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籍里的中国》之我观 永乐大典篇

合古今而集大成，《典籍里的中国》第二季紧随《汉书》之后推出了《永乐大典》。故事开篇便是一场大火，虽说当时虚惊一场，可还是预示了它在以后的几百年间流落散轶的命运。

《永乐大典》编纂于明朝永乐年间，保存了14世纪以前中国历史地理、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和百科文献，共计22937卷、目录60卷，分装成11095册，全书约3亿7千万字，被称为“世界最大的百科全书”。

如此浩大的工程绝非一人之力，也绝非一人之功。明成祖朱棣建故宫，通运河，下西洋，不止开创永乐盛世的局面，更以前无古人的魄力和指点江山的意气，举全国之力，集天下文人之英，入南京文渊阁参与编纂。史上鼎鼎大名的才子解缙，赫赫有名的“黑衣宰相”姚广孝，皆在监修之列。他们每个人都有故事，每个人都能成为这一段历史的注脚。此外，总裁、副总裁、都总裁等职，亦是各负其责，为典籍尽心尽力。从何处切入历史，去演绎壮观如斯的《永乐大典》？《典籍里的中国》选择了编纂都总裁，一介布衣的文人陈济。正是他制定了编纂体例，完成了《永乐大典》的顶层设计。恰如人所说，一人独当大任者，只有都总裁这一位置，只有陈济这一人。姚广孝曾赞陈济：“群书博记羡儒魁，胸次森森武库开。”夸他允文允武。史书则载：“执笔者有所疑，辄就济质问。陈济则应口辨析无滞。”意思就是只要你开口问，陈济随口就答。停滞？不存在。

头戴主角光环的陈济常常自嘲只会啃两样东西，一是书本，一是老子。啃老，这词我们并不陌生，它不止贬义，也令人鄙夷。陈济有一个天下最好的父亲，他不求功名、不事生产、不经商挣钱，只梦想修书，父亲就由着他一头钻进书本里，从不以“前程”逼他。他把家里的钱偷偷拿去买书，回来一脸心虚与愧疚，父亲却满眼慈爱，温言安慰，没有半句责备。路上的人说他“是个傻子”，熟识的人讥笑他是“两脚书橱”。任谁看，他都是一个世俗意义上不成器的儿子。父亲却给了他最大的包容。就像没有郎朗爸爸孤注一掷的坚持和陪伴，就没有天才钢琴家郎朗一样，没有父亲的成全，怎会有《永乐大典》的陈济，怎会有陈济的满腹经纶，学富五车。不，满腹经纶，学富五车，还不足以形容他的学识渊博，才冠古今，想来，还是“两脚书橱”的称谓更得其精髓和神韵。二百多年后的康熙年间，饱学之士朱彝尊怀才不遇，在六月六日举国晒书之日，特立独行的晒肚皮之轶事，倒可堪与陈济一比。

除了父亲，他还遇到了一生的良师谢应芳。老师一生最大的愿望便是修书，修一部可教天下读书人读书的书。可生逢乱世，流离失所，白白蹉跎了时光。无奈，他只能隐身乡间，教书授徒，以安岁月。旧时文人，寒窗苦读几十载，出路也不外乎几个。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考科举，耀门楣，一日看尽长安花，是大多数文人的终极梦想。考场失意，也会辗转于文臣武将帐下，做个出主意、弄刀笔的师爷。风骨如严子陵淡泊名利，清高如陶渊明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落魄如张岱遭遇国破家亡者，则会隐居乡里著书立说或授徒讲学。当年的孔子周游列国贩卖理想，却没有人愿意买单，不得已，只能在晚年回到鲁国教书育人，杏坛之上成就了万世师表，孔门七十二贤的千古佳话。

“水浸月不湿，月照水不干。有人湖上坐，夜夜共清寒。”老师的启迪和点拨，如同一把钥匙，打开了另一个广阔无边的世界。一个“湖”字如同万千星光，让陈济悟到了大道的正途，找到了修书的门径。“因韵以考字，因字以求事，开卷而古今之事一览可见”，此方法我们如今称之为“检索”。老师虽终其一生未等到修书之机，未实现修书之愿，可他此生无憾。因为他等到了陈济。这个和他有着一样的理想与信仰，有着一样的执着与追求，有着一样的一腔赤诚之人。这，应该就是中国文化最核心的力量，传承。因了传承，中国的文化才得以一脉相承，中国的精神才得以代代相传，中国的文明才得以生生不息。

老师的谆谆善诱，苦心孤诣，也让陈济对《永乐大典》的“师”字部有了精彩绝伦的论述，从而奠定了整部书的格局。善为人师者，可以用一个字改变一个人，是谓“一字师”；一字受益一世，所以一字师也是“一世师”；一世之师，由初迄终，名节无疵，以身垂范百世，是谓“百世师”；才高德显，为百世师，茂行德昭，是谓“万世师”；贫而不恨者，以苦为师，所以，苦亦可为师；道德为师能见天地众生，可谓“万物皆为师”。师者，不止传道受业解惑，亦是人生路上的明灯，如父如兄的良朋。

相较于老师的半生流离，一世蹉跎，陈济是幸运的。他等到了永乐盛世，等到了《永乐大典》。古往今来，怀才不遇者，不胜枚举。韩愈《马说》有云：“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虽有名马，祇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千里马之所以能成为千里马，是因为世有伯乐。没有伯乐，千里马也只能混迹于世俗之间，泯然于众人矣。陈济何其有幸，有包容支持的慈父，有如师如父的恩师，有求索大道的理想，还有慧眼识英，让他以布衣之身入文渊阁修书，身兼都总裁，一人独当大任的伯乐—永乐大帝。

“《永乐大典》之大，非只谓规模之大，工程之大，而谓至理之大，大道之大。”陈济之言，震耳发聩。六百年后，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亦说：“所谓大学之大，非有高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两个文人隔着六百年时空，彼此遥望，上下求索学识之大道，智慧之门径，竟不谋而合，异曲同工。此，即为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