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割麦的记忆

关于割麦的记忆

有人说，人过四十岁就容易怀旧，沉寂的心灵也会随着记忆之舟滑翔着，起伏着,对我而言就是这样。这几年但凡闲暇时间，就特别爱去农村，看看乡里起伏的山，看看乡间流淌的水，看看满山遍洼生长的野花和蒿草，氤氲的心情马上就会舒畅起来，充分印证这个论断是有一定说服力的。

在我的怀旧词典中，有两个场景是最刻骨铭心的，一个是过年，一个是割麦。过年了，家家户户门前都贴着火红的春联，大缸小坛里都储备着女人们手工做的年馍馍，家境好的人家杀猪宰羊并置办丰盛的年货，每家院落里都收拾的亮亮堂堂，我们孩子们最高兴的是能穿上花花绿绿的新衣裳。割麦就不一样了，这是一年中最辛苦忙碌的季节，在长达一个月的时间里，人人都会脱上一层皮，只有把一袋袋饱满黄亮的麦粒变现成一叠叠钞票的时候，乡亲们黝黑的脸上才会绽放出灿烂的笑容，那一刻也是农人最开心的时刻，尽管这样的收入并不可观。

每每仲夏时节，从甘州到山丹往返回家的路上，看到一辆又一辆高大雄武的收割机从国道312辅线呼啸而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村割麦的一桩桩、一幕幕一一浮现，恍如昨日。人的情感有时真的很奇妙，连这个阶段的阅读也是跟这个季节相关的内容，比如邵振国的短篇小说《麦客》，等等。

一

位于古丝绸之路的张掖，早在西汉时期就是有名的河西四郡之一。据史料记载，明代洪武二十五年由甘肃都督宋晟始建的张掖东仓廒房是目前国内保存时间最长、最完整，还能继续使用的古代大型仓廪之一。明嘉靖年间时有耕地150万亩，人丁增多，沃土连片，成为自唐以来又一个屯田盛世，遂有“金张掖”之称，时至今日仍是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和西菜东运基地。但这主要指我国第二大内流区域黑河流域滋养的甘州、临泽、高台等县城，我的家乡山丹则是全省典型的干旱缺水县。

记忆中的麦熟大约是从每年的七月中下旬，即二十四节气中的大暑左右开始。从毗邻甘州的东乐，再到县城驻地清泉，沿祁连山雪线一路向南，位奇、陈户，再到李桥、霍城、大马营，靠近永昌县的老军的时间大致和陈户差不多，乡镇撤并之前是11个乡镇，现在是8个乡镇，大致九月份，全县的百万亩主麦区基本就收割完了。

过去种植结构比较单一，马铃薯、油料、优质牧草等特色作物种植比较少，枸杞、甘草、黄芪、板蓝根等中药材种植基本没有，种的是清一色的优质小麦和啤酒大麦，沿山冷凉区域有一部分胡麻、小豆和榨油小菜子。

我的家乡侯山村在县城西南约25公里处，名不见经传，是个普通的小山沟。隶属位奇镇，过去是乡，再早叫魏机堡。家乡的人们面朝黄土背朝天，世世代代都以务农为生，土地和粮食就是他们的命根子。我家有20多亩地，虽然叫水浇地或半水地，实际上从六十公里开外的祁连山后稍沟引来的水，经过漫长的红岩坝土质水渠，一半就渗漏蒸发掉了，最多能交上一个苗水，算是能刚刚漫过地皮，还有点山旱地，完全是交代给老天爷了。

每年刚刚放了暑假，那青翠碧绿的麦穗在广阔的田野上随风滚出麦浪，一眼望去，像是船只行驶在碧波荡漾的江河里，这样的情形只有在雨水多的涝年份能够遇到，没交上水的地方就已经开始返黄，甚至干死了。

镰刀是小麦宿命的终结者，这时候每家每户都取下挂在屋檐下的镰刀，男人们蹲在当院里，在脸盆里撩起一捧水，在青石上磨起镰刀来。

大伯是个铁匠，他家里这段时间是最忙碌的，一天叮叮当当响个不停。在熊熊燃烧的炉火中，往往有古铜色的四只赤膊，一双抡起铁锤，一双扶稳烧红的铁片，一阵子，待听刺啦一声，一股子青烟跄入鼻喉，再一上一下锻打，再淬火，一把锋利的镰刀就有了基本模样。不仅是镰刀，架子车配套的马鞍子、脖子套圈、拴马铁桩、马掌、车辕等都要在这个时期修补就绪，好多缺损的农具尚需要到八公里外的集镇上补给购置。

二

到了开镰的这一日，东方开始发白，趁着地气尚未褪去，一家人早早起来，父亲把我家可爱的红骡子从棚里牵出来，看起来它还有点睡意惺忪，把它套在架子车后立即进入了状态，冲着我们频频示好。母亲和我们兄妹几个则分头准备镰刀、磨刀石、草帽，还有一天的馒头和水，不一会功夫，父亲舞动着鞭子，吆喝着骡车，拉着我们就向田地里进发了，车子吱呀的响声、田野里弥漫的麦香、车轱辘扬起的尘土久久飘浮在乡间的小道上，这画面让我沉醉、温馨，刻印在我脑海深处至今都无法去除。

山里温差大，刚去到地里还有点冷，一阵山风吹来，凉飕飕的，开始收割了，父亲、母亲和兄长把一年的收获和口粮，一镰一镰割倒。

父亲割一阵子擦一把汗，舒展一下直不起的腰身，看一眼离地头近了，站起来点燃一根烟，哼一支曲，继续埋头挥舞；母亲和兄长是嚓、嚓、嚓......只听镰响，不见挪步，几镰就是一捆，镰头并脚尖一抱，刷地撂在一边，割下的地也最干净，茬儿短，穗儿齐；我那时年龄尚小，主要任务就是打腰子，“围腰”打得咋样，不在花而在个结实，刚开始不会打，一提就散脱了，后来会了，把一堆堆散放的麦子捆成粗壮矮实的麦捆子；妹妹的任务是拾麦穗，把割麦遗落的麦穗全部捡拾的干干净净。

不一会儿，太阳公公就升起来了，干热的风送来麦子成熟的气息，就像大热天睡在晒了一天的棉袄里，汗珠子蚯蚓般钻进我们的脖颈里、腋窝里，滴在刚刚收割过的麦茬根上。

终于等到了晌午，母亲取来了馒头和水壶，那白花花的大馍馍此刻显得格外的醇香，“汩汩汩.....”茶壶嘴儿吐出一连串清脆的响声，像是这山谷里的鸟儿叫。

在整个收割季，地块远的中午是回不来的，晌午割麦，太阳正毒，但麦杆不伤镰，割得快。我们孩子们，哪受得了这个罪，几个人把架子车倒立起来，或者把车辕横担在地梗上，下面铺上帆布，钻到里面呼呼睡起大觉来，想着大人打着鼾儿。地块近的回家里吃午饭，休息一个小时再去地里继续干，一直收割到落日的余辉从西边的山岭上射过来，把一溜一溜的麦茬染成了金黄色，才收工回家。

侯山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没有开展大规模的平田整地，地块都比较小，比较零碎，而且地块与地块之间落差大，我家麻花沟的地，五小块才一亩多，收割拉运难度都比较大。

割完的麦子捆成麦捆，四个麦捆，麦穗对麦穗，一般是四层，码成一个麦堆的形状，上面再压上一个或三个麦捆，就形成一个小麦堆，放在地里捂一捂，农村的老人管这个做法叫“发汗”，碾出的粮食硬，出粉率高。

那时候也有邵振国笔下的麦客，不过不是“庄浪”麦客，好像是从永昌、甘州碱滩一带过来的，依稀记得是1991年，每亩地的收割人工费是14元钱，但是只有地多的人家或者家里有老人病人这样的特殊情况才会雇佣“麦客”，道理很简单，因为乡亲们负担重，没有其他的经济来源，而一年的庄稼收入非常微薄，自己收割就等于节省成本。

三

约莫半个月时间，大片大片的麦田基本就收割完了，进入到拉运阶段，那个年代手扶拖拉机还比较少，拉运主要靠牲畜和架子车。可怜了我家的红骡子，那段时间真是辛苦它了，从一处地块到另一处地块，把地里发汗了三五日的小麦堆一车一车拉运到麦场上，它身上乌黑发亮的鬃毛被木架板、鞍子、辔头勒得一道青，一道白，好几处皮毛都被磨光了，露出了猩红猩红的肉，我看着心疼极了。

每天拉运完麦田我都会牵着它到地埂上吃草，再到村东头的涝池里去饮水，直到它吃饱喝足，才牵着它回到棚里，看到它悠然地甩着尾巴，甩打着叮咬它的小蚊虫，我的心里也像吃了蜜一样的甜。

麦场是村上的重要公共设施和场所，每一个社至少有一处，每家每户根据地亩数的多少分配有固定的麦垛位置和堆放面积。小麦拉运到麦场上要堆砌成长方形、梯形、圆形等各种形状的麦垛，那个垛砌起来有10多米高，甚是雄伟，老人们管这个叫第二次“发汗”，碾出的粮食更有劲道。

等再过上几日，就开始要打场了，打场是给小麦脱粒的重要环节。打场一般都选在中午或午后，因为这时候太阳最“毒”。把麦垛上的麦捆子全部用木杈挑下来，摊在麦场上晒干，父亲套上我们家的红骡子，再借上邻居家的牲口，拿上皮鞭，一圈一圈地均匀地碾压，在打场的过程中，石磙会摩擦出“唧唧”的声响，与父亲洪亮的吆喝声交织在一起，此起彼伏，场面甚是壮观，若遇天气陡变，每家都不分老幼，齐心合力地“抢场”，让还没打碾下来的麦子免遭雨水的浸泡。

打场看起来简单，其实也是件技术活，要“一磙一磙”撵着轧，从中间向周边旋着轧，做到不留死角。碾压几遍就要翻场，翻场是把轧过的麦草，用木杈沿着一边统一往一个方向翻过去，一定要翻透，翻到底。接着继续碾压和翻场，就这样需要经过几次翻场才能把麦穗上的麦粒碾压干净。

然后就要起场了，起场是用木杈将碾压过的麦草中的麦粒抖挑干净，清理在一旁，再用木锨和木榔头将场上的麦糠和麦粒混合物集中堆聚到一起，等着扬场了。

扬场也是件技术活，一般会在凌晨四五更进行，因为这会子山风风力是最大的。碰上大场，家里面还会请左邻右舍和更有经验的老农来帮忙，会扬场的一条线，不会扬场的一大片，扬场不但要把握好风向、风速，还要掌握好木锨的角度。

父亲在扬场上也算是个“好把式”，木锨在空中抛出一条“弧线”，靠抛力、巧劲、风力和惯性，麦粒在空中就会与混在一起的尘土和麦糠等杂质自然分离，灰尘和尘糠随风飘离远处，麦粒则落在预定的区域，家境好的人家下面往往铺上帆布，母亲手执扫帚轻轻扫去落在麦粒上的干瘪麦余等杂物，这样干净的小麦就可以晾晒装袋了。

记得小时候打场的时候，很多人都围在场上，从摊场、翻场、起场、扬场，一直到最后的“颗粒归仓”，虽然很苦很累，但大家说说笑笑，一派热闹喜庆的收获景象，那种快乐的滋味是今天的孩子们无法弡想象和体会到的。

四

童年、青少年时期乡村生活的感受以及后来种种乡村生活的印象正在被颠覆，如今行走在如诗如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我就情不自禁想起我记忆中的老家农村，尤其对夏收秋打时期的点点滴滴记忆犹新。

记得有一次，在“大路沟”我家的地里割麦子，我刚刚学会拿镰刀，父亲、母亲在前面嚓、嚓、嚓猛割，我在后面打“老鼠仓”，东割上一镰刀，西割上一镰刀，一个早上，竟然也割出了一副中国地图的边界线，估计有一分地，但是当我汗流浃背、口干舌燥的时候，看到父母亲在那里吃馍馍，兄长说叫了我几次，可能是没听到，我一下子感觉委屈极了，一个人躲在麦堆下看小人书，任凭他们怎么叫，我就是赌气不吃馍。现在想想，甚是滑稽幼稚，正应了那句“少年不知父母恩，懂时已是人父母”。

还有一次，应该是1989年，我们在“翻山沟”割豆子，这是一块两山夹击之下的天然盆地，没有一丝风，晌午的天出奇的热，母亲的镰刀还是那样的快速锋利，一会儿就卷出了十几个豆秧卷。父亲一会儿去拴骡子，一会儿去喝茶，还是习惯地唱着他的小曲。突然，母亲在轻声地叫我们哥俩，原来母亲的镰刀下面趴着一支小灰兔，看起来刚刚睡醒，都不知道危险就在眼前。说时迟，那时快，我们赤手就上去抓，谁知这个小精灵“嗖”地一下就蹦出去了，我们撒腿就追，跳过了沟，爬上了坡，兴许是小灰兔年幼，又刚刚睡醒，也兴许是这个小冤家和我们有机缘，不一会儿，我们就把它捉住了，那天是整个夏收季节我们最高兴的一天。

回到家里，我们给它在后院砌了一个“新屋”，怕它逃走，把四周的土块砌得高高得，外面还裹上泥巴，每天都给它割来新鲜的苜蓿、野草，刚开始它怕生，看到我们它不吃，我们离开时才偷偷地吃，后来和它“黏”熟了，它就慢慢不怕生了，再后来，我们直接把它撒到了院子里，完全开禁，它竟然不往外跑了。直到开校的日子慢慢逼近了，庄稼收割完给他觅食也困难了，父亲开玩笑地说，干脆把他杀了吃掉算了，我们兄弟俩是坚决不同意，新一年开校我去邻村芦堡读初中了，没人照顾它，它还是最终失踪了，为此我们都难过了好一阵子，就好像失去了亲人一样痛苦。那段时间虽然辛苦、苦涩，但却蕴藏和储存了我们最最充足的开心和快乐。

那时候总是有无限的向往，除了盼望吃一顿肉饭、喝一瓶香槟汽水等物质方面的渴望，其实更为渴望的却是父亲母亲舒展的笑容，父母的焦虑是孩子最大的隐痛，长辈们希望晚辈快乐，小孩子们又何尝不希望长辈开心，小时候虽然说不出这样的语句，但确实感受深刻。记得1993年那年大丰收，我们家收入了60多袋麦子、10袋豆子、10多袋胡麻，等到8月底，把口粮、明年的种子和农业税留下，全部都卖了，可是兄长和我开学第一学期的学费留下，就所剩无几了。第二年开春，父亲被迫上了敦煌石棉矿，妹妹也辍学了....这样的苦涩和困境，父母亲怎么可能会有舒展的笑容？

前些天看到贾梦玮《乡村的表情》中说，美丽乡村之美首先在它的物质外形，但乡村最美一定是美在它的表情，美在农民朋友安适、从容的表情，只有农民真正富裕了，乡村的美才是真正的美，对这番话我是感同身受。

隔着远年的时空，曾经那把历经炉火锻打的镰刀，让历史和现实有了彼此对视的机缘。现如今的农村早已进入了机械化的年代，我们家使用过的那些农具大都遗失了，也许已经在某个废弃的角落中静悄悄地生锈和腐烂了，但我永远忘不掉它们身上被磨光了的那一个个圆圆的节子，犹如一双双明亮的眼睛闪烁在我的回忆中，见证接续着那份剪不断的机缘，为我跋山涉水的步履注入一缕缕温和、平静的光芒。

（作于2022年8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