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正是因为我们有浩如烟海的典籍,有煌煌“二十四史”,有一代又一代人笃定心志,倾尽心血的著书立传,中国五千年文明才得以延续不断,生生不息。
《典籍里的中国》第二季开篇巨著《汉书》,是由东汉班彪、班固、班昭两代人接续编纂而成。全书一百二十卷,八十余万字,共百篇,包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传七十篇。起于汉高祖元年,终于新朝四年王莽被诛,历时十二世,跨越二百三十年。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位列“二十四史”,与《史记》《后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
《四库全书》曾说:“马班之史,李杜之诗。”中国诗坛有李杜并肩的神话,中国史书亦有双峰并峙的奇观,就是司马迁的《史记》与班固的《汉书》。《史记》开创了纪传体通史的先河,《汉书》则开辟了纪传体断代史的先例,且影响了后世官修史书编纂体例两千多年。司马迁文采斐然,豪气凛然,不拘形迹,慷慨任气,班固则格局谨严,史料翔实,思想正统,堪称“国史”。《汉书》之“十志”内容贯通古今,规模宏大,记事丰富。其中《刑法志》第一次系统叙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具体律令的规定;《地理志》记录了当时各郡国行政区划、历史沿革、户口数字、物产经济、民情风俗;《艺文志》考证了各种学术别派的源流,记录了存世的书籍,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食货志》上卷谈“食”,即农业经济状况;下卷论“货”,即商业和货币的情况,是当时的经济专篇。
舞台,是目光聚集之处,灯光汇集之地,是最适合造梦的地方。《典籍里的中国》透过《汉书》,让我们得以梦回大汉,得以窥见那个大漠孤烟,旌旗猎猎,名将辈出,马鸣萧萧的大汉王朝,得以窥见那个天下一统,长治久安,为我们民族命名,为我们文明烙印的伟大时代。如果王朝有颜色,周朝一定是绿色,那是中华文明的春天,是少年的生机勃勃;秦朝一定是红色,那是火的涅槃,是血的惨烈;汉朝一定是黑色,那是水的汹涌磅礴,是夜的雄浑悲壮;唐朝一定是黄色,那是李世民的英明,武则天的雍容,是唐玄宗的浪漫,杨玉环的明艳……
因为《汉书》,西汉,从此独当一史。后世文人更是将其奉为案头卷,枕边书,纵使没有红袖添香,依然挑灯夜看。北宋苏舜钦,有一次住在岳父家,某天躲在书房内独自饮酒,却不叫送菜,他岳父甚是奇怪,禁不住偷窥,却发现他正在读《汉书》。当读到张良聘勇士埋伏在博浪沙,企图以大铁椎击杀秦始皇时,苏舜钦饮酒一盅,叹道:“当浮一大白也”;当读到勇士仅误击副车时,苏舜钦又饮酒一盅,叹道:“惜乎不中”。他岳父摇头微笑:“有这样的下酒菜也不枉了。”于是,“以汉书下酒”的典故流传至今。
与苏舜钦不同,苏东坡对《汉书》的钟爱表现在全书背诵。据传,苏东坡“过目成诵”。一天,有位朋友去看他,等了好久,苏东坡才出来见他。客人很不高兴。苏东坡解释道:“我正在抄《汉书》。”客人听了甚是不解,凭苏才子“过目成诵”的天赋,还用得着抄书?苏东坡说:“我读《汉书》到现在已经抄写三遍了。第一遍每段抄了三个字,第二遍每段抄两个字,现在只要抄一个字了。”客人半信半疑地挑了几个字一试,苏东坡果然应声能背出有关段落,一字不差。学霸的世界,我们不懂,《汉书》的妙处,可见一斑。
常常有人疑惑不解:学史有何用?故纸堆里的那些人、那些事、那些王朝兴替早成了过去式,被时间抛诸脑后。班固给了我们答案:“究其终始强弱之变,明鉴戒焉。”学史明智,鉴古知今。史书存在的最大意义便是让后人看到历史大势,总教训,求经验,从中明悟治乱之道,确立治世之本,为后世镜鉴,为世人谋福。
放眼世界,中国是公认的历史记录最完整的国家。中国上古史官记述《尚书》,开史书之源;周公藏书于金匮,一腔赤诚;孔子作《春秋》,微言大义,而乱臣贼子惧;春秋时期,齐国史官为如实记录史事,兄弟三人兄死弟继,让两千多年后的我们依然知道“崔杼弑其君”;太史董狐不惧权势,不阿权贵,一句“赵盾弑其君”留下“秉笔直书”的成语和美名,“董狐笔”也成为刚正不阿的代名词;司马迁为著《史记》,忍辱含垢,宵衣旰食;班固为修《汉书》,从青春到白头,用了整整一生;陈寿屡遭贬斥,失意病卒,却留下赫赫六十五卷《三国志》;司马光辞官归隐,十四年专心编纂《资治通鉴》,从而有了“史学两司马”的美谈……他们穷尽一生,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将千古兴亡,铭记于器,篆刻于竹,挥墨于纸,流传于世。他们世代相继,以撰书写史为己任,为史书而生,也为史书而死。他们让每一个华夏子孙皆知我们从何处而来,将去向何方,生当如何,死亦怎样?
《典籍里的中国》选用了以班昭的视角去演绎班家两代人修《汉书》、护西域的千秋功绩。中国历史上向来不缺牛人,牛人家族也不少见,建安文坛,曹家父子分了三杯羹;唐宋八大家,苏家父子独占三席。可要说最牛家族,还得是班家。班固,作为东汉史学家,一部《汉书》名垂千古;作为东汉文学家,一首《两都赋》被昭明太子选进《文选》,大名鼎鼎的《封燕然山铭》亦是出自其手。其父班彪,采集前朝历史遗事,从旁贯穿奇闻异事,写下《史记后传》数十篇,从而肇创《汉书》,后著赋、论、书、记、奏事等共合九篇。其弟班超,出使西域三十余年,收复西域五十多个国家,建立西域都护府,被封定远侯,我们熟悉的成语“弃笔从戎”“声东击西”“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皆因此人而生,被史家盛赞“文采超一流,武略超一流”。其妹班昭,续写《汉书》中的“八表”和“天文志”,从而最终完成这部巨著。后人推崇备至的《百官公卿表》,即是八表之一。这篇表讲述了秦汉分官设职的情况,各种官职的权限和俸禄的数量,用分为十四级、三十四官格的简表,记录汉代公卿大臣的升降迁免,把当时的官僚制度和官僚的变迁清清楚楚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天文志》则保存了上古至汉哀帝元寿年间大量有关星运、日食、月食的天文资料。后来,她奉旨讲授《汉书》,为它能流传后世可谓功莫大焉。因夫家姓曹,她被弟子尊称为“曹大家”。她还被诏入宫成为皇后、妃嫔及公主们的老师,后又被邓太后奉为“国师”,作《女戒》。对,你没看错,就是被古代女子们奉为德行必修课圣经的《女戒》。她是第一位进入修撰“二十四史”行列的女史学家,也是第一个见诸正史的女教育家。莎士比亚说:“女人,你的名字是弱者。”非也!非也!
故事最后,早已两鬓斑白,垂垂老矣的兄妹三人隔着生死,面对着父亲班彪,感伤却无憾。班固说:“修《汉书》,我用了一辈子。”班超说:“守护西域,我用了一辈子。”班昭说:“完成班家修史心愿,我用了一辈子。”曹操曾无比羡慕地说:“生子当如孙仲谋。”班彪却无比自豪地说:“古人说‘虎生三子,必有一彪’,我的三只小老虎,各成一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