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青莲
走过窄窄的小巷,拐两个弯,看到了院门。
说是院门,两扇木门早已卸掉,檐廊上的木雕已模糊不清,我轻轻地抚摸着它,一种异样的感觉像海水慢慢漫过记忆。
记忆里,院子不是这么小,传统的四合院,三间正房,两间东房,两间西房,南面是灶台和耳房,一大家子的人生就在这个四方四正的院子里风生水起。
我听到了院子里跳皮筋时唱的歌:“打倒四人帮,人民喜洋洋”听到弟弟手挥自制小火枪冲锋时的呐喊:“冲啊,同志们!”还听到过年时从小口袋里拿出来一个个点响的鞭炮声:“噼噼,啪啪!”
我看到了家里的那只老猫慵懒地躺在青石阶上,打着呵欠。黄色的毛闪着光,我和弟弟绕过它嫌弃地踢它两脚。
我看到母亲为我扎辫子,就坐在石阶上,铺个小花垫,梳子一下一下,温暖的日光晒着头发暖烘烘,还有点发烫,我偎在妈怀里,舒服得不想站起来。
我闻到了枣花的清香,那么小小的米粒大的花蕊,不像花的花,却有着淡淡的香味,在有月亮的夜晚会变得浓一些。
我闻到了烤红薯的香味,冬天的早晨,我和三姐还在被窝里,父亲把炉子烧着了,温度马上就升起来,我的胳膊敢伸到被窝外了,还赖在床上不起。直等到炉子里煨着的红薯熟了,父亲用火钳把它夹出来,正合适,皮不焦,软软的烫手,说第一个谁吃,我立马翻身抢到手里,咬一口,哇,那个时候,全身的味蕾都张开了,香。
我看见正房的窗户打开了,一个个窗格子上都贴着精巧的窗花,是母亲剪的,有大红的囍字,桃花杏花牡丹花,桃子梨子大苹果,还有那么多的动物,小猴子小白兔小山羊,什么都有。我们家人多,属相多,每年剪窗花缠着妈妈一定剪十二个属相的图案,对着自己的属相乐上半天。
我听见正房的大窗台上有三个孩子的叽叽喳喳声,那是二姨家的弟弟妹妹放暑假来和我玩了。挤在窗台上,窗台好宽好大,平滑的青石,摸着凉快躺着舒服。我们仨脑袋挤成一堆讲故事,听来的,瞎编的,不管,都津津有味,都惊心动魄。
我们对正房历来饱含敬意。正房有故事,说的是抗日时期,日本人从黄河对岸射大炮,炮弹打在正房的石墙上,只留下了浅浅的凹坑,正房岿然不动。这个故事让父亲的嗓门都高起来,声音洪亮地总结小日本,“不行!”
我推开正房的门,里面早已面目全非!原来有一面大炕,兄弟姐妹们都在这面炕上熟睡过,嬉戏玩耍过,炕头放过一张小方桌,桌上放着稀罕物件。地上原来放了两个躺柜,专门请木匠来家做的,漆成暗红色,画着游龙戏凤的图案,被母亲擦得发亮。后来添了立柜、橱柜,玻璃上贴过花花绿绿的电影演员的照片。如今,这些东西的下落连父亲都忘记了,说记不清是二三十年前搬到巷口什么地方被收破烂的拉走了。
哦,那是我生命最起初的地方,现在,只留下影影绰绰的图像,像毛玻璃,看过去怎么都无法清晰。但是,我是那么地爱它,站在屋子中央,我分明听见岁月的滴答,在时间流动的间隙里我能看到过往的风,一缕缕,吹向回忆,吹向父亲母亲,吹向我。
都说回不去的是故乡,谁说不是呢!
时光是有脚的啊,它不动声色又从容不迫,把母亲,把老院子,把故乡都统统带走。
我做了故乡的异乡人了。细算来,这座小城,我离开它竟很有些年头。这儿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是那么熟稔到被忽略的地方,而今,它成了异乡!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当老院子的租户笑着问我要找什么人时,我知道,我的笑容一定比较难看。
从老院子出来,从前街走到后街,车辆来来往往,行人熙熙攘攘,没有看到一个熟面孔。
原来巷子外的那棵大梨树没有了,我记得梨子又大又甜。
原来街道边的杨树都换成了国槐,没有清清的水渠了,都成了楼房。
原来的面包店那一排房子都拆了,松软芳香的面包只在梦里了。
原来的学校也变了模样,校门变了,连操场也翻了个个。
我去过的大理发店关门了,杂草长满了老街上的老房子。
车站搬走了,成了一个个林立的店铺。
照相馆早已消失,那儿建了个广场。
我遇见了我的小学老师,她已经不认得我了。
我的儿时玩伴,再也没有见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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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来世上最无情的便是时间,它转瞬流逝,白云苍狗,仿佛真是一眨眼,那些童年的少年的模样已定格在某个时空的隧道里,不管你去向何方,不管你经历了怎样华丽的沧桑,都再也无法挽回。
而它又是最多情的!只等午夜梦回,等你的意识最脆弱,它就会像个老友牵起你的手,伶伶俐俐,飞过千山万水,又回到老院子,远远地喊一声妈。
妈妈,我回来了!
个人简介:韩青莲,中学语文高级教师,喜欢写作,作品散见于《陕西日报》、《陕西农村报》《榆林日报》《当代女报》《陕北》《梅花》《府谷文苑》等报刊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