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行客

我家客厅迎门壁上挂着一幅山水画，“花前月下意，水长山高情”，落款署名“巴桥客”。画的意境扑朔迷离，在不懂书画的我看来，是说不出好在哪里、也说不出不好在哪里的那一种。但是，这幅画于我却有着特别的意义，因为画者“巴桥客”是我的中学语文老师——汪震汪老师。

汪老师是典型的江南知识分子形象，那时经常头戴鸭舌帽，架一副近视眼镜，大多时候穿一身黑色衣衫，脖子上围着一条长围巾，是那种一端垂于胸前、一端甩在后背的围法，加上一口好听的普通话，显得儒雅而有风度。他早年毕业于苏州师范学校，原在苏州的一所小学任教，后来全家下放到苏北，成了我们的老师。

汪老师做我的班主任，实际上就是高二上学期半年时间，但他对我的影响却是久远的。他对我可以说是严慈有加。一次，我迟到了，想直接溜进教室。汪老师停下手中的板书，严厉地呵斥我：出去，报告一下再进来！我羞赧至极，只得走向教室门口，怯生生地一声“报告”，得到允许后方才在同学们注视的目光中走向座位。还有一次，不知什么原因没能及时赴他的约，他在信中批评我：答应别人的事情一定要准时守约。这些教诲都让我终生受益。更多的时候，汪老师对我倍加关爱，学习上经常给我开“小灶”，知道我家境贫寒，还经常拉我到他家中吃饭。他的爱人在公社医院做护士，对我也渐好起来。

汪老师很有才气。在苏州师范读书的时候，就在《苏州晚报》上发表过诗歌，署名“雨辰”；困顿年代里持续写着小说，做着文学梦；晚年研习山水丹青，有两幅作品被收进了《当代绘画艺术》一书。我在读大学期间，时常寄习作给他。他会认真地提出批评意见，并给予鼓励。晚年，他计划着将自己的山水画作为年历的形式出版，遗憾的是这一愿望未能如愿。更遗憾的是，我未能尽全力助他……

汪老师的课讲得真好。他特别擅长解读抒情散文。当时杨朔的散文正热。他会将《雪浪花》《荔枝蜜》等篇章诵读得声情并茂，加上精当的讲解，使我们印象很深。对于朗诵的妙处，我自那时初有领悟。所谓好文章是读出来的，“三分文章七分读”，此言不虚。普希金还是谁，将菜单朗诵得象一首抒情诗，也是佐证。后来我参加全省中学生语文竞赛得了奖，奖品中有一本秦牧的《艺海拾贝》。汪老师是喜不释手，我只得忍痛相赠。

汪老师回城以后境况并不好。先是工作单位落实得不理想，因为他下放之前是在一所小学任教，所以苏州有关方面意思还安排到小学。汪老师则坚持自己在苏北高中毕业班做班主任，并且教学成绩突出，不愿到小学去。后来结果是将他安排到了苏州工艺美术学校。这令他有点沮丧。后来听说他和爱人离异了，一个人住在学校里，落寞得很。再后来，他只身去了“北大荒”，应聘到那里的建三江农场中学任教。他在边陲召唤我也过去，说那里的生活是另一个世界，云云。我都收到了农场教育科的表格，关键时候胆怯了，错过了与汪老师成为同事的唯一机会。

撇开情感的因素，我知道，汪老师是一个普通的人，或者说也是一个有缺点的人。他会在统考之前暗暗透露给我一些小难题，以便我能在年级中争第一；他也会叫几个体壮力大的学生去家里砸煤球；为了想出版画历，他向当年的学生寻求赞助，使一些不理解他的人私下颇多怨怼之言。他最大的毛病是爱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他的赌许是排解寂寞的手段吧。以至于在他去了北大荒期间，传说纷纭，甚至有说他因为赌而犯事的。关于这个，我从未问及，也不愿问及。

失去联系多年以后，我与汪老师重又聚首。最难忘是那年国庆假期，我将他接来盐城，一周时间，陪他去游丹顶鹤保护区，会见过去的同事，回母校中学故地重游。特别是那天在母校，许多同学听说汪老师回来了，自发前来看望，拍照留念，中午就在学校食堂，摆了好几桌酒席，昔日师生推杯问盏，尽情欢娱。我感到一种由衷的欣慰。当时就和汪老师相约来年，金秋时节再回第二故乡。谁知天不遂人愿，快到约定时节，竟传来汪老师去世的噩耗。屈指算来，当时汪老师可能还不到六十岁。我无语哽咽。而未能到灵前一哭，成为我终生憾事。

汪震老师，是特殊时空环境里，一个爱做梦的特立独行的人。晚年，他独居苏州古城巴桥边上的斗室里，每日吃饭时间便去到相距不远的姐姐家中食一下人间烟火，然后再一个人踱回到那狭窄的居所兼画室。苏州本是他的衣胞之地，可是他在外飘泊的时间太长了，以至于现在像是一位外地来客。“巴桥客”的笔名，说明他自己也是清楚这一点的，个中酸楚不难体味。

其实，天地浩茫，我们谁不是其间匆匆的过客呢？

汪震老师，我的恩师，他本该活得更长、更好、更滋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