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好的信

前不久，在《盐城晚报》上读到几篇关于书信、家书的文章。宗崇茂的《走题：距离是个好东西》：“没有了足够的空间距离，就再也找不到给你们写信或收到你们来信的理由了。”于雷的《家书》：“亲情不舍，天各一方也可相望相守；书信不断，万水千山亦能相通相知”。

不禁想起我自己写信、读信、等信、盼信的一些情景。

小时候，特羡慕大人的能够写信，觉得分隔两地的人，有了书信，便恍若近在目前，对膝谈心，及至读了“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这样的诗句，更是增加了对书信意义的认识和对写信、收信的向往。

记忆中所写的第一封信，是在1976年，那时我十六岁，正读初二。初二年级时，学校在我们这个班级，发展了十名共青团员，我是其中之一。当时我们的团组织隶属于东新大队团支部，在一个晚间还到大队部参加了什么会议。心情那个激动啊，整天将团徽别在胸前，一是觉得光荣，共青团是党组织的预备队和后备军嘛；二是觉得自己长大了成人了，有一种自豪感。这种心情向谁去诉说呢？我想到了在青岛当兵的二舅，于是要来他的通讯地址，给二舅写去了这封“报喜”的信。报喜的同时，也写了一通豪言壮语，算是表了决心。印象中，二舅没有给我回信，这多少有点遗憾。

写信、盼信的高峰季节，是在我上了大学以后。1979年考上扬州师范学院，少小离家，第一个学期是想家情绪最浓的半年。记得离放寒假还有好几十天的时候，我就在寝室的门后面开始用粉笔写“距离回家还有＿＿天”，进行“倒计时”了。可想而知，这个时候如若收到一封家书，那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多少个夜深人静的夜晚，我端坐桌前，给父亲、老师、同学和初恋女友写信，或者躺在床上，展读他们的来信。窗外的天宇星月可人，近处的瘦西湖静不扬波，校园内到处飘荡着浓浓的青春气息。书信，伴随我徜徉在人生的黄金岁月。

由此，特别羡慕班级负责收发信件的同学。每次看到他从学校大门口过来，总会向他“抛媚眼”，意思是：亲，有我的信吗？

大学期间，有两封特别的来信，值得在此一说。

一是我的同乡好友汪兄，他三四次高考失利后，离家出走，一度下落不明。忽然，有一天，我收到了他从香港寄来的信，信中告知了他远走异乡的情况，同时还附有一封他写给其父母的信，让我从扬州给转寄回去，为的是不让家人过分担心。那年月，香港来信可是非同小可，曾在同学中引起过不大不小的震动，英国女王头像的邮票更是集邮爱好者的最爱。

另一是我与笔友方玲的通信。那时，我在《书林》上读到一篇评介蒋光慈的文章，而我当时也正对这位红色作家感兴趣，便写了一封信去，《书林》编辑部将我的信转给了作者。不久，作者方玲给我来了信，原来她是上海师范学院的在校学生，而且和我是同一级。我赶忙回信。这样一来二往，鸿雁传书，通信的双方不自觉之间就拉近了距离。后来，我们以姐弟相称，还互赠了照片。玲姐说是专门为我去照相馆拍的照片，让我欣喜异常。这张珍贵的照片我一直精心保存。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的一所高校任教，玲姐则留校在“高校文科学报文摘”编辑部工作，两人天各一方，一直未能见面。再后来，1988年，我调到了机关工作，忽一日收到从我原单位转来的信，是玲姐寄来的。她去法国留学了，此信是上海原单位的信笺，在火车上写成，而邮戳上已是广州的印记。从此，玲姐与我失去了联系，想来已经三十多年了。但不知，生也有涯，老天能否成全，让我得以和玲姐见上一面，了却此生的一大心愿。

工作、成家以后，与外界的来往信件逐渐稀疏，仅有的回忆是，我与本省两位作家的通信。那时，我们教研室搞了一个江苏作家研究这样的课题，我承担的是黎汝清、张弦两位作家作品研究。当时，黎汝清的长篇小说《皖南事变》已红透大江南北，我洋洋洒洒地写了一篇研究文章。同时用不一样的文笔又写了一篇关于张弦作品艺术风格的文章。随后，分别将文章的打印稿寄给了两位作家。没想到的是，过了不久，竟先后收到他们的来信，对我慰勉有加。这两封来信，自然成了我收藏的珍品。

这么多年来，虽然几次搬家，但过往岁月里亲友师长们的来信，我一直一封不少地保存着。拂去时光的尘埃，偶尔检视翻阅，如对故人，如沐春风。曾经，想把其中较有意义的“信语”，做一个摘抄整理，但耽于庸碌，终未能如愿。

时代发展太快了，随着电话、手机、电脑的普及，书信似乎已悄然退出了历史舞台，至少已是风光不再，由主角变成难得跑一下龙套的配角了。但是，正是因为稀少，也就变得弥加珍贵。试想，在视频、博客、微博、微信的包围中，忽一日，你收到一封故人来信，那熟悉的一笔一划，那久违的心款心曲，“见信如晤”、“余言再叙”这些温馨的字眼，仿佛一团氤氲之气慢慢洇染你、濡湿你，使你的心变得柔软、暖和起来。细想想，置身烦嚣浮躁的尘世间，这是何等奢侈的心灵的宴饮啊。

有这么好的信，生活就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