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大鹏:直面历史的曲笔与隐喻——杜鸿长篇小说《琵琶弦上说》解读

直面历史的曲笔与隐喻

——杜鸿长篇小说《琵琶弦上说》解读

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   桑大鹏

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命题：既言“直面”，何来“曲笔” 与“隐喻”？但这无法，小说文本本身形成了这样的品格。小说的内容写杨端正、杨老四父子两代人的革命故事，因琵琶镇来了一股四川溃散的棒子土匪，骚扰地方，杨端正告到县政府和警察局，但得知官匪合流，只好参加神兵以求自保，以其英勇虽对官匪小有薄惩，终因寡不敌众，兼经验不足，一味轻敌，最后失败，杨端正只身逃出，化身为巫师，以算命为生，言福不言祸，暗中辅助自己的儿子继续革命，其间，杨端正早年的女儿、杨老四的妹妹失散在妓院，虽以卖淫为生，但被官府收卖，打入革命队伍内部。与此同时，琵琶镇大地主周大山伪装革命，混得革命队伍的信任，实则为内奸，但杨端正父子失察，反倒充分倚重周大山，每次重大革命活动的情报被敌人充分掌握，在关键时刻功败垂成，杨老四土地革命、解放穷人的愿望也以破产告终，其间居然有自己的亲妹妹参与对抗，真是莫大的悲哀，绝大的荒诞与讽刺。

就此意义而言，小说是直面历史的，是对最初共产党领导底层老百姓打土豪、分田地以及还乡团反扑之真实历史的叙述，其中对于底层人物和生活的叙写也十分逼近历史的真实，但这时代太过复杂，小说有一段倾述发人深省，作者借周复兴（即杨端正的化身巫师算命先生）之口说道：“我们的国家，历来就是迷信造就了这个世界的迷信，造就了这个世界的荒诞，造就的这个世界的麻木，造就了这个世界对苦难顺理成章的接受和理解，造就了一种人吃另一种人成为家常便饭的事实，造就了虎狼一般的私心，造就了习惯而安然地看着别人流血的目光，造就了一切不可能成为可能，造就了婊子比任何淑良的人更有理由为自己立一座贞洁牌坊，造就了反动政客当道，掮客成群，最虚假的呻吟成了最动人的喊春，造就了对世界构成破坏的延缓，对历史横泼污水的要盆，造就了世界在明亮眼睛里的一名不值。”

太深刻了，因其对悖论、反常性的揭露，故事的表层叙事就不能等闲视之，而应另究其深意，而我们一旦进入深意的探寻，就在逻辑上不能不承认文本别有意涵，以往视之为直面叙述的此刻只能以曲笔观之了，而其“深意”当是其隐喻意味，如此，文本又具有隐喻功能了。

周复兴的倾诉是对历史与现实的隐喻，他对人性和社会看的太透了，故有如是诉说。在周的冷静透视中，一切直叙都应翻转，一切都有意味。周化身为算命的巫师本就是智慧的选择，这一方面是继续革命的需要，另方面是试图以“神我”抓住意义的努力。但事件波诡云谲，世界与人性超出一切人的想象力，意义永远走在人的前面，留下的只是人对意义的事后思索。细读小说文本，我们发现至少有如下隐喻：

一 、隐喻人性困境。如周所说：“我们的国家，历来就是迷信造就了这个世界的迷信，造就了这个世界的荒诞，造就的这个世界的麻木，造就了这个世界对苦难顺理成章的接受和理解。”如果不是共产党起而革命，广大底层民众个个麻木，他们安于现状，认为苦难和贫困是命该如此。而此迷信进一步加强了他们对现实的妥协，只有觉悟者能够突破精神与肉身的困境，冲出重围，获得身心的解放，但他们身上也带着主流意识的弱点，一当他们开始行动，弱点就发挥作用，于是革命变得至艰至危，他们的弱点有可能吞噬自己，革命到最玄微之出，往往是自己导致失败，杨端正的两次革命，一次是轻敌，第二次是失察，他经过革命的失败，虽对此有清醒认识，但却无法克服，这就是深陷重围者的悲剧，革命本质是革自身的命，但谁意识到呢？进一步讲，谁又愿意呢？

二 、隐喻历史。中国历来是礼仪之邦，但几千年的礼乐教化训练出的并不是谦让有礼的国民，而是冷对他者眼泪与鲜血的人，“礼”无疑是一块围裹兽性的遮羞布，我们对别人的苦难视若无睹，“虎狼一般的私心”“一种人吃另一种人的饭”使人们在他者遭遇苦难时落井下石，甚或趁而出手打劫，别人的苦难正事我幸福的源泉，别人家破人亡正是我有以风光之处。在大地主鲁少达被瓦解后，残疾人、铁匠英檡分到了他想望已久、望尘莫及的地主小老婆醒豆儿，却又对自己是否有这福分而惴惴不安，乃疑神疑鬼，机窍别出，如果谁势力强大，又可抢走醒豆儿。这正是国人的本性，是我们的历史曲折而永远原地踏步的原因，历史进化论不适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其实是原地转圈的历史。小说的叙事无疑也也达到了历史的隐喻。

三、隐喻现实。人们安于现状，但也希望有人出头改变现状，一旦真有出头人，乃应者云集，一个人的意志成为全体意志。且不说个人意志成为全体意志极为危险，单说希望别人替自己出头，自己毫无担当，趁机捞便宜之为就是极端自私之举，而这正是杨端正父子两代的革命走向失败的外部原因。民众也希望杨端正革命，因此杨老四的感召不是没有人响应，甚至他的想法可以覆盖民众，但他们却是为了大发革命财，一旦涉及自己的得失，就犹豫再三，因此杨父子两代的队伍都是人各一心，但这一点被掩饰着，只在关键时刻露头。现实是，人们都希望通过革命改变自己的生存困境，捞到好处，而不是推动历史的进步，人们都太关注眼前的利益，而没有考虑队伍的整肃问题，于是集体失察，周大山轻易取得了人们的信任，他给人们的好处太多了，轻易将队伍的行动情报骗到手，于是革命土崩瓦解。想想现实的个人和社会，贪官污吏大势攫取，导致财富两级分化，底层人失望已极，国家岌岌可危，我们不应警策吗？

四、隐喻当下。革命和革命者个人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甚或罪恶，但这不是全盘否定革命的依据。在改良成为不可能时，只有鲜血能够润滑锈蚀的旧文化和体制，于是革命成为必须，这是历史的设定。无奈当下许多学者和文人却对已然的革命说三道四，他们搜检旧文献，找出革命的缺点加以指责和否定，试图以细节解构全体，为买办、汉奸、压迫和欺骗重新招魂，此举无疑形成“对历史横泼污水的要盆”，在此风甚嚣尘上之时，小说是一种特异的姿态，表明自己对这种思潮的思考，构成对当下的隐喻指意。

综上所述，杜鸿长篇小说《琵琶弦上说》以曲笔与隐喻的形式直面人性、历史、现实、当下，构成文本的多重隐喻意味，作者尽可能保持客观和中立叙事，他只是遵循因果律写出人性与历史优缺点的相关结果，而留给人们思考的余地，对各种苦难与不幸不分阶级的保有大悲悯和矜哀，使文本流露出浓郁的慈悲之情，而作者站在历史之上，静观历史按黑格尔式的“正、反、合”之辩证逻辑运演，演出无数轮回和悲欢离合，留给作者和后人品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