楝花

谈到我的家，我们兄妹几个通常会说成“乡下的家”和“街上的家”。那是因为，我们早先住在离镇街二三里路远的地方，后来祖母去世，便搬到了镇街上的那两间屋子，故有此一说。

在乡下，起先住的是两间丁头舍子，孤零零的四不靠，土墙，上盖稻草，在东侧开了两个圆圆的小窗户，像是一对张望的眼睛。后来，随着人丁增加，没法子住了，父母便费尽气力，在原先宅基地之北三十米左右的地方，建了新房，也就是相当于把原来的丁头屋转一个向，南北变成东西，当然面积也大了些，主要的是敞亮了。想来，当时如若不是母亲和我生病，家中经济一贫如洗，捉襟见肘，应该建一个三间堂屋，才更符合家中人口状况。实际上，两间房与三间房，能相差几个钱呢？可是父亲说，账不是这么个算法。譬如，到盐城找大姑爹“开后门”买来的几根毛竹，做桁条用的，它的长度只够搭两间屋子。你说怎么办？很多时候，“一根稻草”就是这么金贵。

小时候，父亲常常让我语塞。现在想来，让我语塞的不是父亲，而是那个让人困窘的年代。

不管怎么说，房子盖起来了，我们搬进了新家。父亲在屋子门口栽上了几棵楝树，希望它伴随着我们一起成长。这几棵楝树，日后成了我和弟妹们的亲密伙伴。楝树的果实，我们称之为楝树枣儿，口袋里经常装一些，“打仗”时是最好的进攻武器，如若用作弹弓的子弹，那是再好不过的了。没事无聊的时候，我们会用削笔刀在楝树干上刻下自己或谁谁的名字，隔三差五跑过去，看它一天天长粗变壮。还“刻舟求剑”一般，在楝树干上比量着自己的身高，刻下印记，隔几天就去量一量，期盼自己能快快长高长大，助父亲一臂之力，好让这个家早点脱离苦海。只是忘了，小楝树也在长啊，就像后来一首赞美小白杨的歌儿所唱的那样，“它长我也长”。

那楝树开着淡紫色的小碎花，就像妹妹身上穿的花衫子上印的那种，白底蓝色，不娇艳，不张扬，本土本色的，与周围生长的芦苇、盐蒿、刺槐以及河沟里爬的泥螺、小螛子等浑然一体，共同构成苏北盐碱地上一道特殊的风景。

由于母亲和我相继生病，家中重担全落在父亲一人的肩上。那时的样板戏《红灯记》里李玉和有一句唱词，“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早就理解了，而且特深刻。因为我的三个妹妹都是小小年纪，就学会了操持家务，什么洗衣烧饭，刷锅洗碗，拾草挑菜，喂猪养鸡，丢下摊耙拿扫帚，没事的时候摸摸针头线脑，后背上整天驮着年幼的弟妹。总之一句话，为了这个家，为了照顾母亲，也为了我这个兄长，忍痛“丢卒保车”，她们都是过早地告别了童稚生活和热闹的校园。

大妹长得有点儿像我，大脸大眼，方形身材。小时候她是我的跟屁虫，上哪儿去玩，非得带上她不可。好几次，吃饭的时候，我估摸着想悄悄地溜，谁知她早已瞄在眼里，我刚一丢碗，她立即放下筷子，我前脚跨门槛，她后脚离家门，而且还得让她走在我前面，以防我一溜小跑甩了她，否则就坐到地上用手揉着眼睛假哭。如此看来，她其实是很聪明的。然而，大妹辍学最早，小学三年级就丢开了书包，承担起了持家的重荷。经年累月，她练就了一个大大咧咧、泼辣粗放的性格。每当我们家或是弟妹们遭遇外力欺负的时候，她会挺身而出，一个劲地与对方交火，无论是动手还是动嘴，都不畏惧不胆怯，而且不依不饶，非得获胜才会班师回朝。这个时候，我一般都是躲在屋内不出头，而且不停地唤她们回来。而二妹三妹，则会赶紧冲上前线，站到大姐身旁，助阵帮腔，显示出一副“同仇敌忾”的气势。几十年后，每每想到这些，我仍觉得很惭愧。还记得很小的时候，一次我和大妹，还有邻家的王小坠子，一起上街，白胡子的祖父看到了，不知为了什么难得的高兴，竟拉着我仨，到隔壁的顾大爹照相馆，给拍了一张二寸照片，右侧的边楣上还印着一句毛主席语录，“要斗私批修”。这张珍贵的照片，我一直精心保存着，它既是那个诡谲时代的一个侧影，更是我们苦难少年难得的倩影。

平心而论，三个妹妹长的都算不得好看，典型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贫寒农家女模样。这其中，二妹稍清秀些，她也是三姐妹中学历最高的，读到了初中。一段时间，我和二妹相伴最多，那是祖母去世不久，母亲病重，全家刚搬到街上居住的日子。每天晚饭后，我和二妹就去乡下的房子守夜，一来是街上的房子不宽敞，二来呢乡下的房子也要人看着。白天且有一条小白狗护家，晚上便得加上我们兄妹二人。印象中天气总是很冷，二妹小小年纪就知道照顾我的面子，主动端起那只搪瓷茶缸，那是家人的剩饭菜，带给小白狗的食粮。她戴着自己结的半截纱线手套，害了冻疮的手指肿肿的，渗出了缕缕血丝。我和二妹在寒冷的夜风中行走着，走过昏暗的街道，脚下是冻得硬板的路面，偶尔哪家门口倒的水已结成了薄冰，我们便相互搀扶一把。走到公社医院那儿，便折而向北，往往这时，那条可怜的小白狗就已迎候到了这里，看到我俩，撒腿跑上几圈，不停地摇着尾巴，然后一路前后随着，回到乡下的冷清小屋。其实，回忆中的也不全是冬天，有那么一个月光很好的夏夜，走到我家前面陈家屋子东边小路上的时候，我小声对二妹说，看着点，我去偷一条瓜来吃。按住扑通扑通的心跳，我高一脚低一脚地，胡乱扯了一条小瓜，回到家里一看，竟是条“瓜妈妈”（主家留着不摘用于长熟做种子），俩人边笑边吃了个饱。

我十八岁离家上学之前，三妹还小，留存的儿时回忆片段不多。兄弟姐妹多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类似于“隔代亲”的现象，总觉得三妹与大妹在一起的时候多，而我则对二妹的印象深一些。三妹比我小近十岁，性格比较更内敛一些，不像大妹那样泼辣，也不似二妹那般会在我这个哥哥面前撒娇，多数时候她只是静静地站在一边旁观，难得开心时便露出小虎牙灿然一笑。让我心酸的还是一张照片，那时我已上了大学，三妹辍学前和两三个要好的同学在田垄上拍的，她眯着眼，望着不可知的前方，一身粗布衫，臂弯处、下襟上分明可见大大的补丁，裤脚高高地吊着，那不是现今流行的三分裤，而是她的身体长高了，一身旧衣裤明显的不合身。多少个迷离恍惚的白日和夜梦中，总是觉得三妹最像我那早逝的母亲……

一九七六年，母亲去世后，父亲正常是在厂里值夜，多在外少在家，家中的一摊子全扔给了三个妹妹。我那年十六岁，算起来大妹是十四岁，二妹十岁，三妹八岁，幼弟才五岁，这嗷嗷待哺的五张嘴，人见人怕啊，怎么养活呢？最是辛劳了我的老父亲，日做爹夜当娘的，终将我们兄妹抚养成人。也得亏了我的三个妹妹，我才得以从小学、初中、高中，一直读到大学，真正的举全家之力。

在那艰苦的岁月里，最温馨的当数我寒暑假回到家中，和弟妹们朝夕相伴，谈笑厮玩的情景。除夕之夜，父亲为了挣得那加班费，总是在厂里值班，大妹俨然一家之主，忙里忙外，炒好花生葵花籽，做好明早吃的汤圆，安排各人睡下，用红纸包上大糕、果子和水果糖，放在每个人的枕头旁，将每个人的新衣服放在床头箱盖上，新鞋子底朝上放在踏板上。第二天黎明时分，我们被外面的鞭炮声吵醒，揉揉眼睛，从被窝里伸出小手，捏一粒果子或剥两片大糕放进嘴里，然后咂巴着一嘴的香甜滋味，开口叫道：“哥哥，新年好，给你拜年啦！”“大姐，过年好，拜年了！”“妹子，小弟，新年好，哥哥给你们拜年啦！”……

八二年前后，我们一家子完全在街上安顿了下来，乡下的房子拆了，乡下的家也就没了，那几株楝树也从我的生活视野中消失了。

这么多年，风霜雪雨，山河云烟，那淡紫色的楝花一直在我的心底深处随风摇曳，散发着独特的芳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