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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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自认为自己是一个写作者，至少是一个写作爱好者。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我总想写点儿什么，尽一份写作者的责任，但总也无法下笔，内心大多时候是空洞的，偶尔有了感觉，也只是充满悲恸的感动或无奈。时至清明，虽然疫情仍在世界各国蔓延，但国内疫情防控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我的内心也随之一天天由阴转晴，手中的笔亦有了力气，来了兴致，随便写写，想到哪儿写到哪儿，算不上什么文章，还请读者多多担待。
2020年1月23日，除夕前天，武汉封城了，此时，我仍觉得病毒离我还很遥远。我生活在晋北一个小城市，距武汉千余公里，人员流动量极小，我所在的城市及周边还没有相关病例报道。
我所经营的酒店仍正常营业，与往年一样，餐饮已经预订到正月初八、九了，预订率很高，甚至是一桌难求。员工们也没有表现出过度恐慌的情绪，照例上下班，该干什么干什么。
除夕这天，预订年夜饭的人们，早早地就来到了酒店，都想赶个头彩，吃完团圆饭，回家看场完整的春晚。客人中有不少跟我是老熟人了，见面除了相互拜年外，都会就疫情谈论上一番，大家普遍担忧，武汉那么严重，会不会波及到我们。
庚子鼠年春节这天，清早我就感觉到了异样的气氛，我发现餐饮几个服务员垂头丧气的，有两个好像脸上还有泪痕。员工的心情直接关乎到对客的服务质量，我不敢怠慢，赶快找餐饮经理了解情况。原来，餐饮有一个假期工是从武汉回来的，虽然她已经回来快一个月了，期间她的身体也没有出现异样，但她回来时武汉就有了疫情，餐饮所有员工都是密切接触者，大家的心里压力很大。有人开始指责那个假期工，有人埋怨人力资源部不负责任，一时间，原本融洽的同事关系，出现了裂痕。
我一边安慰餐饮的员工们，一边安排那个假期工到疾控中心主动申报，并第一时间向区政府疫情防控指挥部进行了汇报。指挥部了解完具体情况后，安慰大家不要恐慌，因为那个假期工已经过了最长十四天的病毒潜伏期。
随着媒体对武汉疫情报道的增多，气氛越来越紧张，空气中似乎都弥漫着恐慌和不安。酒店虽然还没有接到停业通知，但取消预订的客人越来越多，春节中午就退了十几桌，大家的心情都很不好，前来就餐的人们脸上也看不到过节的兴奋，表情僵硬地互道“过年好”，语气中充满哀怨。
1月26日，农历正月初二上午，酒店接到了市场监督管理局停业的通知，并嘱咐所有员工响应国家号召，居家隔离十四天。
酒店年前备了不少蔬菜和肉食，一旦停业，肉食冷冻还能存放一段时间，蔬菜就不同了，最多能存放三至五天，为了减少损失，我按低于进货价的价格将蔬菜分发给了员工，大家每人拎着一大袋蔬菜，表情凝重地离开了酒店。酒店的工作对于他们来说很重要，有人月月得还房贷、车贷，酒店停业了，就意味着他们将暂时失去收入来源，本是月光族的他们，会陷入更大的“经济危机”。
平时热闹非凡的酒店，一下子变得冷冷清清。偌大一幢楼，只留下了我和几个部门经理，我给他们排了值班顺序，简单地强调了几点注意事项，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我跌跌撞撞地回到了办公室，眼里满含泪水。流泪并不代表我软弱，没有男子汉气概，只是看到员工们离开时落寞的样子，作为“家长”的我，实在于心不忍。
二
居家隔离的日子是苦闷的，天天看着不断上涨的数字，我的心始终被揪着，有时会一阵一阵地抽搐、疼痛。作为一名退伍老兵，有着十八年党龄的共产党员，我想起了当初入党时的誓言。然而此时，国家有难，人民有难，我只能窝在家中做“贡献”，我觉得自己是个逃兵，是个背叛了理想和信念的逃兵，我陷入深深地自责之中，在心中暗暗发誓一定要做点儿什么。
我所处的城市也出现了两例确诊患者，患者所居住的整个小区都被封闭了。一时间，微信朋友圈、聊天群内传出了多个版本。有的传言确诊的两例患者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防护措施，触诊前还在单位开会，参会者众多，已导致多人出现了发热症状；有的传言其中一名确诊患者是从武汉开会回来的，回来后身体就出现了异样，自己明知道感染了，还故意吐口水往电梯按纽上涂抹，并配发了视频为证；更有甚者传言其中一名确诊患者从医院隔离病区“逃跑”了等等。
我和父母分住在城市的两端，母亲天天都要打电话叮嘱一番，让我老老实实呆在家里，哪里也不要去。在她眼中，已近不惑之年的我，还是个孩子，一个不听话、不安分的孩子。
谣言终归是谣言，疫情防控指挥部通过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开始辟谣，公安机关拘留了几个始作俑者，风声鹤唳的局面总算稳定了下来，人们摄于法律的威严，不再无端信谣、传谣。
口罩成了紧缺物资，甚至到了一罩难求的地步，我去附近的一家药店买口罩，被告知一次性医用外科口罩六元钱一个，N95口罩三十元钱一个，即便这样，还得提前一天预约。我预约购买了一包二十个一次性医用外科口罩，并全款付了费用。回到家里后，妻子指着鼻子说我太老土，说她微信朋友圈有卖口罩的，才两元钱一个，并且还负责包邮。
妻子和孩子每天都在家中隔离，我则得出去采买蔬菜、水果等生活必须品。为避免感染，我每次出门都要换一个新口罩，二十个口罩根本经不起用，不到半个月时间就用完了。为了节省钱，我让妻子向她微信朋友圈那个卖口罩的人购买了五十个口罩，可钱转过去后，对方就没了音信，并且把妻子的微信也拉黑了。妻子大呼上当了，执意要报警，我虽然觉得一百元钱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我并没有阻拦她。隔离在家的时间太长了，她除了玩手机就是看电视，就当她给自己找点儿事情做吧，不然她会憋出毛病的。
去年，我在办公室里养了一棵芦荟，当初只有五六公分那么高，现在已经长得枝繁肉厚，足有三十多公分高了。平时工作太忙了，我根本无法顾及它的存在，现在天天宅在家里，有大把时间可以陪着它，静静地看着它成长。一天，我发现它的根部出现了两棵小芦荟，刚刚破了土，小心翼翼地探出了嫩绿的小脑袋。我惊喜地喊妻子和孩子快来看，她们却不以为然，妻子轻描淡写地说：“让它们再往大长长，过两天就把它们移植了。”
移植？妻子说得如此轻松，一向爱凑热闹的女儿也兴致不高，难道她们早就发现了？妻子见我满脸疑惑，笑了笑，拉着我的手上了楼顶平台。平台上，整整齐齐地排列着二十几盆芦荟，有高的有矮的。妻子笑着说，芦荟早就做了妈妈，这些都是它的孩子。
在芦荟的孩子们当中，我发那棵最小的叶子已经完全枯干了，正要伸手去摘，却被妻子用手挡住了，她说：“不要动，芦荟的生命力很顽强，这棵刚移植过来没多久，它正在经历蜕变，过两天就会获得新生。”果然，三天后，在枯干的叶子底部，又冒出了三枝柔嫩的绿芽，只有葵花子那么大小。
2月7日深夜，我没有一点儿睡意，眼科医生李文亮的病情牵动着我的心，凌晨2点58分，他终于离我们而去了。吹哨者走了，我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泪雨滂沱中，我写下了疫情爆发以来的第五首诗－《哨音》，用来悼念消逝的英魂。
李文亮医生的逝世，让我们更加读懂了一种声音，在决定人类生死命运的紧要关头，不会只有一种声音，更不会集体沉默，总有人会站出来发声，为天下苍生而呐喊。
逆行而上的队伍越来越宠大，从专家院士到白衣天使再到普通的建筑工人、自愿者，我被他们的故事一遍遍感动着，也为自己的碌碌无为一遍遍自我谴责。我幻想自己能成为神笔马良，一笔画出特效药，再一笔画出疫苗，用于拯救我的同胞们，减轻那些逆行者的工作量，让他们早日脱掉防护服、摘掉口罩，绽放最美的笑脸。
三
2月29日上午，我接到了卫健委杨副主任的电话，他说市里派出的援鄂物资运输队明天就要返回来了，问我是否愿意将酒店设为指定医学隔离观察点，安排援鄂物资运输队集中隔离。不等杨副主任说完，我就满口应承了下来，终于能为抗疫工作做点儿事情了，我当然一百个愿意。
3月1日，我起了大早，通知各部门经理到酒店开会，安排接待援鄂物资运输队集中隔离。开会时，我看得出来，有几个经理的眼里流露出了不安，或许是我事先没有跟他们打招呼，他们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的缘由吧。
为了减轻大家的心理负担，我一再给他们强调，援鄂物资运输队只是负责将物资运送到了武汉市和仙桃市，到达目的后，他们连车都没有下，况且他们事先已经做了全面防护，被感染的风险几乎为零。即便这样，大家不安的情绪丝毫没有缓解，特别是一名客房服务员，在得知要接待从武汉回来的人时，当即说什么也不干了，打电话让家人开车接回了家。
对于员工的表现，我不作过多地评判，因为酒店的从业人员，大多数都是文化程度不高的人，他们对事物的理解和判断能力，自然不能与我等同日而语。令我感到欣慰的是，部门经理们还是都选择了与我一道坚守，大家分头去做接待准备工作。
晚上十一点半左右，援鄂物资运输队一行二十一人抵达酒店，遵照集中隔离规定，他们没作任何停留，径直爬楼梯上了楼，各自住进了事先安排好的房间。
集中隔离人员中，有三位是政府官员，来自不同单位的三个副职，都是副处级干部。
住进酒店的当天晚上，三个领导中的其中一个，就有人不断给往来送东西，当然都是一些吃的、喝的、用的。我们的员工一遍遍地给来人讲解集中隔离规定，然后劝离。领导不乐意了，打电话跟我们诉苦，诸如他不能用房间配备的洗漱用品，用了皮肤会过敏；他是糖尿病患者，不能吃酒店提供的饭菜；酒店中央空调不能开，晚上睡觉房间太冷了等等。
接下来的几天，总有人给那位领导送吃的、喝的、用的。领导诉苦的次数多了，客房经理深得其烦，反过来找我诉苦，我安慰他说，非常时期，非常对待吧，他虽然是领导，但也是隔离人员，必须得遵守隔离规定，我们绝不能违反。
集中隔离人员的伙食标准是100元/人/天，我嘱咐厨房给大家尽可能吃好，天天变换花样。现在人肚子里油水过剩，没过几天，他们便吃腻了，打电话要求吃粗粮。厨房精心给他们准备了当地人喜欢吃的农家烩菜、素糕。当天下午便有隔离人员把饭菜晒到了网上，骂我们是黑心商家，没给他们吃够标准。对于这位隔离人员的言论及网上的评论，我们没作任何评判和辩解。自古黑的白不了，白的黑不了，公道自在人心，我们问心无愧则安。
援鄂物资运输队的隔离期还没到，疫情开始在境外蔓延，酒店陆续接收了从境外回来的隔离人员，大多是留学生，集中于英国、德国和日本。起初，他们的隔离费用由政府统一支付，标准与援鄂物资运输队一致。三月中旬，政府出台了新规定，从境外回来的隔离人员，全部自费。
集中隔离的留学生大部分都是好样的，他们有素质，懂规矩，我们省了不少心。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名在日本留学的女孩子，她从进入酒店以来，就不停地给人们鞠躬，“谢谢”二字挂在嘴边，令我们很受感动，觉得连日来的付出是值得的。与这个女孩子截然相反的是，一名在德国留学的男生，他是自费隔离，刚来酒店便吵吵着嫌隔离费用太高，与酒店员工发生了激烈地争吵，甚至到了要动手的地步。他也许不知，我们的收费标准远远低于平时，我们纯属“义务劳动”，甚至还得亏本。
集中隔离人员的生活垃圾须由疾控中心统一处理，医疗废物运输专用车开到了酒店后门，我们严格按要求将垃圾搬了出来，可车上的人员迟迟不下车。过了十几分钟，终于有一个穿着防护服的人下了车，急不耐烦地拉开集装厢车门，指着里面的箱子说：“你们上车把箱子卸下来，把垃圾装到箱子里。”
酒店是第一次接待医学隔离观察人员，没有人知道医疗废物究竟应该由谁负责装箱、装车。负责垃圾清运的客房经理对此提出了疑问：“医疗废物存在感染风险，你们是专业人员，我们根本不懂操作规程，按理说，这项工作应该是由你们来完成的吧？”
“我们只负责运送，装箱、装车都是你们的事情。”对方语气生硬、态度蛮横。
就这样，双方你一言我一语地吵开了。我见事态不妙，一边劝说对方，一边亲自动手，带领员工们将垃圾一袋袋装进塑料箱子，盖好盖子，称了重量，作了登记，整整齐齐地装进集装厢。直到现在，我都没有搞清楚，装箱、装车这项工作究竟应该由谁来完成。
自古以来，每当民族和国家出现危难之时，总会出现两种人，一种人为了保全自身利益，退避三舍、委曲求全；另一种人则为了大众的利益，冲锋在前、舍生忘死。庆幸的是，我中华儿女后者居多。
四
3月3日，市场监督管理局就下发了复工复产的通知，由于酒店正在接待医学隔离观察人员，一直没有启动复工复产程序。眼看着同行业几乎都恢复了正常经营，员工们表现出了焦急地情绪，我不厌其烦地给他们讲国大于家的大道理，缓解他们的心理负担。
3月15日，援鄂物资运输队隔离期满，境外回来的隔离人员所剩无几。万余平米的酒店，光接待几名隔离人员，费用远远大于支出，再加上大部分员工仍待业在家，权衡再三，我与杨副主任商量，看对方能否重新指定个面积小点儿的酒店，作为定点医学隔离观察点。卫健委也考虑到了我们的难处，领导们经过商量，接受了酒店的提议。
酒店终于恢复了营业，由于疫情还没有完全结束，酒店在做好消毒、体温检测等防控必须工作外，仍需控制人员流量和密度，还不能满负荷接待，员工们调整为两班制上班。
我所经营的酒店是一家多功能酒店，除餐饮和住宿外，配套了洗浴、休闲娱乐等服务项目。市场监督管理局光通知餐饮和住宿在做好防控措施的前提下，可以正常营业，并没有提到洗浴这一项。洗浴究竟能不能复工，主营部门卫健委并没有明确的通知，同行业都拿捏不准，大家你看我、我看你，都在观望着，谁也不敢贸然行动。
三月下旬，有两家洗浴中心终于耐不住性子了，率先复工复产了。市场经济就是这样，有人开了头，从来不乏效仿者。全市所有的洗浴中心，几乎在一夜之间全部重新开门营业了。我上网查了查周边县市的洗浴中心复工情况，发现有好几个地区已经开始正常营业。于是，我做出洗浴中心复工的决定，员工们兴高采烈地回到了工作岗位上。
洗浴中心复工的第五天，三名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来到了酒店，他们是主管部门卫健委下设的卫生监督管理所的工作人员。我们被告知洗浴中心须暂停营业，待相关部门进行风险等级评估后，再行通知。临走时，带队的领导一再强调，没有接到通知，千万不可擅自复工，还说有几家复工的洗浴中心反映，他们是看到我们复工后才复工的。我大呼“冤枉”，明明我们不是第一家擅自复工的，凭啥把这顶帽子扣在我们头上。
员工实行两班制上班后，有不少人就工资问题提出了疑义，我给他们的答复是，非常时期，非常对待，酒店可以给予适当的补助，但还是得以效益工资为主。对此，大多数员工都表示理解，总服务台有两名员工则不然，她们三番五次地要求酒店给她们开绿灯，理由是她们还要上夜班。工资问题关系到所有员工的切身利益，给她们开了绿灯，对别人就不公平了，从大局出发，我没有答应她们的要求。最后，那两名员工连招呼都没有打，选择了辞职，倒把我炒了“鱿鱼”。
4月3日，洗浴中心通过了卫生监督管理所的严格检查、验收，已恢复正常营业。同时，酒店还接到了税务局减免税收及中小企业局专项扶持的函告。政府的关怀和支持，令我十分感动，我只能用心经营，早日创收，缴纳更多的税款。
清明节，全国降半旗哀悼为抗击疫情斗争牺牲的烈士和逝去的同胞。上午10点整，酒店全体员工停下工作，在岗位上默哀三分钟。窗外防空警报、汽笛声交织在一起，我悲痛的心情持续了很久，含泪写下一首短诗：“鲜花铺满青瓦台，泪雨和入寒食中。泣问英灵今何在？镌刻金铭化众生。”。
大疫也是大考，让我们悟透了更多的事，也看清了更多的人，大到国家，小到个人。国家让世界看到了担当和责任，展示出了真正的国力；个人让众生看到了德行和修养，显露出了真正的人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