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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飞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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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
2020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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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克道上的红色窗帘

骆克道上的红色窗帘

文 赵飞雁

1

   前几日和朋友在港岛吃饭,恰巧路过几年前我在骆克道住过的唐楼,和以前一样,我习惯性地抬头望一眼一楼的窗户。

  这段经历说起来也奇怪,几年前我拖着两个巨大的行李箱来香港求学。初来乍到,生怕自己无处安顿,在来之前就匆忙以3000港币一个月的价格,从上一届学姐王月整租的套房中分租到了一个的房间。那时候的我对香港并不了解,甚至都没有弄清楚香港的唐楼、洋楼、大厦有什么分别。只知道相比我同学们5000港币一个月的房租,我的住处似乎性价比很高。

 到香港后的一个星期,我一直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先去学校办理了学生证,再去九龙塘办理了身份证,白天背个帆布袋出门,晚上上完课花一个多小时顺着海岸线慢慢走回家。我喜欢这个城市夜晚,有湿润的海风,万千的霓虹。但只要一踏进唐楼,我就会产生疑惑,我不理解为什么这样一个现代的城市,会存在这样狭小——仅容一人通行的暗沉沉楼道。楼梯上镶嵌的马赛克瓷砖,早已被踩踏地看不出任何颜色,红色的垃圾桶在楼梯的转角处散发着酸臭,垃圾桶的上方还张贴着防鼠的告示。每当我跟在故乡的母亲通电话的时候,总忍不住抱怨。

2

   第一个在家休息的双休日,我窝在房间里看老师发来的阅读材料,爱德华萨义德《想象的地理及其表述方式:东方化东方》。读完一遍,很难说我是不是真的看懂了这篇论文,正当我打算再多读几遍时。响起了一阵门铃声,我以为是室友王月忘带了家门钥匙,可开门后发现是个穿着polo衫,提着环保袋的男人。

  男人在门口叽里咕噜地说了一长串的粤语,我愣是一句话没听懂。

  “您说什么?我没听懂。”面对陌生的男人我有点害怕,不动声色地将最外层的铁拉门锁上,又将第二道木门后的小锁按上,万一他要闯入时,我可以直接将门一摔,然后锁住。

  “北姑?内地人?你能转个圈吗?”男人的声音像是从鼻腔里发出来的,而他那油腻的鼻子似乎摘下来就能直接在锅里“爆香”。

  我不懂他为什么让我转圈,只能一边说“对不起你认错人了”,一边迅速地关上门。我困惑地给室友王月发了个消息,详细地描述了那个敲门男人的外貌和他所说的话,最后又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香港现在还有入室抢劫的新闻吗?”许是王月还在上课,没有收到回复的我多少有点焦虑,就起身将家门上了保险,然后又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努力将电脑里的论文录入脑海,但我失败了。

  等待的时间是漫长的,窗外被切割成不规则形状的天空已然变成了一幅画,我就这样坐在电脑前,望着云从纯白慢慢变灰,然后被深蓝色浸透。

 门铃声再一次响起,我的汗毛顿时耸立。我拿起手机要拨打110,转念一想不对,可偏偏不知道香港警署的电话。门铃声渐渐剧烈、暴躁,侧耳细听还有钥匙进入锁孔的“簌簌”声,正当我六神无主时,听到了门外来自王月的怒吼“你在家干嘛呢?”

  我再一次跟王月形容了一遍下午遇见的男人和他说的话,王月很淡定地点了点头说,“这男人估计是找对门的,又敲错门了。”

  “又?这男的经常敲错门?”我追问。

  “不是,是找对门凤姐的男人会敲错门。”王月不耐烦地跟我解释到。

  “凤姐?那个网红?她不是去了美国?”我听了多少有点激动,跟王月嚷嚷,“我前几天就听同学炫耀说,他在爬太平山时偶遇了周润发,没想到住在我对门的居然是凤姐。”

  王月忍不住翻了个白眼,“此凤姐非彼凤姐。我说的对门的这位凤姐,指的就是香港的“小姐”,明白吗?”

  我摇摇头。

  王月问,“你知道什么女人用“鸡”形容吗?”

  “妓女?”

  “嗯,凤姐大概这个意思。”王月朝我摆了摆手后,往她自己的房间走去。

  “所以,我们对面住了个妓女?”我有点不可置信。

  “你不清楚可以自己上网查查,香港的凤姐是怎样的存在。”王月说完就关上了房门,留我一个人在客厅发愣。

  当晚,我没有睡着。

  “我要不要重新找个房子,从这里搬出去?如果搬出去那两个月房租的押金怎么办?应该没有比这更便宜的房子了吧?可如果我不搬出去,对面就是凤姐这件事情要不要跟爸妈讲……”

   一个晚上的思想斗争, 不仅让我看完了一部吴君如主演的香港电影《金鸡》,还让我了解了香港“一楼一凤”的风俗,最后我又做出了留在这个唐楼的决定。在香港这样一个人口密集的沙丁鱼罐头里,能够找到一个安身之处就已经不易,我又何必奢求更好?

3

   家对面住着“凤姐”并不“恐怖”,而是“猎奇”。只要我在家,我就保持着十二分的“警醒”。当对门一有动静,我会趴在门口的猫眼处张望,想看看“凤姐”是如何接客,如何工作的。但我的运气似乎不怎么样,星期一到星期五白天我要上课,可到了晚上和双休日这位凤姐的生意似乎不那么兴隆,即便是“守株待兔”,我也没能捕捉到半点关于对门的信息。

  “王月,对门这位凤姐到底长什么样?你见过吗?”

  “没见过”,王月不以为然地耸耸肩。

   “那我们对面真的有住凤姐吗?除了上次敲错门的男人以外,我都没听到什么动静了。”我有点怀疑对面凤姐是不是真的存在。

   “你晚上的时候没有听到动静?”王月瞪大眼睛问我,然后又叹了口气“也是,可能因为你的房间靠近马路,所以听不到吧。”王月模模糊糊像是给我传递出了一个信息,这位凤姐晚上在工作。

   “所以,你晚上能听见奇怪的声音?”我忽然有点兴奋。

   “哎,我为什么要去听这些奇怪的声音?”王月略带鄙视地看了我一眼,然后神秘地笑了笑,“你要真的好奇,我可以跟你换个房间。”

   我拒绝了王月的请求,也是从那一天起,我有空就会趴在门口的猫眼上,饶有兴致地等待。我总期待着会男人和我一样走过那一段狭小潮湿的楼道,然后敲响对面的房门,我悄无声息地等待着住在我对门的“凤姐”走进我的“猫眼”,但是我在猫眼中看到的都不是我想要见到的“凤姐”。

  最常见到的是楼上住着的两个女生,一个长发,一个短发,她们跟我一样也是学生,因为我在猫眼里洞悉她们总是同进同出,偶尔晚归的时候手里还抱着两本图书,书脊处有图书馆的标志。她们似乎也知道我们这一层住着凤姐,两个人路过还总会窃窃私语,那个长发的胆子更是大,某一个黄昏她似乎是为了确认凤姐的门房,还分别趴在两扇门口偷听声音,但很快就被短发女生制止,拉上了楼。

 住在我们正上方的应该是一家三口,父亲最爱的两件衣服应该是一件洗的有些褪色的蓝色polo衫,一件粉白条纹的短袖衬衫。母亲经常背着一个巨大的帆布袋子,上衣是“钱大妈”猪肉连锁店的红色工作服,裤子来回轮换的是米色的休闲长裤和浅蓝色的牛仔短裤,孩子在念高中穿着白色裙装校服,周一早上我第一节有课上学路上总能跟她有一段同路。时间久了我们会相互微笑,但从不说话。

   当然,我并不满足于猫眼里的窥视,每当我下楼,还会偷偷打量路过这个唐楼的人,自言自语地想象,我会不会和来找凤姐的人或是和凤姐本人擦肩而过?

   “这个金发碧眼的外国人肯定不会,因为他的身材比例很好,腿很长,身上的西装一看就价值不菲,这个外国人应该是每天提着公文包去中环上班的社会精英。”

  “这个穿着白背心的大爷,估计家里有个头上卷着发卷的老婆等着他。”

  “哇!这个女生的锁骨发很漂亮。哟!包包是lv,不可能,不可能。”

  “背着书包低着头玩手机,看样子应该是大学生,估计是没什么胆子找凤姐的吧?啧,他身上的白T都已经泛黄了,都不洗的吗?”

  “她应该来自东南亚吧,肤色好像比我更黑一点。脚边有一个拖车应该是去超市或者菜场。她应该不是凤姐,菲佣的可能性更大一点?”

  “她的裙子有点短,衣服有点紧,胸有点大,穿这么高的鞋子站在街旁?她要干什么呢?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站街女?”

  “这个倒是和上次敲错门的男人有点像,上身穿着polo衫,下身穿着条牛仔裤,不过他倒是没有提环保袋,背了个书包。嗯,看走的方向应该是去坐地铁。”

  ……

  每天遇到的人实在太多,我总去猜测,忍不住去想象,似乎所有的男人都可能敲响凤姐的门,似乎所有的女人都有是凤姐的可能,但又有不是凤姐的理由。

   每个人都有自己要奔波的理由,那么凤姐呢?

4

   一个月后,我以为我对对门凤姐的好奇慢慢消减了。但某一天下课,和同学在学校附近闲逛,同学说,“电影《胭脂扣》里,就在条路上,如花遇见了永定。”

   夜晚,车流声被锁在了窗外。电脑光影闪动,我看着电影中的如花凭借着她曾经的记忆,道出了香港过去的“塘西风月”。从香港开埠到1930年禁娼令为止,港岛有许多风月场所,如花所说的石塘咀人气最盛,而我所居住的骆克道居然也是“红灯区”。在来香港前,我对湾仔的印象标签大约仅是“金紫荆广场”和“会展中心”,却不想曾经有许多像“如花”一样的女人,风情万种地在骆克道上走过。

  那么,住在对面的“凤姐”是不是就和如花一样?

   她会不会穿着一身旗袍,烫着一头如云如雾的发,然后靠在满是大红印花的床上,眼神迷离地抽一根烟?不,她应该不那么精致,香港的“塘西风月”已经成为历史,如花记忆中的一切早已被颠覆。或许她和电影《金鸡》中的吴君如一样,有着爆炸的卷发,穿着带着亮片的紧身裙。也或许她会穿着一身大红或者墨绿的真丝内衣,俯卧在如羽毛般轻软的床垫上,她一定眉眼细长,身上带着神秘的清香。

  我忘记了那个夜晚我是怎么入睡的,在第二天去学校的路上,我望着“骆克道”的街牌多少有些恍惚。白天的“骆克道”和香港的其他地方似乎没有什么区别,我总期盼着会有一个“眉眼细长,带着清香”的女人路过我身旁。但是人们都低着头,匆匆路过,不曾回头。

  某个双休日,我把最近的猜测告诉了王月后,王月笑了,“你真是个异类!电影是电影,住在我们对面的凤姐,不过就是个凭身体讨生活的女人。你要真想知道她的样子,哪天你去分域街和菲林明道附近转转,或者晚上你回家的时候,路上留意一下各种按摩的招牌,要是按脚招牌上画着一个笑脸,刚好那户的窗帘又是红色或者粉色的,就说明这是个风月场所。你要是在越南和泰国餐馆周围看到穿着低胸上衣和超短裙的女人,估计对面那位也就那样了。”王月说完又捏了捏我的脸,最后提醒我说“小朋友,你注意安全啊!这唐楼很便宜,估计她也很便宜。”

  街边确实有王月说的这样一群女人,但我始终都不愿意相信,住在对面的“凤姐”会和街边我遇见的女人一样——白天扎着一个马尾辫,眼窝处涂着紫色或者绿色的眼影,嘴唇上贴着一层“死亡芭比粉”,穿着低胸上衣,超短牛仔裙,黑色略起球的丝袜,踩着一双黑色松糕鞋,在不合时宜的时间里,一脸倦容地站在街边抽一根烟。随着渐黑的天色,渐亮的霓虹,她们又会带着焕然一新的妆容站在街边。

  我总是远远地看着她们,等到走进,我又会低下头避开她们的眼神。

  面对她们,我存留着一份好奇。

  回家的时候,我总会习惯性地抬起头往往二楼凤姐的窗口,她的窗帘是红色的。夜晚,灯光透出红色的窗帘,我不知道此刻她的房间里会不会有一个男人?她的工作会不会因为红色而变得更加暧昧?

5

  对门的凤姐,是另一个世界,近在咫尺,却又神秘莫测。

  慢慢地,我对凤姐的好奇开始消退。我开始和骆克道上所有的路人一样,低头专注自己的生活,我忙着自己的课程报告,课程论文。一个学年之后,我仍然不曾见过住在对门的凤姐。但是我和王月的房租合约都到期了,房东问我们愿不愿意续租,王月决定毕业回内地工作,而我和朋友也一起找好了红磡宝其利街的房子。房东说如果可以帮他转租成功,就可以给我们减免半个月的房租。我和王月同意了,便在“寄托天下”放租,“新生看过来!湾仔骆克道唐楼转租!3000HKD/人,近湾仔地铁站,房租月付,家具全齐。”

  这套房子因优良的地段和便宜的价格吸引了不少同学,但我和王月在一件事情上发生了分歧,我认为需要跟转租的同学说清楚“对面住有凤姐”的这一实际情况,而王月又认为没有解释的必要,用她的话来说“我们的主要矛盾就是把房子转租出去,其他都是次要矛盾。你跟她们说对面是凤姐,她们未必能理解香港的凤姐文化。”

  事实证明,王月是对的。和转租同学之间的聊天记录,写一写就能变成一部笑话全集。 每一次我都要耐着性子跟转租的同学解释,“是这样,对门有一个凤姐哦!你知道香港的凤姐吗?”

  “凤姐?哦,我知道,罗玉凤。”

  王月每次都要在一旁补充, “不是她。就是在内地的“鸡”你知道吗?”

  “鸡?所以隔壁是个农场?还是个餐厅?”转租同学又疑问。

  “不不不”,王月打断了她的猜测,“同学,你可以自己参考一下其他的房价再做决定。我们这边还有其他的人来问。”

  最后这个房子通过王月,转租给了和我们一样来香港求学的同学。8月份的时候,我把自己的东西从骆克道的唐楼搬出去,许是我低着头拖行李的时候,行李磕到了对面凤姐的大门,这时我听到了对门门锁转动的声音,门被拉开了一个小小的缝,我还没来得及抬头,门又被关上了。

   可能是凤姐用她的方式在跟我告别。

   自始自终,我都没有见过住在对门的凤姐到底长什么样。即便在此刻,我仍然对她充满想象。或许她和站在旺角,深水埗,骆克道上那些穿着短衣短裤的女人一样,需要自己捕获猎物。也或许她是穿着真丝内衣的“现代如花”,会有人贪恋她身上的香味和温度。

  所以,当我重新回到港岛,路过湾仔的骆克道,我还是会去曾经居住的唐楼下走走,抬头望望那红色的窗帘,因为我知道那里住着一位神秘的“凤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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