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的故事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收音机是个稀罕物件儿。家里有台半导体收音机，不亚于现如今家里有辆宝马。

我的大姨夫家里就有一台，还用皮革套子包着护着，像个宝贝一样。每次去他家，我的眼球就被它吸住，挪不开。然而，可望而不可即，手都不敢去碰它一下，更别说拿在手上把玩了。这几乎成了我当时最大的心结。

那个时候，我十岁左右，因病停学在家。说起来我们这代人真是可悲，在人生当中求知欲最旺盛、记忆力最好的时期，却精神食粮匮乏。一本薄薄的语文教科书，满是毛主席语录、鲁迅文章和“两报一刊”社论、大批判、小评论文章，基本没有课外书可看，最热门的是连环画小人书。可是又没钱买，所以一本小人书被翻得像个“烂鸡肉”，仍然当作宝贝一样，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每家每户倒是都有广播，有线广播，一头连着广播线，一头插在地面泥土里。广播匣子里播的是什么呢？天还没亮，大队书记“季大头”就在里面哇哩哇啦了，据说他是坐在大队部值班室的床上，对着放大器开讲的，每天如此，从不间断。一般是从国际形势讲到国内形势，从阶级斗争讲到火烛小心，包括家长里短，吵唠刚嗓，天气阴晴，计划生育，简直是无所不包，最后是催促人们上工，“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季”。明天再见。

一天三次的广播节目，准时开播，除了“报纸和新闻摘要”以外，就是播放现代京剧“样板戏”。这倒是我的喜爱了。只可惜，八个样板戏颠来倒去，反复播，播反复，及至到后来，我竟至于能将八个样板戏的台词、唱词烂熟于心，倒背如流。

所以，常常想，要是能有一台收音机该有多好。

于是，常常央求母亲，去向大姨夫借收音机。可是，不知为什么，母亲总是不答应。现在想来，可能是大姨夫也将这收音机当作宝贝，轻易舍不得外借，特别是怕我们小孩子会将它弄坏，再则是我的母亲特别要强。这次，实在拗不过我，也实在是心疼我，母亲硬着头皮，去了大姨夫那儿，开口提借收音机的事。大姨夫倒是答应了，不过只让玩两天，还叮嘱了一些注意事项。

那两天，我手不释机，尽情摆弄，恨不得将时间像面条一样拉长。直到最后，收音机的电池快要没电了，声音已经微弱得要靠在耳朵上才能听清。最惊悚的是夜里，在一阵刺啦刺啦的声响过后，竟然听到了软绵绵的不同于一般播音员的腔调，原来是收到“敌台”了，吓得我赶紧连人带机蒙进被窝里，大气不敢喘一口，最终自然也没听出什么明白豆子来。

第二天刚傍晚，姨表弟便过来取收音机了。那一刻，我就像看着心爱的人远去一般，心生依恋，久久不能释怀，心里在想，等我长大了，哪怕吃不成饭，也要自己买一台收音机。

病愈复学，重又回到小伙伴们之中，那种病中独坐的孤寂得到了排解，对收音机的朝思暮想也就暂时放下了。

1978年，经学校推荐，我参加了江苏省首届中学生作文竞赛。在盐城地区的预赛中，我获得了一等奖，奖品竟然是一台“杜鹃”牌收音机。真是老天可怜见啊！从此，我与这台收音机朝夕相处，感情笃实。尤其是当年高考落榜之后，我闭门不出，在乡下的家里闷了整整一百天，校园中的初恋也杳如黄鹤，各奔东西，惟有这台收音机整日陪伴着我。

那个时候，一切都在拨乱反正，文化战线也如寒冬过后的阳春，遍地新芽拱土，一派勃勃生机。从收音机里，我听到了广播剧、长篇小说连播、评书、诗朗诵等从形式到内容都耳目一新的节目。真如久旱逢甘霖，我如饥似渴地吸收着这一切。快四十年过去了，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当年晚秋时节，我一个人在自留地里劳动，“杜鹃”伴在身旁的田头。我一边挥锹劳作，一边聆听着收音机里正在播出的诗朗诵《凤凰涅槃》：“一切的一，一的一切”……我抬头望天，一片湛蓝，云海苍茫；我低头向地，涩汗溅尘，泥土芳香。十八岁的少年，全凭着这台“杜鹃”，才得以顺利地走出了心中的藩篱，走向那不可知的未来。

在纸质书缺乏的那时，许多中外文学名著，我都是首先通过收音机接触到的，包括当时引起读者热捧的《第二次握手》《爱情的位置》《班主任》等，让我呼吸到了外面的文学气息，同时也听到了《二泉映月》《梁祝》等扣人心弦的二胡曲、小提琴曲，进一步奠定了我对文学艺术的热爱。故此，说收音机是我的启蒙老师之一，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我不甘于就此在田垄之间刨食，于是在次年春暖花开的时候，再次坐进了教室，走上了复读之路。收音机也就此受到了我的“冷落”，成为弟妹们的玩伴。

但在我心中，收音机的故事永生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