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宪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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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宪伟
在山西走了一路，最想说的还是石窟。
在五千年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华夏先人们留下了无数的文化遗产，让我们足以睥睨天下，号称中国三大石窟的莫高、云冈、龙门便是其中之一。
莫高窟和龙门石窟基本上是汉民族留下的，云冈石窟却是一个叫做鲜卑的游牧民族留下来的。在华夏文明史上，这是极其罕见的，也是让自以为是的大汉民族，在瞠目结舌之后倍感汗颜的。
那年9月，我到了云冈石窟，寻访之后冒出了一系列问号：
一个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为何留下了一个举世瞩目的艺术宝库？
建造石窟到底为何？
石刻的艺术风格为何惊人的统一？
……
要回答这些问题，得捋捋鲜卑族的历史。
一
鲜卑最初是一个生活在大兴安岭中北部的游猎部族。据说是黄帝的儿子昌意受封于北土，其封地内“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黄帝是以土德王天下的，于是昌意“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故而冠部族之名为“拓跋氏鲜卑”。由此可见，鲜卑族是华夏民族的一个分支。
两汉时期，鲜卑部族还十分弱小，时常受到匈奴的役属。汉武帝大败匈奴后，匈奴被远驱漠北。鲜卑人趁机从大兴安岭南迁。《北史·魏本纪第一》记录了这次极其艰难和神奇的迁徙：“时有神人，言此土荒遐，宜徙建都邑……（拓跋诘汾）命南移，山谷高深，九难八险，于是欲止。有神兽似马，其声类牛，道引历年乃出。”神人之言和神兽之引当然不可信，不过鲜卑族这次确实历尽艰难，从偏远的大兴安岭迁到了水草丰茂的呼伦贝尔草原，这于鲜卑族的兴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到东汉时期，匈奴再一次被中原王朝击溃，被迫西迁天山、阿尔泰山一带，鲜卑人又抓住了机会，迅速迁徙到有着“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阴山南北，由游猎民族变为游牧民族。
值得庆幸的是，鲜卑人不像其他北方游牧民族视汉文化为洪水猛兽，相反，他们习汉字，重汉法，农牧并举，引进铁器，开拓生产，部落力量日渐强大。在100多年间，居然统一了北方民族。到西晋时，其势“东西万四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并于丙戌初年（386年）在阴山之南的盛乐城（今和林格尔）建起了鲜卑人的政权，初称代国，同年改国号为“魏”。
这就是历史上的显赫之国——北魏。
然而，北魏王朝并不甘心仅仅在草原称雄，他们鹰一样的眼睛始终觊觎着中原大地，因为那里太富庶了。
鲜卑人在建国12年后，又把都城迁到了平城（今山西大同），开始谋划吞霸中原的雄图。
图谋中原得先从文化开始，这是鲜卑族最明智的选择。
经过了漫长迁徙跋涉的劳顿和多年金戈铁马的征战，鲜卑人在平城度过一段极其宝贵的安定、祥和的岁月。这些从帐篷走进宫阙的鲜卑人在思想文化上采取了一种令人吃惊的开放自由态度，他们深刻地认为宗教能“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于是对宗教兼容并蓄，自由发展。此时，佛教从西汉末期传入中国已近400年。谁也没想到，一个从莽莽大兴安岭走出来的，没有文字，依靠“刻木结绳”记事的民族，一旦他们选择了佛教，就把自己的宗教信仰、文化观念、生命意识甚至美学理想一股脑地倾泻在石头上，开凿了今天我所看到的，令人眼花缭乱，大气磅礴，富丽堂皇的云冈石窟，在不经意之间，就把自己的文化推上了历史巅峰。
二
毫无疑问，云冈石窟是文化上的大手笔。
云冈石窟在大同市西郊16公里处的武州山南麓，面临十里河水。和莫高、龙门石窟一样，山势均不甚高，二三十米，称之为崖更贴切一些。崖上横亘着一段不知是哪个朝代修筑的古长城，崖前是新落成的富丽华贵的灵岩寺。整个石窟依崖而建，坐北朝南，东西长1公里。在这条蜿蜒的岩崖上，鲜卑人从公元453年开始，到公元524年结束，花了71年的时间，一共开凿了45个洞窟，51000余尊造像，雕刻面积达到了18000多平方米。其中最大的佛像高17米，最小的佛像不足盈寸。在45个洞窟中，以第5号至20号最为瑰丽。其洞窟宽敞，佛像高大，气度恢宏，神态安详，表情生动，尤其是窟的四周和顶端，雕刻了数以千计的大大小小的佛像和佛经故事，烘托着端坐于中间的大佛，形成主次分明、精致细腻、富丽堂皇、璀璨炫目的艺术氛围。
石刻造像是极重视艺术风格的。
据我看来，云冈石窟在艺术风格的统一上远在莫高、龙门之上。
莫高窟和龙门石窟雕刻时间上绵延上千年，其间经历了若干朝代，难免艺术手段不一，风格各异，而云冈石窟始建和终结都在北魏，历经了一个朝代，因而形成了完整统一的艺术风格，这在中国石刻艺术中是十分罕见且极其珍稀的。纵观这些佛像，与后来各地庙堂之上法相庄严的佛像有极大的区别。他们大都面庞圆润，鼻梁端直，体态丰满，略翘嘴角，面带微笑，亲切而充满着自信，愉悦而洋溢着自豪，给人以融暖温润和睦安详之感。
为什么会这样？秘密在哪里？
秘密来自这些佛像就是北魏王朝历代帝王的化身。
以帝王为形（即“令为帝身”），人神合一是当年开凿石窟的一个重要原则。
如第5窟中的大佛坐像就是孝文帝（拓跋宏）为他的父亲献文帝（拓跋弘）建造的。据说他把曾经被冯太后压抑数年而爆发出来的对父亲的思念，倾注在石像上，通过人格化的佛像展现出来 ，以供养垂念，以至于今天我们看到这尊佛像时，是那么的亲切平和，尊贵华丽，雍容大度，超凡脱俗。由此可见，情动于衷乃艺术之生命也。
较之莫高窟的幽暗深邃，云冈石窟更为敞亮灿然。
从外观看，5~20窟似乎有两三层洞窟，其实走入里面才发现实际只有一窟，那些两三层的洞口皆为采光所凿的窗口，同时为防坍塌，在开凿时便有意在门洞上留下一根根巨大的石柱，这使其在外观看上去既有层次感，又有宫阙样，更重要的是石柱支撑着岩石，避免了崩塌事故的发生。从这些洞口射进来的光线，使石窟透光性极好，即使是在窟底主佛像的背后，也能清楚地观赏到那些纷繁复杂的造像，让观者不得不惊叹雕刻者们的神奇匠心。
我曾经对龙门石窟人为的毁损叹息不已，亦对莫高窟为西方窃贼盗取愤懑遗恨，于是以为云冈石窟也难逃厄运。然而，实地观赏，云冈石窟比我意想的要保存得好得多。那些历经1600多年风雨的石刻到今天依然轮廓分明，线条流畅，造型完整。除了岁月流逝自然侵蚀的痕迹外，就连文化大革命这种以毁坏文物古迹为己任的运动，也未能对其造成大的伤害，这实在是中华文明之大幸。
西方美学有“距离产生美”之说，但这话在云冈石窟似乎不大起作用。这里的每一座像，无论你远观近看，左瞧右觑，仰视俯瞰都是那么生动那么美妙，从中透出的大气象，大手笔的创造之美，足以让人眩晕、震慑、窒息，甚至丧魂失魄。除了不断地发出“啧啧”叹息之声，竟找不到合适的词句来赞美。
毫无疑问，这是鲜卑王朝留下的一个煊赫背影。
三
那么，在鲜卑王朝煊赫背影的后面，还有什么惊心动魄的故事？
从史书记载看，云冈石窟是北魏王朝的国家工程。一个从马背上夺得政权的游牧民族，为什么要花如此巨大的财力物力营造国家工程，这除了宗教信仰之外还有没有别的原因？对此，我很好奇。
于是，我查阅了《北史》、《魏书》，其中一段北魏太武帝灭佛事件引起我的兴趣，这或许能解答云冈石窟建造的原因所在。
历史上的游牧民族在征战中从来都是全民皆兵，平日草原放牧，战时上阵杀敌。北魏也不例外。然而，历朝历代皆有规定，沙门（信徒僧侣）是可以免除赋税徭役的，这是朝廷对佛教的敬畏。太武帝拓跋焘从他父亲拓跋嗣手中接过权杖后，这位以武显威，急于统一北方的皇帝就开始了四面征讨。为扩充兵源，在太延四年（438年）下诏，凡50岁以下的沙门一律还俗为兵，违者当斩。加上当时的宰相崔浩信奉道教，力劝太武帝扬道抑佛，改信一个叫做寇谦之推行的天师道。太武帝经不住崔浩的忽悠，于太平真君五年（444年）开始废除佛法。他最初仅仅是下令上至王公，下至庶人，一律禁止私养沙门，违者，诛灭满门。
然而到了第二年，事情发生急剧变化。
一个叫做盖吴的胡人拥十万之众在杏城（今陕西黄陵县）造反。太武帝亲率大军前去镇压，在长安一所寺院驻扎时，兵士报告说发现寺里藏有大量戈、矛、弓、矢等兵器，有沙门与盖吴通谋造反的嫌疑。再一查，寺里不仅藏有各郡州献的金银珠宝，还密藏妇女以供淫乐。拓跋焘龙颜震怒，立即下令诛杀全寺僧侣，还不解恨，进而下令诛戮长安和全国的僧侣，并焚毁天下一切佛像经书。
一时间，全国上下，血雨腥风，鹤唳风声，可怜以慈悲为怀苦度众生的佛家子弟，顷刻间便遭遇了灭顶之灾。这就是史称“太武法难”，民间称“太武灭佛”的历史事件。
而此时，佛教在中国的南方，已进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鼎盛时代了。
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
灭佛后不久，天师道道主寇谦之病死，崔浩也因在编撰《魏书》中蔑视胡人而遭腰斩。灭佛6年后，太武帝在宫廷政变中被宦官杀害。
一年后，太武帝的孙子文成帝拓跋浚即位，出于对祖辈灭佛事件的内疚和追悔，立即下令恢复佛法，并确立佛教为国教。兴安二年（453年）文成帝又下令开凿云冈石窟，至此，佛教好不容易才又在中国北方缓过气来。
还有另一种神奇的传说能印证以上史实。
这就是一个神秘之人的出现，促成了云冈石窟的诞生。
文成帝“恢复佛法”的消息传出后，曾经藏于河北中山的著名法师昙曜，决定重回北魏都城去弘扬佛教。
一天，这位风尘仆仆的法师走到平城的大街上，正巧遇到了文成帝的车队。这时候，一件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皇帝的马竟离开仪仗队伍，径直走到了昙曜法师的面前，衔起了他的袈裟。当时都城里正流行一句“马识善人”的谶语。这一情景让文成帝十分震骇。他立即意识到：非常之马，非常之举动，面前的这人定然是非常之人。文成帝慌忙滚下马来，恭请昙曜到宫中，待以师礼，并请教如何才能迅速恢复佛法。昙曜是个灵光通透的僧人，趁机劝文成帝开凿石窟，在“京城武州山，开窟五所，镌饰奇伟，冠于一也。”文成帝听后，立即下诏：“诏有司为石像，令如帝身。”并让昙曜负责整个石窟的建造。
于是云冈石窟就在这种政治与宗教共融的气氛中，轰轰烈烈地开工了。只不过，昙曜法师所期望建造的是心中所景仰的释迦牟尼佛像，文成帝所要建造的是帝王化身的佛像。两者各取所需的结果，便成就了云冈石窟佛像的人格化、世俗化的造像特点和艺术倾向。
但是，昙曜又是个与众不同的和尚。
既然文成帝下了“令如帝身”的诏命，作为云冈石窟这个国家工程的总负责人的昙曜法师，就不得不以先前北魏帝王为原型来造像了。其他的帝王佛像还好办，但在为太武帝造佛像时颇让法师为难，他委实不愿为这位手上沾满僧侣鲜血的皇帝造像，然而，文成帝的旨意又不能违抗，怎么办？在一番思谋之后，这位聪明绝顶的法师合情合理又不露痕迹地为太武帝像设计了一件“千佛袈裟”，让那些在“灭佛”事件死去的僧侣永远压在他的身上。
我在第18窟看见，一件袈裟上刻有上千尊小佛像，斜披在主佛像身上，主佛右手下垂，左手则捂住自己的胸口，作忏悔的姿态。我看后，不得不惊叹这位法师处置精妙，是他高超的才能和智慧，使这件袈裟成为千古绝唱的艺术杰作。
皇权再大，也大不过法师的智慧。人耶？佛耶？神耶？
四
走出云冈石窟，我禁不住一再回首。
一时间，发现大佛也在目送我远去，神态是那么的安详宁静，笑容是那么的亲切和蔼，目光是那么深邃悠远，我的心再一次震撼了。
北魏王朝在平城仅有94年，却用了71年的时光来开凿云冈石窟，它把鲜卑族的生命、信念与激情，游牧民族对历史文化的理解和创造，统统倾注在石刻上，为后世留下了可以触摸、追忆、观赏的艺术形象——一个鲜活的朝代化石，一座华夏民族足以傲视世界的艺术宝库，为此，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记住伟大的鲜卑族，不记住瑰丽神奇的云冈石窟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