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裁缝

在我的故乡八大家街上乡下，提起廖裁缝廖大爹，几乎可以说是无人不晓。廖裁缝廖大爹，就是我的外公。

我不知道外公的祖上是不是裁缝出身，但我所知的是，廖家绝对称得上是一个裁缝大家庭，十里八乡没有超出其右的。外公是老大，他有两个弟弟，也都是裁缝，二外公在射阳河北岸的千秋镇，四外公在县城北边十里左右的三角镇，都是在家里设店，搭一个案板，堆一堆花花绿绿的衣料，铅丝绳上挂一串做好待取的各式衣服，时不时地有乡人来量身定做，或是取拿衣服，通常也会坐着、立着拉一会儿呱。尤其是每年年关将近的时候，裁缝铺里那是一个热闹，一年到头，哪怕是再穷的人家，也想为家人置一身新衣服，又都是到最后关头才凑来的钱扯的布料，所以外公他们这个时候基本上合眼的时辰很少，非得起早带晚才能在除夕之前把这些活儿做完。

八大家街上的裁缝，有一多半是外公的徒弟。解放以后，公私合营，成立了综合社，裁缝铺子里基本是廖家班。我小时候经常去那里，喊外公回来吃饭什么的，要学会叫人，于是认识了王大姨、王二姨、庄大姑等。王大姨的大儿子、王二姨的两个女儿后来都成了我的高中同学，这是后话。坐在缝纫机前的还有两个特殊的徒弟，那便是外公的大女儿、五女儿，我的大姨和五姨。瞧瞧，说这是一个廖家班，一点儿都不夸张吧。

外公的大儿子、我的大舅也是廖家班的一员，不过他不在综合社这儿上班，而是在离街十几里的乡下粮庄村自立门户，也是在家里设店，成了新一代的廖裁缝。大舅的脾性、手艺都像极了外公，渐渐地在那一带小有名气，用今天的话来说，相当于是开了一家连锁分店。之所以大舅孤身一人落户粮庄村，是因为五十年代末的下放政策，当时只能留一个人的户口在镇上，自然留的是外公这个家里的顶梁柱，于是外婆及一大帮舅、姨们浩浩荡荡下放了。其实，也只有大舅是真下放，他在粮庄村娶妻生子，扎下了根，而其他的舅、姨们只是户口下放了，人依旧在小镇上生活着。至于那个粮庄村，据我推测，原来应该是叫梁庄村，后来的红色年代里改名的，因为那个村子里大多数人家都姓梁，我的大舅母便是梁家的闺女。

说舅、姨一大帮，就是说外公外婆的儿女很多，这也是那个时代的常态。我母亲排行老二，我有大姨、四姨、五姨、七姨，有大舅、二舅、八舅。这个排行有点乱，可能一开始是男女分开排的，中间许是夭折了三姨、六姨，而到最后一个儿子出生的时候，就又男女混起来排了，五女三男刚好姐弟八个，于是就小八子、小八子地叫上了。俗语里有“七大姑八大姨”，而我真的有七大姨八大舅。我甚至还有一个小叔排行老九，我称为“九爷”的，当然在这是题外话，待后专辟一章说道说道。然后，又一个在那时屡见不鲜的情形出现了，就是外甥比小舅年龄大。大姨的大儿子国海哥就比八舅大两三岁，我虽比八舅小三岁，但上高中以后，八舅竟然和我成了同班同学，还经常让我给他写作文抄作业，成了当时校内独特一景。

外公的手艺堪称一流，尤其是吊皮袄，那更是远近闻名。每每看到外公带着老花镜，在罩子灯前一针一线地给皮桶子加面子或里子，那么专注，那么认真，完全称得上是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我的一个高中女同学，就曾经跟着她的母亲，从二三十里外的地方专门来我外公家里吊皮袄，这是我后来知道的。当时我只知道每天傍晚，七姨、八舅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把家里几盏煤油灯的玻璃灯罩子擦干净，撕下作业本上的纸，细心地擦，不清爽的地方，哈一口热气，再擦，直到纤尘不染，通体明亮，因为晚上学生要在灯下做作业，外公要在灯前吊皮袄，谋一家人的生计。

也是因为子女多，家里住的地方不宽敞，外公晚上便在斜对过的综合社里值夜，八舅便住到百十米远的大姨家里，和他的大外甥同宿。记得有一年冬夜，竟有可恶的小偷半夜三更溜进综合社下手，可怜的外公辛劳一天带一个晚上，正在睡头上，没有察觉。第二天公安的人过来查看现场，后来也不知怎么了断的，外公赔钱了没有。从那以后，外公总是很自责，后来便不再去值夜了，毕竟也上了年岁。

外公是一个敏行寡言的人。他手上总是不停地在忙乎着，量体，划线，裁衣，编号，然后将布料叠好，派发给他的徒儿们。平常走路，给人的感觉是在一溜小跑，吃饭也快，总是第一个放碗，说话的语气是急速的，绝不是慢调细理那种，仿佛总是有干不完的活在等着他。不过想想也是，这么一大家子，这么多张吃饭的嘴，他能不时时感觉到养家糊口的沉重负担吗。

外公有着很多老式的观念，譬如儿女有别。他认为儿子是自家的人，所以到儿子家吃住是该派的，而女儿是人家的人，到女儿家他总是很客气，吃饭会“作假”，明明没吃饱呢，却一个劲地说“饱了饱了”，那是体量女儿家米缸里的粮食不多了。那年头，每当我家难得包一回饺子，母亲总让我跑到两三里外的街上去喊外公来家吃饺子。外公便会丢下手中的活计，随着我乐呵呵地下乡，遇见熟人他会开心地告诉人家是去二姑娘家吃饺子，一路上祖孙俩还难得地会聊上几句。到了家中，母亲多半是已将一锅水烧开了在等着，这时赶忙将饺子下锅，不一会儿就将香喷喷的饺子端上了桌。我是家中长子，自享有特权，可以和外公、父亲一起同吃饺子，三个妹妹就只有在旁“伺候”的份了。吃了几个，外公便会说，真好吃，饱了，饱了。母亲知道他“作假”，便会再添上一盘，“逼”着外公吃。外公就象征性地再吃上两个，说这回真的饱了，一边招呼垂涎欲滴的妹妹们赶快过来吃。

在我幼时的记忆中，外婆喜欢往大姨家里跑，而外公则高兴到我家里来。大姨家比较富裕一点，而我家的日子初则贫寒，后来随着我和母亲的生病，那就是贫病交加了。外公嘴上不说什么，但他心里特别舍不得我母亲，冬天综合社忙的时候，他会分一些绗棉袄、锁纽扣洞之类的活儿，给我母亲做做，以贴补家用。通常都是我背着芦篾篮子在城乡之间做“物流”，也有时候是母亲领着我去外公那里交货。那个时候，我站在母亲身后，看着她和外公说着话儿，心中觉得特别的温暖。（现在，当我在键盘上敲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心中酸酸的，直要落泪）。

外公最开心的事儿，是每年过年的时候，儿女们都回家来团聚，一家家轮流办年席酒。那时候，这是一个典型的“光荣人家”。大姨夫、我爸都是退役军人，四姨夫、五姨夫、二舅都是现役军人，后来八舅也参了军，一屋子的领章帽徽红星闪耀，照得满屋子的人也特精神。我家虽贫，但这年席酒也是要办的。过年前，父母就在筹划了，置办年货时这是须重点考虑的项目。过年期间，一些好菜如肉皮、鸡汤等，家人是舍不得吃的，要留在“办饭”时用。轮到那一天时，外公还会提前从家里搜些皮蛋、海蜇什么的，悄悄送来我家，好让捉襟见肘的二姑娘家能把这一桌菜凑齐。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哪。

最为欣慰的是，我在高二时参加全省的中学生语文竞赛，在县、地、省一路获奖，给年迈的外公带来了很多快乐。那时我的母亲已经去世，外公因此对我更是疼爱，并时不时在人前显露出少有的自豪。和我同学的八舅，也因此常被外公数落，说你一个舅舅，竟然考不过外甥子，像什么话嘛。好在高中毕业后不久，八舅便报名参军，去到杭州留下的“硬骨头六连”服役，好歹算是脱离了外公的“监控”。第二年，我考上了大学，外公和一大家子更是喜上眉梢，我的日常用品便是在他统领下“众筹”而来的。再后来，我大四寒假回家后，镇上的派出所找我了解好友去香港的有关情况，等我出来的时候，见到外公正踯躅在派出所门口。他非常不放心，怕我有什么事。我一边安慰着他，一边随他回家里吃饭。

外公提前退休了，为的是让七姨顶替。外公的本意是要给八舅顶替的，“传男不传女”嘛，但那时八舅在当兵，并且八舅表态说，他一个大男人，将来总是好谋生的，这机会就让给七姐吧。外公也就同意了。没想到的是，几年以后，我家也走的是这条“路线”，父亲提前退休，小弟将顶替的机会让给了他的二姐，我的二妹。

晚年的外公很落寞，很孤单。没有人再来找他吊皮袄，他的视力、精力也做不了这精细活。外婆已先他而去。他常常一个人坐在街边的椅子上，更加的寡言少语，只是呆呆地望着来往的行人和车辆。再后来，他身体不利索的那些时日，曾轮流在三个舅舅家里过活，从村中、到镇上，再到城里，那是一个折腾。儿女虽多，但女儿家他是断然不会去的。外公最后的时光，是在粮庄村大舅家里度过的，这儿是他长子的家。

一晃，外公已去世好多年了。

老实说，平日里，我不是经常想到外公。但只要一想起外公，就会想起他的敏行讷言，精于手艺，想起他的儿女有别，在儿子家该派，在闺女家“作假”，想起他勤劳、厚道、忙碌的一生，觉得自己在外公身上学到了很多的东西。当然，也会为自己没能在外公的晚年尽上一份孝道而暗自愧疚。

我敬爱的外公，一个靠手艺养活一大家子的老裁缝，现今在天堂里怕也是不得消停吧，外婆和大姨、我的母亲、四姨夫以及国海姨表哥都先后与你碰头了，你还要为一大家子操心吧？那边是否也有冬天也会很冷，我但愿是很冷，因为那样就依然有新朋故旧找你吊皮袄。你知道吗，你戴上老花镜，在煤油罩子灯前专注地吊皮袄的样子，真的很酷，很酷。

我的外公，大名廖其坤，八大家一带十里八乡，凡是上了年纪的人，一提到廖裁缝廖大爹，没有不竖大拇指的。

廖裁缝廖大爹，就是我的外公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