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歪头去世了,寨子中的人议论纷纷:“不是遇上好人,他早就死了,还能活到现在?唉,他的家就不是家,他的那个风韵犹存的老婆巴不得他死呢……”人们的议论声如嗡嗡的群峰卷着脚步涌向戈歪头家,惊得路边村民家的狗鼓着黑眼珠子汪汪乱叫。
院坝中已经直挺挺地站立了好多人,群峰般的声音到达戈歪头家门口戛然而止,只有稀疏的犬声远远地咬住人影拖长了萧瑟。
戈歪头的老婆张大花正和两个人说话,看不出一丝悲伤的表情,就像死去的只是她家的一支歪脖子散着翅膀的老母鸡。戈歪头的儿子张戈正忙着打电话,不知再说什么。戈歪头的儿媳常春正从家里往院坝中搬凳子。
“确定了,确定了,超度亡灵一万八,用时十一天。”张戈娴熟地用食指朝宽大的手机屏下方的红色电话图形点去,拇指和中指卡着犹如一方镜子的苹果手机说。人群中钻出一个瘦骨嶙峋脸庞像两块骨头撑着皮子的年轻人说:“张哥,你家那块土地征拨款又得十多万了”。人群躁动起来,岂止十多万,又是山林又是土地,二十多万呢。
戈歪头家离县城有两三公里,原来县城那几条小街小巷像一个气球瞬间注入气体向周边膨胀,戈歪头家的山林土地都被征拨搞建设了。高楼大夏如春笋般地耸立在寨子一旁,水泥路纵横交错地伸入寨子,家家户户都翻盖了新楼,张戈多年前用征拨款盖了一栋两层楼房,又买了一辆红色轿车。但那轿车戈歪头只坐过一次。
戈歪头是“黑人”,几十年没有户口,他曾到辖区派出所查了多次,找不到户籍信息。后来老了才求人写材料上报,戈歪头就一年年盼,直到病入膏肓,村头制鞋厂老板罗艺得知,急匆匆去找朋友帮忙,费尽周折终于有了着落。当派出所通知戈歪头照相办身份证时,戈歪头已经躺在床上不能动了。
戈歪头从来没有坐过儿子的轿车,寨子中又没有照相馆,张戈只好抱着戈歪头塞进后座,像塞一团破旧的棉絮,照出来的像脖子更歪了。
戈歪头的名字叫戈耀,绰号是后来寨子里的人取的。戈耀早年在外地工作,长得周正潇洒,老婆大花像一朵花。戈耀常年在外很少和家人团聚,儿女见了他生份,老婆也是不冷不热的。每当此时,戈耀心如刀绞,前思后想,决定忍痛割爱,辞掉令人羡慕的铁饭碗回到家乡,但居民户籍却难迁回农村。
戈耀在外工作时,儿女们的户口落在妻子户头,已都跟着妻子姓张了。那时他常年寄钱回家,牵着妻儿的心。回到家乡后成了无业人员,跟着生产队下地劳动,只能作替补家人计算。时间长了,妻儿嫌他是多余的人。戈耀一气之下到城市打工,凭力气挣钱吃饭。
一次意外,戈耀将身份证等丢失,而此时的他偏偏患病,听一起干活的哥们说街边摆摊的郎中手艺好,便寻上郎中打针,回到工地躺在工棚中,戈耀感觉脖子钻心疼痛,干活的哥们慌忙背起戈耀去寻郎中,那郎中早已不见踪影。后来躺了几天,倒是捡了一条命,脖子却歪到一边,经脉像被郎中割掉一截再缝上着魔似地扯着脖子。戈耀回到故乡后,寨子中的人就给他取了绰号。
站在院坝中的人忙碌起来,他们从房间往院坝中搬东西,把塞在戈歪头屋子里的撮箕、簸箕、背篓、苇席、石头磨子等搬到院墙后面,那些破烂随着戈歪头的离世也一同死去。楼房第一层除了一张自动麻将机、一台饮水机外,其它不用的家具暂时搬到二楼。张戈说要把戈歪头放在新房中超度,要他坐一回高楼。
竹子编制的灵堂少许便搭建完毕,超度亡灵的道士先生已经赶来,在竹架上贴上一副催人泪下的对联后,就把鼓擂得咚咚直响,一会儿弯腰,一会儿挥手,闭着双眼嘴里咕噜咕噜念个不停。灵柩前安放着木方桌,摆满了鱼肉酒菜和水果,戈歪头躺在冰馆中铁青着脸享受着佳肴。
院坝中的人一边聊天一边做事。自动麻将机旁拥挤着人群,几个人扯着嗓子喊:“抠……自抠……自抠……”观看者似乎比打麻将的人还着急紧张。一个瓮声瓮气极不情愿的声音激荡耳鼓:“妈的,这麻将没法打,问张戈弄来麻将机没有。几个人透过宽大的玻璃窗踮着脚跟伸长脖子向外张望,又失望地收回目光。
一个老头一瘸一拐地走来,刚到院坝中,声嘶力竭地喊:“老兄,你咋个就走了!”人们知道是和戈歪头要好的李瘸腿。李瘸腿提着纸钱,筛糠似的连滚带爬来到灵堂前,双手按在方桌上:“老兄,你多吃点,吃点好的,在那头不至于饿着,也别让死人瞧不起。”
前些日子,李瘸腿来看戈歪头,走进院坝中就看到戈歪头的老婆大花正兴奋地和几个男人打麻将。李瘸腿是戈歪头的常客,径直走入戈歪头居住的老屋,见戈歪头躺在床上,两只眼角沾着两大颗眼屎。心疼地说:“老兄,咋们是苦命人,你要好起来啊,多看看光景才是。”一边拿出带来的点心给戈歪头吃一边流泪。
戈歪头有气无力地从怀中摸出几百元钱对李瘸腿说:“老弟,我俩算至交了,这是罗艺月底派人送来的钱,我这病来得快,还没来得及感谢他就不能下床了,怕熬不了几天,他为我做了很多事,帮我办到身份证,进火葬场就不困难了,在这个时节我不想让他烦心。我有一个心愿,请老弟帮我了结。”
李瘸腿说:“老哥,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你尽管吩咐。”眼泪簌簌地淌在戈歪头的手上。戈歪头蠕动着嘴唇:“这几百元钱,你自己留300佰块,算是师傅钱。我死后,拿二十元钱为我买些纸钱,不要别人笑话你,剩下的给罗艺做一面锦旗,咋做人要有良心。”如今见戈歪头静静地躺在冰棺中,李瘸腿又想起戈歪头说的话,不禁老泪纵横。
那年戈歪头回乡后,便被大花冷落。大花丰满的身子像一块肥沃的土地,惹得寻腥的男人眼红。戈歪头从此没有挨过大花的床,寨子里的人传得纷纷扬扬,说大花成精了。李瘸腿可怜戈歪头,就将自己修理自行车的手艺交给他,戈歪头学成后,就在村头的一颗大梧桐树下支起摊板修自行车。李瘸腿有事无事背着一壶酒和戈歪头对饮,成了莫逆之交。
梧桐树很大,圆圆的树冠犹如巨大的蘑菇,夏季晒不着,秋雨淋不进。戈歪头就在树下让生命和岁月一起流逝。
邻居们路过村口,都会拿戈歪头开心:“歪头哥,成天在树下就不怕树冠变成绿帽子戴在头上。”更讨厌的人说:“歪哥,你看那树冠就像绿帽子,盖在你头上,你偏着头应该看见啊。”戈歪头默不作声,感觉背心凉飕飕的打寒战。
村民们都说戈歪头那行当是混光阴,戈歪头也明白,但他的身体状况难以找到合适他的事做,征拨款老婆儿子裹在荷包中,说他没有土地,但活一天就要吃一天,没有糊口的只有饿死,戈歪头的日子就如一张苍白的纸。村民们除了遇上戈歪头拿他寻开心外,再也没有戈歪头的印象了。
戈歪头把摊板支在村口,那是周边几个村寨外出的必经之路,娃娃们上学也都要从村口路过。戈歪头给孩子们修自行车只收半价。孩子们毛手毛脚丢三落四的爱掉东西,戈歪头就小心翼翼地拾起来保存,等孩子们放学后取走再回家。后来,村民们都说戈歪头是好人,可怜喽。
又过了十多年,戈歪头到寨子边上一家工厂守大门。老板罗艺,是邻村当年骑着烂自行车上学放学都经过戈歪头摊板的娃娃,初中毕业后到外省打工,十余年后带着资金和手艺回到家乡创办制鞋厂,工人从几个发展到几十个。
初建厂那阵子,周边熟悉的不熟悉的还有亲戚好多人都盯着守门的肥差,罗艺说门卫早已经有人了。人们猜测说守门人肯定是他的哥哥。罗艺的哥哥罗明也很高兴,自己也没有事做,弟弟办厂必定要给自己安排一个好差事。可罗艺却开着轿车在梧桐树下把戈歪头接到工厂,并准备了一间卧室和生活用具,请戈歪头给他守门,每月开工资800元钱。
戈歪头原来修自行车每月挣不到300元,而且雨天晴天夏季冬天都得守在露天坝中,如今坐在值班室就可以得将近三倍的收入,戈歪头激动得连连点头像鸡啄食似的,一心一意为罗艺守工厂。气得罗明指着弟弟的头说:“戈歪头的身体残疾,你是脑壳残疾。”
罗艺的举动也遭到村民们的猜忌,说男人没一个是好东西,他把肥差留给戈歪头,是打戈歪头家如花似玉的小女儿的主意。要不,就是脑筋少根弦,戈歪头脖子短根筋,人们说完哈哈大笑。
猜忌议论传到戈歪头的耳朵里,他还真巴不得罗艺成为自己的女婿。罗艺面对众人的嘲笑说:“人要懂得感恩,戈老伯帮助过我,我帮助他是应该的,爱咋说就咋说。”
张大花见罗艺年轻潇洒又有钱,几次跑到制鞋厂,戈歪头拦住不让进,被张大花骂得晕头转向,闯到罗艺的办公室说要到制鞋厂做工,其实是不安好心。罗艺小时候就听说过张大花的风流韵事,自然不会要她在工厂做事,张大花竟不要老脸当着罗艺扯掉衣衫,坐到办公室前哭喊:“救命啊,罗艺这个小流氓小畜生侮辱我,将来我还有什么脸面见人。”哭得泪水涟涟,像真被男人欺负一样,闹得沸沸腾腾。但村民们心里明白,张大花要当婊子又想立牌坊,她巴望抱着罗艺上床呢,还说人家非礼她,真不知羞耻。
后来张大花又隔三差五到制鞋厂找罗艺吵闹,说罗艺不是人,害得她家小女儿的婚事几次推延,罗艺打算狠下心,娶戈歪头的小女儿为妻,名正言顺地赡养戈歪头,但那样无疑给张大花和村民们说他不是人做了口实,别人也会说他财大气粗横刀夺爱破坏别人婚姻不要脸。罗艺前思后想感觉不妥,只好亲自把戈歪头送回家去,只是每个月都要派工人按时给戈歪头送钱。
戈歪头死后几天,他的女儿女婿们从远方赶来,还有侄男半女,披麻戴孝跪在院坝中,白花花一片。村民们围着看热闹。道士先生在灵堂里唱着人们听不懂的调子,跪在地上的孝男孝女却在嘀咕,姑爷和舅妈们各自商量着如何折腾对方。
一群舅妈边悄悄说话边窥视周边,她们害怕下流的姑爷搂住她们滑溜溜的身子。果然,还没等舅妈们下手,一个圆脸烫着红黄相间头发的姑爷瞬间将张戈的老婆常春抱在怀里,常春又踢又叫,尖叫声在院坝中回荡,人群发出哗哗的笑声。
这下可惹怒了舅妈们,四五个舅妈一起上阵,直把好事姑爷的衣服裤子脱得只剩内裤,又将浆糊裹上辣椒面抹在姑爷的脸上身上才罢休。
跪在地上的蠢蠢欲动的姑爷们见舅妈们如此野蛮,想占便宜又不敢妄动。但舅妈们好像余兴未了,抓住浆糊,乘姑爷们不注意,瞬间把浆糊抹在他们脸上,闹腾喧嚣声不绝于耳。
下葬那天,张戈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二十多辆车,说是要戈歪头好好风光一次。送葬的车从村里排到村头,但戈歪头下葬不到半年,又要迁走了。戈歪头没有死前,他下葬的地方已经确定要征用。村民们说:“张戈羡慕那几千块钱的迁坟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