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红星胡同18号

文/夏晓露

一

那年那月那日，接到去北京实习的通知，十分兴奋。抵京当天，人民公安报的老师从机场接回已经是晚上八点多了，直接把我带到一四合院。只记得院子黑咕隆咚，房间只有一盏并不怎么亮的灯。收拾完行李，简单洗洗倒下就睡了。

第二天起床后，推开房门，惊叹小院是金色的，那是太阳的光辉。胡同为老式四合院建构，面积估计有三、四百平方。秋日的北京比家乡的太阳明亮多了，到处都明晃晃、金灿灿。屋檐边的绿琉璃瓦更是挂了白花花的太阳光，出了油一般光亮，让人想起那句：“波弄日光翻上栋，窗含烟景直浮空”。红漆斑驳的木门吱吱呀呀，四周墙角发出像老祖宗一样打过呵欠的味道，通体渗着老北京的陈旧的气味。来到这样的陌生地方，本来有些孤独的，听到绕梁的京腔余韵，渗着大葱、甜酱、香油，还有萝卜炖白菜的味道，裹了浓浓的烟火气息，倒有了家的感觉，有了些许的温暖。

那是1992年的晚秋与寒冬交接时节。住下的四合院门牌红星胡同18号。

那年，我供职于贵州省公安厅兼人民公安报驻站记者。红星胡同18号是早年人民公安报广告发行部旧址，也是各省记者站记者赴京实习的住地。就这样，度过了近四个月。18号，像一个记忆的胎记，或者说是一个隐秘的按纽，时不时会掀开生命历程中最难忘却的记忆。她像一条隐在历史光影中的线，与我的记者生涯紧紧相连。随着岁月的流逝，这感觉像一粒种子，在心底抑或是记忆深处蓬勃生长，渗入生命底层，犹在记者生涯打了一层厚实的营养肌底。应该说，在北京实习，是我记者的启蒙时期，一直护佑我的事业旅程。

这期间，除了学习编辑各地记者站来稿，还要完成采访报道任务。当年完成了在京的一批采访任务，特别是社会新闻采访。比如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克林顿与小布什竞选、中国刚刚恢复的“当铺”现象，既有政治方面又有经济贸易方面等等内容。我像一只飞鸟寻找着辽阔的天空。采访的维度像从一条细小的溪流，来到了宽阔的大海，于是一篇篇社会新闻《冲击与机遇》《驴象之争》《京都当铺大走笔》等通讯发表。

二

北京胡同起源于元代。红星胡同原称“无量大人胡同”，是北京最老的胡同之一。1965年整顿地名时改称红星胡同，坐落在东单北大街路东从南往北数的第七条胡同，自西向东沟通东单北大街和朝阳门南小街。记忆中，胡同正如一张发黄的老照片，深灰色围墙厚重古朴，一抹清亮的阳光倾泻在上面，形成倾斜的阴阳两面，上面爬行着枯黄的植物藤萝。暗红的宅门、锈迹斑驳的门钹、厚实的门墩、还有精致的门簪，仿佛隐藏着岁月的秘密。

这个时期是令人鼓舞的。

那天早晨，我从红星胡同骑着自行车跨过宽阔逼直的东长安街来到天安门对面的公安部上班。北京的天空蓝如水洗。公安部大院内两旁成排的银杏树如已由青开始泛黄，黄绿中披着太阳的金沙。记得露天停车场停了许多轿车。原来只有在电视上看到国家大型活动检阅时才看到红旗牌黑色轿车。许多引擎盖上有红旗标志，让人感觉到像一只公鸡鸡冠，骄傲地昂首挺胸，让人想起一辆辆红旗牌轿车驶过天安门前的威武，油然生起自豪与骄傲感。

“到了。”顺着声音，往前看过去，报社在公安部大院最里面，一栋三层楼（记忆有点模糊）的“筒子楼”。那几年，为了让驻站记者了解报社编辑工作，增强写稿的版面意识、全局意识，报社号召条件许可的驻站记者来报社工作一段时间。

小心奕奕坐在老师们挪给我的办公桌前。开始努力学习编各地驻站记者来稿。不几天，我接到了关于热点话题“入关”的采访任务。当时一听“入关”二字就蒙了。什么是“入关”？左右扭头，期望从办公室其他的人的口中得到答案，然而，没人吱声。心慌慌不敢怠慢，跑进报社资料室，像工蜂一样恨不得找遍所有相关“入关”资料。那时没手机，更别说上网查了。只能从零星的纸质报纸中寻找。庆幸的是居然找到《人民日报》一篇文章“我们如何迎接入关？”如饥似渴地读。无疑要在短时间吃透一个“政治性、经济性、历史性”极强的时事问题并进行跨行业的社会性采访，对于长期在地方采访的公安记者是种挑战。

晚上回到18号，借用发行部办公室开始整理采访提纲，又在地图上查好采访路线。第二天早晨，第一个采访目的地是到坐落在南池子大街的“中国对外经济贸易部”（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三

深秋的北京城阳光灿烂却特别的冷，骑上那辆永久牌自行车在凛冽的风中穿行。一路上都在咀嚼这个“世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内里乾坤。沿街,巍峨的天安门城楼、看不到尽头的长安街、恢弘庄严的人民英雄纪念广场、王府井、南池子大街、还有不知名的小街小巷，以及一砖一瓦、一草一木，无比透着深远的历史韵味和京城皇气。虽是秋天，却似有春风满面的感觉。20分钟左右，来到南池子大街，左顾右盼，看到庄严的大楼。大门右边有白底黑字长方形牌子，上写“中国对外经济贸易部”。下车，掏出证件，深褐色外壳“人民公安报记者证”，门卫是一老头，接过去翻眼看了我一眼，验完递回证件笑眯眯说：“得嘞，进去吧。”

在一楼国际联络司接待室，两位年轻官员很礼貌地接见了我。我递上采访函后，他们第一句话是：“你们公安对入关也感兴趣吗？”

我笑笑说：“国家大事谁都关心嘛……”。他们介绍说：“1986年，关贸总协定缔约国政府首脑接到一封李鹏总理（当时是国务院副总理）的亲笔信。信函重申了中国积极参与多边贸易的决心，并声明，中国参加总协定既享受权利也承担义务……”

此时，阳光透过窗外树木的缝隙穿透到室内。“入关后，我国企业面临外国产品的强烈竞争怎么办？”我问。一位戴黑框眼镜的官员为我倒了杯热茶后说：“当然，我国恢复缔约国地位后，将使只有百余年发展史的中国现代工业，直接同已有数百年历史的现代工业强国在市场上激烈竞争，这势必对我国的企业提出更高的要求......”由此，中国经济迅速走向国际化。

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使我国改革的步子加快，开放的程度更大，已经大胆地提出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我国的运行。这一年，中国积极提出“入关”（ 更准确地说是“复关”），成了国人关注的热门话题。1995年1月1日正式的国际贸易组织“世界贸易组织”（WTO）成立，到2001年12月11日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其第143个成员，这是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重要里程碑。

与两位年轻官员握手道别后，午后阳光正好，我骑上车赶往繁华的西单商业街继续采访。我找了好几家国企，最后锁定西单北大街“北京祥云国货精品商场”。这是新中国第一家专营国货商品的商场。1989年开业。商品繁多，经营来自全国的5000多种名牌商品。商场人头攒动，此时，卖羊绒衫的柜台在排队抢购。

挤过人流，来到总经理办公室，经理助理潘宣先生接待了我。他找出了一叠资料，然后把“入关”后国货将面临挑战的问题抽丝剥茧，有条有理介绍给我。并向我介绍商场内琳琅的鞋帽衣服：“我们应抓住时机，充分利用总协定各项法规和原则，努力把企业全方位、多层次地推向国际市场，发展同缔约各国的进出口贸易和经济交流，使我们古老的丝绸、陶瓷、纺织等行业充满生气和活力……”

沿着历史的脉络走向，我仿佛看到五彩的丝绸之路，引领着中国经济向世界腾飞。如今，一带一路就是沿着丝绸之路展开“复关”后猛攻，高峰论坛浑厚的声音字字铿锵：“古丝绸之路绵亘万里，延续千年，积淀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

近晚，天安门城楼被晚霞映照得璀灿巍峨。采访完,骑车回家，回红星胡同18号。

四

“吱呀”一声，木门打开：“闺女，咋这么晚才回来呢？吃饭没有？”王师傅已弯着腰帮我把自行车抬进门。这是每天下班后的场景。河北来的王师傅和王大妈是报社请来看护小院的。

记得，在院内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还是枣树。生长在南方城市的我从没有见过枣树。那天清早，推开房门，见小院地上、窗台上、蜂窝煤上落满了雪。“姑娘，快上来,有枣子吃。”听到喊声，发现王师傅正站在西厢房屋顶向我招手。天空异常的蓝，他的身后有七扭八歪的一蓬蓬树冠，每条树枝托着一层一层的雪，毛茸茸一片。原来王师傅在修电视天线。

我的屋檐左侧垂吊着一串爬行藤蔓植物，顺着枝条，零星地挂着深红、明黄、橙黄的三五枚戟形叶片，有的黄中带绿色彩斑驳，冬天了还不舍得离枝落入尘埃，透过树叶微绿的色泽感到生命不息。我顺着墙根一架木梯子爬了上去。

“哇，这上面好多红枣。”我看到两棵枣树上的枝条结了七零八落的红枣，原来红枣是在树上红的。在南方长大的我一直以为吃的红枣是晒干的青枣。瓦片上和瓦楞沟槽处的白雪上落满了一点一点的红色，远看像一幅白石老人的小品国画，红色如梅花点点。两棵老树繁乱的枝蔓错落地窜出屋顶，画面素雅。两棵苍老的枣树呈黑褐色树皮粗糙像皱裂的老人，似画家用了散锋渴墨，苍劲有力，衬着岁月沧桑。远眺，在皴、擦、点、染中体味一种写意景致。阴阳合瓦的屋脊分割了视觉的前后空间，空旷飘渺，站在瓦上的王师傅满头的白发如一仙翁，手持长杆在打树上的红枣，红枣“惜其无声”落入雪地，恰配“岁月静好”。

“快，扔下来。”打破了我的遐想。我往下看，院子里王大妈正在用一个塑料袋在捡王师傅扔了一地的红枣。原来，王大妈每天早晨端到我小屋的红枣粥就是它们熬出来的。此时，我用力吸了一下，仿佛粥的香气正弥漫全身，弥漫我一生的记忆。

21年后，又一个深秋。我在北京鲁迅文学院进修。那晚，我让北京同学带我去红星胡同。他一直没告诉我胡同的变化。到东单他伸手指着前方灯火辉煌的一大酒店方向说：“那就是你想念的红星胡同18号，北京励骏大酒店征用了这一带......”幽深宁静的胡同没了；18号的小红门没了； 两棵苍劲的枣树没了......眼见着陌生而恢弘高楼，突然怅然若失、记忆重叠、额蹙心痛。

恍惚中，我正骑上永久牌，穿过红星胡同、穿过东单、穿过东长安街、穿过天安门前的车流、人流，穿过岁月的声音，穿过我的1992……

2019年12月19日修改于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