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猷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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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文学》2024年第1期发表了柳青的长篇小说佚作《在旷野里》，七万多字，1月21日始读，3月24日合卷，后又挤时间反复咀嚼其中的几处片段，工作间隙又阅读了邢小利《柳青长篇小说佚作<在旷野里>考述》、李建军《提问模式的小说写作及其他》以及《人民文学》2024年第2期刊登的阎晶明《从创作学角度谈柳青<在旷野里>的文学价值》，小说中的人物形象、语言风格、景物描写的粗线条、大轮廓渐次在我心中升腾起来，掩卷沉思，内心波澜翻滚，直观的有三点：一是远远地似乎看到，在渭河平原的旷野里一缕清风扑面而来，是那样的清新、自然、质朴；二是这部尘封七十年的文稿，犹如一壶尘封七十年的老酒，真可谓酒香不怕巷子深，远远就闻到了窖里的馥郁醇香；三是是金子总会发亮，在这部永不褪色的文学经典面前，金银细软又算得了什么呢？继续提炼，有几点心得体悟。
一是通篇跳动时代脉搏，积章成篇描绘了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党领导人民改天换地的壮丽画卷。
1951年7月，正值建国初期，那一刻的新中国一穷二白、百废待兴，小说的主人公、在革命战争年代参加过很多次大战役、原本是省城西安高级别干部的朱明山登场了。
他挤上了热烘烘的火车去陕西省关中地区的一个县赴任，这是一年之中最炎热的季节，但作为刚刚被任命的县委书记，在满头大汗和列车颠簸中，他脑海里始终铭记的是上车以前地委书记牺牲中午休息时间对他进行的一席任前谈话，他最后回复的一句“德麟同志，你放心”，既是革命同志间的相互信任，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担当。
朱明山的文化程度原本很低，但他对学习的酷爱近乎于痴迷，在去县上工作之前，在妻子高玉兰的帮助下，自己的文化水平已经提高到能阅读《被开垦的处女地》等苏联小说的程度，去县上工作专门带了一大箱子书籍，甚至于在奔驰的列车上也在津津有味地阅读《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间或用钢笔在书上打着记号，好像车厢里只有他一个人，还对同车厢一名女同志用于扇凉的加里宁的《论共产主义教育》一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正是因为朱明山勤于学习、善于学习，为他日后工作的开展积累了深厚的知识积淀。
当朱明山到了县城驻地，这个被人们自豪地叫作“八百里秦川”的渭河平原和全国著名的小麦和棉花出产地的现状却超乎了他的想象，贫穷、落后，人心涣散，各种矛盾交织......，他放下行李，甚至没有喘息的机会，就立刻同许多带着陕北、关中口音的干部见了面，更为棘手的是一场严重的虫害之灾摆在了他的面前而且刻不容缓，各层级干部束手无策，乡村群众丧失信心，渭河上下弥漫着消极悲观的气氛。实际情况可能更为糟糕，当第二天一早，他和很多干部出了渭阳镇，在棉花地边蹲下来，棉叶下面被黑森森的棉蚜虫絮满了，有些棉叶因为蚜虫多到一疙瘩一疙瘩，被压得倒吊下去了。棉花是关中农民的命根子呀！如果大片大片的棉蚜虫在短期得不到根治，将直接影响到当年棉农和大集体的经济收入。在这个关键时刻，朱明山既没有气馁，也没有退缩，而是冷静思考，直面问题，通过调查全面了解这一百年不遇棉蚜虫害的蔓延现状和发展成因，在短短一两天时间里就集思广益制定了“由区乡以上的干部亲自动手，在愿意首先治虫的村干部和群众棉地里用喷雾器多打药剂，第二天多打烟叶水，第三天见效的全部打烟叶水”的治虫策略；在分工协同推进中，以他政治家的高超智慧与盛气凌人的县长梁斌保持了良好的沟通和团结；在工作作风和方式方法上，善于运用党的群众立场、群众观点统筹各种关系，高度警觉、注意纠正在面对消灭虫害这一具体工作中，在区一级、在工作队、在机关干部身上出现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
最终的故事结局读者肯定都能猜到，他团结干部，带领群众，成功将这一场虫害除灭。灭除了棉蚜虫的关中大地，月牙落了，繁星显得更稠，天空也似乎由浅蓝变成深蓝了。《在旷野里》也是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并不鲜见的主旋律小说题材，它通篇跳动着时代脉搏，通篇镌刻着时代烙印，以大气魄、大视野、大手笔描绘了党领导人民改天换地的壮丽画卷，时至今日读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仍能感受到当年县区干部上下齐心、干群同心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火热场面无时不在涤荡着我的灵魂，在整个故事中文学语言独具的生动和精妙也时时跃然纸上。
二是通篇饱含人民深情，字里行间流贯着乡村历史巨变当中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小说里的故事主要围绕正在发生的棉蚜虫害这一核心情节展开，除县委书记朱明山这一关键角色、典型人物外，还有县委副书记、县长，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以及团县委干部、基层干部群众等等，小说中的诸多人物如活人般呼吸可闻，小说中的精巧串联故事像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一样真实可信，仿佛作者只是聚焦1951年7月盛夏时节那次治理棉蚜虫害的工作实际镜头复制、嫁接到了稿纸上，很难看到刻意雕琢的痕迹。深度阅读，感觉最明显的就是字字珠玑，通篇饱含人民情怀，字里行间跨界流贯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习近平同志2014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还特意提到作者柳青：“柳青对陕西关中农民生活有深入了解，所以笔下的人物才那样栩栩如生，柳青熟知乡亲们的喜怒哀乐，中央出台一项涉及农村农民的政策，他脑子里立即就能想象出农民群众是高兴还是不高兴。”正因为作者柳青熟悉基层的情况，他笔下的县委书记朱明山运筹帷幄，雷厉风行、作风务实，在急难险重面前显现出擅于处置突发事件的领导才能，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小说中他与县长梁斌初次见面简短寒暄后，直奔主题，用一种忧虑的调子提头说：“听说北面产棉区的棉蚜虫非常严重了。”在看了农业站递来的报告后，迅速商量成立治虫指挥部，各区抽调三到五个得力干部，紧急在县政府大礼堂举行动员会，面对二十九万三千一百九十亩虫害面积，要求一百几十个县区干部组织的治虫工作组分头向指定的各区星夜进发，并统筹调拨全县的喷雾器和药品。还有书中特别提起朱明山在一项工作的初期要往先进的地方跑，及时总结经验和规律，然后就多往后进的地方跑，以便帮助后进，指导和改进全局工作，他说这是他的工作经验。在这里我想到小说前边作者柳青单独引用了毛泽东主席的一句话：“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段引文显然是作者精心安排的，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我们需要摸索出一套符合农村实际的工作方法。也想到新时代的当下，各级各部门推行开展的“枫桥经验”、“四不两直”“四下基层”、“一键响应”、“分片包干”、“党委吹哨，干部下沉”等工作方法与七十年前作者笔下那些可亲可爱的县区干部的工作模式一脉相承、如出一辙。
“分配任务后，朱明山和县委副书记赵振国骑上自行车，按着铃，通过小摊点上已经点起灯的十字街，奔向北门去了，两辆自行车在旷野上月牙照耀下的公路上飞奔。”看一下，这就是那个年代的基层干部，时刻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到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是如此的高度契合，他们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坚守初心，以真挚的人民情怀滋养初心，永远铭记人民是共产党人的衣食父母，共产党人是人民的勤务员。
小说里面，在始终坚持人民立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虚心向人民学习，倾听人民呼声，汲取人民智慧，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方面的人物塑造刻画也是入木三分。在多次治虫分析研判会上，朱明山都号召大家大胆创新，勇于探索尝试，这不，“从渭阳区三乡传来的消息是令人兴奋的——蔡家庄那个植棉能手蔡治良的创造性发现不仅实验成功了，而且新发现肥皂和蒸馍用的石碱也可以杀虫。”而且有烟叶多少？辣子多少？水多少？煤油多少等具体的拌合“方子”，就这一点论，一方面体现了作者一丝不苟的求真态度，是小说技巧经验中最值得珍惜的东西；另一方面，成功塑造的蔡治良这个群众能手中的典型人物也深刻诠释了“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一切成就都归功于人民，一切荣耀都归属于人民”的主流价值理念。
如何克服干部身上的“权力异感”，换成现代的说法就是如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小说中也描绘刻画的淋漓尽致，县长梁斌作为本地出身的干部以人格“扭曲”这样一个典型人物呈现给读者，他官本位思想比较严重，在下级面前喜怒无常、情绪多变，作事独断专行，爱摆架子，权力欲强。还有那个“威风凛凛”的公安局长郝凤岐，不管什么任务下乡，都大张旗鼓带着一串人。作者奇妙地把关中大地的风土人情与班子成员之间特别是与县长梁斌之间微妙的政治斗争糅合起来，熔于一炉，深刻透视了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一些基层政权的旋转变幻。但客观总体来讲，无论是县长梁斌、县委副书记赵振国、组织部部长冯光祥，还是滨渭区委书记、区长等广大基层干部在那个时期的工作目标是一致的，就是为了尽快治理蚜虫这一关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现实问题，小分歧，大团结，同舟共济，万众一心，共同努力取得了最后的治虫会战胜利。个别事例如县监委副主任白生玉因工作不顺、关系不睦，多次向赵副书记提出调动申请，但在涉及群众利益共同开展的这场扑灭蚜虫的抗灾斗争中，他依然还是坚决服从组织调遣，表现出一个党员干部应有的大局意识、家国情怀和强烈的责任意识。
三是通篇洋溢青春气息，浑然一体生动塑造描写了基层干部血肉丰满的人物性格和泥土香气的关中风情。
小说的基本故事其实并不复杂，涉及到的人物也并不太多，在大篇幅塑造县委书记朱明山光辉形象的同时，还成功塑造了县长梁斌、县委副书记赵振国、区委书记张志斌、团县委女干部李瑛等性格鲜明的一众基层干部形象。
其中仅有的几名女同志描述的有血有肉，近乎完美。一个就是朱明山的妻子高生兰，这个小说结尾都还没有出场的角色其实对正面人物朱明山的人生是影响最直接的，也深刻影响着故事的走向。一方面高生兰严格意义上是朱明山文化课的启蒙老师，朱明山能达到阅读苏联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日日夜夜》和《恐惧和无畏》的水平跟高生兰的辅导不无关系；另一方面，高生兰这样一位来自社会底层的女性在获得权力后又很快变得贪图享乐、自私狭隘、自大傲慢，常常在图书管理的岗位上消极怠工，干出一些打毛衣、绣花等跟工作无关的事情，甚至对自己的两名下属颐指气使，后因工作不上心引起公愤，被调到收发室后不仅不思悔改，而且一直为这个“低下的位置”闹情绪，这让朱明山极感不满和失望，他们的夫妻关系由此产生了隔阂，也渐趋紧张。
另一名女同志叫李瑛，这是小说中一名最有青春气质的女青年，她在火车上阅读加里宁的《论共产主义教育》的专注和灵动的身影引起了朱明山的注意。朱明山意外地看见这名女同志微微高起的胸脯上戴着他要去的那个县委会的圆形徽章，红底黄字，上面嵌着精巧的镰刀和锤子。经过主动搭讪，得知是团县委的干部。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漂亮、美丽、聪慧的李瑛，干练机灵、特别能吃苦、善于做基层工作、容易与群众打成一片的李瑛，深深吸引了朱明山。他和她的眼光相遇，他和她说话或他看着她工作的时候，他的意识就像住在他脑里的一个精灵一样告诉他：她漂亮，她聪明，她进步。虽然他竭力警告自己不要常想到她，因为高生兰的影子来到他脑里，怒目盯着他。
其实，那段时间李瑛一直在与一个区的区委书记张志谦谈恋爱，或者说张志谦在追求李瑛，纠葛不清。但朱明山扎实的工作作风和个人魅力也在深深吸引着她，在第十八章节有这样一段描写：“朱明山微微噘起薄嘴唇尖的笑容，那双可以洞察细微事务的晶亮眼睛，和他在任何情况下不浮不躁地谈论工作的那种老大哥风度，在她脑海里把张志谦年轻漂亮的影子完全挤掉了。”这种男女之间的情感世界，特别是朱明山对未婚的李瑛的朦胧情愫让小说留有悬念，让读者过目不忘，也大大提升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不过这些情感描写都是整体烘托、添色加香的需要，纵观全文，李瑛和朱明山都是以正面典型人物出现的，正如小说中李瑛说得那样：“祖国的未来将会比她任何一次重新涂色过的理想更加美好，这就使她更加珍惜她的宝贵青春。”时值今日，我们依然需要发挥文艺在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中的特殊引领功能，依然需要呼唤一大批像小说中李瑛、崔浩田这样的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青年来担负新使命，建功新时代。
景物描写也是小说中的一大特点，譬如：“没有耀眼的电灯，月牙和繁星从蓝天上透过树丛，把他们淡淡的光芒投射一模糊的瓦房上和有两片竹林子的院落里。”“风把炊烟味和牛粪味带到路上来，农村气息时刻跟随着你，使你感觉到处处是在许多村庄的中间。”“初升的太阳已经从屋顶和树梢上边把红艳艳的光芒投射到地上来了。”“近处，村庄淹没在做晚饭飘起的白色炊烟里面，只在炊烟上边露出房顶和树梢，很像陕北山顶上夏天黄昏时所见的海市蜃楼。”这些文字，就像巧匠手中特殊的画笔和颜料，点染出一幅幅令人陶醉的风景画，更像古华笔下《芙蓉镇》中那卷当代农村散发着浓厚泥土香气的社会风俗画一样迷人，引人遐思。
在我看来，《旷野里》已不仅是作为一部长篇小说佚作的片断意义存在着，它已然成为新时代文学创作者的又一个高峰，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乡村振兴道路上，不断叩问历史与现实，也激励我们不断向前，向前，向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