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去来》

一

乌蒙山广阔的土地上，有一条叫木东河的河流蜿蜒数十公里，我想过要从河流的上游走到河流的下游，但这一想法始终只是停留在我的脑海中。我很怂，怕路上遇见长虫，怕路上遇见滑坡，遇见涨大水。这些不可预料的事情都是我将想法付诸实施的障碍。至今我都不知道这条河的起源，就连终点流进北盘江也是从别人口中知道的。我相信很多生活在这里的人也和我一样，只要活着就行，从来不去追问活下去的理由。

这条地图上没有标记的小河，两岸散布着大大小小十几个自然村，我出生和成长的村子就是其中之一。这里的村子叫法也有区别，住在山上的叫“凉山”，因为他们种的庄稼比河谷里的要晚收半个月，平时气温也要低一些。

可是从来没有人告诉我为什么要叫凉山，这个疑问一直延续到我读初中才得以解决。那个周末放假回家，我很高兴地跑去跟奶奶说，你知道铜店村为什么叫凉山吗？她说天气冷。我又问她，为什么天气冷？她摇摇头。我得意地笑出了声，那种极其难听的声音，有点像杀猪时猪的嚎叫。我说，因为海拔每上升一百米气温就下降0.6度。

地方小了，每一个村里都会有几个亲戚，我奶奶的三妹子就嫁在铜店村。这个姨奶奶我就只是小时候见过，她是聋子，听不见别人说话。我们说话的时候她就盯着我们，我们笑，她也跟着笑，但若是谁骂她，她准知道，好像那个时候她就不聋了。

奶奶跟我说三姨奶奶是小时候生病把耳朵烧坏的，智力没有影响，体力反而更好。

六年级暑假的时候是我第一次去姨奶奶家，我家种的洋芋太少，根本不够吃，爷爷就说去她家驮一些回来。当然，在农村洋芋这种并不被人们当作粮食来看的辅食并不用买。谁家种得多了，你可以去帮他家干活，以此来换取洋芋作为报酬。

而姨奶奶家种的地就很多，家里只有他和姨公公两个人，根本忙不过来。爷爷就说去帮他家干活，然后给我家一驮洋芋。

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我们河坝里的洋芋已经挖完了，凉山才正要开始收。天还没有亮，爷爷就拉我起来，他说走路去铜店很远，得赶在吃中午饭前就到，吃晚饭要等到晚上八点以后。我几乎是闭着眼睛起床的，很不情愿地起来。

爷爷在院子里喂马，那匹棕红色的大马甩着尾巴在吃料，它已经是一匹饱经沧桑的马了，早就预料到今天的行程不轻松。爷爷放上马鞍架，在前面拉缰绳，我跟在后面赶马。说实话我有点怕，这匹马会往后尥蹶子，我以前去山上驮玉米的时候就被它踢过。现在让我在后面，我是怕的，就走在离马屁股远远的地方，还特地找了一根很长的棍子。

乌蒙山里早晚很凉，风一吹，山里的雾气就散开来了。从山脚到山顶都是迷雾重重，隔几米远就看不见人，我只看见一根绳子从雾里出来，已经看不见爷爷牵着缰绳的手了。我们一直在爬坡，越往上走雾气越大，潮气也越大，路边的茅草沾满了露珠。我那时还有小孩子的童趣，用手去捉露珠，或者用脚去踩。而露珠呢，一碰就落地，再也找不到踪迹。

十点多的时候雾气开始散去，露出大山本来的面目，这里的山戴着青色的面具，离生活最近的土壤被草木覆盖，草木之上是我和爷爷细碎的赶脚声。一路上我很少和爷爷说话，他也从不问我什么，我们在沉默中不断往前走。我们很少停下来，只有大马拉屎或是撒尿的时候爷爷会放慢速度等它，我就随意坐在地上。那是我第一次闻到马尿，是这么骚，这么刺。我在大马后面，风一吹，尿味就传到我面前。我一下子坐起来，一边捏鼻子，一边骂几句马。爷爷则幸灾乐祸地看着我笑，笑罢，又开始赶路，大马不时从路两边捞几嘴青草吃，爷爷这时就会紧紧拉住缰绳。他说，马赶路的时候捞草吃很容易噎死。

是的，这匹比骡子还大的棕红大马就是噎死掉的，死的时候它还很年轻，正值一匹马的壮年。从凉山回来的第二年，这匹马被村里一个伯父家借去驮苞谷，伯父不懂喂马，他上马鞍的时候没有拉紧缰绳，大马就吃旁边的料子，那一趟苞谷还没有驮到家，马就死在了路上。

伯父让人来叫爷爷去看，爷爷把手伸进马的喉咙里掏，马脖子太长了，什么也没有掏出来。他又让人去接水来灌，找泻药来喂，都不起作用。大马终究还是死在了贪吃上，爷爷摸着他的顶鬃说，你就吃吧，吃死你了。说完转身就走了，别人说把马卖了吧，还能挽回一点损失，他不同意，在山上挖了个大坑把马埋了。埋马的时候我也跟着去，看着它庞大的身躯被一捧一捧的红土掩埋，到最后完全看不见，和地面一样平。爷爷说，牲口没有坟堆，有一个埋尸骨的地方就不错了。

可算中午之前赶到了姨奶奶家，一进她们村就看见一棵特别大的梨树，上面的果子却只有手指这么大。我第一次见这种梨，好奇心驱使我问爷爷。他说，鸟屎梨，和鸟屎一样大。

一路上这是我第一次问爷爷问题，也许隔代人真的有一层说不清的隔膜。这种无形的屏障挡在我们中间，很多情感都在克制，不想流露过多，太多了反而显得矫情。

进村子都走了好一段路才到姨奶奶家，这个村可真大，还很平整。每家门前都拴着一头牛，水牛居多，黄牛很少。姨奶奶听见马蹄声就出了门，她声音很大，生怕别人和她一样听不见。

爷爷说，聋子说话声音都大，这是天生的。

姨奶奶看见我和爷爷嘴动，她就一直盯着我们，怪让人不好意思的，她几次想说什么又没有说。只是把爷爷手里的缰绳接了过去，指了指屋里让我们进去。凉山真的要冷一点，屋里烧了火，煮着一锅肥肉，嘟嘟地往外冒热气。我瞄了一眼，黑漆漆的屋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压抑。

爷爷从橱柜上拿了一个杯子泡了杯茶，我知道我太小了，还不配长辈给我泡茶。这时屋外响起重重的脚步声，回头一看是姨公公，他说刚从地里回来。

他我倒是见过两次，都是奶奶的娘家有丧事他去赶亲的时候路过就在我家吃饭。爷爷说他是一个酒鬼，还好赌，不过身材高大，干活也是一把好手。他开口叫了爷爷一声，大姐夫。随即从破烂的西装外套里掏出一包红塔山，抽了一支给爷爷，爷爷没有接，说，抽旱烟就行了。

饭间我只顾吃菜，凉山的猪肉太好吃了，一点也不油腻。姨奶奶说这是喂洋芋的猪，但爷爷不喜欢吃，他说有股怪味，嚼着还稀烂稀烂的。

吃完饭到了说正事的时候，姨公公说，走吧，去地里。他套上了牛车，我们就跟着走了。

二

爷爷拉着大马，姨公公赶着牛，而我则在他们中间左跑右跳。姨奶奶像是另一头沉默的牛，一路上不说一句话，只是背着一人高的背篓在我们身后走着。一个多小时吧，我们到了姨奶奶家的地里，一眼望去，全是洋芋，只有很小的一角被挖过。

牛车和马得留在大路边，姨奶奶家的地被一条大沟隔开了，我们赤脚淌过沟。爷爷他们各自选择一行洋芋，他们在前面挖，我在后面捡。把洋芋上面的稀泥擦掉放进口袋里，这种事情我干得很麻利，毕竟是从小就干的活。

一个小时我们就挖好了一驮，爷爷和姨公公一人扛着一口袋，毫不费力就把一大袋洋芋放到了马鞍架上。如今，爷爷和姨公公已经扛不起一袋洋芋了。

快速地装好一驮洋芋，爷爷说他先回家，让我留下来帮姨公公家挖洋芋。哦，原来我是来这里帮工换取一坨洋芋的。瞬间许多委屈就侵袭了我，感觉他们都好可恶，怎么可以让我一个小孩子留下。但我终究只能妥协，望着爷爷赶着马消失在红土路的尽头，我感觉没有了依靠，只能任由别人摆布。

这是我第一次一个人如此亲密地接触土地，这红色的土壤，红到了心里，血液里，更红进了一个十一岁男孩的记忆中。

凉山的土地是稀的，挖开表层就有水往外渗，土豆也就沾满了稀泥巴。我在姨奶奶家干的事就两件，一是捡他们挖出来的洋芋，擦掉上面的泥。二是割草喂那头老水牛。

爷爷离开了，我低着头在土里捡洋芋，姨公公和我说话我也有一搭没一搭地回他。没有心情，就是没有心情，这已经不是我家，我干的也不是我家的活计。

挖啊，刨啊……感觉这个地里的洋芋总也没有尽头，而我们就是这块庞大的土地上的三只蚂蚁，两只老蚂蚁，一只小蚂蚁。转身看后面挖过的土地，枯萎变黑的洋芋苗被埋在了土里，我小小的脚印刻在了地上。姨奶奶说不要跑来跑去，把刚松开的土又踩硬了，我可不管，反正不是我家的地。

天快黑了，我们把一架牛车的洋芋挖够，在西斜的阳光中往家走。凉山的好就是地平，就像黄土高原的塬面，种地可以架牛车。我和姨奶奶一个人背着一个空背篓，姨公公拿着鞭子赶牛。走一段路他就要抽一根烟，从来都不管什么羞耻，尿急了站在路边就尿，反而我这个半懂不懂的孩子觉得有些难为情。

姨奶奶让我和她走小路，我们寻得一处嫩草茂盛的地方，姨奶奶说，就在这里。她从背篓里捞出一把镰刀，递给我，说，割吧。我知道这些草是割回去喂牛的，像这种活计，以后每天都有。

我面前大片的绿草被风一吹，疯一般摆着粗壮的根茎，我有些累，割草的时候就跪在地上，趴着身子割。姨奶奶没有管我，她闷着头一个人往前割去了，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到后面我只看得见草，都看不见她半佝偻的身子。

这里的草像是通人性，我的镰刀刚碰上，它们就躲开了，好半天才割了两捆。姨奶奶装好自己的背篓，手里还提着一捆，我知道这是给我的。她摆在我面前，一个人走了。

她是奶奶的三妹子，四妹子在快出嫁的时候去河边洗衣服淹死了，奶奶对她这个妹妹自然就更亲一点，严格来说她就是奶奶带大的。我装好自己的草，一摇一摆地走在即将黑尽的路上，居然没有一点害怕。每次害怕的时候，我都会想起小时候把癞蛤蟆放在头上玩的事，这么大一个毒物我都不怕，那还有什么值得怕呢？

我回到家，饭菜已经端到了桌上，他们没有先吃，一直在等我。姨公公给我夹了几块肉，说辛苦了，不过确实挺苦的，我大口吃起饭来，顾不上和他说话。晚饭还没有吃完，门口已经聚拢很多小孩子，他们没有进门，只是在门外边蹲着。

姨公公说，等会儿才放影碟，还没有吃饭呢。那时候还看不了电视，大家都是去街上买碟片回来看，而他们这个村就姨公公家有一台小彩电。我和几个小孩坐在一起，我们脸上都是脏兮兮的，姨公公一句话，就会抢着往里面冲。

放的是港片，片名已经不记了，只是依稀记得讲的是一个人练会了洗髓经，然后惩奸除恶。临离开姨公公家的时候他还把这部碟片给了我，只是当时我家还没有影碟机，碟片后面也不知去向了。

我们专心地看着影碟，只有几个大人偶尔会插出几句不高明的点评，这样的夜晚是属于那一片大山上的人的，影碟成了一天忙碌后唯一值得期待的东西。

随着一集放完，片尾曲响起，姨公公说，今天就到这，明天再来。

大家悻悻离开，屋外的月亮已经很圆，星星三三两两挂在天上，像是有人刚刚走过，吓跑了胆小的。姨公公说，我也不好意思赶他们走，只是地里的活做不完，不早点睡明天没有精神。

三

我在他们村没有结识一个朋友，平时大家都忙着下地干活，也没有多余的时间在村里溜达。在姨公公家半个月，我重复了半个月的工作，捡洋芋，放牛，割草……捡洋芋，放牛，割草……。爷爷没有想过让我待那么久，但姨公公家的洋芋太多，怎么也挖不完，我又只穿了一身衣服。

几天下来，身上脏得不像样子，白衣服穿成了黑红衣服，后面就是晚上睡觉之前洗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换上。有一次夜里下雨，衣服还是湿的，我就穿着湿衣服下地，晚上回来就感冒了。

觉得不是在自己家，就不敢跟他们说，后面脑袋一昏就倒下去了，姨公公才意识到我生病了。他背着我去村里的私人诊所打点滴，看着他掏了一百块钱给那个医生，我当时自责极了，因为我让他损失了这么大一笔钱。

病好以后我更努力干活了，姨奶奶从楼上下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套衣服，她说，这是你小叔以前穿的，还没有破，你换上这个。我接过来，一直没有换，她说，你回家的时候带着几件，你爷爷他们带着你，日子不好过。

我当时已经知晓一些人情世故，姨奶奶是在可怜我，怕我连衣服都穿不上。只是那时候已经有了自尊心，宁愿穿得破旧一点，也不愿穿别人的旧衣服。这样的自尊心，我至今都有。

离开姨奶奶家的时候，她给了我五十块钱，说是给我去读初中的时候当生活费，我知道这个钱不能拿，临走的时候就偷偷放在她家的橱柜上。回到家，奶奶怕钱被去她家看影碟的小孩子拿走，赶忙打电话跟姨奶奶说。

凉山的土地养活了凉山上生活的一个村子，哪怕在河边人看来那是极其恶劣的地方，它仍然是我曾经赤脚踏过十五天的土地。后面再也没有去过姨公公家，前几年他家盖新房，娶儿媳妇，奶奶也只是托人带去一点礼钱。

我用自己半个月的劳动换回了家里一年的洋芋。爷爷是家里最喜欢吃洋芋的，每天晚上都会用柴火烧上几个，好像在他嘴里，那是人世间最美的味道。那些在烟熏火燎中度过的日子也不觉得煎熬，他和奶奶编着烟叶，我则给他烧洋芋，等他们把烟叶编完的时候洋芋也就熟了。

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我的父亲就因矿难死了。爷爷自从白发人送黑发人以后，他再也没有心力烧砖，更何况人手也不够。他唯一想到能养活一家三口人的办法就是种烟，从那以后，在我的记忆中他成天在烟叶里滚，身上有一股刺鼻的味道。每次他走近我，我都会侧过脸，或者屏住呼吸，就连我在打出这几个字的时候好像都闻见了那股浓烈的味道。

小的时候爷爷种了很多烟叶，老家人都叫它叶子烟，因为就是趁它生长最茂盛的时候把叶子割下来，放在太阳底下晒，晒到打蔫就用手捏成长条。这个捏可是精细活，要反复多次，直到叶子固定成型。

那时候我家的地基本都种上了叶子烟，每年都要专门划出一块地来培育烟苗。选择的土地一定要是最肥的，把地犁好，连手指大小的泥团都要打碎，用网筛把小石头筛掉。这个时候就要把农家肥背了倒进地里，把烟种撒下去，然后把从山上捡来的松毛铺上。再挑粪水泼在上面，接下来就是等待。这样撒下去的种子两三天就会发芽，你能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看见烟苗生长，一开始是白嫩的芽芽，然后变绿，最后叶子也展开成圆形。哪怕到了这种时候还不能急，烟苗还得长十来天，差不多有一手巴掌高就可以拔苗了。

那几天爷爷晚上都是睡不踏实的，他心里想着那些辛苦培育的烟苗，其实他想的是一家人一年到头的生计问题。他早上会去给烟苗浇水，傍晚也会去，基本都叫上我。我从楼梯下面捞出来一个小桶，他自己挑着一担大桶，爷孙俩就朝地里走去。

因为我家的地都没有在水边，浇灌烟苗就得从沟里挑水上去，爷爷那时还不算老，一担水在肩上没有一点晃动就到地里了。而我提着一个小桶，颠颠倒倒地到地里，就只剩半桶了。爷爷说，你的半桶水能养活三棵烟苗。我就边提水边数着自己养活了几棵烟苗，数到六十的时候天就黑了。

家里帮手少，栽烟的时候我们都要起大早，天刚露出一点白光就要起床。奶奶把猪草打碎煮好，爷爷去地里割草回来喂牛马，我就要生火做饭炒菜，我们每个人都做着一件事，几乎会在同一时间完成。爷爷奶奶背着粪水，我就背着烟苗，三个人走在蜿蜒崎岖的小路上，我们是最早一批下地干活的人。

等我走到隘口回头看，村子上面的坡上已经有一些人赶来，这预示着农村人的一天即将开始。爷爷说干活要把难的先干了，后面干简单的就会轻松很多，我们栽烟就是从山上的地栽到家附近的地。十几天的活计，剩下房子背后的两大块地的时候爷爷长嘘了一口气，他说，近处拿水就方便多了，可以一天做一点。

这两块地是连到一起的，是我们村子附近最长最平整的两块了，后面几年，爷爷奶奶又一锄一锄地把两块地挖了连到一起。当然，他们才把两块地连到一起的第二年就都生了病，地就送给人家种了。不仅没有收一分钱，还是央求人家种的，那时村里没有年轻人，都是五十以上的，连自家的都种不过来，更何况别人家的。再也不像以前找地种，人们意识到在那个逼仄的地方，种地还没有进城扫大街挣钱多。

爷爷说干了这么多天活，要休息一天，这天他去那两块地里，背后别着一把镰刀。他抓起一把土，对我说，这是正宗的红土，栽烟最好啦。

他走到两座坟前面，停下来，用镰刀把坟上面的荒草割了。他说，草的命真硬，今年枯了明年又活了，咋割都是这么疯长。

我知道他想表达的是人命为什么会这么脆弱，死了就再也见不到了。面前的两个坟堆是我父亲和小叔，爷爷正在给他早逝的两个儿子修理坟头草，如果用阳间的话说，应该是整理衣冠。

这两座低矮的坟堆就立在地中间，因为父亲和小叔是早逝，还没有资格进祖坟，只能自家找坟地。奶奶当时说，要让她的两个儿子离她近一点，于是就葬在了家背后的地里。别人都说，他们太年轻了，多可怜啊，就这么早死了。奶奶听到这样的话往往沉默，只是没有人的时候抹眼泪，一边抹一边跟我说，人的命苦起来怎么这么苦。

地里的边边角角，哪里能挖了种下一棵玉米，爷爷奶奶绝不放过，可我们栽烟的时候，给父亲和小叔坟堆周围留了很大一块空地，我知道他们想让儿子的坟看起来像一个坟地，而不是简单的两个土堆。后面爷爷给人家要了三棵柏树，我和他一起把树种在了父亲和小叔的坟前，当时正巧村里的一个大伯看见，说，这树长大这片地就废了，种庄稼肯定长不好。爷爷笑着说，管它的。

如今那三棵柏树已经有六层楼那么高，可能更高，我仰头看树尖，只觉得一片眩晕。是的，这片肥沃的土地没有种庄稼，它成了两个亡人的安息之所。

四

烟苗栽下去，隔几天就要浇水，我们一家三口几乎每天都在几块地之间来回忙，确保让每一块地都能得到充足的水分。正是夏天最热的时候，我们顶着太阳在绿得发黑的烟地里干活，低下头的时候都能听见汗水落地的滴答声。但我们是幸福的。

夏天也是各种虫子大肆生长的季节，没有钱买杀虫剂，我和爷爷一到晚上就打着手电去地里捉害虫。吃烟叶最厉害的虫子叫妹妹虫，我不知道这个名字的由来，可它长得是真丑，一点也没有妹妹这个美好词汇的模样。

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杂草丛生的路上，两边的灌木丛中不时传来蝉鸣鸟叫，也会有不经意间飞起的野鸡吓人一跳。我那个时候感觉月亮真明，都不用打开手电就能看见路，爷爷嘴里咬着他那根很旧的旱烟杆，吧嗒吧嗒地往外冒烟。他说，这个山里住着神仙，每一个做坏事的人他都能看见，让我以后堂堂正正做人。这些话当时对我是很有效的，以至于后来同村的小伙伴再叫我去偷谁家的果子时，我推脱了，这也导致我和他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淡。

爷爷从口袋里掏出两个袋子，他一个，我一个。他说你抓到虫子以后就放进袋子里拿回家喂鸡，我以前见过妹妹虫，但这么近距离地看到这么多，还是第一次。爷爷手很快，那些躲在烟叶底下和根部的小虫都躲不过他的手掌。这些黑色的小东西怎么会有这么多，如果不捉，不出几天烟叶就只剩一个光杆杆了。

我把捉到的虫子放在手心里捏着，能明显感觉到它们细小的触角往外拱，酥麻酥麻的感觉还挺好玩。如今回忆起来，我仍然深爱着那红土之上薄薄的快乐，大一点的风吹过，月光下的山里荡满了童真。

割烟叶的时候爷爷奶奶都很忙，每天都顾不上吃饭，一个人负责割，一个人负责背回家，我则把地里的烟叶抱到一起。我们回家总是很晚，每次走到家门口，圈里的猪牛马就开始叫唤，它们肯定是饿坏了。爷爷奶奶忙不得做饭，放下背上的烟叶就去喂牲口。这样的日子在我的记忆中重复了十来年，直到我读高中才停止。

爷爷赶马去山上驮苞谷，马不小心踩滑跌落到沟底，顺势爷爷也被缰绳带了下去。他肋骨断了四根，整个人瘦了一大圈，他说，从今往后再也不赶马了。

那匹马已经不是拉去凉山驮洋芋那匹，是爷爷从一对夫妻手里买的，他们老了，已经种不动地才想着把马卖了。爷爷就是考虑到自己也是老人，才买一匹老马的，赶马的时候脚力跟得上。可他高估了自己的体力，他可是一个近七十岁的人。

我们在家门口的空地上搭了一个大棚，当然是很简陋那种，塑料薄膜都是那种破了很多洞用胶布粘住的。雨小一点还好，大的话就要把烟捆起来抱回家。

有一次我们在离家很远的山上干活，本来很晴的天一下就乌云遮顶，眼看着大雨就要来临。奶奶说，快别干了，她让爷爷先回家照看烟叶，我和她负责收拾工具。才几分钟，大雨就覆盖了我们，全身都湿透了。我们踩着稀滑的路飞快回家，其实我们心里明白，烟叶肯定完了，只是还想尽力补救。农人的收成看天，而天往往不如人意。

半个多月以来晒了有点打蔫的烟叶湿透了，它们头顶的塑料薄膜还滴着水，那雨水从烟叶身上落在地上，声音如此地洪亮，重重击打着我们的心脏。那些滞留在塑料薄膜上的雨水此刻是多么令人讨厌，它们毁了这个家庭一年的辛苦。

被雨水淋过的烟叶价格会下降很多，那些无色无味的水带走了烟叶最纯的味道。爷爷背上的背篓是被摔出去的，他找了一根棍子把塑料薄膜上积留的雨水疏导下来，奶奶捆烟叶，我往家里一捆一捆地搬。凌晨了，我们还在干活，似乎忘记了饿。

搬完烟叶，爷爷奶奶瘫坐在凳子上，奶奶开始责怪爷爷，她之前就说过，不要去那么远的山上干活，在附近回家方便。可是爷爷执意要去，他认为天气很好，不可能下雨。他们的争吵声在我耳边嗡嗡作响，几分钟后又恢复了平静，奶奶起身去做饭。

我作为小孩子，不敢插话，在一旁默默看着。这是我十几年来第一次看爷爷奶奶争吵得这么厉害，平时虽有斗嘴，但也是玩笑而已。当生活的希望被一场大雨浇灭，他们再也压制不住心里的委屈，必须要找一种方式发泄出来，哪怕是吵架。

奶奶把简单的饭菜端上桌，虽然全是素菜，但我们吃得仍然很满足。爷爷喝一口村里酿的苞谷酒，他说，这都是该来的，天年如此。

第二天起床，我们又恢复了往常一样的生活，把昨夜抱回家的烟叶又抱出来晾晒。烟叶就像孩子，在我们怀里安静地躺着，不说一句，却这么让人心疼。

那是夏末的事了，烟叶晒得已经听得见脆响，抱的时候不能用力，得轻拿轻放。我们把栽烟的土地犁松，烟茬堆成小山，一把火烧成了灰烬。灰成了种萝卜的肥料，这些土地秋天就会长出很多供牲口吃的草，我们又在这片土地上开始新的一种求生模式。

我记得那是爷爷第一次带我去贵州卖烟，记得那条漫长崎岖的山路。一场大雨后，天气转好。空气中散发着泥土的腥味，我们就在这样一个凌晨步出发了。

五

爷爷说，这条路得走一天，让我吃饱饭。那是我迄今为止一天内走过最长的一段路，从早上六点走到晚上八点。

我以前到过最远的地方就是我们村与隔壁村交界的那条大沟，还是舅公公要离开两村交界的那个煤矿，东西有些多，让我跟他一起去背。寒冬腊月的山里很冷，北方人的冷是室外的干冷，而我们这里是南方的湿冷，只要温度下降到零下，路面就会结上薄冰，奇滑无比，一不注意就会摔个四脚朝天。

我当时就摔了一跤，屁股疼了好几天，以至于几年过去了我还是有阴影，就是觉得那条路难走。直到我们去贵州，才知道还有更难走的路。

我们的脚一踏进白药村，爷爷就说，你到另一个地方了，可在我看来，没有什么不同，山反而更大，路反而更窄。太阳好像故意对准我们照，这时爷爷终于说，休息一下。我连人带背篓就势坐在地上，爷爷慢吞吞地找了一处适合自己的地方才放下背篓，接着从背后扯下一根叶子烟，放在嘴上哈气。他捏捏感觉软了就卷成一卷塞进烟袋里抽起来，一只手放在颈后枕着，一只手拿着烟袋，眼睛始终是闭着的。我看出来他很享受这个时刻。

我好一会儿才缓过气来，从背篓里掏出奶奶昨天晚上烙的荞麦粑粑，那苦荞麦打成粉烙的饼吃第一嘴是微苦的，吃着吃着就回甜了。我一口气吃了两个，感觉有了力气，爷爷眼睛眯开一条缝，说，走吧走吧，路还长着呢。

在这条路上我看见了许多没有见过的树木，还有一些颜色鲜艳的鸟儿，爷爷说他也不知道它们叫什么名字，想叫什么就叫什么吧。我们翻过一座山头，又往下走到一个谷底，又翻过一个山头，很长一段都是在走下坡路。

谷底种着香蕉树和橘子树，这是我们那里没有的，只是在电视上看见过，那个季节的香蕉还是很小一个，像一个野生的绿胶瓜。橘子已经开始熟了，外皮是一块绿一块黄的，光看看就能想到那种酸甜的味道，不禁咂了咂嘴巴。

我承认，我很想去摘一个橘子，可想起爷爷说的话我不敢做出偷鸡摸狗的事。换作以前和小伙伴一起，那树上的橘子我一定要吃到嘴里。现在想起来，还好有爷爷能压制我的劣根，不然会长成什么鸡鸣狗盗的人那可说不定。

两边的山越来越高，路也越来越窄，住户明显稀疏了很多。偶尔有那么几户，就像是散养在山坡上的牛羊，任其生长。

路走到一半，我看见四座山中间有几所房子，房子周边有几块水田，那时已经收割了稻谷，只有稻茬直立在干涸开裂的薄土中。我很好奇这里没有河，没有沟，那他们是怎么生活种田的呢？

爷爷告诉我，这里的人用水全靠人工引水，早些年村里会选出一个人作为引水人，另外的人家粮食收获之后给他分一些。我说这不是挺好的嘛，只需把水引进来就行。

爷爷笑着说，你以为引水很简单。不，很难，这是要命的事。

这里山势陡峭，引水用的工具是竹子做成的，一个人要携带工具上山，只要一个不小心，摔下去就是死路一条。基于这些安全考虑，哪怕村里给的粮食多，也不敢有人要钱不要命。

说到这些，爷爷指了指其中一所破旧的房子说，这里住过一个人，他有两个媳妇。

这个前几年已经作古的男人生在民国，当时家里也算温饱无忧，就讨了两个媳妇，新中国成立后政府也不好管这件事，毕竟太偏院了，很多政策落实下来就变了味。他死的时候立的是三人碑，在我们那个小地方也是一件很值得谈论的事。

有些地只种得下去一棵玉米，喀斯特地貌造就了这里土壤稀薄，玉米秸秆低矮细弱在山风中无助地摆动的画面当时就定格在我的脑海中。八年后我坐着开往乌鲁木齐的火车一路北上，经过四川平原的时候，心里触动很大，这么平的土地怕是只有小时候做梦的时候见过。

看着同样作为农民的成都人在田里使用机器收割庄稼，机器一溜过去，庄稼已经打包从后面出来。而我远在云贵边界的亲人们背着背篓，还一步一步往山上挪动，这就是老人们常说的，生在什么地方就吃什么饭。

我相信，他们早已厌倦那样的生活，可是一种冥冥之中注定的命运迫使他们不敢离开土地，哪怕那是一块穷山恶水的土地。

我真想敲开火车的玻璃窗跑出去，站在成都平原的土地上大喊大叫，喊什么叫什么我不知道，但我一定会这样做，我替一辈子没有出过村子的老人们喊叫几声。当然我不敢那么做，只能在内心深处想一想，虚构一回。

你知道吗？生活在高山上的人多么渴望自己能有一片平地，就像一个男人想要一个女人，就像一个女人想要一次生育。

我们到达贵州平寨乡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八点多，过大河的时候，爷爷朝对面喊了几声，一个中年大叔从随意搭建的房子里出来，也象征性回应了几声，但我听不懂。紧接着横亘在河面上的铁索晃了一晃，一个木板钉成的方形木框来到我面前，爷爷说，这是溜索。

他扶着木框，让我先上去，他自己才缓慢地往上爬。这短暂的半分钟，让我心脏剧烈地跳动，生怕掉进河里。那是我大学以前见过最宽的一条河，直到见了嘉陵江，我才知道什么叫河流之外有河流。

爷爷给拉溜索的人五块钱，那个邋遢的男人把钱收下就转身回屋里。爷爷指了指门边，竟然有一只猴子。后面我知道这里的大山上就有野猴子，村里人会设计把它们捉住拿去卖掉，或者自家喂养一个充当看家的凶狠畜生。

当天晚上我们找在一个水族农户家里过夜，住一夜加上两顿饭给他三十块钱，得卖两捆烟叶才能赚回来。第二天临走的时候，爷爷和房主讨价还价，给了他十五块钱和一捆烟叶。

我们在灰尘翻飞的街上找个地方坐下来，爷爷没有吆喝，我看出来他作为一个大男人的害羞，便自己叫了起来。毕竟我还是小孩，不怕丢人。这边的人不种叶子烟，但他们男女都抽，需求量比我们那边还大，我们那边的人就种了背过来卖。

我们很快就把烟叶卖完了，瞅着天还早，爷爷说今天就赶回去，省下来的钱给你买一双新胶鞋。回程背的东西轻，我们当天晚上九点多就到家，奶奶已经睡了，起来开门看见我和爷爷还很惊讶，问怎么没有住一夜呢。我说，省钱。

我们家种了十几年的叶子烟，收了以后每年都到贵州去卖，有时候一年两三次，有时候五六次，遇到烟价好的时候还能挣点医药费，要是烟价不好，爷爷奶奶生病了都不敢去医院看，只得吃止痛药硬扛着。

这几年村里已经没有人再种叶子烟，就连地都荒了许多，大家嫌麻烦，与其种庄稼不如去城里洗碗刷盘子。爷爷奶奶老了，我家的几块地能盖房子的卖给人家盖房子，供我读书，离村子近一点的送给人家种着，远的没有人愿意种就荒着。

那个两省交界的小村子在大河边孤零零地破败着，我曾因讨厌种地而努力读书，只为离开。也许多年以后，我又会因为在另一个地方生活而有了新的讨厌的事物再次回到这里。我不知道，那时候这个村子还在不在，村里的人我还认识几个，但脚下的红土会依旧红得热烈，一如我孩提时代。

我站在异乡的土地上，吹着冰冷的风，如同一只掉队的孤雁，找不到可以停泊的南方。今日，北方的天空大雪飘落，我爬上这座城市最高的山，朝着家的方向，就像每个节日到来那样自言自语。我应该向养过我的故乡致歉，毕竟我嫌弃过它闭塞落后，而当我写下这几句话的时候，心中怀着的是一股强烈的敬意和感恩。我的故乡，哪怕今日依然被人称作穷山恶水，可是却养育了我。

有次接到奶奶的电话，她言语中满是哀伤，我反复问她，才知道是某位亲人病重。我停顿了几秒，脑海中努力搜索着他的样貌，七年的时间终究是淡忘了，只记得他在我最需要钱的时候给了我一百块钱。

我跟奶奶说要回去看他一眼，次日清晨我就动身，在回去的路上看见山坡上的野樱花开了，白白的小花在空寂的山里显得很孤独，这种孤独浸染了我，不禁流下了泪。回到家中，奶奶在门前喂鸡，爷爷在劈柴，我径直走进屋里，放下书包。

爷爷奶奶年纪大了，走不动路，他们叮嘱我去看望亲戚的时候不能说话太直白，要安慰他，让他放宽心，相信医疗技术。作为学医五年的人，我心里很清楚，他的生命走到了尽头，只是还有一口气吊着。不过我还是说，会好好安慰他。

乡间的公路上除了偶尔有一辆车驶过，很少看见行人，大部分人都去了外省打工。路边的土地还没有犁，去年的枯草和今年的新草斜插着长。不远处的木东河好像一个吸食鸦片的书生，蜿蜒着瘦弱的躯体向东流去。下游被拦截起来，说是要修建大坝，可工程做到一半就没了后续，只留下被水泥圈起来一半的河流。我站在隘口朝周围看去，山不再绿，水不再清，人不再多，唯有土地再荒芜还是土地。

我生有来处，归有去处，走在家乡的土地上，心会剧烈跳动，眼泪会自然滑落……

发表于《草原》杂志2022年第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