿却无所顾忌地写出了两个“杜纸”。这样的做法，其实就是要让文本中的历史个体模糊、混乱，每一个历史个体因为有无限可能性而显得无可辩析，以此获得对历史事件最大程度的敞开。此外，在《黛瓦园》的文本中，我们发现在叙事链上有许多间隙，流动着叙事者的思想，如文中的作家杜桥树脑子里会突然跳出一些莫名的话：“现代制度。/一些杀人的东西。/用仇恨去消解。/形而上的仇恨。”杜鸿作品的先锋姿态，主要源自事件自身的特性。杜鸿作品里的事件往往显示出一种极端的尖锐性与变异性。这些被放大与变形的事件，处处显示出一种非常态性，但是在看似离经叛道的背后，小说以一种尖锐的触觉，直抵历史文化深处。杜鸿作品的先锋性藉此立足。
从《尔雅书院》等作品我们依稀看到了余华、格非等人的影子，我们会很自然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19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文学尤其是先锋文学的历史进程中，杜鸿及其作品提供了什么新的经验。在我看来，对于中国当下文坛而言，杜鸿的主要贡献在于：其一是在当下后现代叙事大背景下，将新历史主义、女性写作、身体写作与传统写作经验糅合起来，注入一种价值判断与价值关怀，却又不失一种先锋姿态，这正是他高于身体写作的地方。其二是他接续余华等人的先锋经验，而以极端的面目反思中国文化，因此，一个在艺术层面漏洞百出的《一个白痴统治的村庄》，将可能成为致力于文化反思的中国当下文学中的一个重要文本。其三，他的《石牌保卫战》、《琵琶弦上说》以长篇小说的形式，展示了三峡地区战争历史风云，塑造了一些面目复杂、个性鲜明的悲情人物。《琵琶弦上说》无论是在艺术层面上还是在思想内涵层面上都远甚于《黛瓦园》，小说隐含有众多的文化原型。妓女纷落到琵琶镇上去找周复兴算命探寻革命的出路，琵琶镇被围之时杨老四向周复兴求救，粉落出卖了自己的父亲与哥哥以至于革命遭受重创等情节，写出了历史的复杂性。他的这一类作品与温新阶的《酒殇》、《白苎麻》等作品一道为三峡区域文学提供了一种新的文学经验。
先锋叙事的最大功绩就是瓦解传统，消解体制。先锋写作的魅力主要就在于它的反抗性。对于小说家杜鸿而言，现实以及秩序本身就是一个极为“魔幻”的世界，他的细腻而敏感的心灵，时常触摸到这个世界的“魔幻”。黛瓦园的分裂，在戏剧性的尽头，我们似乎可以窥见历史本身的混乱与迷惘——混乱与迷惘即真。但是，杜鸿又刻意安排了一个破绽：《黛瓦园》中的“张花残”也好，“花仙子”也好，在现实秩序中其实是失却了主体性的一类人，她们如何承担拯救与自我拯救的使命？或许，沉重的历史本来就轻如青烟，一切都变幻莫测，一切都在变形！
但是黛瓦园的分裂这一情节自身，却很值得引起我们更多的思忖：在现实生活中黛瓦园除了整体的沉沦，如何分裂？这个乌托邦的设想，折射出隐含于杜鸿心底的一点秘密：一直没有放弃一点真，一点美，一点善，从《一枪二弹》到《黛瓦园》。《一枪二弹》把行刑者的体制性面目具化为道德的最终守护者，小说文本中主体意识的丰富性恰恰在另一个层面取消了这种体制性面目的深刻性。顺着这一点情结往下走，《黛瓦园》的结局自然就是一个败笔。
由此我们发现，杜鸿的小说创作历程毕竟还很短暂，从迷恋先锋叙事经验到形成自己的完全风格，其实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杜鸿的长篇叙事存在断裂的痕迹，他过于依赖想象去写作，而想象一旦脱离大地，常常并不可靠。因此，不平衡性是其长篇小说叙事的一个症候。在许多时候，他的作品带给我们一种言语大过事件的感觉。言语，或者是一种叙事上的冲动，常常淹没了事件。这构成了杜鸿长篇小说的一个破绽：言语与事件的分裂。对于杜鸿而言，先锋的姿态是否太过沉重，终于成为它前进的一个“障碍”？他的叙事感觉细腻、细致、细密，这样的叙事往往能带给主体巨大的快感，让主体沉醉其间，然后迷失，然后挣扎，然后出现文本在叙事层面的断裂。此外，在一些叙事细节中，我们也会看到一些与作者写作水平非对称的片断，有些纯粹就是草率，这似乎可见杜鸿生活与写作的双重焦虑。
想要在先锋经验上有所创造，这对于我们时代的作家而言是很困难的。杜鸿在叙事上隐含有一种破除瓶颈的冲动，但是创新太难，而反抗传统的历程必然是苦闷的，所以，女人，酒，疼痛，成为他笔下的寻常意象，而隐含在寻常意象之下，有一种“徒劳”的悲伤，或者，一种深刻的孤独。他并不希望人们看到这一点。许多时候，我们发现杜鸿在孤独而任性的跳舞。
二、无处不在的“性”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性在杜鸿笔下的意义。杜鸿小说的语言无疑是极为出色的，但是，它们常常被细腻的情色与欲望体验掩盖起来了。在杜鸿的每一部作品中，我们都可以看到种种的“性事”，它无处不在，并展现出千姿百态。
《一枪二弹》中幼年朱森被表嫂扔到猪圈里与花母猪成亲的游戏，罪犯张虎蹂躏女儿思春思秋，警察司新华持枪凌辱少女，转业后的上司（连长）嫖娼被朱森抓获等主要事件都或多或少与性相关。《春情萌动》的中心情节就是朱小猪的睾丸问题，由此牵引出朱小猪与宁若妍、李安娜的三角关系和朱小猪、爸爸、芦老师、芦老师丈夫的四角关系。《幻想中的树》中杜纸与上司警察局长的仇杀也是因为两个女人马丽莲、理惠。《黑痣》中仇恨与复仇都源自于性。《请你入画》则演绎了沉河与芭芭拉、杜拉斯与蛤蚧的两性关系。在《刁民李梦醒的家庭隐私》中，水儿依靠身体来获取生存的基本资源，也依靠身体换取李梦醒的出路。《尔雅书院》中流淌着青春期的幻想与复仇意识。《那三个风花雪月夜》讲述白炭与两个女人之间的风花雪月事。《怀孕的男人》中的女人余另则生活在继父、警官杜红、老狼以及形形色色男性的欲望的阴影之下。这篇小说中的“性”附着了杜鸿幽默的天性。杜鸿的天性中似乎并不缺少幽默。但是，那种幽默的天性是与步入历史深处的疼痛纠缠在一起，让人难以释怀。《耶利哥的玫瑰》以一种悲悯情怀去观照围绕在俞瀚新与诗黛、黛诗雨、俞汉之间的爱情与背叛，性成为诗黛与黄小姐获取金钱的基本手段。《困兽》则以象征的意味处理两个被锁闭在电梯里的男女的一场走向死亡的性事。
在长篇小说《一个白痴统治的村庄》、《石牌保卫战》、《黛瓦园》、《琵琶弦上说》的叙事链上，性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一个白痴统治的村庄》的中心意象与关键词之一就是“性”，文本中人物的幸福与苦难、地位与权利都与性相关。《琵琶弦上说》中的几个重要情节，都不缺少“性”，它是这些情节的重要组成部分。如马小树受到醒豆儿的引诱，致使鲁少达得以逃脱，小说情节由此步步推进。《黛瓦园》同样如此，小说的开端就是一次有关“性”的未遂事件，而小说文本中的起、承、转、接等叙事细节，基本上都离不开性这个关键词，实际上“性”构成一种活动背景，构成一种日常经验，或者说是人物意识流动的基本语义场。
由此可见，“性”是杜鸿先锋试验的基本方式。在杜鸿的许多作品中，性是起点也是终点，小说的人物和情节都在有关性的生命体验里面彳亍，性就是小说的基本情节。因此，性是极为重要的叙事要素。实际上，杜鸿许多有关性的描写，是他小说中最为精彩的部分。如果我们顺着语言漂流，我们就会感受到杜鸿有关“性”的双重乃至于多重面目。有的时候，他以极为细腻、精致的近似于本能的触觉，为我们展示出一种澄澈清明的“性”，如《黛瓦园》里面作家“杜桥树”与“花仙子”的相遇；有的时候，“性”就是我们行为与交往的基本方式，如《请你入画》中杜拉斯与蛤蚧之间的关系。“性”在更多时候是一场搏斗，是男人与女人斗智斗勇的游戏方式，是过程，如《黛瓦园》里“张花残”与“领导”的相处；有时候“性”就是人性变异乃至于痴狂的代言辞，如《请你入画》里沉河与芭芭拉的一场情事；在许多时候，“性”成为一种行为动机，如《尔雅书院》与《幻想中的树》。
“性”对于杜鸿而言是一种武器，一种写作的武器。在一个“物质”世界里，在一切都深度异化的环境里，在没有比“性”更能显示出人类自身的一切意义。但是，在杜鸿小说文本中，性是如此的自由出没，以至于我们常常忽略了这个“武器”的意义。因此，性构成了作品的双重障碍。首先是在文本的叙事层面，“性”在文本中自由蔓延，推波助澜，但是正是“性”，掩盖了作品的意图，也消解了写作者进入世界本体的深刻程度。另一方面，“性”拉近了杜鸿与一部分读者的距离，却又使得他与大多数同行保持距离，在许多时候，“性”以一种本能的姿态和本来的面貌，让人难以进入杜鸿的世界。可能它是过于肆无忌惮了，由此，它又构成了小说阅读层面的一个障碍。从这个意义上讲，杜鸿想要进入中国文学界尤其是当代评论界的主流，还有一段较长的路要走，他努力写作的姿态，让人想起《北回归线》的作者。这个美国作家有关“性”的肆无忌惮的描写，使得他自身和作品一道蒙羞多年，直至一个更新时代的到来。
三、关于伦理的隐秘叙事
杜鸿的作品，总是在有意无意之间，拨动一根伦理的弦，是伦理的相关性使得那些看似平淡、朴素的语言具有了一种丰富而独特的叙事张力。
《一枪二弹》中小说主人公朱森作为一名出色的行刑者，在他内心里涌动着善与恶的交锋，以及有关杀人与被杀的困惑与挣扎。朱森在死亡最末尾的位置上制定了自己杀人的法则：一枪快心，好人升天堂；一枪二弹，坏人下地狱。这篇小说的视点是很独特的，它所探讨的实际上是社会法制的一个终极环节（行刑）的伦理问题。小说在法律制裁的架构中嵌入行刑者的价值选择，也透视出一般行刑者的心理症结，这虽然只是对现世法制伦理的乌托邦想象，但是它所展现的伦理法则与价值关怀依然具有动人心弦的力量。《春情萌动》真正让人难以释怀的也是伦理关系。对于朱小猪而言，青春期的苦闷使得他在作为老师的芦苇和作为母亲的芦苇之间难以调试，而爸爸与芦苇及其丈夫之间的复杂关系让他不能痛苦不堪，他在对爸爸与 芦苇亲密关系的复杂情绪体验中，展开一种割除父亲移植过来的睾丸，以示决绝。在真相大白前后，朱小猪与爸爸、芦老师、芦老师丈夫之间构成了一种意味深长的关系。这些事件都显示出家庭伦理与社会伦理、两性伦理的思考向度。《幻想中的树》中的杜纸、上司警察局长与马丽莲、理惠之间也构成复杂的两性关系。杜纸为报局长知遇之恩绑架理惠（实为局长妻子）献给局长；局长与马丽莲通奸致其怀孕，为避人耳目，迫使杜纸迎娶马丽莲；马丽莲与杜纸之间从未有夫妻之实，杜纸与理惠在失意之中保持通奸关系；杜纸在遭到马丽莲与理惠的决绝之后决定杀死局长并肢解局长身体。这些事件都关涉到人际伦理与两性伦理关系。《黑痣》则写出了有关仇恨与复仇的伦理问题。哈星母亲与王克格偷情、父亲与羊草偷情、哈星为报复王克格引诱其女儿王珐玲（父亲与羊草的女儿），种种性事都成为生命中的隐痛，在复仇的快感之后，是无路可逃的窘境。《请你入画》涉及艺术与两性关系问题。《尔雅书院》中的父子爱上同一个女子，在不能忍受父亲与黑荷的通奸行为后，宝楠一刀刺入黑荷身体，而最终他却在秋先生的帮助下与黑荷生活在一起了。《那三个风花雪月夜》里的朱萸成为甜蜜蜜的替代并进入白炭的生活，但是她始终生活在甜蜜蜜的阴影之下，最终她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完成对甜蜜蜜的复仇。《怀孕的男人》中的余另与继父、警官杜红、阿鸿、老狼之间也构成一种极为复杂的关系。《耶利哥的玫瑰》出现了一种叔嫂通奸的事件，《困兽》则以一种偶然事件（电梯失控）来完成一对男女的性事，凸现现代社会两性伦理的脆弱性。
长篇小说《一个白痴统治的村庄》最骇人听闻的事件就是“血亲通奸”。小说以一种极为残酷的面貌，划破人伦之维。《琵琶弦上说》中妓女粉落与警察局长雷传志、大户周大山、算命先生周复兴（实为粉落父亲）、革命者杨老四（实为粉落大哥）之间，革命者梨花与雷传志、杨老四之间，都构成一种复杂的关系。小说在一定程度上透视出革命历史时期特殊的社会伦理与两性伦理关系。《黛瓦园》则凸现特定历史时期的革命伦理问题与当代社会发展中的人际伦理问题，是一种关于“历史”与现实秩序关系的伦理思考。
《刁民李梦醒的家庭隐私》既与“劣根性”话题相关，但是又不能局限于“劣根性”话题。《红楼梦》说女子是水做的，杜鸿至少是认可这个说法的。小说里的六个姐姐都叫“水儿”，她们代表了中国的女性，那个被宠坏的孩子，不过是千年中国男权社会的一个男性象征物而已，“水儿”与“李梦醒”的从血亲到分裂对立的关系发展史，正是中国男权社会体制结构上的一个“具象”，小说只是以极端的面目着力描摹出这一历史世相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讲，《刁民李梦醒的家庭隐私》就是一部关涉到女性主义基本意义层面的文本。女性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伦理批评，它建立在对性别、阶级（阶层）关系的批判与反思上。
《刁民李梦醒的家庭隐私》获得了批评界的好评，但是同样着眼于中国社会、历史伦理思考的《一个白痴统治的村庄》却遭到了严厉的批评指责。尽管杜鸿辩解说，这两部小说看上去大相径庭，但是它们表达了一个相同的话题：苦难。《白痴》写了一个白痴与一个村庄极其苦难的一生，而《刁民》则写七个姐姐、一个弟弟和一个家庭一生的苦难。但是，围绕《白痴》的批评注定将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在我看来，对《一个白痴统治的村庄》的叙事伦理的质疑，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没有进入文本的叙事逻辑。首先，“引子”中叙事者的“思想瘫痪”是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如同《狂人日记》文前“小引”一样，作者于此构造了一个阅读的陷阱。“思想瘫痪”的疾病竟然要让“白痴”来救治，这在观念的意义上构成一种反讽。由此可见，此白痴非彼白痴。一些评论者把注意力集中于白痴的思想与行为上，但是忽略了一个更为重要的叙述单位：“村庄”。“ 白痴”与“村庄”的相关性，如同产品与土地的关系一样，这才是我们真正应该关注与思考的地方。“白痴”的恶、丑、奇崛与荒诞，总不能跳脱“村庄”这个基本语境。小说以极端的面目与色彩来表现“白痴”的恶、丑、奇崛与荒诞，正是为了凸现“村庄”的荒诞与丑陋，在一个势将沉沦的“村庄”，“白痴”无所不在，无时不有。或者说，小说的荒诞不经，来自于历史自身的荒诞不经，小说中有关“性”、“权力”的极度本能化扩张，不过是历史的本相而已。如果我们还能够平心静气地回到历史的深处，我们就能够毫无障碍地穿透小说文本的表层叙事，直至问题的终端。此外，预言是“白痴”的本能，而所有的预言都通向“村庄”的沉沦。因此，从文化的意义上看，数千年来我们这个民族在不断上演着“阉割”与“乱伦”的故事，这些预言不过是对一系列历史事件的指陈而已。
杜鸿的小说文本并没有提及“伦理”二字，但几乎他所有的作品都有在伦理层面获得解释的空间与可能性。杜鸿小说的先锋姿态与伦理叙事之间有什么关系呢？要进一步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还是回到他的“后位写作”观念那里。“后位写作”强调“最前位最先进的小说内容”，并追求一种所谓的“终极精神内核”。 终观杜鸿小说，所谓“最前位最先进的小说内容”就是以“性”为透视镜，实现对社会政治、历史、家族、两性等关系的伦理探寻，小说创作的原创性与先锋性由此获得。当然，伦理并非杜鸿想要探索的世界全部，杜鸿的触觉顺着伦理层面的线索，自然绵延至世界观与哲学的层面。对比《刁民李梦醒的家庭隐私》里面的“姐弟关系”与《一个白痴统治的村庄》里的“母子关系”，我们发现二者有着极为隐秘的相似处，这是一种文化形态上的“相生相克”关系，其核心则是男权、罪恶、苦难。以怜悯的心态来读这样的作品可能是徒劳的，换一个角度说，杜鸿的这类小说作为一部哲学著作来看可能是更恰当的。这让人想起了《请你入画》的结尾，芭芭拉涉嫌杀人被囚禁在狭小的囚笼里，她对这小天地自有其深刻的观点：“在外面，身体是自由的，可是灵魂受到最大的限制，这种限制就是这儿带来的潜意识恐惧。而一旦真正来到这儿，身体步入了最低位之后，心灵相反得到了最大的自由空间。即使这儿连任何一个没有生命的物体都被紧锁着。”这种看似荒诞的观点，却具备了百年中国的某些历史属性，因而获得了更大程度解释的可能性。
就叙事层面而言，杜鸿的小说远没有达到完整甚至于完美的境地，即使是他感觉甚好的《幻想中的树》与《黑痣》。如前所说，《黛瓦园》的伤痕更显眼。在我看来，杜鸿小说叙事艺术已经遇到了两个方面的障碍，除了前述语言自身带来的快感因素产生了遮蔽之外，也存在带着观念上路的情形。与艺术的大胆创新与呈露相比较，杜鸿更需要冷静、节制的写作态度。但无论如何，杜鸿的才华，特别是他独特的叙事能力，已经在在显示了这样一点：他的写作给当代中国增添了新的文学经验。在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先锋意识及其经验是至关重要的，它将有助于我们实践文学观念与体式的创新，完成中国文学传统的当代转换，也有助于我们真正回到文学的本体。事实上，正是在尖锐的先锋试验之后，我们才有可能找到一条宁静而深邃的写作通道。杜鸿写作的未来图景与启示意义就在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