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

春节，回家，成为热度最高的词，也成为万千游子匆匆归乡的脚步。

十六年前的春节前夕，父亲因病去世。自此，我开始每两周回家一次。那条蜿蜒几十里的回家路，我一年往返几十次。路边的村庄和农田在车窗外悄悄变着模样，像极了我每次抵达的村庄。

村子里熟悉的人越来越老，也越来越少。饭桌上，不经意间总会在母亲口中听到那些曾叫着我乳名的人，或病，或死。

时间看似温和，却也惊心动魄。地理上的苍海沧田需要千年万年，人世间的沧海桑田，有时只是一夜之间。就像太宰治在《人间失格》里所写：“仅一夜之间，我的心判若两人。”细细密密的时间，包裹着我们所有的生死、离别和悲欢。

村子里不熟悉的面孔越来越多，年轻的小伙子不知是谁家长大的小子，年轻的姑娘也不知是谁家新娶的媳妇，那些三三两两跑过的孩子更不知是谁家的孙子孙女。人，如同庄稼，在时间里一茬一茬的成熟着，更替着。当然，最陌生的应该是我。老人们昏花的眼神已经认不清面前的我曾是他们一声声呼唤过乳名的孩子；已经长大的和正在长大的孩子们更是一脸好奇地盯着我这个外来客。我忽然读懂了贺知章《回乡偶书》里那句“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的失落与怅惘。原本，这是我的故乡。原本，我才是村里长大的姑娘。

也许，从第一次父亲提着我的行囊送我上车，我就开始与村庄，渐行渐远，直到成为它的游子。

小镇东面的十字路口就是客车停驻的地方，它曾看着我远去，也曾接纳我归来。每次离去，父亲都会提着行囊与我一起等车，离别的惆怅在心里淤积，直到远远的看到客车驶来，直到上车、开动，车驶离，直到父亲越来越小却依然张望着的身影一动不动，那些惆怅才纷纷变成眼泪，滴落在手上。父亲张望的身影就如同一种预言，在往后的日子里，等待，成为父母的一种姿势。每次回家，车子转过路口，就会远远望见站在门口等待的父亲。看见我们，他的眼睛总是一亮，喜悦，溢于言表。

早在儿时，我就知道，等待儿女回家是父母以时间为针，思念为线，织成的牵挂。

父亲的长兄，我的伯父，年少离家，独自在外。千里迢迢，他一年一次的回家，就是爷爷奶奶的节日。奶奶、姑姑早早备下红枣、花生，细细挑选了，细细装袋。在他信中说好回家的日子，爷爷一大早便开始进进出出，他不停地到村口张望、回来、坐下，再起身，待到伯父的身影终于进入他的眼睛，他一下子变得激动而又庄重。伯父在家的那几天，天天都是热闹的，平日里只有年节才会来往的亲戚、故交，纷纷上门。久别后的重逢，仿佛能将彼此的距离、时间折叠，他们喝酒、聊天，没有陌生，没有隔阂，然后依依话别。空闲的时候，伯父会搬了小凳子陪奶奶坐在院子里说话、晒太阳。明亮的阳光下，伯父会细细地为奶奶修剪指甲。奶奶有时说起身后之事，说起冥衣店里心仪的衣裙和绣着花的绣花鞋，伯父于是将它们买回，奶奶则珍而重之地将它们藏在出嫁时陪嫁的木头箱子里。

有人说，离别的意义是为了相逢。那相逢的意义呢？伯父在家的日子总会牵挂着远在千里的伯母和一双尚幼的儿女。他说伯母贤良而又善良，是个好媳妇。每次回家，他都会带着伯母为爷爷奶奶亲手做的衣衫和准备的礼物。后来，见到伯母，也见到了他们之间浓到化不开的感情，才知道婚姻不止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回去的日子，伯父总会选在天未明的清晨。吃过奶奶做好的早饭，背起奶奶为他准备的东西，说一声“我走了”，一个人走出家门。站在门口的奶奶也总是无言的用衣角擦着眼睛，看着他的背影慢慢走出巷子。彼时，我就在想，什么是离别？是越走越远的背影吗？

伯父走后，家里又恢复了寻常的生活，日子重新变得平淡而又平缓。几天后，伯父的家信就会被送到爷爷手中，家里才像平静的水面投进了一颗小小的石子，波澜微起。伯父是个传统而守旧的人，虽身在外地，却一直以长子的责任自勉。书信一笔一划从不马虎，一字一句绝不潦草，从他的信封上，我才知道自己的村庄不叫西屯，而是西宋屯。我才知道，爷爷名字后面的“亲启”二字自带分量。信的开端，每次他都尊敬地写道：“父母大人，安好！”

伯父的信被轮流读过几遍后，爷爷才开始提笔回信。他郑重而又端然的写下伯父的学名：光福。说一句：“家里一切安好。”然后才开始细细叙述着别后家里的人事光阴。伯父与父亲的名字都带着旧时的痕迹，分别用了“福”“祯”二字。相较于他们名字的郑重，姑姑们的名字则随意的多。想来，还是家族对他们给予了更深的期望。回完信，爷爷才会把伯父的信珍藏在相框镜后。我曾偷看过，那里层层叠叠着许多信封，厚厚的，是岁月的计数，也是亲情的表述。有时，村里来人或亲戚来家里问起伯父时，爷爷也毫不吝惜，拿出伯父的信予人阅读，我猜爷爷的心里有一点点的骄傲与炫耀吧。

日子，就在收信、回信、等待、回家、又离家中悄然流逝。一天，奶奶忽然生病了，脑梗塞。一向与爷爷、奶奶不甚亲近的父亲搬了小凳子静静坐在病床前，他的手一直抓着奶奶的手，一直抓着，不肯松手。我看到一向坚硬如铁的父亲偷偷落了泪。伯父匆匆赶回，在奶奶病情稳定后又匆匆离去。不久，奶奶重新下床走路，只是手里多了根拐杖。伯父的信如期而至，随着家信邮寄而来的还有给奶奶的药。那是一种棕色的胶囊，有着柔软的触感与淡淡的药香，名字叫“脉通”。在医药相对匮乏的时代，伯父从未间断寄药。他总能清楚记得奶奶的药吃了多少，还剩多少，随后及时地邮寄过来，一寄就是十几年，直到奶奶病逝。

再后来，爷爷也走了。参加完爷爷的葬礼，伯父不再每年回家。偶尔，他会寄信给父亲，询问家里的情况和我们的学业。父亲没有爷爷那样郑重其事的回信，有时会让我们代笔。又是几年后，父亲被确诊为食道癌。最后一次住院时，受尽病痛折磨的父亲向母亲说起伯父，说起想要去找伯父看病。想来，那时的他一定觉得自己的哥哥才是最后的依靠。父亲不知道，当时的伯父也在经受着人生最大的巨痛，伯母病重不起，他正带着伯母在北京求医。父亲没有来得及去找伯父，第二天病情突然恶化，到了晚上便撒手人寰。我不知道伯父在得知父亲的死讯时，会有怎样的悲痛。一生的手足，却来不及见最后一面。一个月后，伯母也离开了人世。处理完伯母的葬礼，伯父拨通了家里的电话。母亲拿起话筒，两个年已花甲的老人，对着话筒，泣不成声。鱼的沧海，蚕的桑田，物是人非，剧变，也不过短短的半年。

后来的日子，伯父的电话不时打来，询问几句家里的琐事，然后就是叮嘱母亲注意身体。有一次，伯父在电话里说他想回老家一趟住几天。那是他最后一次回家，也是他住的最久的一次。他安安心心的在我家住了几天，吃我母亲做的米粥与水饺，拜访他年少时的好友故交，又分别在两个姑姑家各住了两天。他在向他的故乡，向一切和故乡有关的牵绊做最后的告别。他知道，此去经年，这片土地、这里的亲人都只能出现在梦里了。回去之后，短短两年伯父就离世了。或许，是因为他太过思念故去的伯母；也或许，这个世间，他已经没了留恋。伯父的骨灰并没有葬回家乡的村庄，他选择了和伯母相守在他们一起生活的地方。曾经，故乡、远方，一直拉扯着他的脚步与情感。最终，远方成为了故乡。

与伯父的年少离家不同，我们是出走的一代，是与故乡正式割裂的一代。时代浪潮冲击着乡村的传统、观念、生活方式和经验，更冲击着我们蠢蠢欲动的心。我们厌倦了乡村看似一成不变的生活，厌倦了一眼可以望到底的未来，于是，勇敢出走，走出祖辈生活的乡村和生活，奔向城市，奔向未知的远方和梦想。我们努力扎根，努力让自己与成长的地方划清界限。终于，故乡，成了文学。我们，成了游子。

母亲的手机里，我们姐弟的电话排在电话薄的最上面。她不常给我们打电话，偶尔有事耽搁了回家，她才会打电话，委婉地问我何时回家，是包水饺，还是烙油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