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竿竿匠“

“子鸭子的饭，老鸭子的蛋”。那个时候，还是大集体……

一大群鸭子，摇晃着肥硕的身段，昂首挺胸，如潮水般涌过来，大有阻断交通之势，场面甚是壮观……在我的记忆中，“竿竿匠”，指挥管理一大群鸭子的匠人，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特有的农耕遗迹。因为我从小生长在山区农村，曾经亲眼目睹过坝上的“竿竿匠”来到我们村上，吆喝着一大群鸭子在稻田里啄食掉落的谷粒以及鲫鱼、黄鳝、鱼鳅、田螺和虾等，但对于整个“竿竿匠”的生活，却不完全了解。

龙年春节的一天，访亲到顺龙乡官厅村5组，与年过古稀的王明清大爷摆龙门阵。当我问及是否记得那个年代“竿竿匠”生活时，他爽快地回答说：记得。“竿竿匠”是因为赶鸭子的人手里都拿着一根长长的竹竿，竹竿的末梢还拴有一束旧布或棕叶子丝丝或烂塑料丝。之所以称“匠”，是因为管理一群鸭子是一门手艺。王大爷说，记得生产队第一次成立养鸭队伍（也称“鸭棚子”）时，还专门去外地聘请养鸭师傅（“竿竿匠”）回来传授技术，主要是传授养小鸭的技术。如鸭子行走的路线以及栖息地的选择等，若养小鸭技术不过关，则成活率低；若行走路线不当，易造成过度消耗体力，伤亡严重；若夜间鸭子的栖息地选择不当，则鸭子“嘎嘎”叫，根本不休息，甚至翻越围栏到处乱跑，损失更严重。因此，要选择背风暖和的地方，这个就要靠“竿竿匠”队伍中的老师傅观察地形的洞察力了。虽然没有固定的标准，但却有相对稳定的实战经验。师傅教会徒弟之后，养鸭的技艺就由当地人掌握了。

一只“竿竿匠”队伍由4-6人组成，人员选择是生产队统一安排。一般都要选择老实人，责任心强的人。养的鸭子多，队伍人就多，养的鸭子少，队伍人就少。养鸭的数量由生产队决定，有人负责“鸭棚子”行走路线，有人负责现场看鸭，有人负责一日三餐煮饭，既要煮人吃的饭，还要煮小鸭吃的饭。待小鸭逐渐长大，就开始试“谷口”。为了让小鸭学会吃稻子，养鸭人要先把稻谷煮熟，免得让颖壳上的绒毛刺激小鸭的喉咙，待小鸭学会吃“熟谷”之后，再开始试喂“生谷”，直至能够下田自由觅食，才停止煮小鸭的粮食。

“鸭棚子”是用旧的晒垫做成两端低中间高，一个半圆型最高处仅一米多点的篷子，下面用竹木做成离地5寸左右的四只脚，在四只脚上绑上长两米多点，宽一米多点，纵横交错的四根竹筒，与短竹筒一样的空位置中间，再放些划开的竹板，即搭成一个简易的板床，板床上铺些稻草，放上席子即可入睡。半圆型的两面一边用旧晒垫绷上，一边敞开，放便人员进出。第二、三层篷子两边空，弧度与第一个一样，第二个比第一个高，第三个比第二个高。晚上休息的时候，把第二个、第三个篷子平移出来，1米多长的短边就变成3米多长的长边，原来2米多长的长边就成了短边。下大雨的时候，相当于3个棚子，可以解决6个人避雨。在确保鸭群安全的情况下，到后半夜，全体“竿竿匠”也可以放松休息，恢得体力，振作精神，迎接新一天的开始。如果队伍只有4人，那就只有两层篷。2-3层篷子的重量必须一个人能够承担，能够在荒郊，野外，田间，挑起自由行走。“竿竿匠”队伍要自己带锅、带碗、带灯、带棉被。除烧柴就地解决而外，米、油、盐等还要自带，偶尔也到借宿地找当地村民借些佐料。升火做饭在篷子外面进行，吃完饭之后，若遇下雨还要把炊具搬到篷子内。

一个“鸭棚子”至少要养上千只鸭子，多的达三千只以上。鸭子小的时候养起来很难，下田或下河还好，到了晚上就要提前打围，用“月儿笆”做成一个个圆形的围栏，“月儿笆”是竹子划开后去掉青蔑的黄蔑片做成的，纵横交错成小方格状（小鸭跑不出去为度），大约80厘米高，每个围栏内放一定数量的小鸭子。鸭子喂得多，就要分成几个小区栖息。若喂1000只，分成5个小区，则每个小区大约200只左右。如果全部围在一个围栏内，由于密度过大，小鸭互相踩、挤、压，就可能造成伤亡。晚上分小鸭就是技术活。“竿竿匠”全体动员，提着“月儿笆”跟着赶回栖息地的鸭子追，在长长的队伍中拉出“月儿笆”截出一段鸭子来，再慢慢赶到栖息的地方围起来，就成了一个“小区”。第一个分开之后，第二个“竿竿匠”又上前截一段，紧接着第三个又去截一段，如此反复。夜间分区栖息，是提高小鸭成活率的主要措施之一。为了预防意外发生，晚上“竿竿匠”队伍中的人还要互相轮流值守。提高成活率也是“竿竿匠”队伍人员改善生活的最好办法。因为生产队购买的小鸭子是按一定比例计算成活数的，这个比例假如是80%，而养鸭人将成活率提高到90%，那么，这高出的10%，即使杀来吃了也算是对养鸭人的奖励，群众也不会有意见，若低于规定的最低比例，则要说明原因。如果不是十分特别的意外，生产队一般不会认账，恐怕责任就要由养鸭人集体承担。

有人说“人生有三苦，划船、打铁、卖豆腐”，可王明清却说“竿竿匠”比这“三苦”还苦。他随后补充说，养小鸭的时候特别苦，因为基本上是六月底开始喂小鸭，在七、八月的“伏天”开始到秋天结束，酷署难当。3-4个月的时间，基本上都是汗流浃背，还有蚊虫叮咬，却还要在野外守小鸭，怕被野生动物如蛇类伤害，怕掉了，怕生病，甚至怕吃多了“胀死”，所以必须十分小心。头戴斗笠，身披蓑叶，手拿竹竿，风里来，雨里去，还要跟着鸭子转田坎、跑河边。但也有“甜”的时候，俗话说“子鸭子的饭，老鸭子的蛋”。那个时候，还是大集体，要想天天都吃白米饭基本上不可能，因为还要吃玉米粑、麦粑等粗粮作补充。养小鸭子的时候，生产队要按鸭子的数量统一称粮食给“鸭棚子”队伍，养鸭人从“小鸭食”中匀些饭来吃也就成了“顺手牵羊”。到了个别鸭子生蛋的时候，每天产蛋的数量也不等，几乎人人天天吃蛋，这就是他们“甜”的时候。若生的蛋很多，他们除了吃的之外，有多余的蛋就集中起来拿到集市上去卖，卖的钱统一上交生产队，生产队按钱再计算工分，年底再分配。那个时候，天天有“鸭蛋”吃是何等幸福的一件事啊。

靠“鸭棚子”生蛋不是目的，生产队养鸭的目的主要是养成鸭销售增加经济收入。当鸭子的大羽毛正是长“血通”的时候，也是小麻鸭体重最重（大约3斤左右）的时候，销售的性价比最高，他们就要准备出售了。那个时候，大概是四角钱一斤，一只鸭子就是一元多钱。别看只有一元多钱一只的鸭子，有一年他们生产队养了几千只鸭子，长大后集中销售，连整个丹棱县城都“消化”不了，还通过县土产公司联系，找到了一次能够购买几千只鸭子的成都一家大公司，才解决了这个问题。县土产公司还专门安排李培海去成都当联络员，生产队还派了六名社员，花了很长时间才把鸭子从顺龙山上赶进城，放下货车的车厢板，在车与地面之间搭上几匹木板，再把鸭子赶上汽车，拉去成都销售。王明清是当时的六名社员之一，那也是他第一次出远门，回来后还骄傲了好几天呢！

“竿竿匠”撵“谷桩”田，由低海拔撵到高海拔，从坝上撵到山上。大约是1972年，外地的“竿竿匠”王明清撵到所在的生产队。当时才二十出头的几个小伙子，看到两三斤重的鸭子，想到鸭肉的味道时就垂涎三尺。有一天晚上他们几个小伙子，就相约前去撞“鸭棚子”，放“火炮子”（鞭炮）。撞“鸭棚子”是当地的一种习俗。通过“撞”，可以让外地人和当地人更好地融为一体，增进感情，加深了解，也为来年作好铺垫。作为外地的“鸭棚子”也希望有人来“撞”，但又怕来“撞”，因为鸭子一听到“火炮子”响，就吓得四处逃散。

王明清他们几个人合伙买了一小串鞭炮，接近傍晚时分，就溜到“鸭棚子”驻地，悄悄点燃了鞭炮……当“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从“鸭棚子”旁边响起时，“竿竿匠”才发现来“客”了，他们明白几个年轻人的意图，马上热情招呼，放下手中的活路，立即捉来几只鸭子杀掉，烧水烫鸭，大家一起，动手拔毛。“你们不来，我们还不好意思杀来吃。”“竿竿匠”边说边笑，迅速让大家有了就是一家人的感觉，其乐融融。一次丰盛的“牙祭”之后，王大爷说，那个时候的鸭肉确实香。现在回想起来，都有点后悔，我们还是不应该去“撞”。但聪明的“竿竿匠”给王大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油嘴滑舌，能说会道，说出的话简直就象在嘴巴上抹了蜜一样甜，每每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他们都能够“摆平”各种事情。

“鸭棚子”除了鸭苗及小时候需要的粮食而外，在后期基本不投入成本的情况下，就靠啄食掉在田里的粮食，从坝上走到山上，追随河流、田野、乡间，一路沿着鱼虾肥美、水草丰盛的地方追赶。虽然走几十里路，但百十天之后，却可以为生产队带来一笔可观的经济收入，也算是做到了物尽其用，最大限度地利用了人们的劳动成果。

现在的水稻收获之后，不管采用任何一种收获方式，都有大量的稻谷掉入农田，但却没有再利用，没有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除了飞禽啄食而外，基本上就是腐烂于农田，化身生物质肥料，还不如“竿竿匠”带来的经济增收。现在“竿竿匠”消失的原因，除了没有冬水田而外，关键是责任制分田到户，单家独户经营，以及耕作制度、生产方式的改变之后，不再具备基础条件。

“天收一半，地收一半”。水稻成熟之后，掉落在稻田中的谷粒不计其数。因为我一生从事农业科技工作，秋收后，曾经在水旱轮作的水稻田进行过调查，板桶、脚踩打谷机、汽（柴）油（电动）打谷机、联合收割机等不同收获方式的稻田中，均有无数的落谷，最少的每一个平方米掉在田中的谷粒有400粒左右，一亩田最少掉的谷粒就是10多斤，多的远不止这个数，以平均掉20斤计算，一万亩田就要浪费20万斤！如果还有“竿竿匠”，还有“鸭棚子”，我坚信，还可以增加一笔不小的经济收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