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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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辞世已近三年。这些日子里，除了暗暗潜行于记忆深处追思与缅怀老人家的音容笑貌，藉此消化与抚慰内心世界的悲怆和忧伤，习惯文字表达的我却没有为我的母亲写过任何一点纪念性的文字。不知是因为太习惯用文字去传递自己的情感，以至在自己最亲近的人那里，反倒觉得文绉绉的表述失之隔膜且有太多的书生气，难以透彻率性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我的失母之痛与满腹伤逝；不能尽情地哭诉失却母爱的那份委屈、痛苦与凄怆，使我秉笔之手俨然生出难以胜力的怯懦、迟疑和彷徨。
我不能在怀念母亲的文中哀恸过度、语无伦次，因为情难以禁夹以哽咽并不是真正的纪念。纵便是为着母亲而写的文字，那种重温着的母子情感植入历历在目的生活琐事当中，成长与成熟，爱与被爱，所有的这些生命体验都是人类情感共同的经验；总不能，让人们读着我的文章，陪着我一起掉眼泪吧。
这也是我的母亲不愿意看到的。记忆所及，我的母亲是个清丽脱俗、容颜姣好、持家有道的重庆女人。据她自己说，她生自重庆北碚区一个家境并不富裕的小市民家庭，童年时候还给有钱人家做过几天丫鬟，好在解放来得及时，这样豆蔻年华的她有了到毗邻的合川县城读书的机会。至于这段历史，既辽远又缺乏翔实的叙述，她和生自四川南充的我的父亲如何在合川学堂相识，最终又颇为曲折地怎样走到一起，那多半还是我父亲的一个老友用半是调侃半是艳羡的口吻讲给已是初中生的我听的。
那时我们已在贵州，生活在黔中腹地的一家三线军工企业里。我很早就表现出对家庭成员的身世故事的兴趣，当然我还不知道这一对人的前世今生的好奇与探秘是一个写作者的职业倾向，当时我只是希望能从我父亲的老友那里获取更多的有关我的父母的信息，但他好像也只是对我父亲的青年时代有更多一些的了解，关于我的母亲他只是有我的父亲如何爱她这一类抒情式的描述。
儿女往往在意父母的情绪变化，对其感情生活信奉“为尊者讳”的古训。如果一定要我为我的父母的情感和婚姻生活下个基本结论的话，我认为他们的一生总体上是和睦而惬意的。
从秉性上来说，我承续母亲的要多些。我的母亲性情娴静，心地善良，喜欢阅读文学书籍。年轻时候，一个与她交好的军方代表的妻子刘阿姨，常常与我母亲交换图书，以便相互阅读。刘阿姨家里有很多书，记得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母亲叫我去刘阿姨家帮她拿本书。那书叫《红楼梦》。当时我还挺奇怪地想，妈妈读这种盖房子的书干什么？
在我懵懵懂懂、傻吃傻长的少年时代，我的母亲工作之余，就是靠着阅读《燕山夜话》《红旗谱》《野火春风斗古城》《青春之歌》《红岩》《李自成》《一千零一夜》这一类文学书籍打发时光。待我渐渐大了，我发现，阅读的习惯，一直伴随着我母亲的业余生活，直至古稀之年视力不济，她才不得不停止阅读。
不知是禀赋使然，还是由于阅读的原因，母亲留在我心中的形象清爽、雅致而不乏浪漫。我们生活的环境，远离城市，相对封闭，厂里的女人们以东北人居多，她们一般都是身量高大、性情随和且不拘小节的。作为南方人，我母亲身材窈窕、肤色白净，穿着打扮时时透露出卓尔不群、引领风尚的独特韵味。即使是一身人人皆有的蓝色咔叽布工衣，我母亲穿上就是有其他女人没有的利落、干练与飘逸。在我母亲辞世之后，我才听我妻子说，老母亲一直是身边这些女人在穿着打扮上效仿的对象，“她们评论她更具女人味”。
我们得承认，有些女人的身上的确有着一种可以称之为品味的东西，它与人的修养、历练与性情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几近天成地让人难以分清是先天所致，抑或后天所养。我的母亲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卓而不群，落落大方，只是我更愿意将此归纳到人格修养的范畴，毕竟老人家是“饱读诗书”的。
读书使人明理，一个懂得道理的母亲当然知道如何去调教她的孩子。说来蹊跷，也很惭愧，弄不清是营养的原因，还是天资愚顽混沌，较之同龄人我懂事很晚，觉悟很迟。十二三岁我身高还不到一米四，身体瘦削且单薄，更糟糕的是心性全无发育的迹象，整个人除了捉蜻蜓、捏泥巴、弹玻璃珠子、饲养小动物，功课什么的全然一塌糊涂。我唯一有的文化生活是读俗称小人书的连环画，少年时代我的小人书拥有量几乎居工厂同龄孩子之首，而且大都是用玻璃珠子一类的小玩意儿和玩伴们换来的。
当时上山下乡的知青政策还在施行，作为长子，按照政策我肯定躲不掉的。但这根本不是我功课不好的根源，实际情形是我所就读的工厂子弟学校，无论小学部，还是中学部，都长期处于文化大革命笼罩下的管理无序、师道沦丧的状态，经常性地学工学农学军生活充斥在我的学生生涯中，正常的教学秩序堪称荡然无存。被工厂派来做老师的，要么是受排挤的知识分子，要么是借机转为正式职工的家属工，后者几乎成为工厂小学部主要的师资力量，她们此前的身份大都是工厂五七大队的临时工，有的是打铁的，有的是做豆腐的。教学秩序的紊乱与个别教育者的不称职，加之年幼贪玩乐得自在，史称“被耽误的一代人”便是生活、成长在这样的环境中。
印象中母亲对我功课不好固然很操心，但她并不像我父亲那样莽撞急躁，后者常常以此为理由责罚我，我甚至有过反抗性地离家出走。每回冲突都以母亲出面平息父与子的纷争而告终。来来回回苦苦劝导毫无成效，母亲开始对我读不进书这一尴尬事实采取听天由命的妥协政策：大环境已然如此，再在读书的问题上难为孩子岂不是庸人自扰！
在读书不可能改变命运的“文革”期间，我的聪慧的母亲使我的自尊心得以从不如人的功课层面脱离出来，人生的前景是顺从社会的发展或是下乡或是进厂，二中有一的必然结局只有在平和的等待与健康而守法地成长中修成正果。如此一来，母亲对我人格品性的关注与培养就大过文化知识的灌输，她甚至因为我为了买零食向同学借过两分钱，因无力偿还被同学不依不饶地追讨上门还添油加醋地告状一事勃然大怒，生平第一次用细细的竹条子狠命抽打年仅十岁的我，以致我到今天都不敢做任何超过自身能力控制范围的事，连买房子都选择一次性付清。在规则与秩序之中游走，既不能触碰法律的高压线，又不能留下一堆拉拉杂杂的麻烦事；起头就要有结尾，过程得干干净净问心无愧。所有这些有所顾忌地敬天畏命的人生哲学，最早就是被母亲以这般生动而难忘的方式输入我的生存程序当中的。
假如不是“四人帮”被突然粉碎了，时年业已混到初中毕业的我可能就加入到上山下乡的洪流中，我的人生就会是另一种样子。不期而然的社会嬗变，发生在我们这代人身上的变化，是我一下子又有了读高中的机会，这个机会虽然没有把我改造成一个好学生，却使我产生了对文学的爱好；两年制的高中生活，成为我确定新的人生道路的开始。
这两年，我的个性像我的青春一样迅猛地形成且臻于成熟，从前那个根本就没有自我的生命体，犹如破土而出的禾苗，冲着雨露阳光吱吱地拔节而起。对文学的兴趣使我大量地阅读我的母亲阅读过的全部书籍，很快的我连她没有看过的书也找来看了。我读完了一个高中同学时任厂办主任的父亲的所有文学类藏书，条件是要把每本书的故事讲给这位同学听。在课堂上，为了不引起老师的反感，我把文学书用当堂课的书皮包起来，譬如上化学课，我包的是化学书的书皮，上物理课，我用的是物理书的书皮。如此的伎俩被老师戳穿了，他们告到我母亲那里去。我母亲获悉极为不快，还一度检查过我的书包，每回都把文学书收走。但她哪里收得完？我有的是办法去弄这些文学书。反反复复折腾了几次，老师对我的“不成器”开始持习以为常的态度，我的父母也懒得再和我玩这种近乎捉迷藏的游戏，我也得以开始越走越远，不仅光明正大地在老师的眼皮底下读闲书，而且写起了小说，干起给报社杂志社投稿的事。
很多时候，我会不自觉地回望与反思这段经历。对我母亲以至父亲来说，指望我考上大学，在他们这个文化基础欠佳的儿子这里，肯定已是一桩不现实的事了。借助文学书籍去增强与提高儿子的人生修养和审美情趣，使他在躁动而危险的青春期避免误入歧途，或者陷入哥们义气的江湖泥淖，则是利大于弊的好事。所以在我高中毕业前夕，母亲不仅不反对我阅读跟高考毫无关系的文学书，还允许我使用她的工会图书馆的借书证，并暗暗帮我疏通与图书管理员的关系，使我不仅早早获得只有职工才能去借书的权利，而且为我日后读完这个副厅级单位的工会图书馆的全部经典类文学书籍铺平了道路。
只是我的母亲并不知道，我在高二上学年收到上海文艺出版社寄给我的第一封退稿通知单时，我躲在学校教学楼背后的山麓下，怀着喜悦且隐隐失望的复杂心情，反复阅读以后大量收到的这类铅字打印的退稿信时，时年只有16岁的我，已悄悄对着蓝天白云和教学楼里传来的读书声发下宏愿：30岁时我一定要成为作家。
据说苏东坡的父亲苏洵是从27岁发愿求取功名的，在此之前他虚掷光阴、一事无成。我虽不才，却自诩比苏老泉觉悟要早，这也是我至今时时拿来与年轻人分享的人生心得：做人要立大志，立长志。
我的变化母亲一一看在眼里。必然有的高考落第使我很快进厂当了学徒工，经济上的相对独立令我有一定的能力购买自己喜欢的书籍。我深居简出，埋头书斋，基本断绝了与共同长大的玩伴们地交往，一些情趣相投、才智相当的朋友开始步入我的生活。我母亲对我新结识的朋友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她常常有意识创造机会，让我可以在家中接待与招呼这些朋友。每每他们登门，母亲在备好茶水之后，就会拉着我父亲出门，把一个自由而宽松的一室一厅留给我们去高谈阔论。我曾在这样的环境下，把我写出的第一个电视文学剧本念给朋友们听，这些年龄、教育背景和文学修养都高过我的朋友们，认真为我提修改意见，使得刚满20岁的我因此成为贵州省电视台主办的西南地区首届电视文学剧本改稿班中最年轻的剧作者。
当然，文学之路是异常艰难的。早开的成果之花，很快就因为人生阅历的浅薄与知识的有限，难以供给丰沛的营养而孤寂地绽放在清瘦的青春期，我所盼望的满园春色未能如期呈现。我的剧本最终没能投入拍摄，只是统一结集出版。面对陷入苦恼迷惘状态的我，已经明了我的心志的母亲又在更高的一个层面点拨我。她说，既然你选择了一个目标，就要毫无犹豫地坚持下去！
这样的话，她是郑重地写在一张信纸上，压在一杯调好牛奶的玻璃杯下面，信纸和牛奶就搁在厨房的长型火坑上。我记得那是在我借用我们工厂子校校长办公室读书与写作的时期，几乎三年多的时间里，我天天晚上都挎着书包，从无例外地苦读到子夜时分，有时是天明时候。夜半三更一片静谧返回家来，我的伟大的母亲已经调好一杯热气腾腾的牛奶，她以无限怜惜而充满期待的多重心理，无声地抚慰着儿子的疲惫和内心的憧憬。
我曾长久保留这张信纸，每每阅读到上面的文字，我的内心就会袭入人间四月天春意盎然的温暖与一树一树花开的勃勃生机，她们交相辉映成一个普通人家对未来光明的期盼，这种期盼由于浸润着更多的家庭信念，传递着老一辈对下一代的殷殷嘱托、激励和期望，竟能使承续者跨越漫长的时间之河去坚守、磨砺和维护这种信念；哪怕路途遥远、道路坎坷，肩负母亲之命我又如何不朝乾夕惕、矻矻终日！
就我的家族而言，可以追溯的三代从未出现过一个文化人。我的母亲虽博览群书，终归没有改变劳力者的命运。父亲虽是工人群中顶尖的八级技工，一生赚钱不少，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凭着过硬而娴熟的电工技能，很快使我们家的经济状况得到改善，我们家是工厂为数不多最早实现家电现代化的引人羡慕的小康人家之一。但是，文化的缺位，则使日趋丰赡的物质文明过于硬化，以至我的母亲时时数落我的父亲没有文化，受人欺凌。一个已然有着大量阅读经验且生活足以自给的母亲，她未必期冀儿女们有多少财富，却一定希望他们中能产生一个文化人。
这是我母亲对我的期望，它的具体指向是我能够成为一名作家。
在今天的时代，伴随高等教育及计算机网络的普及，作家已失却了令人敬仰的优越地位。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可不是这样，作家纵便不是精神领袖不是文曲星下凡尘，却肯定是社会百业中最值得尊重和崇拜的“人类灵魂工程师”。不难想象这样的目标对我具有怎样的激励作用！尤为重要的，这是我的母亲希望我去做的现世世界里一件伟大的事业，我爱也敬重着我的母亲；成为母亲心目中最孝顺的儿子，我必须实现她对我的期许。
我就这样执著而痴迷地在文学领域中坚守了下来。外在环境所有的变化，都没有成为我放弃文学的理由。虽然当年伴随我一道驰骋在文学疆域上的同道之士越来越少，但我感觉到我的母亲始终与我并道而驰。我拿回来的书籍，除了哲学类的，母亲一般都是要看的。有些单位常年向我赠送杂志，我看不过来，母亲全收去读了。有时候，老人家会主动和我交流阅读感受，有意无意之间我发现她悄悄地看我的手稿。1992年（我恰好30岁），我以惯常的自然投稿的方式寄给《山花》的中篇小说引起责编及总编老师的注意，他们吃不准这个中篇是否真出自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业余作者之手，遂写信邀我去面谈。近四万字的小说和著名作家何士光撰写的评论一道在《山花》头条隆重推出，两年后我的长篇小说《跪拜者的舞蹈》在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谈到老师们一度有过的怀疑，我母亲底气十足地说：我早就知道你够格了。
那一时刻，我由衷感觉到母亲在一旁暗暗关注着我的创作。兴奋与感激的双重因素，使我每有作品发表、每有新书出版，都会在第一时间送给母亲阅读。这常常是母亲最为开心的时候，她一般都不当着我的面阅读，在笑眯眯地收下作品之后，照例宣布今天要吃好的。待我离开，我的母亲就会让父亲独自去散步，她架起老花镜，坐在单人沙发里聚精会神地读着儿子的文章。
这些年来，随着作品越发越多，书越出越多，加之文学梦越做越大，我离家、离爸爸妈妈越来越远，先是进了省城贵阳，后来又辞去公职，离开名存实亡的国企只身来到东莞拼搏。但是在母亲面前，我依然像个孩子似的让她分享我在文学上的进步。2007年我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她听说之后，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跟我妻子下了一个我不敢承受的至高评语：大器晚成。
社会生活已然发生地变化我的母亲无疑是无法理解的，当代社会的显学是经济学而不是文学。我固然珍惜在文学领域所获取的成就，却感慨于“学成而道益穷，年老而智愈困”的韩愈之叹。更为揪心的是，古稀之年的老母因年事已高身体状况江河日下，我分身乏术加之妻子仍需在贵州工作，继而形成既难以在老人家身边尽孝，又无法将其接至身边颐养的两难状况。
我是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人，“忠孝不能两全”是我打自跨入文学领域即领悟到的人生悖论。在我的事业天地中，我知道我能做多大，就会欠我的亲人多大。我对包括妻子在内的所有亲人的爱，都建立在必须把自己看重的人生事业做好这样一个前提之下。使自己成为一个有用于社会和人群的人是我不懈的追求和传至后人的箴言。我不希望自己以至我的家人窝囊地活着，一个没有进取精神和致力于谋生技能的提升与改善的男人是为我所不齿的。我相信这也是我母亲的态度，如果我未能成为她希望的那种人，在九泉之下老人家不会瞑目的。
传承母志，光大门庭。在这个意义上，我对我的母亲没有丝毫的负疚感。这不是由于我在经济条件有所好转的时候，除了我这个家庭该给的那份外，每每逢年过节我都会悄悄塞给母亲一些钱，这也不是我妻子不孝，而是作为儿子，我理当用这种方式表达我的心迹。男人应该也只能是责任与义务的担当者，此乃人类性别角色决定的。由于生活或竟天命使然，我无法时时在母亲身边承欢尽孝，这种孝心被我化成永不衰竭地前进动力，靠着它我战胜了自身的怯懦和无知，成为了传承母亲精神信念且是母亲所希望的那种人。
母亲的辞世，带给我难以抚去的终生痛苦。我想到在她患病期间，她希望我能带她来东莞，我又不可能带着她走，因为当时我住的是公司的宿舍，我没有照顾她的能力与条件。闪现在老人家干瘪的面庞上的失望以至无奈的神情是那样作疼般地噬咬着我这个做儿子的心，无力搀扶并陪伴一个最亲近的生命走完最后的人生，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缓缓地浸入弥漫在身后的黑暗之中，像灰烬一样被熄灭掉。天地不仁，竟至于此！……
母亲的最后时光是在我弟弟生活的云南度过的，弟弟与弟媳给了老人家最后的慰藉，我也因此而高看了弟弟许多。我第二次来云南探望母亲，她已躺在病床上，瘦骨嶙峋，时日不多，死神狰狞而瘆人的跫跫步伐已由远渐近地敲击着我的心扉。
我奇怪自己竟然没有哭出声来。眼镜上的玻璃片遮掩着湿润的眼角，同样已是古稀之年的父亲在一旁佝偻着腰，身为长子我必须要有应有的镇静和应变的万全之策。回到贵州，我跟几位人生挚友及其家人落坐在酒桌边，突然之间犹如山崩地裂的号啕大哭宛若奔突的潮水一下子倾泻出来，从十来岁懂事之后就再没有哭过的我，双肩抽搐、身子颤抖地涕泗滂沱，悲怆而又无助。
母亲走了！永久地离开了我。父亲，弟弟，还有我妻子把老人家送回到她的出生地，安放在重庆北碚青山环抱的山麓下。下葬的时候我没有去，一来是忙，二来去了我还是要走，还是要把母亲孤寂地抛在那里。茫然而又纠结的心绪晃动着一个我还不甚明了的念头。我在想一件事，或者说我要做一件事。但这是件什么事，它与我这么些天朝思暮想魂牵梦萦的母亲又有什么关系？
我先是把父亲接到东莞。十个月后老人家执意要回贵州去，天热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言语不通，画地为字”的交流障碍让他难以正常地生活。
送回父亲之后，我要做的这件事在我心中有了答案。难怪我始终闷闷不乐，因为我的母亲在故园，她既是我心中永恒而无形的牵挂，又是我父亲情感世界的慰藉。我要在重庆买房，一来可以宽慰父亲，使他快乐地多活上几年；二来，我对母亲的思念与缅怀也有了寄身之所，我可以把我和我的后人重新带回我们的故园，于我有了为母洒扫墓地、终生守候的可能，于我的后人有了提供与传续家族精神、记忆和信念的条件。
狐死首丘，落叶归根。顺利买下北碚区的房屋之后，我这颗在母亲下葬之后就不知魂归何方的心一下子像有了落地的感觉，迟迟不愿成行地亲临墓地的祭拜在2013年春节变成现实。
母亲的黑白相片镶嵌在青石板上，一头黑发上戴着一顶咖啡色的绒帽，肃穆而安详的面孔依然透露着青春永驻般的白皙而清爽的肤色，特别是那对炯炯有神的眸子，在长长的睫毛地映衬下，犹如从前一般地向上投掷着略略有些高傲的理想主义的神色，离眼前的人似乎总是有些距离，看未来的事物仿佛一看一个准。
母亲生于1936年9月30日，于2010年5月10日在云南省开远市职工医院病逝，享年74岁。
2013年清明于东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