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之外

千里之外

两千年初夏，我第一次出去旅游。那时旅游热刚刚波及到我们这里，稍微有点能耐的人就想出去看一看。那些外出旅游的人回来后，对着亲戚朋友神吹胡侃，比阿Q从城里回到未庄还神气。看到人们一拨一拨出去，自己心里就痒痒，也想去外面开开眼。几个同事也有同样的想法，我们一拍即合，就去旅行社报了名。在选择旅行线路时发生了争执，有人主张去北京，有人主张去海南，也有人主张去新疆。经过协商，最终选择去云南。

当时，长治还没有直飞昆明的航线，还得到新郑坐飞机。旅行社专门雇了一辆中巴车拉我们到郑州，夜里零点出发，早晨八点左右到了新郑机场。经过八九个小时的颠簸，大家的肚子已经瘪了，需要吃点东西填一填。旅行社带队的女士说早餐自行解决，旅行社不管。我们只好自行解决。同行的人大部分是第一次出远门，对机场内小卖部商品的价格不了解，拿着五毛钱去买方便面，差点把售货的小姑娘笑死。她说这里只卖桶装方便面，每桶十块钱。我们惊得都吐出了舌头，一个个像吊死鬼一样怔在了那里。我们不能不发证，因为当时桶装方便面的市价是两块五毛钱。

我们身上的人民币实在是不多，百元钞票只有几张，装在贴身的口袋里，谁也舍不得掏出来，只好蹲在一边干饿着。

在机场花了一百元，买了五十块钱的机场建设费和五十元的保险。我们都不是自愿买的。带队女士挨个收钱，不交钱就不让上飞机。大家虽然心痛，但还是把钱交到了她的手里。当然，上飞机前她把收据和保单交到了我们每个人手上。

拿到保单后，有个男同事忽然手舞足蹈起来，因为他看到上面的保额是二十万。也就是说万一飞机发生意外，家属能够拿到二十万元的赔偿。他说从理论上讲我们都有挣回这二十万元的可能，如果那样，我们就赚了。几个女同事听了他的话，鼻子都气歪了，黑着脸不和他说话。男同事也觉着他开玩笑不看时候，让本来愉快的旅行变得提心吊胆。

将近十一点上飞机，下午一点二十分左右到了昆明。在飞机上虽然提心吊胆，但那种感觉还是很新奇。透过飞机眩窗，看上面碧空无垠，看下面白云滚滚，不由地会让人心生茫然，感觉到自己的渺小和微不足道。有意思的是我们不知道飞机上的饮料和午餐是免费的，空姐推着饮料过来问喝点什么，我们都说什么也不喝。大家在机场吓怕了，不知道飞机上的饮料会要多少钱。后来看到别人喝饮料不出钱，我们才要这要那，放心大胆地喝起来。午餐也是这样，一开始不敢接，看别人都接下了，才疑疑惑惑接过来。没有吃早饭，大家都饿了，三口两口就把一个盒饭吃下去了。吃下去后，大家就把手伸进衣服口袋里摸索起来，准备付款。直到下飞机，空姐也没有来要钱。

接机的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小伙子。他手里拿着一个小牌子，上面写着带队人的名字，站在候机大厅出口处。领队和他接了头，他一个一个叫着我们的名字，清点了人数，就带领我们上了一辆中巴车，向郊外奔去。小伙子很随和，他说他是我们的导游，问我们初到高原，身体有没有什么反应。我们说我们也是高原来的，只不过我们是黄土高原，你们这里是云贵高原，没什么反应。小伙子说你们那里是黄土地，我们这里是红土地，民风民俗，物产地貌都有很大不同，你们绝对不虚此行。接着小伙子就夸耀起云南的种种特色来，比如云南十八怪等等。我们问他去没去过山西，他说没有，不过很想去看看。小伙子对山西没有什么印象，皱着眉头想了一会儿，终于想起了几句歌词：人说山西好风光，地肥水美五谷香，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我们告诉他，我们这些人就住在左手指的那个太行山上，当年八路军浴血战斗的地方。小伙子说刚才我还纳闷呢，感觉你们和其他地方来的游客不一样，原来有土八路的传统，幸会，幸会。我们听了心里有点别扭，说不清他是不是骂我们，但又不好反驳。转念一想，土八路是革命前辈，这红彤彤的江山是他们打出来的，于是就愉快地接受了他的说法。到了景区，我们才明白导游为什么要那样说。

大约走了一个多小时，就到了我们这次云南旅游的第一个景区——石林。景区里游人很多，大部分都穿得轻薄亮眼。而我们不分男女，都罩着厚厚的外套，灰黑的半旧西装、半旧皮鞋，一看就是老土，怪不得导游要说我们有土八路的传统。我们看了形状各异的石灰岩溶柱，知道了什么是喀斯特地貌。在云龙题写“石林”俩字的石柱前照了相，导游就催我们回去。

返程路上，导游告诉我们，今天的行程就算结束了，回去就吃晚饭，住店睡觉，明天一早去大理。天色尚早，大家还想去看看滇池，因为滇池大观楼的天下第一长联太有名了，来昆明不看滇池觉着有点可惜。导游说你们这条线路上没有那个景点，我们按合同办事，再说了，没什么可看的。为了讨我们开心，导游没话找话，说军区干休所里有很多老头是山西的，他们跟着刘邓大军下了太行山，一路打到大西南，在云南扎了下来，说不定就有诸位的亲戚。同事里果然有一个人说，他的大舅舅就是当兵来到云南的，转业在一个小地方的粮站当保管员，一直没有回去过。他说早些年和家里还有书信往来，文革后书信也没有了。他不知道舅舅是否健在，也不知道他的家在什么地方。大家都为他遗憾，如果知道舅舅的家在什么地方该多好呀，亲戚们见个面，应该是很高兴的事。

晚饭吃的是过桥米线。饭店不大，也就十几张桌子，吃饭的人倒是不少。因为没有空位子，我们站在门口等了一会儿才进去。刚在桌子旁边坐下，服务员就把热气腾腾的米线放在面前，还翻滚着，像刚从炉子上端下来。我小心尝了一口，又烫又辣。几个女同事皱着眉头不知如何下口。有人自作聪明，说正宗的过桥米线就是这个味儿，就是这样趁热吃。我说这汤里的温度至少也有九十度，喝一口还不满嘴起泡呀？于是，我们就抬杠，你一句我一句，说的都是家乡土话，带着满嘴脏字。好在一边吃饭的顾客听不懂，不然的话会看到很多白眼。

我们在那里叽叽咕咕地说话，吧台后面的中年妇女一直往这边看。看样子她有三十七八岁，中等个子，圆脸盘，白皙皮肤，大眼睛一闪一闪的，很有神。我制止大家别说了，我说那个妇女往这边看呢，大概是讨厌我们说话。大家就停下不说了，悄悄扭转头往吧台方向看。中年妇女大概被我们看得不好意思了，她把脸转向了别处。这时候各人面前的米线也稍稍冷了些，虽然还有点烫，但是能下口。大家吃得满头大汗，吃过之后，脸膛都是红彤彤的。大伙解开衣扣，手扯着衣服的前襟当扇子，啪嗒啪嗒扇了起来。无论怎么看，我们的行为都不文明，当时觉着这是理所当然的，没什么不对。

我和大伙一样，不停地摇着衣服的前襟，忽然同事们都停下不扇了，瞪着眼睛往我这边看，可是又不是在看我，眼光越过我的头顶看我身后。我一扭头，看到中年妇女站在我旁边，这时候她正看我，我们四目相对，同时流露出了疑惑。我不知道这个女人站在这里和我有什么关系，也就没在乎，继续扇我的衣服前襟。

忽然，她问了一句：你是小有哥吧？

我一个激灵站起来。她是谁呀，知道我的小名，还叫我哥。在我的印象里，只有我们村里人知道我的小名，就连同事们也不知道。她是怎么知道的，她想干什么？一时间我的脑子短路了，好一阵说不出话来。我吭哧着说：我是。

她说着我们老家的土话：你认不得我啦？我是大凤啊。

大凤是谁？我迅速把村里和她年龄相仿的妇女（包括出嫁了的老闺女）想了一遍，确定没有这个人。我们是个小村子，也就七八十户人家，像她这个年龄的，我掰着指头就能数出来。我说我不认识你。

出门前单位领导讲过，说他们几个人出去旅游，在一家宝石店遇到了一个“老乡”。“老乡”说他是那个店里的老板，他祖籍是我们县里的，家里曾是大地主，土改时爷爷带着全家跑到了南方。“老乡”说虽然爷爷死了，但他不能忘了他是哪里来的，现在见了故乡人感觉分外亲切，商店里所有商品都对他们打五折。“老乡”非常热情地给他们介绍各种首饰，鼓动他们买，说这就是赔本相送。他们一行人以为捡了便宜，每人买了十几件，花掉好几百，回到家才知道全是假的，一共也不值十块钱。我警惕地看着眼前这个女人，以为她也是个骗子。

她一直笑着，说：你想想，仔细想想。

我摇摇头说：真想不起来。

她说：五队坡底那三间房子是我家。

我脑子里好像有一道电光闪过，猛然间想起来了。五队坡底曾经有过一户人家，那家里的男人死了，一个寡妇带着三个女儿，大女儿叫大凤，二女儿叫二凤，三女儿叫三凤。这家人后来离开了我们村，迁移到了一个叫岳山的地方。她们的迁移或多或少与我有些关系。

一九七七年，我还在读高中。秋收时，学校放假让学生回村参加生产队劳动，帮助社员收秋。第一天参加劳动我就被镰刀砍破了手，食指露出了白森森的骨头，鲜血流了一地。支书看见后直摇头，说这都是读书惹的祸，如果不读书，早已锻炼成壮劳力了。我手不能动，只好在地边站着，看大伙劳动。支书说大忙天你不能站着，去五队监收吧。监收，顾名思义就是监督收秋。每亩地收了多少粮食要记下来，给社员分了多少粮食也要记下来，主要是看着他们，不能让他们私分粮食。

监收是个轻巧活，一般情况下是由村里的民兵连长、团支书或者妇女主任当监收员，像我这样一个毛蛋孩子当监收员，在村里还是第一次。我感觉很荣幸。父母亲也很高兴，怕我干不好辱没了支书的信任，千叮叮万嘱咐，每一个细节都说到了。比如如何与五队的干部社员相处，因为这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干部们想要隐瞒产量怎么办，他们私分粮食怎么办，看严了五队的干部社员不满意，看松了支书不满意，总而言之要心里有杆秤，得严就严，得松就松，不要一根筋。父亲说我们家和五队那些人都是一个姓，很早以前是本家，得松手时且松手，因为大家一年就有半年饿肚子，顺手往裤裆里装个半斤八两的，看见只当没看见。

我觉着父母的思想太落后，分明是让我与他们狼狈为奸，盗窃集体粮食。但我没有反驳，因为父亲已经瞅准了一个位子，放羊的二明当兵去了，他准备让我辍学给生产队放羊，是我苦苦哀求才打消了他的想法。如果我和他顶嘴，他会立马让我下课，回村给集体放羊。

五队在另一个山洼里，离我们家有二里远。第二天早晨，我沿着山脚到了五队打谷场。五队的干部社员都在那里，他们已经知道我要来监收，纷纷和我打招呼，不乏讨好巴结的意味。但我没有忘乎所以，伯伯叔叔，大婶二婶叫过一遍，才敢在凳子上坐下来。

五队队长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壮汉，我称呼他哥。他那双眼睛就像一潭深水，让人看不透。他把我从头到脚看了一遍，好像是掂掂我有几斤几两。他拿出九分钱一包的香烟让我抽，我说不抽烟，他就自己叼在嘴巴上，用打火机点着抽起来。

我简单问了秋收的进度，让他们给我准备两个账本，一支笔，一瓶墨水。队长哥说已经准备好了。五队会计跑着拿来给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办公桌也准备好了，就在那边的草庵里。我跟着他们走近场边的草庵。这是用草搭起来的一间小草房子，防止夜里有人来打谷场偷粮食，守夜的人住的。会计指着草庵门口一个小马扎说；就是它。马扎充当办公桌，很有意思。其实有没有办公桌无所谓，放在自己腿上也能记下那几个数字。

老年妇女都在场上切谷穗，她们一手拿着菜刀，一手扯着谷穗，动作飞快，看得人眼花缭乱，把一大捆谷杆上的谷穗切下来只用几分钟时间。她们一边切还一边说话，话题始终围绕着我。她们说我几年前还穿着开裆裤，拖着浓鼻涕满村跑，突然间就长成大小伙子了。说得我脸红脖子粗，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为躲避尴尬，我来到打谷场外面，站在电线杆旁眺望远方。山坡呈黛墨色，梯田里的庄稼在秋风中摇曳，发出沙沙的响声。山间小路上，一个娇小的身影担着两捆谷子步履蹒跚向这边走来。从走路姿势看，那是一个女人。我饶有兴趣地猜测她是谁，我把五队的青年妇女猜了一遍，觉着都不像，等那女人来到面前，才看清她是大凤。大凤比我小，还不到十五岁，居然担着成年人才能担得动的谷捆。我看见她满头大汗，走路非常吃力，就跑过去接她，让她把肩上的担子交给我。她没有把担子交给我，却露出感激的眼神，似乎承受到了无上恩惠。她坚持自己把谷捆送进了打谷场。

收工时，我问她为什么干成年人的活，她说家里劳力少，母亲一年做的工分不够分粮食，分不到粮食就要饿肚子，她必须为家里挣工分。

收秋时节，晚上常常加班。加班除了挣工分，还有一顿饭，要么小米干饭，要么白面馍，总之比各自家里的伙食好很多。虽然是秋收农忙时期，社员家里的伙食依然是糠菜饭，社员们一听说加班就来劲儿，冲的就是那顿饭。加班结束，社员们拿着大碗小盆去打饭，那份幸福就像进入共产主义。

我也很向往那顿加班饭，看见白面馍也流口水，但是我胆小，不敢走夜路，所以从来不参加五队夜里的加班。一天午饭过后，我正在草庵里计算粮食产量，忽然，草庵后面瑟瑟作响，草捆缝隙间钻进一个脑袋，是大凤。大凤用非常小的声音说：他们私分粮食。

我打了一个激灵。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我问：五队干部吗？

大凤说：除我家外，他们都私分了。

什么时间？我问。

大凤说：昨天夜里，后半夜。

他们在我这个监收员不在场的时候分粮食，并且没有记在账本上，毫无疑问是私分。就像等候多时的猫终于发现了老鼠的踪迹，我按耐不住内心的激动，但还是故作镇静地问：他们都私分，为什么单单没有你家呀？

大凤说：他们欺负我们家没有男劳力。

我还想问她是怎么知道的，大风把脑袋退出去了。五队会计紧紧张张走过来问：你在和谁说话？

我说我没有说话。会计不相信，把头伸进草庵看看确实没有人，疑惑地说：难道是我听错了？

我没有接他的话题，心里盘算着如何向支书汇报这件事。为慎重起见，我把五队私分粮食的事告诉父母，征求他们的意见。父亲一脸凝重，背着手转圈，一直重复着四个字：太胆大了，太胆大了。足足转了十几分钟，父亲才停下来。他说这件事你只能装作不知道，千万不能向上面汇报，如果汇报了，你不是和五队几个干部作对，而是和五队所有人作对，众怒不可犯。父亲特别嘱咐说，你以后不分白天黑夜，都要待在打谷场里，不给他们私分的机会。

我问：他们私分为什么单单不给大凤家呢？

父亲敷衍说：谁知道呢。

母亲欲言又止，停了好大一会儿才说：大凤她妈是个好人，就是那张嘴不饶人，惹下仇人了。

后来我才听邻居说，大凤妈长得好看，男人又死了，五队那些男人们想和她相好，她不仅不答应，还骂人，谁半夜去敲她的窗她骂谁，把五队那些男人骂遍了，整个五队几乎都是她的仇人。

我第一次体会到女人长得好看也是一种负担，想到大凤不到十五岁就干成年人的活，觉着她们母女有些可怜。

有一天傍晚收工时，我顺小路往家里走。在山道一个拐弯处，看到大凤母亲扒下一个玉米穗塞进裤裆里。几乎是同时，她也看到了我，惊得脸色煞白。我把头转向一边，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径直走了过去。

五队分粮食，一般都是我掌握秤杆，会计记账。我不偏不倚，公道公正，绝不缺斤短两，不克扣社员口粮，也不徇私情，拿集体粮食送人情。干部社员都对我没有意见。

一个秋雨绵绵的下午，我待在打谷场的草庵里，百无聊赖地看着远方。铅灰色的云团罩在山顶，淡淡雨雾，如同雨丝织成的网，罩住了整个田野。秋风吹起，带来丝丝寒意。整个打谷场只有我一个人，看着大堆的谷子和玉米。我本来可以回家，我怕他们私分，只得坚守在这里。又是草庵后面瑟瑟作响，大凤从草捆缝隙钻进来，不只是脑袋，而是整个人。她衣服都湿了，头发也是湿漉漉的。

我问：你怎么来了？

她说：给你说几句话。

我以为她还是说私分粮食的事，琢磨着如何回答她，不料，她却说：分粮食时你拿着秤杆子，我妈说，你要是多给我们家秤些粮食，我妈给你做一双鞋。

大凤母亲是个巧女人，针工好，村里有人家出嫁闺女大多请她做针工，她做出的鞋肯定好看。

我张嘴结舌，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太突然了，太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了。她这是不是在收买我？是不是给我糖衣炮弹？我用有限的阶级斗争理论来套这件事，感觉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比私分还严重。可我又觉得眼前的这个小姑娘不像是阶级敌人，她们母女可怜兮兮，别人私分粮食都没有她们的份，这样的人能是阶级敌人？那时虽然是一九七七年了，动荡激烈的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但是我们还踩在文革的尾巴上，人们的思想观念还很僵化，看问题跳不出文革那一套。

我别无选择，只能义正词严地批评她。我还没开口，她又说话了，这次说出来的话更出乎我的意料。她说：我妈说，只要你给我们家多秤些粮食，如果你愿意，让我嫁给你也行。

我看着眼前这个还不满十五岁的小女孩。她天真无邪，像刚出生那样单纯。她知道嫁人意味着什么吗？我觉着这太滑稽了，于是放弃了阶级斗争的严肃性，忍不住笑了起来。

她说：我说的是真的。

我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看着她，我是大人，她是小孩，她说的话只能是儿童戏语，不能当真。我说：你知道多大才能嫁人吗？

她说：知道，十八。我妈说你只比我大两岁，属相也合。

这时候，我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她不是小屁孩胡说八道，而是一本正经谈婚论嫁。我非常害怕，急于想撇清和她的关系，慌不择言说：你走开，赶快走开，再不走我让民兵把你抓起来批斗。

她一脸紧张，赶忙从草捆的缝隙里钻出去了。

由于大凤母亲所做的工分不够她们一家人分口粮，那一年，大凤家只得到了一半的口粮。我坚持了我的原则，没有多给她家一粒粮食。

秋天过后，我又回到了学校，把我在五队监收的经历写成作文。老师在上面圈了很多红，让班上传阅，说我有较强的阶级觉悟。正在我得意忘形的时候，形势突变，高校招生制度改革了，要实行统一考试。顿时，那些响亮的政治口号黯然退场，代之而来的是紧张的学习气氛。平时点头哈腰的“臭老九”们突然挺直了腰杆，高傲地昂着头，看人都懒得动眼皮儿。我们这些“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小将们可惨了，成了老师们嘲讽挖苦的对象。老师们不能不嘲笑，我们班三十五个人，居然没人知道一个亿有几个万，更别说数学、物理上的那些定理定义、推论公式，化学上的分子、原子，化学反应方程式。我每天对着书本抓耳挠腮，把在五队监收的事抛到了九霄云外。

春节期间，我偶然与大凤母亲相遇，心里有点紧张，怕她骂我。我们擦身而过，她还向我打了招呼，脸色淡淡的，带着一丝失望。但是没有骂我。

清明时，就听说大凤一家迁移到外地去了。他们家里断了口粮，眼看要饿死，外出谋生去了。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见过她们家里人。

岳山地广人稀，山大沟深，能容得下外人。我们这里揭不开锅的人家大部分去了那里。乡间民谣说：吃了岳山水，粗了脖子瘸了腿。水土关系，岳山有种地方病，不到万不得已，人们都不想去。

我参加工作后，偶尔会想起大凤一家，想起大凤。不知道她们家里的人怎么样了，是不是也粗了脖子瘸了腿。同时也深深自责，那年秋天，如果我能多给她们家秤些粮食，她们或许不用背井离乡。

我望着眼前这个略显富态的女人，觉着她很陌生，很难和那个瘦弱的大凤联系在一起，仔细看，眉宇间似乎又有点大凤的影子。我赶忙站起来，说原来是你呀，这么多年了，都变得认不出来了。她说一开始我也没有认出你来，是你说话的口音引起了我的注意。

我问：在这里你是第一次听到我们村里人说话吧？

她说：是，多少年没有听到过这种口音了，猛一听见，好像又回到了小时候。

我向她介绍我的同事，说这些都是我们老乡，和我一个单位的。她说刚才已经听出来了。她很高兴，慷慨地要给我们一行人免单。我们说这顿饭包含在团费里，应该旅行社买单，别免，免了我们也得不到。

她好像有点过意不去，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我不能就这样让你走了，明天你还来这里吃饭，我们好好说说话。我告诉她明天一早我们就去大理，在昆明只有这一晚上时间。她寻思了一会，说这样吧，今天晚上我带你出去转转，看看昆明街景。我说这个主意不错。

导游带着我们在酒店刚刚安顿下来，她就来了。她换了一身宽松轻飘的衣服，佩戴上了耳环项链等装饰物，看上去很时尚，和在饭店里判若两人。我惊异地看着她，觉着她应该去当电影演员或者是模特。同房间的小李悄悄向我使个眼色，内容丰富。她邀请我的同事都去，大家推说有事，只有我一个人跟着她出了酒店。

酒店门外停着一辆银色面包车，一个四十多岁的男子站在车旁。他满脸笑容，打开车门请我上去。大凤说这是她的男人，云南本地人。

我坐在副驾驶位置，大风坐在后排。大凤的男人开车拉着我们在街上转圈儿。那时候昆明的车辆还不是太多，很少发生堵车。我们每走到一个重要地方，都会停下车来，大凤男人像导游一样介绍一番。想到他们夫妻放下店里的生意，专门陪我逛街，我心里很过意不去，转了一个多小时就要回去。大凤男人说转了还不到五分之一，还有很多好去处呢。我推脱说有点累了，这样，我们就往回返。

大风告诉我，她和她男人是在浙江打工时认识的。他们在那里相识相爱，结婚，有了自己的孩子，后来有了一点积蓄，她们就来到昆明，开了这样一家饭店。

我问她母亲以及二凤、三凤的情况。她说二凤、三凤都读了大学，如今也都成家有了自己的孩子，二凤在山西，三凤在广东，生活得都不错。说到母亲时她脸色凝重起来，愀然说：我妈已经不在了，去世时还不到五十岁。

我对她母亲的去世感叹唏嘘，说过去那么苦的日子都过来了，现在生活好了，该享受生活了，却走了。

面包车在街道上缓缓行驶。有很长时间，三个人谁也不说话。大凤母亲的形象在我的脑海里异常清晰起来，像电影一样闪现。她消瘦的脸上有一双大眼睛，梳着两条大辫子，常年穿一件蓝底白花的上衣，像是已经很旧了，肩部打了补丁。一条蓝裤子也是补丁累累。她站在自己的院门前，对着坡下的打谷场喊叫：大凤——二凤——三凤——吃饭了。

我没有继续追问大凤母亲是怎么死的，大凤没说就说明她不想说，问多了会引起她的反感。我忽然想起她们家的房子多年前已经坍塌了，现在是一堆长满蒿草的废墟。

我说：你们家的房子已经塌了。

可能是在她的意料之中，大凤轻轻地“嗯”了一声。过了一会儿，她说：塌就塌了吧，也没人住。

我没话找话：你们一走就再也没有回去过，想不想回去看看？

大凤说：实话说，真不想。当年我妈带着我们姊妹三个走的时候发过誓，这辈子再也不想看见那个村里的人。

我尴尬地笑了笑，那个村里的人包括我。大凤说：小有哥，我们当年是被他们欺负、被他们逼到绝路才离开那个村子的，那个村子留给我们的只有痛苦。

我额头上冒着虚汗，可是又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自言自语地说：那时候——幼稚。

大风可能察觉到了我的情绪变化，她赶忙说：小有哥，你别多心，我说的那些人不包括你。

我说：你们的走和我是有些关系。

大凤说：我妈和我都没有怨恨你，那是我们求你办非法的事，你守住了你的本分，没有错，你并没有欺负我们。我恨的是那些欺负过我们的人。

我说：五队那几个干部已经不干了，有的已经离开了人世。村里的人已经换了两三茬，现在的那些小青年，你们走的时候还没有出生呢，你根本不认识。再说，事情已经过去这样长时间了，你们姐妹发展得都很好，就不要想过去的那些不愉快了。

大凤说 ：倒也是。

大风两口子把我送回住宿的酒店，开车回去了。同事问我都去了哪些地方，我随便胡诌了几个。他也没有多问，自顾自打起了鼾声。我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一直想着大凤说的那些话，琢磨了大半夜，终于明白一个道理：所谓怀乡，眷恋的不是那片土地，是那片土地上的人，当你不喜欢那些人的时候，那片土地就不重要了，乡愁就不存在。大凤对她的故乡并不眷恋。

翌日六点起床，简单洗漱之后去餐厅吃饭，看到大凤站在餐厅门口。我很诧异，问她为什么早早来到这里。她说她是特意来送我的。她说昨天晚上回去后，她想了很多，想起了小时候的很多事情。她说她想起了爷爷奶奶，想起了爸爸，想起了儿时的那些小伙伴，想起了院门外的香椿树。她说，那些东西我都忘记了，平时根本想不起来。昨天因为见到了你，不知怎么一下子全都想起来了。她说：想一想，我小时候也是很幸福的，那时虽然穷，爷爷奶奶还有我爸都还活着，一家人其乐融融。就是时间太短了，没几年家里就发生了变故。

我说，当时村里大部分人是同情你们的，只是由于当时的条件，大家爱莫能助。乘人之危欺负你们的人是少数。

她淡淡地笑笑，叹口气，说：其实那些怨恨我也忘掉了，也是因为见到了你，不知怎么又想起来了。

一辆大巴开过来，导游招呼人上车。我返回房间拿行李。从楼上下来，大凤还在那里站着。她说，你们在这里的时间太短了，还有好多话没说呢。我说留着以后说吧，也许我们还会见面。她说现在忽然很想回村里看看，也许明年清明，她就会和二凤、三凤带着家人去给爸爸扫墓。她说这么多年了，都没有在爸爸的坟前上过一炷香。说着，眼里有了泪花。

导游催我赶快上车。我刚上去，大巴就启动了。已经走了很远，我看见大凤还在冲大巴招手。这时候，我发现昨天晚上对于怀乡的理解并不准确。因为我长期在本地生活，没有漂泊流离的经验，不知道“故乡”俩字在她心中的位置，所有的臆断都不可靠。有一点是确定的，故乡并没有从大凤的记忆中抹去。

2018年初夏。