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猷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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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992年，壬申猴年，这一年对我个人来讲注定是一个甜蜜而又苦涩的年份，时至今日，仍记忆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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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备战中考，这一年春末夏初的所有周末，在家乡侯山大地的荒原丛林、山坡沟壑中，我牵着我家的那头红骡子放牧时把时事政治的每一组关键词汇都背诵得滚瓜烂熟。这一年，我还是一个懵懵懂懂的青少年，在丰盈的阅读中逐渐了解到世界真的好大，我对来自山外的信息充满了好奇，既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满怀憧憬，也对超级大国苏联的突然解体百思不得其解。
收获季来临之前，作为我们家族也是连续发生了几件喜事：一件是我的一个堂姐马上要出嫁了，另一件可能就聚焦到我了。在6月份的中考中，我在我就读的八年制学校芦堡学校以全乡预选和正式考试双第一的成绩考取了省城一所中专，当时我们位奇乡有两所初级中学，还有一所是位奇中学，在乡政府所在地。这里有一个小插曲，那些年我老是留鼻血，也查不出病因，每留一次鼻血，头就会昏昏沉沉好几天，去县城的医院光鼻孔就“焊”了好几次，治效依然不够理想，在预选考场就留了一小摊鼻血，好在正式考试的时候有惊无险，没有发生异常。
有孩子金榜题名，按照农村人的说法就是即将要跳出“农”门，在麦熟前的空档期着实让家人高兴了好一阵子。父亲好酒，庄稼之余还做点小生意，隔三差五在家里设酒局，和他的那些朋友们猜拳行令、推杯换盏，不亦乐乎，家里南墙根下的烧酒、啤酒瓶子都摞了好几层子。有重要的亲戚和老师们来，杀鸡宰羊也是正常不过的事儿，但规模聚集性设宴待客这档子事在母亲的劝阻下终究没有发生。
队里、村里的亲戚也是轮流把我叫到家里去吃顿饭，多数是行面拉条子，再就是白花花地大米饭，不过一个肉菜一个咸菜肯定是有的，算是提前给我祝贺饯行了。我的大伯家是二堂姐段玉英过来叫我的，到了前巷的他家时，大伯正在他的铁匠铺子里忙活着。在熊熊燃烧的炉火中，只见他和他的徒弟一双手抡起铁锤，一双手扶稳烧红的铁片，一阵子，待听刺啦一声，一股子青烟跄入鼻喉，再一上一下锻打，再淬火，叮叮当当一阵子，一把锋利的小农具就有了基本模样。不仅是镰刀、锄头、架子车配套的马鞍子、脖子套圈、拴马铁桩、马掌、车辕等都要在这个时期集中修补。回来时，大伯母给我给了20元钱，我硬是不要，最后推搡了几下还是收下了，在亲戚们之间其实都是这么个礼数。
还有一次是去我的一个钱姑父家，也是我的二堂姐钱炎叫我来的，吃的什么饭我忘记了，不过我堂姐穿得那件花格子衬衫配在她匀称的身材上却是十分时髦，她比我大三岁，她留级后在四五年级时我们成了一个班，她小学没毕业的时候就会唱歌，而且嗓音很好，我感觉她有音乐天赋，至今我都记得她唱得著名歌手范琳琳的那首《我热恋的故乡》：我的故乡并不美/低矮的草房苦涩的井水/一条时常干涸的小河/依恋在小村周围......，尤其她把那句“亲不够的故乡土，恋不够的家乡水”中的“家乡水”洪重拖长地唱成降调E调很是吸引我们的耳室，犹如她不服输的性格，个性特征十分明显，在那个精神生活极为贫乏的农村世界里，她唱得清脆豪情，我们听得惊呆出神，前些日子在中央电视台3频道还听到了胡月唱这首歌，我突然就想起堂姐了。还有李娜的《黄土高坡》、罗大佑的《恋曲1990》，她同样唱得顺溜，严重颠覆了那几年到我们侯山小学听课的县乡教育专干们的认知，其实越是贫困地区的孩子，渴望走出大山的愿望越强烈，越比较勤奋上进。
我们这一代人很重情感，今天依然会想起我的这两位姐姐，当年叫我去她们家里做客不假，小时候干活玩耍交集也不少，更重要的原因是后来她们出嫁后都是依靠智慧和双手实现了勤劳致富，在各自的领域创出了一片小天地，在同行业都是出类拔萃的佼佼者。但天不假年，在四十刚出头的年纪就因患病相继英年早逝了，包括憨厚朴实的大伯父大伯母也相继去世了，在这个万花筒般的美好人世间，带着亲人无尽的思念，他们只能寄希望于把灵魂交给田家坡上呼啸的山风，把躯体托付给红山阳沟下的坡地，让自己总是在撒播大爱和行进的道路上，把尘世的泥泞踏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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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莫七月下旬的时候，麦子就熟了，山旱地先熟，水浇地后熟，一年之中最辛苦最劳累的割麦时间到了。我家的地块比较零散，从南至北，有南面子、西台子、树湾子、翻山沟、羊圈处、麻黄沟、西沟台子、王家场院、疙楞、新沟沿、碱地、大路沟等十多处，20多亩地却有三四十小块，方圆战线有四五公里。
那年和往年大致相同，开镰第一日基本上就是最西边的麻黄沟，东方开始发白，趁着地气尚未褪去，一家人早早起来，父亲把一个夏天喂得油光可鉴的红骡子从畜棚里牵出来，看起来它还有点睡意惺忪，把它套在架子车后立即进入了状态，冲着我们兴奋地嗷嗷叫。母亲和我们兄妹几个则分头准备割麦用具、草帽、口粮和茶水，不一会功夫，父亲舞动着鞭子，吆喝着骡车，拉着我们就向田地里进发了，架子车吱呀的响声、田野里弥漫的麦香、车轱辘扬起的尘土久久飘浮在乡间的小道上，这画面沉醉、温馨，刻印在我脑海深处至今都无法去除。
麻黄沟是过去漫长的农业社会里我们侯山通往临村新开的必经之地，也是村上有效可耕耕地最西边的一个平掌区，山丹县霍城河后稍沟灌区最西北的一个支流渠系。地处高远，在夏秋季节，很容易能接纳到东南方不远处河西名山--焉支山吹拂来的暖风，难怪名称都有异曲同工之处，盛产“大黄”的山和盛产“麻黄”的沟。相传在西汉、东汉时期，戍边士卒首先开垦了这里的处女地，这里摇曳生姿的麻黄也成为当地驻军后来觐见供奉中原王庭的“外感第一药”。
开始收割了，父亲、母亲和兄长把一年的收获和口粮，一镰一镰割倒。父亲割一阵子擦一把汗，站起来舒展一下腰身，看一眼离地头近了，点燃一根烟，哼一支曲，继续埋头挥舞；母亲和兄长是嚓、嚓、嚓......只听镰响，不见声响几镰就是一捆，镰头并脚尖一抱，刷地撂在一边，割下的地也最干净，茬儿短，穗儿齐；我最擅长的就是在地里“打老鼠洞”，东边一个洞，西边一个洞，弯弯曲曲，最不合格；妹妹的任务是打腰子、拾麦穗，把割麦遗落的麦穗全部捡拾的干干净净。
太阳公公很快就升起来了，干热的风送来麦子成熟的气息，就像大热天睡在晒了一天的棉袄里，汗珠子蚯蚓般钻进我们的脖颈里、腋窝里，滴在刚刚收割过的麦茬根上。终于等到了晌午，母亲取来了馒头和水壶，那白花花的大锅蒸的馍馍此刻显得格外的醇香，“汩汩汩.....”茶壶嘴儿吐出一连串清脆的响声，像是这山谷里的鸟儿叫。
在整个收割季，地块远的中午是回不来的，晌午割麦，太阳正毒，但麦杆不伤镰，割得快。很多跟大人来的孩子们，哪受得了这个罪，大人们帮的把架子车倒立起来，或者把车辕横担在地梗上，下面铺上帆布和旧床单，让他们钻到里面休息玩耍，等到落日的余辉从西边的山岭上射过来，把一溜一溜的麦茬染成金黄色，农人们拖着疲惫的声影才收工回家。
那时候也有从武威、永昌、甘州碱滩一带过来的麦客，依稀记得那一年每亩地人工费是17元钱，但是只有地亩数多的人家或者家里劳动力缺乏这样的特殊情况才会雇佣“麦客”，道理很简单，因为乡亲们没有其他经济来源，一年的庄稼收入非常微薄，自己收割就等于节省投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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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八月中旬，大片大片的麦田基本就收割完了，后期进入到拉运阶段，拉运主要靠牲畜和架子车。可怜了我家的红骡子，那段时间真是辛苦它了，从一处地块到另一处地块，把麦子一车一车拉运到麦场上，它身上乌黑发亮的鬃毛被木架板、鞍子、辔头勒得一道青，一道白，好几处皮毛都被磨光了，露出了猩红猩红的还来不及结疤的肉，我们全家看着都很是心疼，却一点办法也没有。
每天拉运完麦田我都会牵着它到田野里吃草，一些鲜嫩的青草往往藏在最后面成熟的麦田地埂上，我一个地埂一个地埂走，直到夕阳西下，再到村东头的涝池里去饮水，待到它吃饱喝足，才牵着它回到畜棚里，看到它悠然地甩着尾巴，甩打着叮咬它的小蚊虫，我的心里也像吃了蜜一样的甜。
麦场是村上的重要公共设施和场所，每一个社至少有一处。小麦拉运到麦场上要堆砌成各种形状的麦垛。老人们管这个叫第二次“发汗”，碾出的粮食更有劲道。等再过上几日，就开始要打场了，打场是给小麦脱粒的重要环节，把麦垛上的麦捆子全部用木杈挑下来，摊在麦场上晒干，父亲套上我们家的红骡子，再借上邻居家的牲口，拿上皮鞭，一圈一圈地均匀地碾压，若遇天气骤变，每家都不分老幼，齐心合力地“抢场”，让还没打碾下来的麦子免遭雨水的浸泡。
再后来的打场、起场、扬场，件件都是技术活，特别是扬场一般都会在凌晨四五更进行，因为这会子山风风力最大。碰上大场，需要请左邻右舍和更有经验的老农来帮忙，会扬场的一条线，不会扬场的一大片，扬场不但要把握好风向、风速，还要掌握好木锨的角度。
父亲在扬场上也算是个“好把式”，木锨在空中抛出一条“弧线”，靠抛力、巧劲、风力和惯性，麦粒在空中就会与混在一起的尘土和麦糠等杂质自然分离，家境好的人家下面往往铺上帆布，母亲手执扫帚轻轻扫去落在麦粒上的干瘪麦余等杂物，这样干净的小麦就可以晾晒装袋了。
时至今日，那一年秋收从收割、拉运、上垛、摊场、翻场、扬场，一直到最后的颗粒归仓和拉草入棚，我都历历在目，虽然很苦很累，但那种苦中有乐的滋味是今天的孩子们无法想象和体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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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收结束了，剩下的工作主要是犁地、卖粮和上缴公粮。犁地也是个苦差事，大牲畜犁得耕地基本没有死角，但是费工时，效率低，犁得浅，有些杂草的根除不尽；手扶拖拉机犁得耕地有死角，需要人工用铁锹翻挖耕地的旮旯拐角部位，我们乡里人叫梗窝，但是效率高，犁得深，大部分杂草的根都可以翻尽，最关键核心的是需要出腰包，每亩地要12到14元机耕费。
父亲和兄长齐上阵，赶在开学之前，花了一周功夫把远处的地块和特别零碎的地块全部翻过来了，和打场一样，我家那匹刚刚经历了一次高强度长周期秋收的骡子又要受苦了，好在天气给力，下了几场秋雨，在土地松疏、没有板结的状态下，翻地的进展很顺利，母亲带着我和小妹一铁锹一铁锹把遗漏的地梗窝全部也翻过来了，剩下的地块就只能交付于雇佣的机器来完成了。其实，与土地亲密接触的感觉，何尝不是用双手和汗水创造美好生活满满的成就感呢！
现在农村基本上已经没有了大牲畜，全部实现了大型农业机械化作业。那些曾经在田野上挥汗如雨的骡儿马儿，秋风吹过后，又在田野上呼啸而去，若干年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只有城乡大地广袤的土地上，一个个崭新矗立起来的非遗民俗馆、农耕展览馆里，那一副副历经岁月斑驳的架子车、镂、镰刀、犁铧，还有稻草人、稻草模具，还保留着一副当年农人的漫漶面孔，仍在延续着农耕时代那个苦涩又温暖的梦境。
那年卖粮也是一件刚需而又紧迫的事，眼看要开学了，我们兄妹三人的学费是一笔沉重不菲的费用，好在那年收成也还乐观，小麦有50多袋，每斤值2毛多；小豆子10袋，每斤值8毛；胡麻10多袋，每斤值7毛；还有少量扁豆和豌豆，是放下冬天炒熟食用和生扁豆芽的。许多乡亲们都在等待观望，卖还是不卖？要等个好价钱才出手，我们家却是刻不容缓。我一个人躲在南墙根，偷偷算了个大致的帐，把年初乡供销社赊欠的化肥款、口粮、榨油的胡麻、明年的种子和农业税留下，也变现不了多少，虽是丰收之年，却又是这样的苦涩和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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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季终究是到来了，三年前我们从侯山小学五年级走出的11名学生中上了初中的仅仅有一半，初中毕业上了高中的也仅有两人，而且这两名同学在小学毕业就转到了县城去读书，严格意义上讲，当年从芦堡学校考到高中的侯山籍学生是吃了零的，在基础教育本来就薄弱的农村，这样的结果也唯有唏嘘和几分遗憾了。
那几年规模性的“打工潮”正在孕育，秋收后原来一起玩耍的小伙伴都去了县城、嘉峪关等地的建筑工地打短工，暑假几乎天天一起玩耍的一个堂弟也升到五年级上学去了，只能下午回来陪我聊聊天。离录取通知书9月20日还有二十天呢，我能去干什么呢？
每天必须要做的事其实还有两件：一是我家的红骡子要牵出去放牧，好在地上的庄稼早就收割完了，不需要牵着缰绳一个埂子一个埂子让它吃草了，早上把它从畜棚里牵出来，笼头一取，它自个就出去和伙伴们撒野去了，田野里茂密的芨芨草是它们的最爱，傍晚时分自个就来了，不过也有几回它没有回来，我从最北面的四洼湖，找到最东面的庄口洼，总算把它牵回来了，看来独居畜棚和一个秋天的辛苦也让它比较留恋外面的世界，人是这样，动物其实也是这样，都渴望幸福自由的生活。
还有一件就是我家的那只小灰兔，自割麦的时候从翻山沟把它捉回来在家里养了一个多月了，它天然的野性也驯化了不少，警惕性也放松了，两只小眼睛乌溜溜的，原来圈养在一个红砖堆砌的小房子里，后来把它撒开到后院里，它索性也不跑了，小精灵一样到处蹦跳玩耍。但是它的饲料却是个大问题，它喜欢吃苜蓿，早在西汉时期，作为无数的西域特产之一的苜蓿随人口流动进入河西走廊，成为诸如山丹军马场冬天喂养马匹的高级饲料作物，因为苜蓿含糖量较高，质地柔嫩易消化，也是野兔的理想饲草。可是现在这个时期，田野里的苜蓿几乎都被大牲畜、羊只啃食光了，大集体时代栽种的杏树园、乡亲们的菜园、地埂没有发现的阴坡甚至村小学圈住的校办农场都成为我频频关顾的地方，每天总能给它采集到新鲜的苜蓿草，看着兔儿撒欢高兴，我也实为开心。
再没事了，我就扛上一把铁锹，像个无事的人，确实也是一个无事的人，在村外的野地里闲转。那年秋雨多，刚翻犁过来的地不几天就长出了细密的小麦苗和绿芽儿，因为它太嫩太小了，羊儿的嘴是裹不住的，我看哪不顺眼了，就挖几锹，过了白露，过了秋风，你还能生长几天呀？你留得住“郊外田野麦毵毵”吗？都不能。北方的冬天来的早，过了寒露，霜降前一场霜冻，就会把你扼杀成一个软皮蛋，焉焉地枯萎掉，拔节分蘖是不可能的，你的美丽绽放只能等到下一个春天。
我还会拿上一个撬棒，去地埂上撬一根一根的芨芨草。今年国庆节我在陈户镇周坑村一个人家的院墙外看到堆码的整整齐齐的一排芨芨草捆，走近一看，都没有根根，一看就是用镰刀挂下的。那个年代芨芨草的用处可大了，对芨芨草的要求也很是严格挑剔，要用芨芨草编制拉草的草圈子、拾粪盛粮食的框，还要搓捆田的草绳等等，芨芨草坚硬的根是绝不能或缺的。我挑选最壮实的，把芨芨草绕撬棒几圈，双手紧紧握住撬棒用力一提，待听到一声直戳戳划破天空的声音，一根芨芨草就离开母体成了我的囊中之物，效率虽然低，每天总有一小捆，回去交给爷爷统一晾晒和完成后续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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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中旬，父亲和我张罗着逐项办理农转非户口迁移、粮食和团组织关系，当时我们国家还处于计划经济体制阶段，各种资源的分配都受到国家的严格管控，粮食关系也不例外。县粮食局在县城大东街的一排砖木结构的平房里，我们拿着附在《录取通知书》中的一张转移证明去办理粮食关系的转出手续，一切很顺当，又分别办理其他相关手续，径直去了教育局。
之前在芦堡学校当领导的王维林校长已经调到教育局当专干，是我们一个村的，也是父亲的挚友，报志愿的时候他没少帮忙，这所学校也是他参谋的，山丹是全省出了名的干旱缺水县，水利的基础性作用尤为重要，考虑到这所学校毕业不愁就业问题，这毫不犹豫报了该校，这次去拜访是关于通知书里面一句“公寓化管理”的表述向他请教。王校长知识渊博，在我们村也是有名的“老学究”，退休后一直致力于传统文化的挖掘传承，2022年病逝前我去看望他，他还嘱托我要参与《侯山村志》的策划启动，他们这一代人操心惯了，满脑子都是家国情怀，一直是吾辈学习的楷模。
看来是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基本就绪了，记得应该是9月18日，星期五，一个天高云淡的日子，我们终于要启程了，和往常去县城一样，父亲和我背着行囊，踏上满是烫土的马路，走出村庄，翻过了东山头，渐渐远离了那片熟悉的土地，那时候通村路还没有硬化，脚下的石子时不时发出清脆的声响，仿佛在诉说着过往行人的故事。
我们步行到四公里外的朱湾村等班车，这里是县城到山丹军马场的交通主干线，从县城到霍城、李桥、花寨子、大马营等乡镇的班车也经过这里，坐车还是蛮方便的。汽车缓缓启动，透过车窗，我看到西边的村庄渐行渐远，心中五味杂陈。那时候我还有记日记的习惯，记得当天我在笔记本上写下了这么一首小诗：
当秋风吹过村庄
当五谷进了粮仓
当第一片黄叶离开树梢
这些。短暂而又美好
这些。都是四季的万物轮回
在祖辈们走过千万次的道路上
一匹去觅食的小马扬起了头
它听见了远方的呼唤
......
在县城东门汽车运输公司，我们买了山丹至兰州的夜班车硬座车票，一张33元，又去大什字工行取了学杂费，一学年学费250、住宿等杂费200元，现如今的县工行营业大厅还在那个位置，不过后来拆迁改建成了洋气的大楼，里面水磨石地坪也成了老储户相册中一段最为青涩的记忆。时间还早，我们又去东大街穆斯林牛肉面馆美美地吃了一餐，现在昌泰步行街恒源祥服装专卖店那个区域，一碗6毛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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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八点，班车准时出发了，这是我平身第一次走远路、上省城。夜色澄明，镰刀似的弯月在云中穿行，淡淡的月光洒在树丫上，落下斑驳的黑影。新河驿、峡口、绣花庙，还有那道象征中华民族精神图腾、几百年巍然屹立的明长城在惨白的夜色中若隐若现，房屋、草垛、田野和夜行的拖拉机在戈壁莽原之上，星星点点，高高低低，远远近近，以它不规则的覆盖方式为我们勾勒了一副美丽的山川图画。
后来无论是坐汽车还是乘高铁，这条丝绸之路的黄金大通道也是我往返最频繁的路线，在我的幻觉中，张骞、裴矩、法显、玄奘、鸠摩罗什、岑参、高适、林则徐、左宗棠等一个个丝路使团、护法高僧、名臣将相、边塞诗人当年走过的河西走廊，还有英国人莫里循镜头中捕捉到的河西走廊大抵也是这副模样，无论是怎么的来到和离开，对于这片土地一直葆有不竭的喜爱和热情，热度丝毫不曾减褪。
令我黯然伤神的还是那一段段被风雨侵蚀已久的夯土长城，尽管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也逃不开时间流逝带来的坍塌和损伤，它毕竟已经是一名千百岁的老人了，我分明从日渐斑驳的夯体和一个个豁口中看到它的老态龙钟，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和我的同行朋友们无数次穿行在被国内外专家誉为“露天长城博物馆”的汉明长城山丹段时，仿佛就能从墙基下听到它粗重的呼吸声，为了让“国宝级”长城永葆青春，山丹汉明长城保护研究中心利用数字化技术为长城“冻龄”，成为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典范。
到乌鞘岭，车内的气温突然降下来了，我本能地畏缩在父亲身边，裹紧了衣衫，大部分乘客都已进入梦乡，有几个人打起接近雷鸣般的呼噜声，我却一点没有倦意，车窗外的夜景如电影般一幕幕掠过，让我瞬间又兴奋起来。乌鞘岭位于武威市天祝藏族自治县中部，地处祁连山脉北支冷龙岭的东南端，海拔较高，九月份的气候已经很低了。在远处的山坡上我看到梯田状的田野上一片金黄，应该是牧民家的青稞地，收割完的青稞都整整齐齐码在麦地里，尚没有打碾，我分明嗅到了农人们辛苦一年的果实散发着的浓烈的麦香味。
经过一夜长途跋涉，班车终于开进了兰州城，在闪烁的霓虹灯下，滔滔的黄河之水和高楼大厦，这些曾经只在书本上见过的景象，如今真实地展现在我的眼前。在汽车客运中心，我们在车厢里待了大约两个小时才等到天亮，自那天起我也牢牢记住了车站旁的迎宾大厦，它总是以高峻的姿态迎来一拔一拔投入省城怀抱的路人。
当天上午我们在五里铺的新生接送站坐校车就抵达学校了，学校位于大青山、小青山怀抱中的东岗镇柳沟坪。到了学校，我更是被眼前的一切深深震撼，宽敞的校园、修剪成型的榆树围挡、现代化的教学楼……这一切都与我的故乡截然不同，让我仿佛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在这里，我遇到了来自全省各地州市的同学，我们都怀揣着对知识的热爱，对未来的憧憬，相聚在这个充满活力的校园里。
不过因为对通知书中“公寓化管理”这句话理解有误，临行前忽视了对行李的充分准备，甚至连被子都没有带，让我们好一阵手忙脚乱。我和父亲专门去柳沟河下的一个小商店去买了网套、被套、床单、水壶、脸盆、饭盒等用品，一个月后，父亲又托付来兰州出差的刘兆明老师专门给我送来了毛毯，总算是安稳了下来。那天，从山下的柳沟河攀爬上来一直到学校门口，我永远忘不了父亲扛着行李走在我前面的背影，我想明代文学家归有光《项脊轩志》中那句“吾家读书久不效，儿之成，则可待矣！”也是父亲当时最想表达的意思吧，其实我爷爷之上三代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清道光年间祖上出过贡生段成章，曾参与编写过《道光版.山丹县志》，但是因为没有家谱或者遗失，我从哪里来？我是哪里人？要到哪里去？都说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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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回老家了，我们第一学年的学习也渐渐步入正规，学习的日子里充满了挑战，但每当夜深人静，我总会想起家乡的山、家乡的水，还有那些纯朴善良的乡亲们。他们的笑容、他们的鼓励，都是我前进路上最坚实的后盾。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那份来自山里的坚韧与纯朴，都将是我永远的财富。
刚开始，在生活上我还是比较节俭的，早餐一角的粮票，五分的菜票，一块豆腐乳，一个馒头，一份稀饭；中午基本上就是洋芋丝或者包包菜、莲花菜，外加两个馒头，粮票和菜票累加四角五；下午一份六角的面食。每个月奖助学金还能申请到30元左右。后来，我觉得我慢慢变了，变得自卑了，变得慵懒了，变得自己都认不得自己了，尤其在周末的夜晚，每每学校舞会的乐曲一响，校外录像厅传来极具诱惑的武侠影片中的刀棍、厮杀声响，教室里的灯光就似乎黯淡了许多，宿舍更显出它特有的冷清与寂寞。这时候唯有读书，而读书是一味效果很差的药，它让你摆脱孤独，却又往往陷入幻想的痛苦之中。
幸而校园周围有很多农舍，到田间地梗上溜达就又成了我的一项特别的业余活动，但仍没填补我孤寂的心屋，百般无聊的我就在此时被引入了校外的“三厅”，最初的困惑，最初的内疚很快就被随之而来的台球、录像、游戏厅带来的愉悦、欢快所淹没，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也使之成为我不与人群结缘而又消减孤独、驱赶寂寞的最有效的方法。
这种自我封闭的心理使得我除了断断续续地读书，迷恋“三厅”外，几乎与其他校园生活都有些格格不入。最可怕的是我给家里写信要钱的次数更多了，还有我慈祥的爷爷，听到我信中说经常挨饿，吃不饱肚子，专门给我炒了一口袋炒面，想法子准备带过来。人的思绪有时候很奇妙，前些天我去甘州影院观映一部关于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乡村振兴、生态环保、各民族共同富裕题材的电影《天盖勒》，看到安达而吉的爷爷安新年在草原帐篷里揉搓着一袋炒面，突然就想起了32前我的爷爷给我准备的那袋炒面。
其实这样的超负能状态甚至都持续第二第三学年才有效逆转过来，至到有一天我在《读者》杂志看到一则讲一个爱好文学的大学生的励志故事，我才彻底醒悟过来，我孤寂的内心突然有了一种释然。转头看看，围挡里的每一朵芍药、月季都已悄然绽开，整个校园沉浸在四溢的清香之中。
后来当我重新如饥似渴地博览群书时，我对《读者》一直充满感激，感激杂志中的故事，感激它用那朴实的语言和领悟让我潜藏深处的内心走出低谷，来到广阔的天空。同时，也使我慢慢悟到怎样默默的去帮助一个个需要社会关爱的生命？去撒播人间大爱？为此我在1995年专门写了一篇《带我走出低谷》的文章，不曾想不仅在学校的《浪花》校刊刊出，还荣获了学校1995年征文大赛一等奖，奖品为四大古典一套，并被推荐到内蒙古《中专生文苑》，可把我兴奋了好一阵子。2017年的时候我又专程去了一趟阔别二十一载的母校――甘肃省水利学校。校园里，三三两两的学子擦肩而过，却无一能识；当年的教学楼、学生宿舍楼、教工家属楼、食堂、操场等依稀仍在，旧时的记忆历历在目，不过又添建了许多新式建筑。校外，大青山、小青山、柳沟河和曾经荒芜的山涧沟壑全部旧貌换新颜，披上了新植的绿色屏障。此情此景，感慨万千，想起了李煜的“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想起了李清照的“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不曾想到当年的心境竟然应验了今天的事业，想想毕业的这些年，虽然也在不断努力，但凭心而论，还是白白荒废了许多青葱年华，离当年的踌躇满志，还是落下了许多要补救的功课。
言归正传，为何我对1992年那个秋季记忆犹新？因为它关乎着我在求学节点上能不能系好人生历程当中最重要的一粒纽扣；因为肩负重担的父亲逼迫外出的长弓正悄悄拉上弓弦；也因为一件件困境厄运犹如漫天沙尘正滚滚而来，即将掩盖我们家庭1992年的短暂荣耀。
寒假到了，我又回到了那个熟悉的环境和语境下，故乡的山川树木依然如故。可就在农历正月十三，我慈祥的爷爷撒手人寰，他磨难奋斗了69年的生命钟表停滞不动了；又过了三天，陪伴了我家十多年的那匹可爱的红骡子也永远闭上了眼睛，长眠在了翻山沟那个他曾经出力流汗最多的地方，它离开的第一晚，朱湾村我舅爷的姑娘也是我的姑母说：她梦见我的爷爷骑着红骡子去了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再不回来了；开春后，父亲踏上了西出阳关的征途，去阿克塞石棉矿挣钱供我们上学；再后来，妹妹也被迫辍学了......感觉一切都猝不及防，又感觉一切都是蓄谋已久，1993年，注定留给我们家的是一个灰色的世界。
（2024年10月26日完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