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强王俊英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中华文明的滋养源。陕北大地三面环河,黄河哺育日久,正是这里得以成为华夏文明摇篮地之一的重要原因。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2年10月3日,毛主席视察黄河,发出了“一定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号召,国家先后在黄河上建成三门峡、刘家峡、盐锅峡、青铜峡等水电站。1969年,水电部长钱正英乘坐保德船工撑的小船,亲自考察了晋陕峡谷,选定了天桥峡为黄河干流第六坝的坝址。
天桥峡起于河曲县石梯子村,止于黄河水寨岛。这道20公里长、200多米深的大峡谷,是黄河水在坚硬的石灰岩上切出来的。因为此处河谷狭窄,冬季结冰时两岸相连,远望恰如天桥,故峡谷旁边保德的一个小村庄以天桥命名。府谷县有村名天桥则。位于黄河大北干流上游的天桥水电站,下游8公里处左岸为山西省保德县城,右岸为陕西省府谷县城。
天桥为地名,在今府谷城东北黄河岸。昔有天桥峡口,峡口石高20米,3层递进,若阶梯。河水下跌,弥漫冲激,声音如雷,气蒸似雾,其波上喷,白晃如雪霰纷,晋称“雪浪”,秦谓“惊涛”。两岸皆石崖,前有170米长石直立河中,上有寺庙夹河中流,遇奇寒结冰若桥。峡口天桥,《府谷县志》称“峡口惊涛”。因河水下跌之时其声如雷,气蒸似雾。昔诗曰:“百里黄河九曲湾,东西对峙万重山,朔风吹至冰桥结,车马行人去复还。”
1970年4月29日,黄河天桥电站工程正式破土动工。晋陕两省联合组成黄河天桥电站工程指挥部。黄河天桥电站工程当年由山西省水利工程总队(简称水总)负责具体施工,晋北、陕北两区各派5000民工参加电站劳动。电站设总指挥部(简称总部,总指挥由山西省副省长刘开基担任);第一分指挥部(简称一分部,分管陕西籍榆林、神木、府谷三县民工事宜);第二分指挥部(简称二分部,分管山西籍保德、河曲、岢岚、兴县、偏关五县民工事宜)。电站建设初期,实行军事化管理,每县民工都以营、连、排编制,上下班统一号令拉警报,警报声一响,附近几个村子都能听到。
黄河天桥水电站,现在我们常常有机会去沿黄的路上开车路过那巍峨的大坝时,现在作为一道风景只能停留在我这个七十年代生人的记忆里。或者说是没有机会体验到的记忆,后来这段历史我基本上都是从书本里泛黄的照片中和父辈谈论中及取得。而黄河天桥水电站特别对于八零后、九零后而言它是更是陌生的,从陌生到遥远而不可及的程度。
四十多年前,当19岁的岢岚姑娘王俊英作为第二分指挥部的一员,在1974年秋天的某天,从岢岚坐在给电站民工拉山药的大卡车上,到达天桥电站工地那天起,作为一名普通建设者,开始了她那段芳华岁月的经历,那段战天斗地的岁月。听着她的讲述,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一幅画面;一个19岁瘦弱的姑娘,夹杂在人流车流中间,弓着小腰板,拉着铁斗平车,那是满满的一车石子,头顶骄阳,汗流浃背,吃力的前行!
初见电站
当我们坐在给电站民工拉山药的大卡车上,迎面刺骨的秋风吹来,冻的瑟瑟发抖,可是心里热呼呼的,有一种雄赳赳,气昂昂的感觉。十几个青少年,恰似一群快乐的小鸟,随着汽车的颠簸,肆意的尖叫,开心的大笑。一会儿,火红的太阳冉冉升起,金色的阳光洒满了飞速后退的山野、公路,洒在坑洼不平的山药麻袋上,洒满了我们青春的脸庞。心情好,万物皆可爱。此情此景,让我想起当时流行的一首歌,歌名叫《向快乐出发》。
汽车一路颠簸,几个时辰后,突然有人大叫,快看黄河!只见一条黄龙,波涛起伏汹涌而下。雄伟的黄河大桥横跨晋、陕。啊!我们的母亲河,多少次在课本里读过,心心念念向往着能与你亲密接触,能亲眼目睹你的雄伟壮观,今天终于如愿以偿。
片刻之间,汽车已驶入电站工地。一座成型的水泥大坝矗立在滚滚黄河之上。坝顶上,吊车林立,远远望去,好像在和我们招手问侯。广播里嘹亮的歌声也像是在奏响欢迎曲。工地上更是机器轰鸣、车水马龙、人头攒动,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这时车上有人大声喊叫:哎,我们来了!
初尝苦头
我们一行被分配到岢岚民工营的二连,住在总部大院的窑洞上面。新环境、新领导、新同事,一切都是那么新鲜,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崭新的民工生活开始了。
岢岚民工营组建宣传队,并不是脱产的,只不过在安排工种时给予照顾。我们每天要跟随连队一起,来回步行十几里路去工地参加劳动。那时的电站建设,机械化程度和现在没法比,工地作业大部分都是人拉肩扛。我们刚参加劳动,照顾性分配的任务是捣石子,但是有定额考核。拿着铁锤捣一天石子,满手水泡,手腕酸痛,腰都伸不直了,一点也不比老家生产队劳动轻松。其次,民工灶伙食也太差了。保德县俗称有“三红”:山红、水红、高梁面红。每天中午那彤红的高梁面擦面又粗又涩难以下咽,早晚的玉米面窝头比起家里妈妈的味道也相差甚远,唯一的蔬菜就是大块山药蛋。和我们同行的几个年龄更小的(原县剧团学员),连那八、九寸碗口的大瓷碗也端不动,每次打饭都说少一点,勉强吃个半饱,几天后,都吵嚷着说便秘了。
我们都后悔了,纷纷吵着说,不干了要回家。一打听,回岢岚要从电站去保德县城东关,东关去五寨三岔,三岔去五寨县城,五寨回岢岚,倒三四趟车,还不一定能赶上客运车,听的都头晕。只好硬着头皮找领导,哭哭啼啼让送我们回去,领导工作繁忙,根本不搭理这茬。没办法,只好一天天咬牙硬撑着。
后来,老家的父母得知了我们的境况,给我们寄来一瓶又一瓶的油炝葱,一包包的干腌菜,甚至还有瓶装猪油,带着亲人的温暖,妈妈的爱心,慢慢的熬过了半个月,一个月。最后,我们终于坚持下来了!
快乐的宣传队
天桥电站的建设,晋、陕两省上万民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抛家别子,风雨无阻的付出繁重的体力劳动。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他们报酬最低,吃的最差,干的最累。那时,能享受的文化生活也就是工地的大喇叭广播、偶尔的几场电影、以及各单位的宣传队不定期的文艺演出,岢岚民工营宣传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应用而生。
我们营的主要负责人都是县里抽调的行政干部,其中有文化部门经验丰富的领导。这次又招收了县剧团的五名学员和部分村的文艺骨干,其中有编剧、有导演,拉二胡的、打扬琴的、打鼓板的、吹唢呐的,能独唱的、会表演的、唱晋剧的、耍武功的。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排练,第一次出场就获了个满堂彩。
我和西豹峪村的中年艺人张文善老师表演的一个道情《喜看电站新气象》。本来编的很好的歌词,可是一上台,他忘词了,翻过来倒过去就唱的第一段,我也只能跟着唱第一段。幸亏张文善老师舞台经验丰富,带着我在没有词的段落下足了功夫,哎了哎嘿哎嘿哎哟……民间艺人洪亮的嗓音震荡着戏场的每个角落,引起了观众的共鸣,广场上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表演结束,当我俩忐忑不安的下场时,台下又是一阵阵的叫好声。
每次宣传队表演节目,很早就有水总工人、各县民工拿着小板凳在广场里等侯。开演时,从舞台上往下看,黑压压的人群把广场挤的水泄不通,连窑顶上都站满了人。不管我们表演的好不好,善良的工人兄弟总是报以热烈的掌声。
在工地劳累了一天,下班后能看上我们的排练或演出,成为营里广大民工的视觉盛宴,为枯燥乏味的民工生活增添了几分乐趣。而我们身在其中也是乐此不疲。每天除了上班,就是排练节目,跟着剧团的小姐妹们学习倒立、劈叉等基本功。天天开心快乐,走路都是哼着小曲儿。那段日子现在想起还是让我非常怀念。
火热的夏天
我们住的义门村,是一个三面环山的低洼地。简陋的集体宿舍一点也不隔热,室内外的温度基本持平。外面暴晒,家里闷热,天天蒸桑拿。吃饭时手里要拿个毛巾,一边吃一边不住的擦汗。水电六局安装队的工人刚调来时,直呼这里的夏天比他们四川还要热。好想念老家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清爽的凉风,凉爽在这里简直是奢侈品。
后来,我和几个女工友被调到二分部当发票员,那是一个相对轻松的工作。每天领上牛皮纸印制的工票,站在收料口,给每个用铁斗平车和用架子车拉石料的民工发放,一车一票计数,核对定额完成情况。
站在没有一片阴凉、没有一丝风的水泥大坝上,头顶火红的大太阳,脚踩着滚烫的水泥地,还不能离地方。要上厕所,还得找施工员顶替,抓紧时间跑到水泵房,一通凉水喝个痛快。一个班下来,头晕目眩。再看拉车的民工,那更是挥汗如雨。弓着腰背,喘着粗气,简陋的衣衫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只留下像地图一样汗渍斑斑的印记。有的干脆赤裸着上身,无情的太阳把他们的皮肤炙烤成黑红色,细小的汗珠渗透在蜕皮的肌肤上……
那时,发票员还兼有验收的职责,如果平车不满就给发个半票,而我每天的半票都发不出去,或者两张半票顶一个全票发几张。看见那些大汗淋漓的拉车人,只能力所能及的在车后边帮着推一把。
白天又热又累,晚上又有一种叫壁虱的小虫子捣乱。这是一种繁殖力很强的臭虫,人们形容这种虫子一晚上就能见重孙。那时我们晚上睡觉都不能关灯,宿舍内五六个女孩,一会儿这个起来捉虫子,一会儿那个又起来捉壁虱。床单上布满了小血点,那都是捉壁虱时挤破的,这个吸血虫有时吸的太饱了,走不动了,让我们一翻身都能压破肚子。后来人们说,是因为民工们冬天床上铺了草垫子,繁殖了这种臭虫,为这事,人们还拉出草垫子烧了。
总之,当时的条件艰苦,工人们的艰辛,是现在的人们难已想像的。
广播站的经历
每天清晨,随着悠扬的东方红旋律响起:“黄河天桥电站工程指挥部广播站,现在开始第一次广播,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接着是清脆的音乐,接下来是工地广播稿或人民日报社论。
有次,电站指挥部广播站招聘一名播音员,我幸运的被录取了。刚去了啥也不会,是一位好姐妹手把手带着,教我整个播音的流程及注意事项,教我练习普通话,纠正我不规范的前鼻音、后鼻音的发声。
那时,天桥电站只有这一个广播站。工地上工人三班倒上班,我们也是二十四小时开播,只是广播时间长了,机器会发热受不了,停机休息一会儿。
最紧张的大坝截流时期,为了方便指挥,总指挥部和广播站都搬到了工地。我们是领导的喉舌,工地有什么急需处理的事情以及出现的好人好事,都要及时报道。人们调侃说工地的总指挥和总工程师们也是我们调遣。因为当时没有手机,领导们淹没在上万人的工地后,有急事只能广播找人。
在大坝截流、合拢的关键时刻,全体干部职工都绷着神经,苦干加巧干,不敢有丝毫懈怠,否则将前功尽弃。决心书、表扬信等稿件多如雪片,我们几乎来不及预习,一晚上不住歇的念稿子,有时把嗓子都喊哑了。
重回连队
有一天,在工地遇到了岢岚营现任的郭营长,他说最近营里招来不少女民工,男同志不方便管理,营里几个领导商议,想调我回二连当副连长,问我同意不同意。还说回去能培养入党,以后水总招工时优先推荐。
经过几天的思想斗争,我终于移交了播音员的工作。临走时,我同室的闺蜜惋惜的说:这么安逸的工作都放弃了,有多少人想来都来不了,回去连队又要辛苦了。我苦笑着说:比起工地上的工友这点辛苦算啥,话说完后转身我已泪眼模糊。
当时的二连共有民工一百多人,指导员老卫是县农机局的国家干部,经验丰富。连长老何是一个不苟言笑的老党员,古板耿直。两个领导对我既严格要求,又关心照顾。在连队工作中,我向他们学到了很多经验和方法。后来我可以一个人带队去工地劳动,领工具、和施工人员联系、结算定额、处理工伤事故等等……。安排妥当后,还要参加拉车等劳动,别的女孩子只拉半车,我还要逞强拉滿车,以表现自已身先士卒的姿态。二分部的领导看见我滿脸通红,大张嘴喘着粗气,直劝我别拉那么多,女孩子落下个毛病呀!现在想起来,那时候不知自己哪来的干劲。
何连长每天下午都要组织开会学习,学习也只是读报纸、人民日报社论等。读报的任务,责无旁贷的落在了我身上。老何抽着旱烟袋,维持秩序,以防有人半道开小差。
后来,家乡经常传来消息,有的同学参加了工作,有的推荐上了大学,而我在这里再怎么努力老家也不会知道,心里郁闷啊!
再后来,岢岚县筹办针织厂,给电站分配了十个学徒指标,因为我超了年龄,是二分部的范政委给岢岚县委书记写信推荐,一波三折,最后我被招收到针织厂,当了一名协议工。从此结束了我的民工生涯。
时间飞逝,离开电站四十多年了,王俊英再没有回去过。从她19岁去的电站,22岁离开。而修建黄河水电站三年多的酸甜苦辣无论是给他们带来了挫折、幸福还是苦难,对于她们而言这段历史是他们永远珍藏在心底的宝贵财富。
看着泛黄的旧照片,一遍遍回忆着当年的映像。好多老领导都已去世,还有一些工友也走着走着不见了,王俊英心里很不是滋味。她说和广播站的闺蜜约好了,计划在近期联络其他几个姐妹重回一次天桥电站。在机组大坝寻找我们逝去的青春;在总部大院(旧址)回味当年那红火的场景;在广播站(旧址)重温“我们真挚的友谊”;站在黄河岸边再放声的吼几声!
后记
黄河天桥电站的建设已成为历史的一页,深埋在大坝里40年的建于元代的水寨寺,已经渐渐地被人们遗忘了,但是,人们不应该忘记当年的数万名建设者们,不能忘记他们对治理黄河、造福人类所作出的贡献和牺牲。天桥电站原计划工期是3年完成,到1978年8月四台机组全部发电,实际耗时整整8年,其施工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其间有37人献出了生命,有257人重伤致残。总指挥刘开基累倒在病床上一病不起。工程竣工典礼上,钱正英部长含着泪说,没有刘开基,没有数万名建设者的奉献,没有两岸人民群众的无私支持,天桥电站是建不成的。
竣工的天桥电站,一座坝桥巍然将长河拦腰切断,波涛汹涌的黄河犹如一头猛兽被锁入笼中。坝桥高42m,全长752.1m,坝身上镶嵌着毛泽东视察黄河时的一行题字:“一定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四台进口机组总装机容量达12.8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为6.07亿千瓦时。每当夜晚,桥体及两岸灯火辉煌,交相辉映,成为黄河晋陕峡谷一颗耀眼的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